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黎和东夷
上回（??《邪魔还是圣贤，蚩尤不为人知的一面》??）讲到蚩尤是远古九黎联盟的首领，那么这个九黎联盟的发源地或者说它最活跃的舞台位于哪里呢？按照伍新福和龙亚伯《苗族简史》所作的论断，九黎部落原本控制着长江中下游一代和黄河下游的广阔土地。而吴晓东在《苗族图腾与神话》做出了更精确的分析，这块土地分布着三个文化圈：大汶口文化圈（位于黄河下游）、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圈（位于长江中游，以下简称“大溪文化圈”）、良渚文化文化圈（位于长江下游的太湖周围）。炎黄集团则发迹于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区，和它紧邻的是东面居住在大汶口文化圈的东夷集团，以及南面大溪文化圈。考古学证据表明大溪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仰韶文化圈和大汶口文化圈，所以大溪文化圈的土著不可能具备和炎黄集团对抗的能力，且黄帝和蚩尤发生大战的涿鹿之野在今天河北省涿鹿县，如果九黎原本居住于大溪文化圈，那么他们和炎黄集团交战应该发生在河南境内。在当时，唯一可能和炎黄集团相抗衡的只有文明程度比它稍次之的东夷集团，由此看来，九黎最大的可能性还是属于东夷集团的一部分。
汉代文献也佐证了该观点，《逸周书·尝麦篇》“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少昊，或作“少皞”，他和太昊都是东夷集团的著名领袖，他们的图腾是太阳和凤鸟（另据《左传》说太昊以龙为图腾）。少昊本名为“挚”，通“鸷”。《左传·昭公十七年》云：“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少昊族的分布和遗址在泰沂南部地区，大坟口文化的中心地区、地区之内。
《逸周书》说蚩尤受了赤帝（即炎帝）的命令寄住在少昊那里，当属伪托，其实蚩尤所率领的九黎同盟本来就是东夷集团中的一员，而且蚩尤地位很可能仅次于少昊。《盐铁论》记载：“轩辕（黄帝）战涿鹿，杀两皞、蚩尤而为帝。”这里虽然搞错了一些事实（涿鹿之战的双方是黄帝和蚩尤，且其它文献也没有提到过黄帝杀死两皞），但暴露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两皞死后最可能顶替他们位置的就是蚩尤。
另外，九黎和东夷可能指代的就是同一个部落联盟。古时候说东夷是由九个部落组成的，《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疏：“东有九夷：一玄菟、二乐浪、三高骊、四满饰、五凫更、六索家、七东屠、八倭人、九天鄙。”《后汉书·东夷传》云：“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且“黎”和“夷”发音相近，“九黎”可能是“九夷”的误读。这样一来，蚩尤就是继少昊之后的东夷领袖，也是说得通的。上回说到，汉高祖刘邦曾经奉蚩尤为兵主神，另一层原因就在这里，由于刘邦是山东沛县人，属于昔日蚩尤的故土，当地人不认为蚩尤是一个反抗黄帝的乱臣贼子，反而是一位抵抗外敌的英雄领袖。
二、战争起因
黄帝跟蚩尤的关系原本非常亲密（参见上回）。黄帝曾经借助蚩尤为他锻造的兵器征服二十一路诸侯，还有蚩尤为黄帝订立历法，那么后来二人之间为什么会爆发涿鹿之战呢？想来主要的原因肯定跳不出利益冲突。仰韶文化圈发迹于黄河支流汾河、渭河、洛河汇集地带，沿黄河向两边扩张，往东势必遭遇到东夷集团的阻截。
一开始炎黄集团为了平定其它部落，暂时和东夷集团维持着友好互助的关系，可能在这时候将青铜冶炼铸造工艺传给了东夷集团。考古学发现表明，仰韶文化圈在公元前5000年后就开始向青铜时代变革，而大汶口文化直到公元前2400年-前2000年才出现铜器。然而东夷集团或许首先将铜器应用于军事方面，并将他们铸造的一部分武器献给黄帝作为回报。但是，该来的战争迟早要来，相比于其它各个小的部落，东夷集团才是炎黄部落扩张道路上最大的对手。相反，东夷想要往西发展，也必然要克服炎黄集团的阻扰。所以双方终于在交界的地带冀中爆发战争。
