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1480—1569），明朝奸臣，字惟中，号介溪，分宜人。1505年进士，被授编修。因权奸刘瑾当政，他便引病归乡隐居，写了大量诗文，名声很高。10年后，他被召回朝，任国子监祭酒。他抓住世宗让他去湖广祭告皇父的机会，大讲祥瑞，请奏撰文刻石，深得世宗欢心。由于会阿谀奉承，世宗又相继任他为南京礼部、吏部尚书、英武殿大学士。以六十二岁高龄，得为首辅。1539年后，世宗嘉靖皇帝沉迷道教，二十年不理朝政，严嵩作为首辅把持朝政，排除异己，杀害忠臣，对边事忽视，边防废驰，财政枯竭，国家汲汲可危。尤其在70岁后，他因年高体弱，把朝政交给儿子严世蕃处理。严世蕃依仗权势，买卖官职，横行霸道，搜刮珍宝，致人家破人亡而不惜，引起众怒。三年后，严世蕃因通倭罪被杀，严嵩被召令乞食回乡。
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袁州府知府姚汀开局修志，请严嵩为总纂。不久姚汀又以事去。第二年，徐琏继任知府。到职后，徐琏即飞函请严嵩继续纂府志。经八个月的艰辛，到正德九年即公元一五一四年，严嵩任总纂，是年为甲戌年，故人们称之为甲戌志。后世称《正德袁州府志》。
妄攀夏言及后刘瑾与其党羽被灭后，严嵩北上顺天，正式复官。在此后的十多年内，严嵩先后在北京与南京的翰林院任职。明世宗时，世宗沉迷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对政事漠不关心，朝中事务皆交由朝臣处理。礼部尚书夏言得到世宗的宠信，又是严嵩的同乡，于是严嵩拼命讨好夏言。
一日严嵩在家中设宴，并邀请夏言，夏言一开始答应了，但是后来却辞不赴宴，严嵩在久久没等到夏言之后，亲自去了夏言府里，门卫却告诉他夏言不在。严嵩对着满座的宾客和发凉的酒菜将请帖原文念了一遍，最后大呼一声“未能尽宾主之意，在下有愧于心。”表演完之后，不顾所有人诧异的眼光，他独自吃饭。从此对夏言仇恨种子埋下，严嵩溜须拍马步步高升，得世宗喜爱。嘉靖十五年（1536年），夏言升任内阁首辅，严嵩被提拔为礼部尚书。
反咬夏言夏言自视甚高，反对世宗沉迷道教。渐不为明世宗所喜。一日世宗将沉香水叶冠赐予夏言、严嵩等大臣，夏言并不戴上；但严嵩每次出朝都会戴此冠，还特地用轻纱笼住以示郑重。世宗见状，越喜严嵩而嫌夏言。
严嵩晋升为太子太傅，羽翼已丰，开始攻击夏言，严嵩又怂恿世宗罢黜夏言。夏言被罢后，严嵩为所欲为，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与严嵩一同参与机务，但世宗遇事只召严嵩。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十二月，许赞以老病去职，张璧去世，世宗再度起用夏言。这时夏言知道严嵩的为人，处处小心防范。严嵩表面上对夏言谦恭，但怀恨在心。日后严嵩再凭借青词夺回世宗的信任。
后来，严嵩抓住鞑靼入侵中原的机会，迫害夏言。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鞑靼入侵河套（今宁夏和内蒙古境内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以南），陕西总督曾铣发兵夺回河套，并上呈奏疏，建议从府谷黄甫到定边修筑一段边墙，再水陆并进，逼鞑靼退兵，此举得到夏言的支持。夏言向朝廷举荐曾铣，并与之商讨计划。
明世宗决心夺回河套，并褒扬曾铣。此时严嵩买通皇帝近待，称其“轻启边衅”，并指使边将仇鸾诬称曾铣掩败不报，克扣军饷，贿赂首辅夏言。严嵩更在世宗面前说两人夺回河套别有用意，世宗果然相信。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三月，曾铣被杀，妻子流放两千里，夏言下狱，后来严嵩利用传言，使世宗“得知”夏言毁谤自己，同年十月，夏言被斩首，夏言的亲信或贬或罚。严嵩重新出任内阁首辅，从此擅专朝政。
