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崇祯在几个很关键的问题上犯了无可挽回的错误，导致了国家的灭亡。
崇祯是一个很勤劳的皇帝，单论敬业，明朝少有皇帝可以及得上他。然而这样一个皇帝却成了亡国之君，其原因在于崇祯接手的是个烂摊子，崇祯为人比较自负，而且朝廷内部东林党一手遮天，完全没有不同的声音。
崇祯与杨广堪称是亡国皇帝中唯二的两个另类，其他人亡国要么是昏庸无道，残暴不仁；要么就是整日诗词歌赋，美女做伴。然而崇祯与杨广却都是非常敬业，也落得个亡国的命运，个中缘由值得深思。
崇祯作为明朝的末代皇帝，即位时整个国家也是内忧外患。但是他为这个帝国的重新振兴而在不懈努力，奈何回天乏术，虽殚精竭虑仍于是无补。
一：对于李自成和满清的威胁认知不够。
明朝末年，有两大因素一直威胁着明朝统治，其一是从西北地区进而蔓延到全国的农民起义，其二是关外女真族的重新崛起并不断冲击明朝的正统地位。
不知是明朝的农民起义军太弱还是明朝军队实力太强，历史上黄巢、宋江等人都能打得过官军，可是明朝末年这些农民军的战斗力实在是让人无力吐槽，明末的几员大将都曾将他们打的找不着北，例如洪承畴、左良玉、曹文诏、卢象升、孙传庭等。
而另一个威胁满清实在是让人无法忽视，自从满清崛起后，也就是孙承宗、袁崇焕以及毛文龙曾经战胜过八旗子弟。其中孙承宗和袁崇焕凭借的是关锦防线，毛文龙则是派兵袭扰。
换句话说，这两者的威胁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农民军的威胁相对较小。
而且明朝末年的财政收入是很感人的，且大部分都投入到了关外的关锦防线上，偏偏两个威胁同时存在，明朝根本无力同时应对，偏偏崇祯还想一次性全部消灭。
“攘外必先安内”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与关外清军议和，除去守卫部队外，将关外的精锐部队调入关内，先平掉国内乱匪，再去应对清军，应该相对会容易的多。
二：对待阉党太过想当然
明朝末年的政治斗争主要是阉党魏忠贤和东林党人的争斗。崇祯的立场偏向于东林党人，也认为东林党人是正义的化身，然而政治斗争本身就没有对错。
崇祯认为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的根源在于魏忠贤领衔的阉党乱政，杀了魏忠贤就可以结束黑暗的吏治。殊不知真正的根源在于文官集团这个庞然大物，人性贪婪，文官们无休止的贪污受贿才是腐败的根本。
魏忠贤的阴狠毒辣仅仅针对于东林党人，魏忠贤在时，尚能压制东林党，而除去魏忠贤后，东林党就如同失去了天敌，蹦哒的异常活跃。
东林党虽死里逃生，但是依旧跳不出党争这个局限。在东林党人看来，只有他们的观点才是正确的，“非吾族类，其心必异”，不是东林党的人，就一定是奸佞。加之文官排斥武将，使得太多的人对东林党不满，造成了政局不稳。
三：对文官和士大夫集团宽容
因为应对清军的入侵使得军费支出占到了财政收入的大头，且居高不下；西北灾荒又无力赈灾使得流民四起。
明朝不得不增加财政收入来应对没钱的局面，其中之一就是裁撤驿站，而另一个措施就是增加税收，将压力转到百姓身上。
江南地区本就富庶，因此增加税收在可承受范围之内，而西北地区土地贫瘠，且又遇到灾荒，百姓无力承担，就连温饱都无法保证，也给了造反充足的理由，导致西北地区民变四起。
而与此同时，高高在上的士大夫和文官集团依旧我行我素，吃喝玩乐，迎来送往。李自成攻下北京后，麾下刘宗敏从北京王公大臣家中搜刮出了金银珠宝无数。而崇祯自始至终从没有向这些阶层要过钱或收过税。
四：行事激进，对臣子缺乏信任
崇祯从不轻信大臣，如果说明朝什么时候的首辅最难当，一定是崇祯年间。崇祯在位期间的首辅换了一个又一个，没有人能坐稳位置超过两年。而每个人的执政理念又是不尽相同，这也导致政令朝出夕改，政令混乱。
在袁崇焕这个镇守关锦防线的大将身上，他缺乏应有的信任，请人回来的是他，杀人的还是他。仅仅一次北京被围，他就中了皇太极的离间之计。虽说袁崇焕骄傲自大，有取死之道，但对自己亲自请回来的大臣没有应有的信任，实在是不该。
明末乱匪横行之时，崇祯曾任命多位武将剿匪，每一个都有平定乱匪的能力，他却换了一个又一个，导致最后每个人都以乱匪不在境内为第一要务，从而也丧失了很多彻底剿灭乱匪的时机。
崇祯是个好皇帝，奈何生不逢时，若是在明朝的中期，崇祯未必不能将明朝推向封建时代的巅峰。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