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APP
userphoto
未登录

开通VIP,畅享免费电子书等14项超值服

开通VIP
品中国文人:苏轼(长篇)

     熙宁初年王安石变法,苏轼反对他。
  王安石字介甫,朝野尊称他为荆公。这是北宋的一个奇人,大苏轼十五岁。苏轼官于凤翔,他已经做到翰林学士兼地方长官。他基层经验丰富,一心想把基层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全国去。北宋三百二十州,王安石熟悉的几个州,条件都不错,比如江宁,历来是江南富庶之地。而由于荆公本人廉洁自律,吏治也颇见成效。
  王安石善于等机会,更善于制造机会。凡为政治家,这是必备的素质。宋仁宗屡次召他进京,他拒绝,有一次躲圣旨竟然躲进了厕所。他的目光很厉害,和李白有一比,虽然两个奇人的锐眼射向不同的领域。仁宗老皇帝,王安石对他了如指掌。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发起著名的“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就收场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仁宗老了,不想对国家动大手术。仁宗后的英宗,身体不好,意志力上不来,曹太后权同听政。英宗在位三年,王安石“按兵不动”。他辞官,越辞声望越大。治平四年(1064年),英宗从政治舞台上神秘地消失了。神宗继位,改元熙宁。这好学的年轻人身强体壮,意志力远胜于诸皇子,并且越过前朝,直追宋太祖的时代。
  王安石要等待的,就是这样的皇帝。
  所谓历史奇人,一定是目光长远,能看到几十年。如果他看清了看准了,整个国家几代人都会受惠于他。反之,则麻烦大了。荆公变法的是与非,这一千年来争论不休。
  王安石是大题目,是古代大文人直接影响历史走向的人物,是政坛奇人、生活中的怪人。关于他,笔者将另篇专述。
  苏轼同样主张变革,他曾对宋仁宗说:“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他形容国家像个病人,表面上能吃能喝能睡,但如果让扁鹊、华佗这样的神医来把脉,一定大惊失色:这病人几乎到了绝症晚期。
  苏轼说出了有良知的士大夫的普遍隐忧。
  宋朝立国百年,表面上维持着繁荣,其实危机四伏。唐帝国盛极而衰,北宋士大夫对此高度敏感。然而日趋庞大的官僚阶层糜烂成性,消耗国家财政;又养着百万只能维护极权统治而不能戍边御敌的军队,区区西夏小国,连年袭扰甘陕,搞得几代大宋皇帝忧心忡忡。朝廷每年输金求和,拿出去的金帛数字惊人。
  冗官,冗兵,这两项开销令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官员的特权动不得。这是一个大问题。二十年前,范仲淹的“庆历新政”首先拿官吏开刀,喊出响彻历史的口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什么?忧国运不能长久。可是大批官员忧他的官帽,忧他的待遇,谁动了他的帽子和钱袋,他要拼命的。
  范仲淹失败了。时隔一代人,变革的声音又大起来。这一次,血气方刚的宋神宗碰上一代奇人王安石,两股大力相加,新法得以骤行天下。两三年间,七八个新法相继出台,一经出台立马实施,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青苗法,保甲法,教育法、农田水利法……涉及面之广,力度之大,几乎空前绝后。
  本来力倡变革的苏轼,却站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这是为什么呢?
  苏轼从凤翔回汴京,升大理寺丞。父丧,回眉山守制丁忧三年,还京,任职于史馆。英宗、神宗都曾想重用他,宰相韩琦几次加以阻止,理由是年轻干才需要砺练。为此朝廷有议论,认为韩琦行事过于老成。苏轼倒显得十分豁达,对安慰他的恩师欧阳修说:“韩公,乃古之君子爱人以德者。”
  凤翔太守陈希亮砥砺苏轼,看来有成效。苏轼虽天性豪放,但不经磨练,不受挫折,修炼成博大襟怀也难。到后面我们会发现,苏轼对别人的包容、宽厚,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不过,在原则问题上,苏轼毫不退让。
  王安石推行新法有如暴风骤雨,一个新法未见成效,另一个又来了。他不怕走极端的。也许汲取了当年范仲淹推新政不够狠、导致守旧势力反扑的教训,王安石的战略是先走极端,然后再来纠正。他的总体思路是强化中央财政,与商贾争利,抑制地主豪强。比如在各大城市设“市易务”,用官方资本做买卖,权力与资本两强并举,令一般商人完全失去竞争的优势,破产的破产,关门的关门,大街小巷怨声载道。
  再如青苗法,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官府贷款给农民,半年取二分利。而以往则是贫户向地主借高利贷,利息有半年高达五六分的。王安石的青苗法,其初衷不无高明处:朝廷从地主手中拿走了利益,又使贫困农户免受高利贷的剥削。但新法在全国推行,问题出来了:地方官吏为凸显政绩,强行向农民摊派贷款,这叫“抑配”,朝廷明令禁止,下面却悄悄干,不分贫富,不管农民情愿还是不情愿,一律放债。为防止贷款流失,又想出了一个绝招,使贫富相保,结为利害共同体,贫者有还不起贷款逃走的,拿富户问罪。青苗法实施一年,乡间小道上常有官府的两支队伍——放债队和抓人队,闹得鸡犬不宁。
  不少地方政府放利三分,既向上邀功,又向下刮地皮。不仅乡下大搞特搞,城里也摊派青苗贷款了。
  还有一个严重问题:农民手里有了钱,很快拿到城里花销,吃喝玩乐像个城里人。贷款吃光了,他们拔腿就逃。
  这些都是青苗法的设计者始料未及的。其余各法皆有不同类型的弊端。
  后人评价熙宁诸法说:“法非不良,而吏非其人。”王安石凭借他几个州的基层经验,把新法推向三百州。可能他觉得,全国官吏的素质都像他和他的部下。
  苏轼也有自己的基层体验,凤翔十个县,他曾跑遍每一个县衙,每一处村落。在老家眉山,他对维系生活世界的风俗与道德,做了大量细致的考察,进而得出结论:风俗,道德,对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国家又怎么能够长期富强?
  苏轼以民为本,王安石以国为本,二者矛盾了。
  苏轼官小,王安石官大,但小官处处反对大官,弄得大官非常头疼。俗话说人微言轻,苏轼却是典型的官小声音大。这里有三个原因:1.他与欧阳修、范镇、富弼等朝廷重臣往来密切;2.他语言功夫超一流,极富煽动性;3.他能直接给皇帝写信,前后两封长信——《上皇帝书》和《再上皇帝书》,言辞异常激烈,充满了火药味儿。
  细读苏轼这类文章,令人很感慨的。
  有一天皇帝突然在便殿召见他,问以国策。他一点不客气,当面批评神宗:“进人太锐,听言太广,求治太急!”神宗听了很不舒服,却好歹忍住了,温和地说:“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卿在阁馆,当为朕深思治乱。”
  这次皇帝的单独召对,使苏轼兴奋不已,逢人便讲。
  王安石听到了,心下不悦。
  神宗是个奇怪的年轻人,一面独裁,一面又想倾听大臣们的意见。毕竟变法事关重大,他和唐宪宗一样要做中兴之主,重启国运。他有重用苏轼的念头,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明确表态:不可。
  神宗只好作罢。独裁皇帝,不得不对“拗相公”言听计从。
  王安石对苏氏兄弟都抱着戒心。他所执掌的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曾用苏辙为检详文字,负责起草一系列新法。苏辙却屡与他意见相左。终于没法合作,苏辙主动辞职。
  苏轼、苏辙的政治主张高度一致。兄弟始终共命运,价值观的相同可能是首要因素。早年在眉山,他们共读圣贤书,讨论国家大事。父亲苏洵也加入进来。叫做“南轩”的书房常常响起三苏父子激烈争论的声音。
  在德语中,“真理”一词含有争辩、争而后得的意思。
  三苏父子共同的价值体系,倒不失为一个有意思的研究课题。
  苏洵讨厌王安石,视王安石为装模作样、胸中藏有大奸之人。他写过《辨奸论》,京师流传甚广。现在王安石排斥苏氏兄弟,这里边是否含有报复?依我看,可能性不大。有证据表明,壬安石对苏轼的理解与欣赏,超出宋代一般人。这个后面再讲。
  王安石要干大事,扭转历史的走向,必须清除绊脚石。然而绊脚石真是太多了,王安石手脚并用,又踢又搬的,如果不是绊脚石自己走掉,“拗相公”力气再大,估计也只能干瞪眼。司马光、范纯仁、富弼、范镇……一群重臣相继离开朝廷,类似现代政治格局中的内阁集体辞职。神宗皇帝哭着挽留,但大臣们去意已决,纷纷乞外放,做地方官去了。司马光在洛阳一待十五年,埋头写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他和王安石一样耐心等待时机,蓄积能量重新跃入活生生的历史进程。
  在王安石眼里,苏轼是个古灵精怪的绊脚石,体积不大,却很沉很沉,搬它费力,踢它脚疼。这石头还善于在京师的地面上四处滚动,发出各种刺耳的声音。
  熙宁初,有两三年的时间,苏轼在京城跳得很厉害。神宗的一句“为朕深思治乱”给了他巨大的力量。他忠君,又指责君,冒着身家性命反对神宗的治国大略,这股大力又从何而来?答案似乎只能是:来自强大的文化传承。
  国家是得变,但欲速则不达。苏轼打比方说:要像白昼不知不觉变成黑夜,不能从严冬一下子进入酷暑。气温大起大落,肌体承受不了。几百年形成的风俗、道德,几年就要摧毁它,生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青苗、免役、市易诸法,固然在短时间内充实了国库,却令城乡百姓遭殃,弃祖业,卖田产,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苏轼痛心疾首,《再上皇帝书》中大义凛然地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
  这一年苏轼三十五岁。慷慨激昂的言辞中不难看出书生意气。论治国,我不知道他和王安石谁高谁下。我所能分辨的只是:苏轼看社会生活,看得更细更远。而荆公这个人,是出了名的对日常生活不屑一顾。他的日常趣味对他的治国理想,不会没有影响吧?
  苏轼铁了心跟荆公对着干。这块绊脚石,摆到了荆公的眼皮子底下。年近半百的拗相公会奋力一踹吗?
  荆公若是这么干,他就枉称荆公了。古代称公者,几乎是圣人的同义语。
  这时候,一个小人跳了出来。小人名叫谢景温,几年来在官场苦苦钻营却进身无计。他思得一计:把自己的妹妹嫁给王安石的弟弟。他成功地做上荆公的姻亲,当上朝臣,然后发挥狗的本事咬上苏轼。他上章弹劾,说苏轼三年前送父亲的灵柩回眉山,利用官船沿途贩卖官盐、家具和瓷器。神宗看了奏章,下令调查。这桩弹劾案闹得朝野震动,韩琦、范镇、欧阳修都站出来为苏轼讲话。当初苏洵去世,英宗及大臣们的赠银数目那么大,苏轼一概不受,他犯得着沿途用官船卖私货吗?
  案子终于了结,苏轼无罪。审案的过程长达数月,王安石一直不表态。也许他并不希望一棍子将苏轼打死。但这个新法的绊脚石必须挪开。神宗领会了他的意思,下旨说:“与知州差遣。”苏轼自从到凤翔任签判以来已有十年,可以做太守了。然而圣旨下达中书,中书不同意,改命苏轼为颍州通判。中书等于宰相办公室,直接听命于王安石。变法的紧要关头,王安石不能让苏轼出任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神宗的旨意遭驳回,拗相公拗到皇帝跟前了。神宗挥朱笔再批:“通判杭州。”
  杭州为东南第一大州,富庶冠于全国,是王安石“生财”的重点。从神宗的任命看,他对苏轼还是很有好感的。通判这个位置蛮有意味,既不是副职,又不是部属,它是宋廷特意为节制、监察太守而设置的官位。看似闲职,不管事儿,但州府大小公事,须由太守与通判连署方能生效。通判若是弄权,不合作,打小报告,往往把太守弄得很难堪。太守忌惮通判,是宋朝官场的普遍现象。通判不弄权还能叫通判吗?
  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苏轼携家小离京赴任。继室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同行的还有长子苏迈,次子苏迨,以及苏轼的乳娘任采莲。有学者猜测,任采莲可能是苏洵的妾。苏轼视同生母。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一生的命运都搭进去了。
  苏辙在陈州担任学官,苏轼到陈州盘桓七十余天,时常出入张方平的太守府。十月初,轼、辙同往颍州拜谒欧阳修,又住了二十几天。这两个老人是三苏父子的大恩人。曾因政见不合而反目多年,却能联手把苏轼推上政坛和文坛。北宋士大夫,胸襟开阔者比比皆是。这个现象,值得深入思考。