另外，两个集团爆发战争的原因还包含思想上的冲突。《尚书·周书·吕刑》记载：“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有人将“灵”理解为原始部落信仰的万物有灵观，认为苗民丧失了原始信仰，失去了约束，所以才有人站出来制订了刑法。但是我认为这种原始信仰接地气，有着不断自我更新的魅力，不可能丧失，根据文献记载也能够轻易的发现苗族古往今来始终延续着巫教信仰。文中的“灵”指的是是黄帝集团推崇的意识形态。苗民接受不了这套，所以黄帝订制刑法来强迫他们（参见上回）。
《国语·楚语》也证实了九黎集团的文化和炎黄集团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这里我们要了解巫教和宗教的区分。巫教是宗教的原始形态，各个民族都是首先产生了巫教，然后伴随着体制的确立，巫教才渐渐的转变为宗教。和宗教相比，巫教拥有更大的自由性。比如：
1.宗教强调神绝对的高于人，神总是高高在上的躲在云后，不会轻易接见凡人，人必须服从神的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力。巫教认为神对人确实有一定优势，但并不是绝对的，神会经常来到人类身边，和人共处（即选文所说的“民神杂糅”），人可以跟神讨价还价，甚至经常出现人打倒神的情况，有时候人遭遇到不幸还会惩罚受了人类的祭祀但没有保佑人类的神（即“民渎齐盟，无有严威”）。
2.宗教祭祀注重庄严神圣，主要在庙堂举行祭祀，过程要求保持静穆。巫教祭祀强调热烈奔放，在户外举行盛大的游行、庆祝，其中有一些人会扮演神灵（“民神杂糅”“无有严威”“神狎民则”）。
3.宗教神基本固定，更新速度很慢，或再也不产生新的神，神和人之间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巫教经常把祖先也当成神来供奉，导致神的数量迅速激增，神和人之间差距不显著，有些神已经分不清楚原本是神还是部落的祖先（“烝享无度，民神同位”）。
4.宗教神职人员强调专业性和等级划分，神职人员经过严格的筛选和培训。巫教神职人员专业门槛较低，家庭的家长有时候也能够承担部分巫师的责任（“家为巫史，无有要质”）。
仰韶文化圈比起大汶口文化圈，历史更加悠久，文明程度更高，在黄帝时代已经进入到了宗教阶段，建立起一套庄严神圣的宗教体制。因此他们自然看不惯东夷集团仍然流行的那种野蛮混乱的巫教作风。文献上经常提到的“苗民弗用灵”“九黎乱德”“蚩尤不用帝命”指的就是东夷集团的人不接受炎黄集团的宗教观念。最终双方的文化冲突和利益上的冲突共同酿成了大战。
炎黄集团征服东夷集团后，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黄帝的后代颛顼帝绝天地通。《定庵续集》卷二记载：“人之初，天下通，人上通，日上天，夕上天，天与人，旦有语，夕有语。”说的就是，最初天地之间是相连的，人不管白天晚上可以上下于天，和天神愉快的交流。可是后来，颛顼帝破坏了人和天神沟通的渠道，确立的神至高无上，人臣服于神的阶级秩序。
三、九黎遗民的流亡
黄帝和蚩尤的战争是中国神话史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其中牵涉到许多复杂的问题，不是寥寥数语可以概括得清的，所以我打算以后用专门一章来陈述。这里先把战争的结果提到前面来讲。
涿鹿之战最终以蚩尤战败被杀告终，战败的一方要么选择被战胜者统治，要么面对流离失所的命运。《礼记·郑注》说：“颛顼代少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居于西裔者为三苗。”证实了这段历史。而《蚩尤神话》也讲到了战败的九黎人按照一位老生翁的指点，放弃了蚩尤坝和阿吾八十一寨，渡过湍急的黄河南下。后来在罩雾山脚下，九黎人在前进道路上发生了意见分歧，有的主张往左走，有的主张往右走，有的主张翻过罩雾山，遂分成三支。
最后那支翻过罩雾山的九黎人进入了位于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圈（此时这里已经进入了石家河文化阶段），这片大河穿越的富饶土地令他们想起了熟悉的家乡。于是，这支九黎人便在此地安营扎寨，渐渐的他们和当地比较落后的土著融合成为一个新的部落，史称“三苗”，昔日蚩尤率领九黎人英勇作战的传说，也融入了整个民族的记忆中，这个民族就是后来构成了楚国的主要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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