执政误国夏言死后，严嵩独揽大权，而明世宗一心修道无心处理政务，所有政事悉由严嵩裁决。此时除了严嵩、道士和左右近侍外，无人能见世宗一面。
严嵩成为内阁首辅后，继续小心侍奉世宗，世宗赐“忠勤敏达”银印。后来，严嵩年老，提拔其子严世蕃协助掌权，严世蕃成为工部侍郎。严世蕃收买世宗左右宦官，把他的日常生活、起居饮食、一举一动都汇报严世蕃。大臣干脆叫他们为“大丞相”与“小丞相”。有大臣讥称“皇上不能没有严嵩，严嵩不能没有儿子。”
严嵩父子权倾天下二十年，天下怨恨。严世蕃狂妄至极，甚至在家中宝库内大笑说“朝廷无我富！”众多大臣加以弹劾，皆赖世宗包庇。嘉靖四十一年，有山东道士蓝道行以善于扶乩闻名于燕京，徐阶将蓝道行介绍给世宗，一日蓝道行在扶乩时称“今日有奸臣奏事”，刚好严嵩路过。世宗对严嵩父子日久生厌。最终，严氏父子的权势被蓝道行的几句话推倒，严世蕃被判斩首，在行刑前大哭一番，而其父严嵩被没收家产，削官还乡，无家可归。两年后病卒。
陷人掌权后来的几年里，严嵩先后改任户部、吏部侍郎。嘉靖十一年（1532），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世宗对议礼的重视，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严嵩和世宗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据他自己说，当时世宗忙于同辅臣及礼部尚书等制定礼乐，有时一日召见两三次，有时至夜分始退。他住在城西约四里，乘车驱隶弗及，往往是单骑疾驰。
嘉靖十七年（1538），有人上疏请献皇帝庙号称宗，以入太庙。朝中大臣，包括严嵩在内，欲加阻止。世宗怒，着《明堂或问》，严厉质问群臣。严嵩尽改前说，并且“条划礼仪甚备”。献皇帝入庙称宗之争，是大礼议的尾声。嘉靖二十一年（1542），首辅夏言革职闲住，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仍掌礼部事。
夏言是江西贵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严嵩曾为该科会试的同考官，两人有师生之谊。夏言以议礼贵，比严嵩早发达。他建议立南、北二郊，实行天地分祀，得到世宗的赏识，一年中，由正七品的都给事中升至正二品的礼部尚书。入阁以后，他推举严嵩任礼部尚书。夏言对严嵩傲慢无礼，瞧不起他，以门客视之，两人关系迅速恶化。而此时，夏言又因拒服道冠法服等事，招致世宗不满。严嵩适时地利用世宗的不满，攻击夏言。
嘉靖二十三年（1544），首辅翟銮因事削籍，严嵩成为首辅，先后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太子太师、少师，获得了文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地位。世宗曾在案几上写下“公谨”（夏言字）二字，表现出对夏言的眷恋之情。严嵩闻知此事，立即迎合世宗，主动提出，“故辅臣夏言可诏用”。或称，世宗复思夏言，是因为“微觉嵩贪恣”。
夏言再次成为首辅，仍一如既往，不以同列待严嵩。凡有批答，他独自拟稿。凡是他憎恶的官僚，或与严嵩亲近的官僚，一概逐斥。嘉靖二十五年（1546），陕西三边总督曾铣议复河套，夏言极力支持。世宗本来也赞同此议，对持反对意见的官僚严加训饬。但在朝廷一片“复套”的呼声和积极筹办之中，他又改变立场，提出一系列疑问：“不知出师果有名否？及兵果有余力，食果有余积，预见成功可必否？”世宗思想的变化未必由严嵩引起，而严嵩的机会却由此而得。他立刻声称，“复套”之议不当，借机攻击夏言”。嘉靖二十七年（1548），世宗命夏言致仕。严嵩又利用掌管锦衣卫的都督陆炳与夏言的矛盾，总兵官仇鸾与曾铣的矛盾，联合陆、仇二人，确立夏言与曾铣交结为奸的罪名，置他们于死地。夏言死，严嵩与仇鸾的矛盾开始激化。严嵩石刻仇鸾曾被曾铣弹劾，逮捕下狱。