4
  
  苏轼刚到杭州,就接到画家文同写来的一首诗,诗中告诫说:“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题诗。”
  而苏轼既要问事,又要题诗,两者都给他种下了祸根。
  国家处于因剧变而引发的动荡之中,苏轼紧张关注着,北面来的京都客,他哪有不问的?西湖风光如此之美,他若不激动,不题诗,他还是苏轼吗?文同所担心的这两点,恰好是苏轼生命中两个最大的喷发点。与之相比,仕途算什么呢?官帽算什么呢?理解这个犹如巍巍昆仑般的伟大生命,这是关键处。入仕为做事,为实现士人的理想,但要拿理想换取仕途通畅,苏轼这样的人办不到。
  前面我谨慎地使用了“文化基因”这个词,不知道读者是否认同。从孔子、孟子、庄子、屈原到苏东坡,一连串光辉的名字,呈现出清晰的“基因链”。破解人类精神、文化的基因图谱,其功之伟,何尝低于破解生理性的图谱?
  杭州太守沈立,是一位爱民勤政的好官,苏轼和他相处融洽。二人尽量在实施新法的过程中减少流弊。当时的地方官,执行朝廷的命令有弹性的。像欧阳修为颖州太守,在他的地盘上公开抵制新法。欧阳修是三朝元老,朝野享有盛名,皇帝也让他三分。而王安石是他的弟子,弟子对老师,还得毕恭毕敬。
  沈立是王安石选中的干吏,出任江南第一都会的太守,受各方关注。反对新法的大臣常有书信给他。他夹在中间,动用官场智慧谨慎行事。苏轼与他经过短暂的磨合之后配合默契。通判与太守,没什么不愉快。苏轼这个人,学弄权显然比较困难。通判一般都狡猾,充分利用朝廷给他的模糊身份以掣肘太守。《水浒传》里有个黄通判,很典型的。而我们的这位苏通判却给人相反的印象。史料记载多,包括宋人笔记和苏轼本人的诗作。
  青苗法在杭州推行,后果如苏轼所料,欠官债的百姓被捉拿,牢狱人满为患。除夕,按衙门旧例要清点犯人,苏轼高坐于堂上,目睹这些衣不蔽体的小民,心中的酸楚油然而生。他写下《官厅题壁》,把悲哀留在州府的墙上:“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
  苏轼巡视各县,余杭,临安,富阳,新城,于潜。在“春入山村处处花”的新城县,他吃惊地发现,不少年轻的山民揣着青苗贷款进城消费,于是慨然写道: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农民处于温饱线上,手里难得有许多现钱:尤其是不懂得生活艰辛的年轻人,他们没文化,欲望又盛,不朝城里跑才怪呢。吃喝嫖赌样样来,啥本事都没学到,只学会了城里人的好语音……苏轼正是在这些细微的地方,确认了新法的大漏洞。
  浙东浙西厉行盐法,短时间内杜绝私盐,沿海制盐的灶户在官府低价强买的高压之下,苦不堪言。官逼民反,民间有多达百人的盐枭集团武装贩运,遭到官军的重锤镇压。苏轼上书朝廷:“两浙之民,以犯盐得罪者,一岁至万七千人而莫能止。”
  一年为一法,就抓了近两万人。
  官盐价格高,财政收入是大大增加了,然而江南产盐地,百姓却常常食无盐。苏轼写诗讽刺盐法:“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江南百姓也是闻韶乐不知盐味吗?
  熙宁五年,新法推行的力度加大,苏轼很苦闷,写信给朋友说:“在此……虽有江山风物之美,而新法严密,风波险恶,况味颇不佳。”
  江南的体验,印证了他在蜀地的生活印象。百姓安居乐业,这多好啊。可是上面动个念头,下面就乱成一锅粥。
  他写诗并编成集子,刻印几十本供朋友们传看。不少人到杭州来看他,包括后来的“苏门四学士”之一、诗和书法与他齐名的黄庭坚。他对人完全没有城府,王弗生前是最担心的,在汴京在凤翔,她睁大一双慧眼,含笑打量每一个到访的客人。眼下的王闰之,一门心思带孩子。前后两位夫人,似乎真有高下之分……有个名叫沈括的官员兼知名学者,把苏轼的集子带到京城去了。
  苏轼通判杭州三年,虽有新法之苦,却不是愁眉苦脸过日子。此人先天快乐,后天快乐,要让他不快乐,除非阻断他的呼吸。本文写作的冲动就是想解开苏东坡的快乐之谜:天性生快乐,智慧生快乐,磨难生快乐。
  沈立调走了,新太守叫陈述古,原是朝中大臣,新法的反对者,被王安石的得力助手吕惠卿排挤出京。神宗安排陈述古做杭州太守,自有一番考虑。
  苏通判与陈太守相得甚欢,当时已传为佳话。这倒不是说,二人今天聚首,明天就联手抵抗新法。官场智慧,并不允许这么干。苏轼写过《留侯论》,年轻的张良刺秦王逞一时之勇,非智者所为。苏轼的“凤翔期”,不也犯过由着性子行事的毛病吗?
  苏轼为官,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经验主义者。汉、唐、宋,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足以形成这样的智慧。
  苏轼有两首名词是为陈述古写的。一般官场友谊,哪有这等情怀。
  长官和睦,僚属踊跃。僚属几乎每天请喝酒,苏轼疲于应对。他酒量不行,一杯上脸,三杯就似醉非醉了。杭州号称人间天堂,却是苏轼的“酒食地狱”,趁人不备他要溜的。西湖边有座望湖楼,有时他一个人待在那儿,享受一下孤独。摆脱人群的孤独蛮有味道。大诗人都是孤独的好手。万顷西湖在脚下,环湖诸山在天边。时值七月,这一天忽然黑云翻滚大雨倾盆,苏轼凭栏徘徊,操着老家眉山的语音,口占一首七绝:“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晴天游湖又不同,云白,天蓝,山青,湖绿。暴雨生跳珠,细雨则起涟漪,涟漪铺向空蒙的山色。苏轼另一首七绝,把湖光山色之美推到了今天: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写西湖,此诗又是公推第一,无人投反对票。
  苏轼之前,西湖本无定称。郦道元注水经,称明圣湖;唐人传说湖中有金牛,称金牛湖;白居易治湖,筑石函泄水,百姓因敬爱太守而称石函湖;宋初称放生湖。苏轼此诗一出,西湖、西子湖广为流传,名称定下了。一首二十八个字的小诗,提炼了西湖的风光,并为西湖命名。
  月夜坐小船,随风漂荡于湖中,苏轼形容躺在船头的感觉说:“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
  他描写钱塘江观潮:“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
  他寻僧访道,谈禅说空,过金山寺,遭遇不明飞行物。我以前喜欢读的《飞碟》杂志讨论过这件事。《游金山寺》中有云: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
  苏轼补记:“是夜所见如此。”他留下的诗近三千首,这类补记罕见。
  山里的老和尚,个个善品茶,互相不服气。苏轼发明了“三沸水”,老和尚折服了。泉水文火煮新茶,一沸水太嫩,三沸水又太老,而妙处在于靠听力和嗅觉把握二沸水。苏轼煮茶,明显技胜一筹,群山诸寺,和尚们甘拜下风。后来他在密州的超然台上,犹自怀念杭州品茶,《望江南》有云:“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苏轼茶瘾大,一次能饮七盏。可能相当于今天的品茶客一次喝七碗茶。苏轼酒量小,平生引为憾事,于是专心茶道。日本人善茶道,也曾受惠于他。
  在杭州西面的于潜县,他游寂照寺,迷上了竹子。凤一吹它弯弯腰,雨一来它沙沙响。川西坝子,眉山老家,竹子是寻常可见的景观,不稀罕,不可缺。苏轼题诗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使人俗。
  寂照寺的和尚个个清瘦,苏轼这首小诗令他们雀跃。
  一大杷胡子的张先,八十多岁尚能穿梭于官妓之间,特别中意的带回家去。他一辈子的名声大都与女性有关,时人称他“张三中”,因他有词句:“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不过张先自己更乐意标榜的“张三影”,也出自他描绘女性的名句: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飞絮无影。
  张先在杭州,常拉苏轼饮酒,或设歌舞于府中,或听丝竹于湖上。这个对异性永远热情高涨的老头,对苏轼会有影响。一个模样俊秀的小女孩进入苏家,她名叫王朝云,时年十二岁,琴棋歌舞俱有悟性。此后二十多年,她在苏轼身边成长为一位既美丽又感动人的女性。
  苏轼于女性,值得认真研究。有些史料称苏轼“性不昵妇人”,这话也对也不对。唐宋文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钟情于优美的女性,但苏东坡和白居易、欧阳修、晏殊父子及柳永、张先有明显的区别。什么样的区别呢?我们到后面再加以辨析。
  依愚见,唐宋文人和女性不可须臾分割的紧密联系,应当进入严肃的历史学者、文学史家们的视野。揭示生命的本质与发现历史的规律,也许是同等重要。

