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学作为文化以及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是备受关注的。在远古时期，还没有现代的仪器，作为最为突出的可观测物——山和日月星辰就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首选参照物。风雨雷电、日月出入等自然现象就成为人们首要的观察对象。
据考古学发现，中国先民在距今8000年前就已经逐步形成了阴阳观，在新石器时代基于这种观念发展起来的天文学知识，系统地建构了中国人的时空观。在河南濮阳西水坡的仰韶文化遗存中，显示了中国传统天文学各主要方面的创造在距今6000年前就已经基本完成。（引自冯时《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天文历法》）。
作为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上古历史文献汇编，是儒家五经之一的《尚书》，据说《尚书》是追述上古事迹的著作。在其首篇《尧典》中记述了帝尧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这四位天文官观察星象、物候，掌握四时的四气变化，以指导人们生产生活，可见古人观象授时活动的重要性和制度化。那么对于农耕民族的中国古人来说，四时节气及物候的测定尤显重要，特别是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它们不仅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气，还是时空体系中最重要的关键点。古人观象授时活动有许多，有对日月出入点的观测、晷影的测量、对星辰的观测和对风向物候的观测等等。
物候历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历法，早于其他的历法，在物候历中对风的观察和测量特别重要。因为物候与风之间的关系密切，不同的季节风的方向、风力、湿度各不相同。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我们可以从《山海经》和商代的甲骨文中看到。古文字学家胡厚宜先生最早揭示了甲骨文中的四方风和四方神的记载，是与《山海经》中记载一脉相承的，《山海经》中将四方配四时，从记述中可以看到古人将四方风结合对日月的观测的观象授时活动。而商代甲骨文中的四方风名与四方神名与《山海经》中所写的具有明显的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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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中的“风”作“凤”字。甲骨文、《山海经》与《尧典》所描述的时空观是一致的，四方及四方风描述了四时的物候特征。
甲骨文“风”字 图片来源：网络媒体
郑玄注的《万形经》说：“风者，天地之大信。”说明风是天地之间给予人的最大最重要的信号。古人对风的测量仪器称为“相风”，传说相风是少皞的母亲皇娥发明的。相风是用羽毛做成鸟的形象的测风仪器，郑玄曾作《相风赋》说明相风的构造、功能等。外形是鸟形，将其立于长杆之上，会随风转动，类似我们现在用的风向标。慢慢地相风的外形演变成了凤凰的形象，如汉代灵台上和汉武帝的建章宫诸阙上都装有铜凤凰。在很多上古文物中都有凤鸟的形象。凤凰也变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神鸟。在商周的青铜器中有鸟形铭文，表现了古人立表测影和测量候风的活动。鸟为相风之鸟，鸟所立之木即测晷影用的表木。
金文中的相风图案 图片来源：容庚《金文编》中华书局
许多古籍都有对相风的详细描述，唐·李淳风在《乙巳占》中说表木上的相风有三足，两足在外，第三足是插入下面表木顶端的轴承中，使相风可随风转动。郑玄说相风表明了阳精（太阳）的运动。这可能就是中国传统神话中说日中有三足乌的传说来源吧。
三星堆神树 图片来源：网络媒体
在距今4800年至3100年的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青铜神树，神树分为三层，每层分别延伸3个树枝，每枝朝不同方向弯成弓形，枝上立有神鸟。专家们认为这与《山海经》中描述的扶桑神木相契合。这种传说中的神木应该就是由测晷影的表木神话而来。在距今3700年的金沙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四鸟绕日”的金箔，四只神鸟分布于具有12芒的太阳四周，此处的四神鸟应是四方神的另一种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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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周代四方风发展为八风，八风对应于八卦和八节，后来汉代的《淮南子·天文训》还对八风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说明。黄帝内经中有《灵枢·九宫八风篇》，虽然其中八风的名称与《淮南子》中的不同，但八风与八卦、八节、八方对应这一点与其他文献一致。此篇详述了八风既能伤人脏腑，也能长养万物，论述了如何观测风与天气的关系，教人们如何防病治病。
随着天文学的日益发展，人们对气候观测和历法的制定多依赖于对恒星的观测，相风的测风功能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从出土的诸多文物中，我们可看到几千年前的中国古人非凡智慧和精湛的工艺，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了不起。
文/承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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