他在狱中与严嵩约为父子，请严嵩子严世蕃为他起草弹劾曾铣的奏疏。曾铣被杀，仇鸾有宠，不甘心为严嵩掣肘。他上密疏，揭发严嵩与严世蕃所行事，引起世宗的重视。嘉靖三十一年（1552），严嵩受到冷淡，大臣入值，他有四次不曾被宣召，当随同其他阁臣入西苑时，也被卫士拦阻。他回到宅中，与严世蕃相对而泣。所幸仇鸾不久病重，陆炳乘机把刺探到的仇鸾的不轨行为向世宗汇报。世宗立即收回仇鸾的印信，使他忧惧而死。皇帝和首辅间的芥蒂自然消除。
严嵩相继除去了政敌夏言、仇鸾，朝中一时无与匹敌，但他深知世宗对大臣的猜忌心理，为了保住他的权位，他对所有弹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残酷的打击，轻者去之，重者致死。沈鍊、杨继盛之死就是突出的例子。沈鍊他上疏，罗列严嵩十条罪状。主要指责严嵩要贿鬻官、沽恩结客、妒贤嫉能、阴制谏官、擅宠害政，严嵩由此大恨，反击说沈鍊在知县任上犯有过失，想借建言得罪，受些小处分，一来避考察，二来取清名。世宗被打动，谪发沈鍊至口外保安。沈鍊在塞外以詈骂严嵩父子为常，嵩闻之大恨。嘉靖三十六年（1557），严世蕃嘱咐新上任的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大总督杨顺合计除沈，许以厚报，“若除吾疡，大者侯，小者卿”。恰逢白莲教徒阎浩等被捕，招供人名甚多。杨、路列上沈鍊的名字，经兵部题复，沈鍊被杀。
杨继盛上疏论严嵩十罪、五奸。把世宗最头疼的北边安危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又说，去春雷久不发，主大臣专政，去冬日下色赤，主下有叛臣，把世宗最相信的天象说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奏疏十罪五奸的内容主要仍是贪贿纳奸，结党营私，打击异己。这些都摸准了世宗的心理，很有力量。但他在结尾处写道：“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重则置宪，轻则勒致仕。”这就犯了大忌。一来，世宗听信道家者言，根本不愿见二王；二来，藩王不当过问政事，询问二王是何用意？史载：“嵩见召问二王语，喜谓可指此为罪，密构于帝。帝益大怒”，遂将杨继盛送镇抚司拷讯。为杀杨继盛，严嵩故意将其名字附在坐大辟的都御史张经和李天宠之后，一并奏上。世宗报可，严嵩就轻而易举地杀了杨继盛。
北边的民族关系，是嘉靖朝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从借收复河套的争议杀夏言、曾铣，到“庚戌之变”，不过两年时间，而严嵩又一再告诫主持战事的兵部尚书丁汝夔不要轻战。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也就是刚刚入阁不久，严嵩与世宗谈论边事：“臣以为虏寇不足患，惟中国久安，武备久弛，将领非人，兵力单弱，粮饷缺乏，边围空虚而民不见征，法令不严而将帅不肯用命，功过不明而上下相为欺蔽，使虏得以窥我虚实，此深可患者也。”疏论中对“择大将”、“募壮勇”、“足粮饷”、“严法令”、“信赏罚”等问题均有精彩的论述，最后归结为：“此数者，人皆知之，皆能言之，而未见诸实行者，无乃未得其人欤？诚得人，以视国如家为心，以之择将必无私举，以之募兵必得实用，以之处粮必无空乏，以之定赏罚必无轻纵。”世宗读后连连称叹，说它是“探本穷源”之论。