5
  
  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升密州太守。密州是今之山东诸城。苏轼上任就忙着治蝗灾,马不停蹄奔走各县,同时上书朝廷,请求减免密州赋税。他在田坎上写公文,文不加点。忙了一百多天才打道回州府,府衙官吏竟有半数不识他的尊容。
  密州穷,丛林大泽常有剪径大盗,苏轼治了蝗灾腾出手来,又对付这些“大虫”。他捕盗打黑不留情,却能讲策略分别治理。这些事儿,后人有详尽记载。路边的草丛中多有弃婴,他命令部属想办法收养。从官钱中拨专款给贫穷的母亲们,让她们至少能把婴儿养到一周岁。苏轼这么做的理由是:一年后母子生情,再也割舍不开了。事情如他所料,此后密州的弃婴大大减少。由此可见,仁慈的官员总能想出仁慈的办法。
  次年秋天,政务忙出个头绪了,他率领当地驻军进山打猎,左手牵猎犬,右手擎苍鹰,锦帽貂裘,宝马利箭。从他的诗句推断,他的身材在一米七三左右,匀称,脸略长。双目炯然,但不像李白或王安石目光射人。他着戎装,佩剑挽弓,想必是别有神采吧?《江城子·密州出猎》上片云“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苏轼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近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
  这封短信含三层意思;1.苏轼很在乎柳永的词,欲比个高低,又不便明说;2.打猎收获不小;3.山东壮士唱“密州出猎”,颇壮观,暗指柳词多为红口女子传唱。
  涉及艺术创作,苏轼很较真的,不怕在朋友跟前表扬自己。后来秦观学柳词,苏轼更忍不住要讽刺他:“不意别后,君学柳七填词!”秦观是苏轼的忠实弟子,仕途和生计都对苏轼亦步亦趋,艺术道路却各走各的。
  苏轼在密州城造超然台,亲自绘图并参与取材、施工。他对建筑颇有揣摩,早在凤翔就跃跃欲试了。做太守的妙处,是能想更能做。台成,在济南做官的苏辙寄来《超然台赋》,苏轼写《超然台记》。中秋节,在部属的簇拥下他登楼畅饮,大醉。月亮在天,人影在地。他思念阔别五年的弟弟,写《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首词今天的初中生都能背。字字珠玑,又晓畅易懂。月之阴阳圆缺,对应人的悲欢离合,真是写到家了。宋人说:“东坡咏月词一出,余词尽废。”
  大诗人好比超级企业垄断经营,却没人抱怨。苏轼垄断中秋月……
  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迁徐州太守。
  上任两个月,碰上八月大洪水。上游的澶州黄河决口,徐州城南清河水一夜暴涨。灾情危急,苏轼反应迅速。他有两个大动作,一是严禁有车马的富户逃亡扰乱人心,二是亲人武卫营请禁兵协助防洪。按宋制,太守对当地驻军并无指挥权。苏轼冒着大雨深一脚浅一脚走到禁兵首领的住处,平时有些傲慢的首领感动了,命令全营官兵听候太守调遣。
  冲力巨大的洪水日夜冲击着南城墙,苏轼登城楼,眼望滔滔洪水,半个时辰一言不发。部属等他拿主意,倒不是因为他官最大。抗洪已逾六十天,苏轼成了全城军民无可争议的主心骨。他下令,调动几百艘公私船只,船中装沙袋,用缆绳放到城下,以缓解洪水冲力。这法奏效,万民欢呼。苏轼不单写诗有灵感。他同时指挥万人大会战,于险要处筑长堤,全长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阔两丈。堤成之日,距最大流量的洪峰到来只差两天。徐州城保住了。九月下旬,洪水归于黄河故道。
  宋神宗闻奏大喜,下诏曰:敕苏轼:昨黄河水至徐州城下,汝亲率官吏,驱督兵夫,救护城壁,一城生齿并仓库庐舍,得免漂没之害……朕甚嘉之。
  苏轼成了大英雄。全城百姓欢呼他的名字。
  后来他离任,徐州数千人送他出城几十里,哭成一片。那场景,今天若拍影视剧,应当细腻描画。
  苏轼又要过一过建筑瘾了,上次在密州筑台,今番于徐州起楼,名之曰黄楼,取五行中土能克水的意思。楼成,苏轼率众举行盛大仪式,万人空巷争睹盛况,官军民亲如一家。狂欢持续了三天三夜。
  有朋自远方来:京城的王巩,于潜的诗酒和尚参寥。此二人,一个是名相王旦之孙,张方平的女婿;一个是云游四海的得道高僧。苏轼与之朝夕盘桓,高兴得手舞足蹈……
  兴奋趋于平静,艺术方来照面。春日暖融融,苏轼祈雨于城东二十里的徐门石潭,得小词极品《浣溪纱》五首。
  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挨踏破茜罗裙。
  乡村女孩儿急匆匆着裙抹妆、争看太守的模样跃然纸上。太守大人在干吗呢?众里寻他不见,他、他在哪儿呢?且看第二首:
  麻叶层层荷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
  垂白杖黎抬醉眼,捋青捣麸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
  太守又是哪般穿戴、怎生模样?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哦,苏太守和咱们村儿的男女老少是一家人呢:
  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
  五首《浣溪纱》读不够。它所呈现的乡村风物真实得如同梦境。高度提炼的真实,随意涂抹的画面,都有这类效果。影像作品显然难以企及,差得远呢。
  有个叫周济的古人说:“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这话讲到点子上了,细品苏东坡,方知什么叫举重若轻,什么叫随意而为,什么又叫天纵大才雄视古今。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迁湖州太守。
  苏轼这个人,郁闷的时候要写诗,高兴了又口不择言。六年做了两任太守,政绩斐然,如果他在下一个太守任上稍事谨慎,回京师做大臣几乎没有任何问题。十几年前宋仁宗讲过,他有宰辅之才。他动用一点官场智慧,稳扎稳打,做宰相的可能性很大。然而他个性太鲜明,压抑性情,伪装起来迂回前进,对他来说太难了。生命冲动,冲到四十多岁,已是秉性难移。
  苏轼赴湖州的途中,按惯例写《湖州谢表》。这种例行公文到他的笔下,竟然惹出大祸。
  朝廷有一帮小人,一直在关注他。
  其时王安石已经二度罢相,伤心回老家打发余年。王安石培养的新法接班人吕惠卿,为得宰相位反口咬他。双方斗争激烈,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也卷进去了,结果是两败俱伤:王安石死了儿子,吕惠卿贬出京师。
  熙宁初年一群重臣为国家前途的原则之争,观在变成了利益之争。吕惠卿这种小人,在他当攻时起用了一批小人,而小人繁殖力强,迅速占据要津,将势力扩大到朝廷各部门。
  小人猛斗君子,小人又恶斗小人。
  宋神宗对小人保持着警惕性。但是小人脸上并未写着小人二字,清除小人,一向是令皇帝头疼的事。
  苏轼惹祸,根源在沈括。
  继汉代张衡之后,沈括是正史有传的科学家,《梦溪笔谈》的作者,堪称北宋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但沈括是官场小人,道德败坏。他曾攀附王安石,王安石却一眼看透他,对神宗说:“沈括是小人。”及至王安石罢相,他马上诋毁新法,被神宗识破,贬出去了。
  沈括的袖筒里时常藏着不止一封密信,他是密告的专家,是告密者的好榜样。几年前他从杭州带走了苏轼的诗集,回汴京仔细研究,写成报告呈给监察部门,称苏轼“词皆讪怼”、恶意攻击朝廷的新政。沈括此举,是希望在王安石跟前立一大功。可他没想到,王安石根本不予理睬。
  这件事在朝廷影响却不小,苏轼辗转为官也曾听说,没往心里去。
  事过几年,御史台的四个小人拾起沈括的伎俩向苏轼发难。
  《密州谢表》有两句话,令这帮小人蹦起来了。
  苏轼对神宗说:“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信手一笔讽刺朝廷的“新进”,祸惹大了。追陪新进,指入京与新进共事。牧养小民,指太守牧养一方。汉代的州官称牧。老不生事,则暗讽新进们生事扰民。
  四个新进小人宋史留名:李定,舒亶,张躁,何正臣。中间两个还是苏轼的朋友、同窗。当初沈括到杭州,也是同苏轼称兄道弟,却心怀叵测带走了苏轼的诗集。
  李定曾以大逆不孝知名于天下,司马光斥之为禽兽。舆论沸腾,苏轼也曾写诗,而李定忍气吞声,咬牙写下日后加以报复的黑名单。
  舒亶则是大有来头的小人,礼部考试曾拿了第一名,一生诗文有百卷之多。他和沈括一样,是知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小人。
宋史,尤其宋人笔记,关于这四个人的所作所为讲了很多。
  现在他们研究苏轼,陷害苏轼,围剿苏轼。
  能量大的官场小人,一般都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不会轻易地发动攻击。一旦展开攻势,必有几分胜算。
  历史上的小人总是活蹦乱跳,谁来写一部“小人史”呢?
  何正臣首先发难,李定唱压轴戏。以果断著称的宋神宗被他们弄得晕头转向。何正臣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
  神宗正疑惑,舒亶上折子称:“臣伏见知湖州进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
  担任御史中丞的李定给苏轼最后一击,他对神宗写道:“知湖州苏轼,初学无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有可废之罪四……”
  李定列出的四条罪状,均属言论罪。而赵宋立国百余年,对言论是比较开放的。宋神宗终于让御史台的言论搅昏了,感到苏轼问题严重,下令查办。
  张璨是刑讯逼供的好手,数兴大狱,手段残忍。他负责苏轼的案子。
  李定派一个叫皇甫馔的人星夜赶往湖州拿人。

