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如果我深陷痛苦、不再有所贡献，只能给我身边的人带来负担，那么我会考虑安乐死。”
康斯坦斯·德·弗里斯坐在厨房填充着两个注射器。一支装上强烈的麻醉剂，另一支装上毒药。她用纸巾慢慢地擦去针管外多余的液体，谨慎地包装起来。然后朝她的车走去。
75岁的安妮·巴斯被安排在下午两点死去。她们已经讨论过无数次这一过程的细节。在这些交谈中，她们坐在安妮·巴斯小房子里的一张木桌旁，桌子四周的墙上贴满了巴斯的孩子的照片和一个十字架。“你确定？”德· 弗里斯问了很多次，而巴斯坐在她的电动轮椅上，腿上盖着一张针织毯，她的双肩略微向前蜷缩。她开心地笑了：“是的，我确定。”
巴斯祈求死去已有一年，23年前，一次栓塞让巴斯胸部以下瘫痪。骨质疏松症让她的骨质松脆。她折断了两条股骨和几条椎骨以及她的左下肋，这推挤着她的器官。巴斯忍受着可怕的痛苦，但没有患上绝症。
在荷兰，一个人的家庭医生负责决定是否辅助自杀，为了能够获得安乐死的资格，人们必须证明他们患有无法治愈的疾病和难以忍受的痛苦。但对于巴斯的情况，她的医生拒绝了她的请求，她的家人也不希望她就这样离世。于是，巴斯转而向一个专门协助自杀的诊所求助。
“生命终结”诊所位于海牙，开业已有三年。有着高高的天花板，窗户前带着小阳台，更像是办公室，而不是医院。65岁的德·弗里斯在这里兼职工作。
与普通医生一样，德·弗里斯也开了一间全科诊所。每天接触从过敏到脑萎缩甚至癌症等各种各样的病人，但他们大都希望继续活着。她选择兼职做安乐死的医生是出于自身的信仰。
德·弗里斯并没有真正算过曾为多少名病人执行过安乐死，但这个人数应该是每年7人至10人，最多不超过10人。德· 弗里斯说，无论她结束了多少生命，这永远不会成为她的一项日常工作——一分钟内，一个会呼吸会说话的人在你面前变成了死人。“而我是杀死他们的人，”德弗里斯说，“第一次的时候，我的身体在颤抖。”这名医生回忆说，并称每次她都会紧张。
德·弗里斯与巴斯相识于2014年8月27日，那天，巴斯向“生命终结”诊所求助。德·弗里斯旁边的病历保存着巴斯的请求：“安妮·巴斯，生于1939年8月25日，书面请求为其执行安乐死。”这份书面请求中，巴斯写到她正经历着“无法承受的痛苦”，感到她已经遍体鳞伤。她继续写道，对她来说，不得不用袋子装小便，使她感到十分羞愧和耻辱。巴斯同时也有这样的感觉“医生已经放弃她了，”因为每次她向医生求助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总是：“我们真的无能为力了。”
德·弗里斯与护士进行了慎重的商讨，并咨询了诊所的建议，也和普通内科的医生通过电话。他们一致认为巴斯已经符合执行安乐死的条件了。
2014年10月，巴斯对她的家人宣布了希望尽早结束她生命的愿望；但是她的家人并不支持：“请您也考虑考虑孙儿们的感受吧。”她的女儿们恳求道。
死亡权利（NVVE）创办的生命终结协会中16.1万名成员均认为，死亡是基本的人权。多年以来他们一直主张，任何不想继续活着的人都可以选择安乐死。
像德·弗里斯这样的医生很难决定病人是否真的失去了所有希望。有些人只需要一些积极的经历就可以重拾生活的勇气。安妮·巴斯在做出最后的决定前也在犹豫。
“我发现一切都那么美好，我想活着。”巴斯说道。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我们都不会对你实施安乐死。”德·弗里斯说。
巴斯沉思了好久才说道：“如果不是因为疼痛，我很想继续好好活着。”
巴斯的丈夫把自己坐的椅子向妻子挪去，用厚实的手指漫不经心的擦去妻子轮椅上的灰尘。他喃喃地念着他们结婚时的誓词。面对现实，他说：“如果我可以决定她的未来的话，我情愿让她活到一百岁。”