尽管言之壮烈，严嵩的基本主张仍是守险。嘉靖二十八年（1549），再次与世宗讨论北边形势，他的守险主张更加明确。世宗问：“北虏累年入犯，我皇高祖考岁一驱逐，今如遵举一行，可欤？”其后又说：“今时非前比，只严督将臣守御，自可无事。巡驱之典似不必尽同于昔也。”出于守险的需要，严嵩对边墙十分重视。嘉靖三十六年（1557），鞑靼一部逼近永平、迁安等处。他提出：“须将各口原修未竟边墙，作速修补坚固”，“须严敕督抚官遍阅已修者，增坚未修者，作速修完，务在实行。”对于各边粮饷，严嵩也很关心。嘉靖三十七年（1558），大同地区丰收。严嵩说：“近闻大同颇熟，银一两可得米九斗。臣等伏念此时发银该镇，令趁时籴买，备半年饷。用一倍，可得三、四倍之利。”“若延至来春二、三月时，米价腾贵，银二两才可得米一石耳。他说：“倭寇之起，因闽浙人下海通番得利，聚徒众盛，遂起狂谋。去岁只在沿海侵犯，今则各地深入。据报，真倭数不满千，皆系漳温近海贼徒结伙导引，一如北虏我逆之导也。”这也是当时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看法。二是扩大统帅的权限。他认为，数年来东南战事不利，“皆本之铨曹及督抚诸司怀欺不忠，号令不一，寡谋失律之所致”。他起草的给总督胡宗宪的敕谕中宣布：“其在军门及行军之际不用命者，武职自参（将）、游（击）、都指挥以下，许以军法从事；副总兵先取死罪招由，令其戴罪杀贼；文官四品以上指实参究，五品以下径自拿问。
嘉靖三十二年（1553），在没有确立太子的情况下，安排裕王朱载垕（即后来的穆宗）、景王朱载圳婚事，诏于各府举行婚礼。严嵩不同意。这虽是先年亲王旧例，“但臣等思得府第浅窄，出府未免与外人易于相接，在亲王则可。今日事体不同，臣等再三计之，实有未安”。他认为可以“俱留在内成婚，亦于保护为便”。世宗不客气地问：“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及朕，卿等明说来。”严嵩回答：“储贰名分未正，而又出居于外，虽应得者亦怀危疑。府第连接，仅隔一墙。从人众多，情各为主，易生嫌隙。此在二王不可不虑者也。先朝有太后在上，有中官、东宫，体势增重，主上尊安。今列后不在，至亲惟有二王，却俱出外，此在圣躬不可不虑者也。”一年以后，严嵩又进言：“自古帝王莫不以豫建太子为首务。臣叩奏密对，屡以为请，圣衷渊邃，久未施行。中外臣民引颈颙望，谓此大事，置而不讲，臣等何以辞其责！请及开岁之首则告举行。“
严嵩傲慢态度嘉靖四十年（1561），吏部尚书吴鹏致仕，严嵩指使廷推他的亲戚欧阳必进。世宗厌恶此人，见名单大怒，掷之于地。严嵩上密启，“谓必进实臣至亲，欲见其柄国，以慰老境”。世宗碍于情面，答应了他。
严嵩密启的内容传出，许多官僚大为吃惊，有人说他“与人主争强，王介甫（王安石）不足道也”。几个月后，世宗命欧阳必进致仕，是对严嵩的严重警告。其子严世蕃是他的得力助手，但自从严嵩的夫人去世，他就不能再参政。严嵩接到世宗的诏书，往往不知所云。
世宗召徐阶推荐的方士蓝道行入禁中，常使预卜祸福。一日，严嵩有密札言事。徐阶事先通报蓝道行，蓝道行降神仙语，称：“今日有奸臣奏事。”看到严嵩的密札，一生信奉道教、礼拜神仙的世宗对他究竟是忠是奸发生了疑问。正在一内侍处避雨的御史邹应龙听到这个消息，认为是个好时机，上疏论严嵩父子不法状。结果，严嵩被勒致仕，严世蕃先是发戍，后以通倭罪被杀。籍没严嵩家，上报金三万二千余两，银二百余万两，另有珠玉宝玩数千件。但抄收上来的家产，不及十分之三。
抄家牵涉面很广，“江右小民，疮痍数十年犹未复”严嵩回到江西，晚景凄凉，“死时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椁，亦无吊者”。
《钤山堂集》《钤山诗选》《直庐稿》《直庐稿续》《南还稿》《留院逸稿》《南宫奏议》《历官表奏》《嘉靖奏对录》等数十种，共计200多万字，其中诗作1300多首，仅吟诵我省明月山（原仰山）、宜春台、仙女湖、毓秀山、玉山、龙虎山、钤山、大岗山等名胜诗文就有200多篇（详见《严嵩趣闻逸事》）。
书法留传至今不多的严嵩书法作品中，大体上可分为榜书、碑文、印文、卷轴四大类：
一是榜书，即“署书”、“擘窠书”，这类作品主要标题宫阙门额上，在北京最多，如原在西城区东大高殿外牌坊上的榜书“孔绥皇祚”、“太极先林”、“弘佑天民”、“先天民境”，西城区原景山大门上的“北上门”榜书，原在司法部地方法院楼上的“万邦总宪”榜书，宣武门菜市口的“西鹤年堂” 榜书和门联“用收赤箭青芝品，制式灵枢玉版篇”，前门外铁柱宫许真人庙里的“忠孝”、“净明”榜书，以及前门外粮食店的“六必居”、崇文门的“至公堂”，原翰林院署大堂上的“翰林院署”等榜书，此外，天津蓟县的“独乐寺”，山海关的“天下第一关”，山东曲阜的“圣府”等也俱出自严嵩之手。