6
  
  苏轼五月到湖州任,眼下是七月下旬的一天,他在官府后院晾晒亡友文同的书画。文同是去年病故的,英年早逝,苏轼三天三夜不能睡觉。文同以画竹称雄当世,苏轼、米芾,黄庭坚等为之折服。苏轼亦画竹,得文同真传。
  苏轼黯然铺开文同的遗作……
  忽闻前厅响起急促的脚步声。皇甫僎到了。
  皇甫僎拿苏轼,先拿腔调。苏轼这样的高官兼名流,落到他手上,他是不会轻易带走的。他持笏立于官厅的中央,脸色铁青,一派威严。两个全副武装的台卒目光凶狠。苏轼心里没底,颇惶恐。二十余口家人瑟瑟躲在屏风后。整个场景像精心导演的一出戏。
  皇甫玩苏轼玩够了才宣读诏令。原来不那么严重。罪不致死。
  这皇甫馔一生为这件赴湖州拿苏轼的“美差”自鸣得意。事实上他也的确“永载史册”了。宋人笔记说,皇甫馔“拿一太守,如捉小鸡”。
  几艘官船戒备森严,押送苏轼赴京。苏轼与长子苏迈在一条船上,夫人王闰之及其余家小在后边另一条船里。行至宿州,大批兵丁上船搜查,呵斥连连,动作极为粗野,估计与皇甫馔的授意有关。“围船搜取,老幼几怖死。”苏轼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记载了当时的恐怖情形。兵丁撤走后,王闰之又哭又骂:“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烧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七八矣。”
  可惜了,王闰之一把火,烧掉多少国宝。王弗若在,岂有此举?王弗在闺中便能念书,又因跟随程夫人数年而颇识大体。再者,兵丁已去,何必放火?从上述苏轼的亲笔记载看,王闰之对丈夫写写画画早就有意见了。书成何所得——写书有啥用呢?许多人猜测,余下的小部分文稿及书画,是王朝云给藏起来了,她挺身护宝,冒犯夫人却为了苏轼。此间她十七八岁,已长成亭亭玉立美少女。除了琴棋歌舞,她的书法也大有长进了。跟随苏轼六年,王朝云有三向:向学,向美,向善。
  关于王朝云,容后细谈。
  苏轼被押至京师,关在乌台。乌台是关押要犯的牢狱,有深井一般的牢房,窄小而四壁阴湿。狱中有大树,栖息着数百只乌鸦,早晚呱呱乱叫,扑动它们黑色的翅膀。乌台二字,源自这些乌鸦,也含有黑牢的意思。汴京城内,流传着有关乌台的种种恐怖故事。这是鬼都不想去的地方。
  苏轼入狱,即遭狱卒毒打、诟辱通宵。
  当时,有个叫苏少容的囚犯关在乌台,他做过开封府尹,亦因得罪御史台那帮小人而下狱,狱中赋诗十四首,序言说:“子瞻先已被系。予昼居三院东阁,而子瞻在知杂南庑,才隔一垣。”苏少容诗中有:“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吴兴即是湖州。
  接下来是疲劳审讯,李定为主审,舒亶为助手。张璪专施刑具,以肉体的折磨摧毁苏轼的意志。是否仍有诟辱、拳打脚踢,现在我们无从知晓。苏轼出狱后的诗文只字不提,包括苏少容记下的情形。
  奇耻大辱,谁能说出口呢?
  我们据此猜度,“性不忍事”的苏东坡,也有终身不讲之事。
  李定绞尽脑汁罗织苏轼的罪名,不分昼夜研究苏轼写下的每一个字。朝中大臣,地方官吏,凡与苏轼有书信往还的,一律派人取证。案子闹得很大。李定是右相王珪的人,王珪在神宗面前力诋苏轼。案件牵涉二十四人,其中有范镇、司马光、张方平这些熙宁新法的强有力的反对者。“乌台诗案”的性质昭然若揭了:这是明目张胆的政治陷害。驸马王诜是苏轼的好朋友,他送给苏轼的茶、药、纸、墨、砚、一张鲨鱼皮、一款紫茸毡……皆成物证。连苏轼托王诜裱画三十六轴没付钱,都成了一桩罪名。
  一次又一次的提审,惊起乌鸦,叫声凄厉。
  案子不顺手时,小人就暴跳如雷,扑打苏轼。
  笔者真不忍,细节的想象到此为止吧。
  小人丧心病狂,而牢狱之外的“救苏运动”也是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苏辙上书皇帝,愿以在官之身换取兄长的平安,言辞非常谨慎,生怕触怒皇帝。以太子少师致仕的张方平,居金陵,派儿子张恕急速进京,直奔闻登鼓院投书。书中慷慨激昂,称苏轼一代奇才。岂知张恕胆小,徘徊半天不敢投。不过,这倒是件好事:以神宗的刚强性格,看了张方平的上书,很可能反而对苏轼不利。苏轼这样的奇才竟然下狱,这不是指责皇帝是昏君吗?张恕不敢投书,正是担心这个。
  以刑部侍郎(相当于司法部副部长)致仕的范镇,亦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上书皇帝,乞免苏轼一死。
  形势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苏轼免死罪,似乎已成定局。李定舒亶大为恐慌苏轼今日不死,将来必成大患。舒直狗急跳墙,竟上奏折,要把收受过苏轼讥讽文字的大臣全杀掉。他派人到杭州,取回了苏轼咏双桧的两句诗:“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惟有蛰龙知。”他如获至宝,急忙呈送主子王珪。
  王珪拿着诗稿对神宗说:苏轼确有不臣之意。
  神宗问:何以见得?
  王珪说:陛下犹如飞龙在天,苏轼认为与陛下合不来,反求知音于地底之蛰龙。
  神宗说:不能这么比附吧。他自咏桧,干朕何事?
  王珪还想申辩,一旁的章惇开口了:如此解读诗文,恐怕人人都有罪。
  二人退朝后,章惇质问王珪:你想害死苏轼的全家吗?
  王珪涨红了脸,搪塞道:这是舒亶讲的。
  章惇站在宫殿外的台阶上大叫:舒直的口水你也想吃吗?
  章惇也是北宋的一个奇人,此人日后与苏轼恩怨纠缠……
  舒宣献诗失败了,右相王珪还在神宗跟前碰了一鼻子灰,遭章惇一顿臭骂。北宋政坛蛮有意思,论官职,章惇比王珪差了几级,却能当众骂宰相,令这位政府首脑落荒而逃。
  李定为苏轼诗案的主审官,有一天上朝,他拦着王安石的小弟弟王安礼,警告说:苏轼反对你大哥,你可不能替他说话。王安礼拂袖而去,在神宗御座前为苏轼讲了很多好话。李定恼怒,却又不敢惹这个大丞相的弟弟。
  “乌台诗案”牵动四方,杭州、徐州、密州的百姓纷纷为苏轼祈祷。后宫内,太皇太后曹氏和太后高氏都为苏轼求情。曹氏病重,神宗欲大赦天下为祖母消灾求寿,高太后说:你也不用赦天下,只放了苏轼就够了。
  高太后是神秘消失的宋英宗的皇后,后来对苏轼眷顾有加。她的年龄可能比苏轼小几岁。
  李定舒直王珪,发动最后的舆论攻势,不择手段,对大臣们或裹挟或威胁,朝野刮起了攻讦苏轼的旋风。宋神宗又举棋不定了。
  张躁则对囚犯苏轼封锁外面的消息,每日恫吓,比如追问苏轼祖上五代。按宋律,只有死刑犯才追问五代,苏轼自忖性命难保,藏下平时按量服用的青金丹,准备吞药而亡。偏偏有一天,他收到一个死亡信号:送饭的人送来了一条鱼。入狱前他与长子苏迈曾有约定:送鱼意味着难逃死罪。
  苏轼万念俱灰了,彻夜不眠,思前想后,格外怀念弟弟苏辙,凄然写诗:“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这已经是一首绝命诗了,一家十余口托付给弟弟。表达兄弟情,这可能是人间最感人的诗。后来高太后读到此诗,泪如雨下。
  其实送鱼的人不知情,送错了。那一天苏迈有事委托他人探监,忘了叮嘱他。苏轼受煎熬,却写下千古诗篇。
  神宗为苏轼的案子十分头疼,宋朝历来重视言官,御史台的言官们群攻苏轼,他不能不慎重考虑。怎么办呢?他想很久,想出一个主意,派一小太监潜至乌台,观察苏轼的动静。几天后太监回宫报告:苏轼夜里睡觉,大抵鼾声如雷。
  皇帝一拍大腿:看来苏子瞻心中坦荡,并未藏奸嘛。
  神宗这一招,倒胜过现在公安部门的测谎器。
  这时候,一个关键人物出来讲话了,他就是闲居金陵的王安石。他有折子呈给神宗,朝廷百官紧张注视着,打听着,亲者仇者分成截然相反的两派。神宗敬王安石如父执,天下皆知。
  折子的内容公开了。王安石说:“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
  一锤定音。
  乌台诗案结案:苏轼以团练副使贬黄州(今黄冈市),不得签书公事。涉及此案的司马光、张方平、范镇、王诜等二十二人,各罚铜,三十斤二十斤不等。从案发到结案历时一百二十多天,爱戴苏轼者喜极流泪,一帮小人向隅而泣……当时就有《乌台诗案》一书刊行于世,可见影响之大。
  赵宋立国以来,这是第一次震动朝野的文字狱。整个过程像一部大戏,一波三折,悬念高潮迭起,各色人等活跃。而本文限于篇幅,还省略不少。
  苏轼携长子离开京城赴湖北黄州,时在元丰三年(1080年)的正月新年。满城鞭炮声,苏氏父子黯然离去,顶风冒雪,打马出城门。其他眷属寄居南都。