两周后，巴斯不再犹豫，她想要安乐死。很快，另一名医生确认了德·弗里斯的评估，他们通知了巴斯的家人。女儿们哭泣起来，最后她的家人同意巴斯在轮椅上接受安乐死，时间是周二的下午两点。
安妮·巴斯也渴望23年前她就失去的独立。她曾经骑着她的自行车到处跑——去电子消费品公司飞利浦，她在那里做清洁工，还去了去临近的德国，她在那里做缝补鞋子的工作。然而，这一切止于她五十四岁生日后不久的一个早晨，那天，她的双腿完全失去了知觉，跌倒在地。家里没有别人，只有邻居发现了异常，于是打电话去找医生，但直至晚上才弄清楚状况：脱离的组织阻塞了连接脊髓的静脉，她的神经受损，医生已经无法医治了。
巴斯深信今后能保全双腿。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她的命运在几秒钟内就发生改变。几经努力，她总算能在床上坐起来了。“如果像这样子的事情在你75岁的时候发生，那可真糟糕，”她说，“但是如果发生在你54岁的时候，那就不公平了。”
“我母亲从不接受她的命运，”她女儿说道，其他的人点头认同。当他们知道他们的母亲就要死去后，他们每天都开始来看她。今天他们一起烧了牛肉汤。小女儿为她读了一首诗，他们聚在一起，回想着母亲曾经的样子。
她喜欢狂欢节。在夜晚的酒吧里，甚至早就过了回家的时间，她们的母亲也会要女儿们留下来。
“晚上我们也经常一起在森林里散步，”小女儿回忆。然后她哭了起来，她的一个姐姐抱住了她。
她们能理解母亲想离开这个世界的想法吗？“我看着她，在胸部以上，看起来似乎一切正常，”一个女儿说。“她说她很痛，”另一个女儿反驳道。“但是当然，我们无法感同身受，”第三个女儿说。
三个女人面对着整代人的道德冲突：对于像安妮·巴斯这样的人而言，死亡是一种救赎还是一个可怕的错误？
离世两天前，一个退休的牧师为巴斯举行了临终祈祷。
接着周二来临了。中午之前，一辆救护车停在了巴斯的灰砖房子前。一名护理人员将一根导管连入她的静脉，在管子上绑上绷带。
下午1:15，德·弗里斯坐在她的餐厅桌边，把针头插进针剂瓶里。这些药剂已经在她的冰箱里放了一个星期了。在她的两个孙女在边上看电视上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时，她缓缓地将针剂吸入注射器里。
德·弗里斯把注射器标上了序号。第一支是生理盐水，用来冲洗插管。第二支是注射到巴斯的静脉中轻微麻醉，之后的第三只是全麻醉。在这之后，德·弗里斯将注射含有150毫克罗库溴铵的最后一针，使呼吸肌麻痹。
她小心翼翼地将注射器装进特百惠密封盒里。“千万不要过早露面，”她在车里解释道。“不然你会干扰到家属们作告别。”车后座上的一个药品包里有一个急救箱。“你永远不知道可能发生什么”。
下午1:45，车开进了巴斯住的那条窄窄的街。德·弗里斯拿着她的两个医用包 、特百惠塑料盒，按响了门铃。
所有人都到了——她的女儿们、丈夫、孙子和孙女们，以及15个亲戚朋友。他们围着她。其中一个女儿握着她母亲的手。她的眼睛红通通的。巴斯微笑着。这么多人到这里，是因她而来。
德·弗里斯解下绷带，以便找到插管。她准备注射第一针了。
“你确定吗？”她问道。
“是的，我确定。”
他们放低了她的轮椅靠背，在巴斯的头下面方放了一个枕头。她的丈夫靠近她，二女儿紧紧握住母亲的一只手。小女儿坐在她脚边。“妈妈，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她攥着妈妈的另一只手问道。巴斯哭了，边哭边说出了她的遗言：“我希望这种事情不会在你们身上发生。”
她说希望他们团结在一起，和他们在一起她总是很快乐，并且他们应该聊聊自己遇到的问题。接着她的眼泪渐渐流干，声音变得微弱。德·弗里斯轻抚巴斯的脸颊。
下午2点，墙上的钟声响起，但家人们的哭声淹没了钟声。安妮·巴斯已毫无知觉。
『本文刊载于《明周刊》总第72期，原标题为《安乐死记事》』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