二是碑文，如现存于湖南永州柳宗元纪念馆的“寻愚溪谒柳子庙”一文，杭州西子湖畔岳飞墓旁的“满江红”词一首，便分别是严嵩在任国史编修和礼部左侍郎时的作品。
三是印文，一为木印正书“严嵩”，一为篆文阴刻汉白玉“严嵩私印”。
四是卷轴，严嵩生前此类作品最多，然而能保存下来的也最少，现今保存下来的“千字文”，尤属珍品，严嵩自己对此作也颇为满意，曾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七十七上“题手书千文后”，叙述自己的书法创作经历，略曰：“予昔养疴钤山，得古法书，山林日永，饱时无事，时有临池之兴，虽风雨寒暑不辍，欧阳公谓学书为静中至乐，信然。既入政途，故步都忘，偶于笥底得旧所临千文帖，率皆断简残楮无足观者，儿辈稍联属以成斯卷，因识而存之，嘉靖丙辰七月望日题。”
在严嵩的“榜书”作品中，“六必居”最具代表性，这块匾的书体，方严浑阔，笔力雄奇博大；字体丰伟而不板滞，笔势强健而不笨拙，其历史和书法艺术价值极高，是榜书作品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明史》把严嵩列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说他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透过戏曲和文艺作品，严嵩的奸臣形象已深入民间。然而多年来，有关严嵩是否大奸臣，仍然争议不休，这些争议主要围绕着他专国擅政，逼害忠良与及巨贪恶富的指控。另外来自严嵩故乡分宜的学者，包括严曰文、严小平等人却对严嵩的评价采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他也具有忠君爱民，知人善用的一面，而且政绩卓着。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云：“王元美云：‘孔雀虽有毒，不掩其文章。’谓严嵩也。”
《明史·王世贞传》称严嵩“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清纪昀编撰《四库总目提要·集部·别集类存目》时，评严嵩诗集《钤山堂集》：“嵩虽怙宠擅权，其诗在流辈之中，乃独为迥出。王世贞《乐府变》云：‘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亦公论也。然迹其所为，究非他文士有才无行可以节取者比，故吟咏虽工，仅存其目，以昭彰瘅之义焉。”严嵩书法拓片清张廷玉于《明史》说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他“为诗古文辞，颇着清誉”。
著名史学家曹国庆认为严嵩在书法上成名，是他初入翰林院的时候。明代的翰林院网罗了天下的科举人才，相当于中央的智囊团和书记处。严嵩的经义文章每每列为首选，他的诗词唱酬之作也常在宴集中力拔头筹，于是，人们在欣赏他的文章的同时，又领略了他的书法技艺，观其文便可获双重享受。此后，由翰林院而及其他任上，由京师而及地方，士林中便多有以得其墨宝为荣者。钤山归隐的八年间，严嵩又精研了许多书法字贴，书法造诣精湛。至今在北京还留有他的书法遗迹“六必居”等题额10多处。山海关的“天下第一关”、山东曲阜的“圣府”、杭州西湖岳飞庙的“满江红”（但落款后被改为夏言）同调词等全国知名景点20多处还保留了他的书法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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