7
  
  苏轼赴黄州,照例上谢表,语气和《湖州谢表》不同了,但毫无乞怜之态。乌台的折磨,贬所的荒远,一路上还有御史台的台卒押着,从三州太守一变而为戴罪之身。普通人很难承受这个。巨大的精神压力,谁能处之泰然?苏轼给皇帝上谢表,不卑不亢:“伏念臣早缘科第,误忝缙绅……亦尝招对便殿,考其所学之言;试守三州,观其所行之实……”苏轼并不回避讲自己的才学和实干,至于神宗看了谢表会怎么想,他也不去计较。这些通常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却能说明苏轼过人的勇气。以他个体生命之强悍,意志之坚韧,举止之平和,古今罕见。黄州可谓见证的开端。
  黄州在大江之滨,地势高低不平。苏轼暂居城内的寺庙定惠院,开门见山。他念佛,沐浴,梳头,钓鱼,采药,投身于日常生活。也长时间打坐,斜倚山坡看云,慢慢清理思绪。他顶住了压力,现在却要拆掉“千斤顶”,让通身的感觉朝着自然与人事细腻敞开。伟人的转身,真是叫人叹为观止。他念佛并不吃斋,一切随缘又随意。北宋两大高僧佛印和参廖是他的好朋友,他们互相影响,留下许多妙趣横生的掌故。他沐浴梳头皆有讲究,他还研究梳头与睡眠的关系,兴致勃勃地向别人推广他的成功经验。他采药,尝百草,攀峭壁,后来与人合著一部颇有价值的医书。他的烹调手艺更不一般,将孔圣人的教导抛在脑后,君子不妨近庖厨,发明的美味佳肴数不清,今日尚有“东坡肘子”、“东坡鱼”、“东坡羹”、“东坡泡菜”等。他还收集沙滩上的小石头,或因形状,或由色泽。黄州收获颇丰,共计二百九十八枚“细石”。他琢磨两处私家园林,不厌其烦给人家提意见。他和渔夫樵父打成一片,软磨硬泡要听父老讲故事,村里家家户户的大事小情,他听不够,还想听祖祖辈辈传下的鬼故事……荆楚大地鬼魅多多,有屈原的作品为证。
  一个人,如果他既有经天纬地之才,又能醉心于周遭,纵情于生活,那他就跟神仙相差无几了。东坡生前,已被人呼为“坡仙”。
  古代人杰,如嵇康、葛洪、李白,苦苦寻仙不得一见,身上却有了仙气。这挺有意思。可惜近现代,仙气或神性在生活中消失殆尽。西方哲人界定为“祛魅”,希望人类有朝一日能“返魅”。也许五十年,也许二百年,人类将收敛狂妄自大,重新回到敬畏天地的良好心态中。
  生活的智慧,现代人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回头看看苏东坡这位全景式的生活大师,方知我们有多么单调、贫乏、浮躁、狂妄。
  人间万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宣称比生活更重要。生活的意蕴层由若干核心元素构成,包括苏轼强调的风俗、道德。行文至此,我们要加上神性、诗意、日常趣味。金钱或物质基础乃是题中应有之意。种种元素,去掉一个生活就要出问题;去掉一半,生活将趋于面目全非。而放大其中的某个元素,后果同样堪忧。
  “物质”跑出很远了,“精神”当奋起直追。说到底,人之为人,除了精气神,余下还有什么呢?
  前面曾提到,苏东坡比现代人更现代,可能不无道理吧?
  苏轼有七律《初到黄州》,前四句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苏轼初到黄州,其实内心也很孤独。黄州太守徐君猷待他好,却仅限于为他安排居所,接触甚少,时常宴饮更谈不上。毕竟他是罪臣。著名信件《答李端书》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
  野店喝点劣酒,常被醉汉推骂,苏轼反而感到高兴。推几下骂几句,可比京城那帮小人的持续围攻好受多了。混迹于庶民草民多好。苏轼从这样的角度感受事物,看似寻常,其实非凡。这才叫修炼。亲友躲着他,“有书与之亦不答”,他自然会不舒服,但字里行间的痛苦隐而不彰。这叫高贵。
  苏轼琢磨孤独,试图从孤寂中提取生命的能量。历代高僧都有这能耐。城郊有座安国寺,他常去焚香静坐,眼观鼻鼻观心,物我两忘,“表里脩然,得垢秽尽去之乐。”然而生命的律动不可休止,他写信给朋友说:“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
  苏轼之向佛,重两点:静与善。动辄得咎,退而为静,静又反观生命的律动,以期重新跃入生活的激流。所以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说:静是动的变式。没有纯粹的静观。苏轼求僧问道几十载,始终是静寂与律动的两栖者,他的努力方向,就是把异质性的东西集于一身。他成功在路上,因为没有终点可言。毋宁说他像个钟摆,摆荡于生命的两极之间,他赢得了这个“之间”,赢得了“永动”。
  苏轼多欲而向善,既是反求诸己、三省吾身的结果,又取决于他对“恶”的领域的深广体验。不知恶,焉知善?
  有趣的是,苏轼始终相信善的地盘更大一些。犹如佛法无边,能使恶魔皈依。
  苏轼于元丰三年的二月抵黄州,五月,苏辙带着一支队伍过江来与他汇合。这支队伍,主要是女人和孩子。大半年离别恍如隔世。夫人王闰之见了苏轼情形会怎样呢?继续埋怨吗?这一层且撇下,我们来看王朝云。眼下的王朝云十九岁,艳光四射。过了十几年她三十多了,苏轼还写诗赞美她的容貌:“素面翻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雪白的肤色,鲜红的嘴唇,天生丽质不需妆扮。她是在伟人身边绽放的一朵鲜花。苏轼志存高远,性情豁达豪放,本“不昵妇人”,却与王朝云两情缱绻,阴阳调畅。他滋润了这朵鲜花,鲜花又催生了他的艺术灵感。黄州是苏轼的“井喷期”,佳作有如钱塘江的潮水一浪赶一浪,依我看有两个因素:1.苦难中朝着自然与审美的转身;2.佳人的爱情热烈而又绵长。
  政治理想跌入低谷,却有美神爱神携手而来。
  对此深有体验的歌德曾说:美好的女性,导引我们向前。
  徐太守为苏轼另辟一居所:临皋亭。临皋亭属官府建筑,罪臣本不可以入住,徐太守为苏轼破例。新居不算宽敞,但周遭风景甚好,与武昌城隔江相望。苏轼《致范子丰书》说:“临皋亭下八十余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这段话有意思。苏轼念念不忘家乡,才会安慰自己说:何必归乡哉。江水半是峨眉雪水,而家乡眉山几乎就在峨眉山下。
  谁是江山风月的常主呢?苏轼说是闲人。闲人又是什么人呢?显然不是无所事事的人。忙于政务是忙人,身处江山是闲人,但苏轼的闲,不如说是另一种忙碌。他忙着生活。忙着静观天地万物的律动,应对纷至沓来的灵感。这忙却不是追名逐利的匆匆忙忙。人的眼睛一味去盯功利,视野、胸怀都会收缩,这是一条铁律。苏轼提供了相反的、也许是最具说服力的例证。
  生活远比功利宽广。
  王朝云青春烂漫,而苏轼差不多十年前就自称老夫了。年龄相差二十八岁。眼下朝云十九岁,苏轼四十七岁。就一般情形而言,年龄是悬殊了。但苏轼这样的男人情况特殊,他是越活越精神。男女间的年龄感基本上是个现代概念,古代不同。朝云初入苏家,便是苏家的人了,她没有什么需要去克服的心理障碍。苏轼称赞她“敏而好义”,可见她是机敏的女孩子,潜心学习,琢磨生活,对环绕着苏轼的家庭氛围很敏感。她和王闰之处得比较融洽。王闰之不大吃醋,估计是朝云努力的结果。苏轼此间表扬老婆的诗句“妻却差贤胜敬通”则可能含有鼓励的意思,希望老婆继续大度,不要学汉朝冯敬通的著名悍妻。
  也许曾经有过一场微妙的三人舞,慢慢过渡到双人舞。
  黄州,是双人舞的高潮。
  苏轼的诗文书简,几乎不提儿女私情。这与西方诗人不一样。士大夫文人讳言家中事,碰上炽烈的爱情也要按捺着,而西方诗人马上就要大写特写。所以西方爱情诗多,有些诗人一生歌唱爱情。礼教对情感有严格的约束,放大忠义孝悌,抑制男欢女爱,豪迈如苏轼也不免。士大夫抒写的男女情,一般都是宴乐游冶,官妓们唱主角。男女很不平等,一对一的爱情体验付之厥如。
  对人性的刨根问底,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弱项。
  坚实的、自由的、大面积的个体成长艰难。就杰出的士人而言,拥有民本社会的理想诚然宝贵,但缺了人本,民本难免脆弱。民本需要人本所提供的强大支撑。
  苏轼和王朝云在黄州的爱情细节,我们现在看不清。这“看不清”却呈报出了某种东西,呈报出历史的隐匿。
  不便张扬的爱情令苏轼激动。对他来说,升华欲望却不难。黄州五年,他留给后世的艺术瑰宝真是数不过来。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这首《念奴娇》,豪放词中推第一。它透出波澜壮阔的历史感。历代大文人,历史感是必备的东西。目光不能穿越数百年,焉能写出好作品?即便写眼下,写周遭,没有宏阔视野的参照,小情绪小感觉肯定挡不住,它们争先恐后要出来。三苏父子当年在老家眉山的书房“南轩”,读得最多的可能是史籍。苏轼贬黄州,还把几十万言的《汉书》抄了一遍。抄书是他的读书方法之一。书法那么好,和抄书亦有关吧?抄书的时候意在别处,性情反而容易直泻笔端。苏轼的书法珍品如《寒食帖》,是他随意而为的巅峰之作。
  为人、为官、为艺术,苏轼皆随意。随意是个关键词。
  这随意却始终伴随着逆境中的修炼。犹如杜甫的沉郁顿挫,李白的自由奔放,学是学不来的。
  历史感通向人生思索,前后《赤壁赋》是思索的产物。茫茫大江之上,一轮明月照着苏轼的沉思。“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邀游,抱明月而长终!”
  这里,庄子浮出水面了。
  古代文人的思考一般都会碰上老庄。老庄玄奥,苏轼的思考却紧贴自然与人事。他不是哲学家,却是思想者。他对生活、历史、自然充满了哲思。他是洞见式的,点点滴滴的,既有宏观的把握,又有微观的进入。而他出色的汉语表达,让思绪显得清晰、优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响,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造物者赐予人类无尽的宝藏。苏轼若能看到他身后的一千年,会吃惊地发现,宝藏原来有限,经不起人类折腾。
  《后赤壁赋》写自然的神秘。苏轼过生日,偕同两个客人再游赤壁。“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苏轼独自攀上危险的峭壁,“二客不能从焉。”二客中的一客,即是前赋中的那位“客有吹洞箫者”。据学者考证,他名叫杨世昌,是黄州有名的道士,闲云野鹤般自由,又体魄强健,无论寒暑、雨天或晴天,“泥行露宿”满不在乎。然而这位杨世昌,攀峭壁的本事不如苏轼。我不知道苏轼是不是有一点夸张。
  文中描绘的怪石、枯木,也是苏轼画画常用的题材。
  在黄州他的书法绘画跃上了一个新台阶。襄阳米芾慕他的名,不远千里前来拜访他。米芾只有二十几岁,是个书画天才,恃才傲物,见了谁都不低颜色。米芾先到金陵拜会王安石,然后到黄州谒见苏轼。米芾对这两位闻名天下的大人物,“皆不执弟子礼,特敬前辈而已”。
  苏轼满心喜欢接待米芾,没有一点前辈名流的架子。二人切磋书画,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各有心得,则急于告知对方,于是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苏轼以前单画竹,现在把枯木怪石搬到画面中,画竹石图、竹木图。新创文人画意境,在绘画史上留下了一笔。他写字画画,随写随赠,黄州有个叫王十六的秀才,年轻没顾忌,常常开口求字画,三年间求得的作品竟然多达百余件,日后运往汴京、洛阳等地卖得好价钱。
  而苏轼对自己的书画能卖钱,不是很在意。为官十几年也没啥积蓄,答王巩诗云:“若问我贫天所赋,不因迁谪始囊空。”
  贬黄州的第二年,朋友往还渐多,他感到手头吃紧,把铜钱吊在屋梁上,计划开支。一个月下来若有盈余,他另存于竹筒中,用作款待好友的专费。举家厉行节约,王闰之堪称节约能手,昔日的太守夫人,眼下衣裳有补丁,金钗银簪送进了当铺。乳娘任采莲更有高招:将一块用盐水浸泡过的咸猪肉悬于饭桌旁,小孩想吃肉,便望望成猪肉。这叫“咸肉止馋法”。苏迨、苏过年幼,望着猪肉不眨眼时,任采莲会说:快拨饭,不怕成呀?苏过告发哥哥盯着成猪肉看了好几眼,任采莲又说:不管他,成死他!
  一桌喷饭。苏轼哈哈大笑。朝云的笑容虽有节制,却也像一朵绽放的桃花。饭后,苏轼出临皋亭沿大江散步,通常由朝云陪着。“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二人听着江声缠绵起来,呼吸渐渐急促。回家,掩门,上床。
  苏轼暮年重养生,称男女之事为“伐性之斧”,可见他对这把“斧头”是深有体验。黄州数年,青春妙龄的王朝云珠圆玉润,苏轼与她耳鬓厮磨,双双享受肉体的盛宴。平时却不谈这个。诗笔画笔不关儿女情。黄庭坚赞美说:“坡翁胸有万卷,笔无点尘。”
  在今天看,却多少有些遗憾吧。苏轼崇拜陶渊明,和遍陶诗,却漏掉陶渊明向往佳人的《闲情赋》。佳人日夕在身边,大文豪偏偏不提笔。有一首苏轼的“婉约派”力作《蝶恋花》,姑录全词如下: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棉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
  谁能说苏轼不谙风情呢?
  黄州的朋友越来越多,造访的客人走两个来三个,家里的开销捉襟见肘。苏轼又最怕朋友少的,即便是乡野之人,农夫,白丁,只要上门了,他必定留客吃饭。黄州这地方也不是年年风调雨顺,碰上旱灾涝灾怎么办呢?为长远计,苏轼不能不想办法。太守徐君猷真是一个好人,他解决了苏轼的难题,把城东一块废弃的兵营拨给苏轼,约五十亩坡地。苏轼率领全家开荒种地,除荆棘,搬瓦砾,挖水渠,合家老小挥舞着锄头扁担,每天累得一身汗。远道而来的朋友,比如眉山人巢谷,陈慥(陈希亮的儿子),京师小吏马梦得,杭州高僧参廖,见此情形,二话不说下地干活,加入了垦荒队。马梦得与苏轼同年,人挺逗,插科打诨,唱歌翻跟斗,苏迨苏过老喜欢跟在他屁股后头。艰苦的耕耘苦中有乐……
  麦子种下了。初春一片新绿,入夏满目金黄。
  东坡诞生了。苏东坡三个字,从此响彻千年中国历史。
  陆游《入蜀记》写他亲眼所见:“早游东坡,自州门而东,冈垄高下,至东坡则地势平旷开豁。东起一垄颇高,有屋三间,一龟头以日居士亭,亭下面南一堂颇雄,四壁皆画雪……”
  根据陆游的描述,今日黄州再造东坡不难。
  凡热爱生活的人,想必都会热爱它:那风中的麦浪在心头荡漾……
  日本、德国、美国的汉学家,惊叹苏东坡应对磨难的力量竟如此之大。高官更兼文豪,下苦力轻描淡写,凸显给世人的,倒是沁人心脾的诗意景象。须知耕种决非易事,家中十余口,没一个是种田好手,苏东坡事事请教老农,东坡附近的农民都成了他的朋友。他写诗,幽默而又豪迈:“腐儒粗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
  雪堂四壁的雪景出自他的画笔。堂前匾额四个大字“东坡雪堂”是他的手迹。这高雅之处却是谁都能来,城里的穷秀才,村中的流浪汉,蹭酒喝的,打秋风的,讲新闻说旧事的。主妇难免皱眉头:这要吃要喝的……其实客人也知趣,一般不会空手来。苏东坡用家乡话打趣:来就来嘛,何必又提又抱又扛的。
  有一天他忽然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
  上下几千年,能出此语者,恐怕只有苏东坡。
  他能穿越社会各阶层,洞察各领域,以伟岸之躯融入茫茫大地,既汲取能量,又广施悲悯。贬黄州无权无钱,他还拼着一张老脸,大力革除江对岸武昌城溺女婴的陋习,让数不清的女婴存活下来,长成待嫁的姑娘家,减少光棍汉。
  他又说:“吾眼中无一个不是好人。”这该是耶稣的境界了吧?他可不是说大话。日后有个人弄得他家破人亡,使他九死蛮荒,这不共戴天之仇,他却在有能力报复的时候轻轻一挥手,饶恕了对方。还提醒对方保重身体。
  通过他,我们才知道,悲天悯人并不是一句高调的空话。
  他诠释了人之所以为人。他提纯了人类的文化基因。他向我们示范,人的精神可以喷发到什么样的高度和广度。
  苏东坡常被人拉去喝酒。他曾自酿蜜酒,折腾半年,请人喝,紧张地期待评价。然而客人喝下蜜酒拉肚子,他只好宣布酿酒失败,以后继续研究。在朋友家饮酒,闻到酒香他人就醉了一半。祖父苏序豪饮,这基因没传给他;他久经官场文坛却锻炼不出来,一辈子遗憾酒量太小,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不过,他写醉书、画醉画、填醉词却蛮在行。稍不留神就是千古绝唱。且看《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毅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善于做考证的胡适先生曾表示疑惑:家童怎么会鼻息如雷鸣呢?联系苏东坡考场上也要杜撰,胡适释然一笑。
  这首词很快传到太守府,徐君猷慌了,“以为州失罪人”,跑到苏东坡的寓所一看,才松了一口气。东坡正在堂上高卧,并未“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从词中透露的时间看,苏东坡在江边待了半夜。倚杖听江声,却听见了人事纷扰世事喧嚣。苏东坡心向自由而置身人世,不避人生喧嚣。他的生存姿态就是这样。他揭示出自由的价值,而自由既在江海又在人世,二者形成特殊的张力。生活的热情有多高,对“虚无”的体验就有多深。苏东坡是虚无的占位者么?他如此眷恋人世,因之而嗅到虚无的气息,不由自主要朝虚无的领地跑——那是他返身朝着人世发力的一块基地吗?他那厚地高天般的胸怀和视野,来自虚无这种稀有元素吗?
  我拜读中外大哲,常有这类感觉。
  哲人总有相通处,哪怕隔着语言、地域和各自的历史。哲人之所思,为人类生活持续地提供普适性价值。
  苏东坡作为一名好官,是民本的;作为坚实而丰富的个体,是人本的。人本并非官本的对应物。人本通自由。自由又通向什么呢?
  研究苏东坡,如果想避免一再走入故纸堆的话,不妨将眼界拓宽一些。要想把他活生生带到当下,需做些别样功课。比如一个人类学学者,可能会在东坡身上看到很多新东西。
  笔者学力有限,仅能讲一点猜想。

我们回到黄州吧。苏轼贬到黄州,一变而为苏东坡。他在民间,在野地,在爱情的光照中,在亲友的环绕下,出乎意料地精神抖擞,形象鲜明,盖过了他身为官员留给人的好印象。历史上像他这样的好官并不罕见,但是作为艺术家,作为人的韧性、丰富性的阐释者,他是罕见的。身处逆境而笑声爽朗,一般人做不到,所以称他坡仙。他浑身散发的仙气和李白有不同:李白天马行空大鹏展翅,而东坡归属大地的广袤与神秘。
  换个比喻说,李白像天仙,东坡如地仙。
  不过坡仙也会生病的,眼疾,痔疮,害他两个月不能出门。于是有传言:东坡已仙逝。越传越像真的,而且传出千里之遥。居许昌的范镇听到了,立刻放声大哭;神宗皇帝吃不下饭,连连叹息:“才难,才难!”高太后的反应史料不载,她是苏东坡的崇拜者、后来的保护神。
  病情稍见好转,东坡一溜烟出门去了。
  有一天他骑马外出彻夜不归。家人、朋友四出寻找未见踪影。原来他睡在一座桥上,桥柱赫然有新词:“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倚枕绿扬桥,杜宇一声春晓。”
  他自序云:“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铿然,疑非人世也。”
  不知道行人碰见他会作何感想。多半蹑手蹑脚绕开他颀长的身躯:天亮了,布谷鸟唤醒他。
  王朝云有了身孕,他欢天喜地,有时整日不出门,围着孕妇转,听胎动,做美味,洗小衣。夫人王闰之、乳娘任采莲倒闲着没事干了,皱不完的眉头,噘不停的嘴。苏东坡端详朝云说:兴许是个女孩儿……前边已有三个男孩,添个女孩儿多好。然而生下来的还是男孩,眉角格外像他,抓周单抓书和笔,东坡朝云相视而笑。取名苏遁。遁者,逃亡矣。京师斗不过小人,逃向民间总是可以的吧?《洗儿诗》云: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子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东坡郁闷时言辞尖刻,高兴了,却又要讽刺人。做官做到公卿,原来有诀窍:愚蠢加鲁莽。
  苏东坡讲的聪明,是指政治远见及与之相应的良好操守。而事实上,官场小人绞尽脑汁弄权术、翻云覆雨,将愚且鲁变成了他们的聪明。
  苏东坡贬黄州五年,快满五十岁了,否极泰来,仕途向他抛出了赏心悦目的曲线。他还将被自己的聪明“误”下去,直到停止呼吸。
  8
  
  宋神宗起用苏轼的心思由来已久,宰相王珪几番阻挠,未能如愿。北宋政坛,王珪是个史家公认的小人,倒不全是因为他在“乌台诗案”中屡向苏轼下毒手。他以见风使舵出名,巴结术炉火纯青。熙宁年间王安石当政,他巴结王安石胡须上的虱子。虱子爬来爬去,神宗也看见了,但没说话。王安石自己察觉了,伸手捉住它,正欲掐死,王珪忙道:荆公且慢,这是一只不同寻常的虱子!安石奇道:何以见得虱子不寻常?王珪说:曾经御览,屡游相须。
  这是一则著名笑话。
  王珪培植党羽很有一套,有时皇帝也奈何不了他。元丰五年,神宗想让苏轼修国史;六年,想任命苏轼为江宁太守,都被王珪以种种理由拦下。其时朝廷正向北辽用兵,这事就搁下了。元丰七年,神宗动用不轻易使用的“皇帝手札”,不与执政商量,直接下令复起苏轼。复起的第一步,授苏轼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汝州(今临汝)离汴京很近了。
  苏轼依依不舍离开黄州。临皋亭涛声依旧,五十亩东坡麦苗青青,雪堂的离别酒喝了一茬又一茬……“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人海。”当年在杭州写下的诗句,宿命般画出他的命运轨迹。当官就是马不停蹄,这州三年那州两年的,有时候途中走数月,到任只几十天,又调走了。于是有了“宦游”这类词汇,令人感慨万端。
  把宦游列入人类学的研究课题,想必很有趣吧?
  苏轼一生,宦游四十余年,足迹半中国。
  元丰七年春他起程向汝州,陈慥送他直到九江。这位侠肝义胆的眉山青神县汉子,曾从他居住的歧亭七次到黄州看望苏轼,每次往返四五百里。他和苏轼气味相投,都是古道热肠。还有一个眉山人巢谷,值得浓墨重写的普通人,行事很神秘。苏轼倒霉的时候他总会现身,苏轼得意了,他又飘然而去。
  这次苏轼赴汝州,巢谷提前数日不辞而别。却交给苏轼一个祖传药方“圣散子”,叮嘱说,千万不可示人,但关键时刻可以一用。苏轼并未十分在意,他这些年收集的药方多了。
  几年后在杭州,这“圣散子”救活了成千上万的疫病患者。苏轼万分感激巢谷,却不知巢谷身在何处。
  苏轼现在到了九江地面,陈慥返回,大和尚参廖前来迎接,陪苏轼畅游庐山。山中盘桓多日,诗人哲人合而为一。名山得了名诗《题西林石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诗人看山峰却看见人世了。寥寥数语,说尽多少事。
  人生就是不断地总结,领悟,参透,千思量万琢磨懂得了一点道理,却已两鬓斑白,再是喜悦也难掩苍凉……
  金陵的王安石正苍凉着,变法大业未竟,备受小人折磨,儿子死了,他伤心归故里,隐居于半山,骑驴瞎转,口中不停地念叨着谁也听不清的言语。也许是念叨受苦受难的天下苍生吧,为他的变法失误深自忏悔。
  听说苏轼要来,王安石激动了好几天。他亲自到江边迎接,苏轼登岸施礼,说:轼今日野服拜见大丞相!王安石执苏轼的手笑道:礼数是为我辈而设的吗?二人大笑,一句话胜千言,泯去旧日的恩恩怨怨。
  王安石苏东坡携手游金陵,促膝交谈不知疲倦。历史,文学,国事,家事,虽然时时有争论,友情却暗生,并且迅速走到阳光下。王安石迫切希望苏轼卜居金陵,朝廷那边由他说去。苏轼感动了,辗转几处买田,皆不如意,只好辞别荆公。
  王安石又送别,望着苏轼远去的背影喃喃自语:“不知更几百年,方有此等人物!”
  历史巨人的话,分量当然不轻。
  认识到苏东坡的价值,王安石是第一人。欧阳修对苏轼的评价仅限于文学。而在王安石眼中,苏轼是政治奇人、文化伟人。
  苏东坡造访金陵期间却发生了一桩惨事:未满周岁的遁儿天折于舟中。王朝云悲痛欲绝。东坡写诗哀号:吾年四十九,羁旅失幼子。幼子真吾儿,眉角生已似……我泪犹可拭,日远当日忘。母哭不可闻,欲与汝俱亡!故衣尚盈架,涨乳已流床。感此欲忘生,一卧终日僵……
  年轻的母亲、刚满二十四岁的王朝云,其状之惨,谁也不忍心去详细描述。
  也许是丧子之痛,也许是黄州诗意生活的惯性诱惑,使苏轼有了买田隐居的念头。这念头一动,立刻招来八方吁请,范镇请他去许昌,王巩请他去扬州,张方平请他去南都……古人讲究千金卜居,千金择邻,有苏东坡这样的人做邻居,真是一种幸福。东坡分身乏术,为难了。老朋友蒋之奇力邀他去常州,到宜兴的一座山中买田,他去了,买下一块可年供八百石谷子的田地。有了这块地,一家十几口,吃饭是不成问题的。他还有退休金嘛。于是两上《乞常州居住状》,恳请朝廷批准。
  过了数月,朝廷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他的欣喜溢于言表。书法兼随笔名作《楚颂帖》是此间写下的:“吾性好种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阳羡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当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颂,吾园若成,当作一亭,名之日楚颂。”
  这《楚颂帖》与书于黄州的《寒食帖》,是苏轼书法的两大代表作。后者现藏于台湾的故宫博物院,真迹。这可是伟人、文豪、书画巨擘的亲爱书法呀,我想到它,心就怦怦跳。如此绝世珍品,能运送到伟人的故乡展出一回么?
  东坡另赋《菩萨蛮》云: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来往一虚舟,聊从造物游……
  阳羡即宜兴,东坡待在这地方,溪山美朋友多,杭州、扬州、金陵等地,朋友往来很方便。活动半径大,日常韵味足,具有相当完整的“生活世界”。它对东坡的吸引是不言而喻的。另有一层,却为朝云考虑:家庭生活安定了,不复舟车劳顿忽东忽西,她或能再生一个孩子,重新做母亲。
  东坡为自己、也为家人勾勒了未来生活的图景。
  然而朝廷又生大变故,刮起了新政旋风。苏东坡在常州忙着规划诗篇栖居,这旋风移动速度奇快,刮到他头上了,刮得他离地三尺随气流飘荡,手中的规划图不知飞向何处去……
  宋神宗驾崩,小皇帝哲宗只有十岁。高太后摄政,改年号为元祜,显示出对仁宋嘉祜时代的强烈向往。
  高太后发起“元祜更化”,找谁来辅佐她呢?
  洛阳的“独乐园”,一位老者埋头写巨著,转眼便是十五年。他就是司马光,王安石的老对头。关于独乐园,宋人笔记多有描述,它既是史学中心,又是隐形的政治枢纽,各类政要络绎不绝。司马光字君实,人称温公。他是公正而温和的大人物,像王安石一样不近女色,平时有点不苟言笑,但并不呆板。有个幽默故事:他夫人上元节想到街上看灯,临走时跟他打个招呼。他说,家里不是有灯吗?夫人笑道:街上人多热闹,名为看灯,实为看人嘛。司马光眼皮子一翻:莫非老夫是鬼呀?夫人顿时乐了,出门后跟其他贵妇嘀咕,这故事很快传遍了洛阳。
  在一般百姓眼中,司马君实几同圣人。他到京城,若是被人发现了,一定会发生交通堵塞。王安石熙宁变法,由于来势太猛而祸及城乡,所以民众对马司光寄予厚望。
  司马光组内阁,上表推荐人才,苏轼赫然在册。另一个大臣吕公著,也向高太后推荐苏轼。高太后真是喜上眉梢。喜从何来?她一向对苏轼青眼有加,只碍于神宗,不便插手朝政。神宗一去,她垂帘听政,正考虑用什么方式起用苏轼,却接到两个重臣不约而同的推荐,她不高兴谁高兴呢?如果她夹带了一点私心,不便立刻重用苏轼,那么司马光、吕公著的荐表,确实来得正是时候。
  高太后下旨,任命苏轼知登州(山东蓬莱)军事州,掌军政大权。苏轼领旨谢恩,但在给朋友的书信中,表明他反应平淡:“一夫进退何足道。”他又得调整心态,撇下刚买的宜兴田,隐藏了苏东坡,而让“屡犯世患”的苏轼再度粉墨登场。
  前路说不准。却总得上路吧。
  举家调头向山东。
  走了三个月,登州任上仅五天,新的任命复至:升苏轼为礼部郎中。全家人床还没睡热呢,又起程了。
  不过苏轼动作快,五天干了两件大事:请求朝廷变更当地的军事部署,免除食盐专卖。后者源于他的一贯主张:民间贸易自由。盐、铁、酒、茶的专卖他都反对,而且走到哪儿反到哪儿,手中无权就挥动诗笔。他终极的政治理想是富民强国。
  伟人的调头何其干净利落!归隐田园,以后再说吧。
  他还抽空到海边看了海市蜃楼,写下长诗《海市》。
  刚到京师,他升为中书舍人,在宰相手下干活。半年后,再升翰林学士知制诰,负责起草圣旨的工作,官三品,位在六部尚书之上。升迁如此之快,百官为之瞩目,苏轼自己也晕头转向。他刚五十出头,居翰林院要职,这不是明摆着要当宰相吗?中唐及北宋翰林院,均被视为储备宰辅之地。而苏轼具备宰相的才能,宋仁宗早就讲过,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司马光年迈,身体又不好,君实一旦退下,子瞻定会补缺……朝廷这些议论,其实对苏轼不利。返京不到一年,他成为舆论的焦点,关注的中心。于是拆台的小人应运而生,由小人的逻辑所推动,站到苏轼的对立面,百般与他纠缠。
  苏轼回汴京三年多,避小人如避苍蝇。然而苍蝇一直盯他,围着他嗡嗡叫。
  当时政局复杂。司马光主政,朝着“贤人政治”的方向努力,他德高望重,庶几能够控制局面。高太后支持他恢复仁宗朝的旧制:毕竟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治理国家有一整套成功的经验。司马光勤勤恳恳,几至呕心沥血,豁出老命要让国家走上正轨。不过他犯了一个走极端的毛病:尽废熙宁新法。他外表温和,内心与王安石一般固执。王安石的新法实施近二十年,有些明显失败了,却也不乏成功的例子,司马光一概推倒,有害于朝廷法度的连续性,不利于官员团结。朝廷各部门,许多官员是“熙宁人物”,他们嗅到了危险,必定联手反抗。
  掌枢密院(枢密院在兵部之上)的章惇跟司马光正面为敌,毫不示弱。这个章惇也是北宋一大怪才,有时行事像英雄,有时直接是魔鬼。他敢当着太后的面对司马光大吼大叫。司马光称:免役法有五害。章惇上书几千言,力加驳斥,不给司马光一点面子。二人闹到太后的御座前,章惇竟然咆哮:“他日安能奉陪吃剑!”他牛高马大的,咆哮有如狮子吼,有记载说,连老虎都怕他。想必他剑术了得,要陪司马吃剑。这是单挑的意思,等于掷出白手套跟对手决斗。然而司马光面色凝重,不予理会。这位目光能穿越千年的历史高人,其“内力”哪里在章惇之下。
  苏轼跟章惇是同年进士,凤翔曾有过交游。乌台诗案,章惇在紧要关头呵斥宰相王珪,苏轼一直铭记着。现在他十分为难。宰相府,枢密院,他两边走动,试图缓解政府首脑与军事首脑之间的矛盾。
  更麻烦的却是:苏轼和司马光政见又不合了,不同意尽废熙宁新法。原则之争,苏轼不让步。当年反对壬安石,他位卑职小已经跳得很厉害,眼下他位高权重,把司马光弄得非常头疼。议事每每不合,谈不拢,温公渐渐看苏公有些不顺眼了,“始有废公意”。
  苏轼的性格也令司马光不愉快。大臣们聚集的场合,一般都听政府首脑讲话,苏轼却要嚷:温公不能让我等说几句吗?司马光回答:好,你讲吧,我不讲。
  苏轼当仁不让讲起来了,司马光却慢慢朝屏风后或花园走去……
  苏轼回家,犹自气呼呼的,半夜还在嘀咕:司马牛,司马牛!
  王安石人称拗相公,司马光又是司马牛,苏轼怎么办呢?难办。
  司马光执政不足两年,由于劳累过度,几乎是死在办公桌上。高太后大恸。雄心勃勃的“元祐更化”、大力推行的“贤人政治”失掉肱股之臣。她再有能耐,要镇住七翘八拱的百官、派系林立的政局,确实力不从心了。
  荆公、温公都是说一不二的铁腕人物。而封建政权的格局,要么需要独裁皇帝,要么需要铁腕大臣,否则就镇不住朝堂,管不了百官。司马光去世,高太后痛哭,她哭的正是这一点。有学      者称高太后为“女中尧舜”,她有尧舜之心,却无尧舜之力。也许她真有过让苏轼当宰相的念头,但政治这东西讲究“势”,时殊势易,苏轼备受小人的围攻,“谤书盈箧”,她不得不摁下自己的、也许含有某种情愫的念头。
  前面提过,高太后是苏轼诗文的忠实读者。而她年轻守寡,独居深宫若干年。苏轼每有新词,她必吟诵再三,安排宫中乐人演唱。事实上,这也是几十年来大宋皇室的一个传统,后来传到了宋徽宗。“文忠公”的谥号,是徽宗给苏轼的。
  司马光去世的另一个后果是:攻击苏轼的小人空前活跃。以致高太后迫于形势,在京城之外为苏轼安排一桩美缺。此系后话。
  公元1087年前后,也即宋哲宗元祜初年,苏轼在汴京日子滋润。他长胖了,有了肚子,放在今天可能二尺七八的腰围吧。他个头本不矮,照样有身材,有型。苏辙也做京官,高而瘦。两兄弟同受太后的恩典。两家人又住得近,常常抬腿就过去了,合起来有几十口之多。苏辙的妻子史夫人,生女孩差不多生了一打,每次分娩都格外紧张,巴望男孩儿,却又是女孩儿……苏辙说:没事儿,没事儿,女孩儿挺好的呀。
  眼下的苏辙有了北方口音。苏轼一直讲西蜀的眉山话。
  苏轼自创一种帽子,高筒,短檐,殊不知戴了几回,全城都流行起来了,呼为“子瞻帽”。京城的儒生,外地的考生,几乎没有不弄一顶子瞻帽盖在头上的。一般后生乃至中年男人皆仿效,逢节日,有时青一色的子瞻帽流动于大街小巷。皇宫里伶工演杂戏,两个优伶各戴子瞻帽,互相夸耀学问,小皇帝扭头看苏轼看了很久,高太后抿嘴笑笑。
  司马温公之后,苏子瞻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大名士。
  他下班回家,有个摩腹的养生动作,下人开玩笑,说他的肚子里全是文章。惟有王朝云说:先生一肚子不合时宜呢。
  苏轼大笑。
  欧阳修之后,苏东坡又是公认的文坛领袖,书画宗师。门庭若市,车如流水马如龙,翰林大学士,如沐春风。宫中太监老往苏宅跑,太后的御赐之物一件接着一件,小到一包茶,大到一匹马。如此显贵的门第,能进去喝杯茶就足以炫耀于人了。士大夫的信条:能处富贵,能安贫贱。谁是楷模呢?当然是苏东坡。对寒士他有求必应,对达者也尽量帮忙。这些方面资料多证据足,宋人一千多种笔记,很难找到一种不提苏东坡的。
  秦观、黄庭坚这样的大文人,不过是他的门下士;米芾、李公麟这样的大书法家、大画家,俱为他的子侄辈和追随者。高太后的女婿王诜、张方平的女婿王巩是他的忘年交、终身的好朋友。现存于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的《西园雅集图》,见证了北宋文苑艺坛的一桩盛事:画面上十六个人,全是名噪当时的人物,在王诜的豪华府第雅集,或书,或画,或弹琴,或与美姬交谈。穿黄色道袍居中而坐的是苏东坡,正运笔写字。身后名流闲观佳丽翘首。
  王诜有一房宠姬,名叫啭春莺,美艳绝伦,苏轼也为她倾倒,写《满庭芳》赞美她。王珪更有意思,他是名相之孙,名臣之婿,从小娇生惯养的,却因乌台诗案受牵连,贬到了岭南蛮荒瘴疠的柳州,一去十年,学苏轼泰然处之,居然做到了,俨然是苏门嫡传弟子。王珪的漂亮侍妾复姓宇文,名柔奴,一直跟随他身边,受苦受累毫无怨言。苏轼很感动,特为柔奴写一阙《定风波》,下片说: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此心安处是吾乡,原是柔奴的句子,苏轼身边的一个人默默记下,并与柔奴成了一见如故的好友。她是二十五岁的王朝云。
  女子不变节,男人却能变脸:画《西园雅集图》的李公麟,后来露出了另一副嘴脸:苏轼倒霉南迁,他在大街上相遇却装作没看见,以扇遮面而过。苏轼一笑置之,不当回事。
  “吾眼见得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
  就像一个快乐的人,看什么都快乐。
  苏轼在汴京的文字佳作不多。以前也这样。京师的富贵荣华,难以形成强烈的艺术冲动。写字画画倒常有。书画风雅事,于生命冲动的诉求比之文字稍逊一筹。他变成了文艺理论家,分析自己的作品说: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余虽吾亦不可知也。
  这段文字,是古典文论的经典。苏辙感慨说:“东坡黄州以后文章,辙虽驰骤从之,而常出其后。”
  做弟弟的,怎么追也追不上。哥哥的身影永远在前边。
  苏轼说:“某平生无快意事,唯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矣。”
  这话值得玩味。写文章是与造物同游,描绘自然诉说人事,天风海雨汇于笔下,以一人体验千万人,等于让个体生命无限延伸。深谙各类世间乐事的苏东坡,把写作行为推向生存体验的至高点。
  写作与语言同在,而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隐藏着生活的全部密码。
  苏轼论画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绘画的变形、重神似,他是先驱者之一。
  他写字用的笔、纸、砚、墨十分考究。索字的人太多,他不轻易动笔了。不过,朋友以至朋友的朋友,都知道他有两个弱点:一是见不得好纸墨,见了手会痒的;二是请他喝美酒,醉后必有醉书。比如送他南唐李煜常用的澄心堂纸,他必定眼睛发亮,呼笔墨伺候。他爱用的笔叫“张武笔”,现已无考。
  翰林院有个姓韩的同事,更有绝招:凡事不面谈,专门给苏轼写信,意在得到苏轼的亲笔回信。
  黄庭坚说:“蜀人极不善书,而东坡独以翰墨妙天下,盖其天资所发耳。”
  苏轼自己讲书法的感觉:“吾醉后乘兴作数十字,觉酒气沸沸从指间出矣。”
  苏轼的书画真品,现珍藏于海内外的,约有四十六件。

9
  
  元祜四年,苏轼出任杭州太守,锦衣玉食的日子在人间天堂得以延续。当年的通判,现在的龙图阁学士兼地方大员,飞黄腾达不在话下。重游西湖,“不见跳珠十五年。”但苏轼这个人,为官要做事的,决不会忙着去享受。他有巨大的名望,有高太后这样的后台支撑,即使做个享乐型的庸官,谁会责怪他呢?以官场进退术来看,他做庸官效果更佳,京城那帮争名夺利的小人将不复记挂他。相反,他做出成绩了,小人则不会放过他。他这种正人君子,一旦当宰相统帅群僚,贪官庸官将无地自容。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苏轼的悲剧,也许正源于此。
  江南好山水,好茶好酒好女人,苏轼也欣赏,也享受,却严格限于忙完了郡务之后。杭州一年半,他治运河,开六井,浚西湖,筑苏堤,设“安乐坊”治病救人,惩治有官方背景的黑帮头目……在临安的地方志上写下了重重的几笔。他又张弛有度,忙里偷闲游山戏水,居然把办公桌搬到西湖边上,“欲将公事湖中了”。他跟禅宗大和尚佛印比试机锋,与江南名妓琴操较量顿悟,留下的佳话载入《五灯会元》,害得后世文人郁达夫专程到杭州,看完了八卷临安志,未见琴操一段情。
  伟人的一年半,不得了。
  当时西湖淤塞过半,苏轼连上奏折请求朝廷拨专款整治。而他的特殊身份“两浙西路兵马钤辖”,又使他能调动官兵协同十万民工奋战西湖。为赶工期,他不分昼夜地巡视在工地上,吃民工饭,喝民工水,一点不勉强。
  杭州之有西湖,苏轼居功第一。命名,写诗,疏浚,堪称三部曲。难怪杭州人在他活着的时候就为他建生祠,家家户户供他的画像,“饮食必祝”——喝水吃饭皆为他祝福。
  过了十年,吕惠卿守杭州,毁掉了他的生祠。
  元祜五年,杭州洪涝之后又遇大旱,疫病流行。苏轼手头的宝贝药方“圣散子”派上了大用场。药价相当便宜,一服只收一文钱。苏轼率先拿出五十两黄金,带动富豪捐赠,办起了慈善医院,“千钱活千命”—这是他宣传圣散子的广告诗,浓墨写在安乐坊的大门前。
  可惜他走后,安乐坊只维持了数年。慈善事业后继无人。
  高太后召他还京,想委以重任。小人一蹦八丈高,拼命排挤他,官场推手,政治打手,有名有姓的七八个,全冲着他来了。像一群野狼驱赶一头雄狮。太后也无能为力。苏轼返京三个月,又带领全家人上路宦游了。
  接下来的两年多,出知颍州、扬州、定州。所谓“二年阅三州”。三地各有建树,史料确凿,包括苏轼本人的诗文、书信和奏折。用勤政爱民这类词来形容他,再平常不过了。他爱民的冲动源远流长,有权无权都一样,只不过权力在手,作为更多而已。颍州亦有西湖,苏轼写下著名的五言诗《泛颍》。
  颍、扬各半年后,朝廷告下:苏轼以兵部尚书召还。又兼端明殿学士兼侍读,做哲宗皇帝的老师。此前他已是龙图阁学士,一身而双学士,有宋一代的翰林院不多见的。高太后确实器重他,却未必出于私心,他在京城、在地方都干得那么好。苏辙时任门下侍郎,相当于副宰相。兄弟俱荣耀,“内翰外相”,有些官员非常紧张:这不是把持朝政了吗?苏轼或苏辙有朝一日真的当上宰相,他们必定没戏。于是,这些人条件反射动起拳脚,先下手为强。苏轼还在从扬州到汴梁的路上,种种诬陷就像箭一般飞向他了。
  入京,他请辞兵部尚书,高太后倒是恩准了,却让他担任礼部尚书。他再辞,乞一郡,比如出知越州(今绍兴)太守,太后不允。苏轼惧怕谣言,可是有她在呢,一切替他担着。
  苏轼硬着头皮上,专心一件事:做帝王师。
  宋哲宗已长到十七岁,快要亲政了,但没有具体的时间表。小皇帝很不耐烦,每次上朝,太后在前他在后,他抱怨说:“朕只见她臀背。”这少年有心理疾病。凡高太后宠信的人,他都不喜欢。苏轼煞费苦心准备的教材,他听得心不在焉。侍读的地方叫迩英殿。教皇帝读书称“经筵”。苏轼教哲宗始于元祜初年,是小皇帝的老师傅了,却是越教越艰难。想让皇帝学习唐太宗,这发育迅速的男孩儿却迷上汉武帝:大权在握,后宫八千……哲宗小小年纪,对女色的经验已积累了不少,宫中猎艳频频得手。苏轼在这边绞尽脑汁,他在那边与宫女滚作一团。
  苏轼只能仰天长叹。
  子由劝哥哥说:我们尽力就行了,只求问心无愧。
  而苏轼想得很远。
  古代士人,做帝王师是他们共同的最高理想。教出一个好皇帝,胜做百年好官。
  苏轼对哲宗一筹莫展。他身上始终有高太后的影子,他不可能去掉这影子。一切努力均被它抵消。偏执少年阴郁的目光,盯着影子不放,却又不明说。
  苏轼晚年的命运被三个人所决定,一为高太后,二为宋哲宗,第三个是大魔头,稍后再讲。
  大魔头现身之前,先有口齿锋利的小动物围咬苏轼,从元祜初咬到元祜末。此系史家公论,并不是笔者情感用事。贾易、赵君锡、黄庆基、张商英等十余人,因围攻苏轼而名留史册。乌台诗案之后又有竹寺诗案,神宗去世两个月,苏轼曾于扬州竹西寺题诗: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皇帝死了,苏轼居然“闻好语”,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小人拿这个说事儿了。当时苏轼从贬谪之地黄州复起,沿途访旧看田,心情不错,流露笔端,却让贾易赵君锡捏了把柄。事情闹得很大,高太后直接干预,苏轼才躲过一劫。
  苏轼做地方官一般没事,回朝廷总有麻烦。
  眼下他的一大罪名是:推荐蜀人及门下士做官,形成所谓蜀党。他结党营私。
  元祜八年(1092年)的四五月,谏官黄庆基等连上七个奏章弹劾苏轼,小人反指伟人是小人,其中说:“苏轼天资凶险,不顾义理,言伪而辩,行僻而坚。故名足以惑众,智足以饰非,所谓小人之雄,而君子之贼者也。”
  应当承认,这姓黄的以君子自居的小人,言辞功夫不差。
  朝廷沸沸扬扬了,欲巴结苏轼者,转过身去磨刀。然而宰相一改平时的面团形象,站出来主持了一回公道。高太后趁势发力,罢免了黄庆基。
  苏轼、苏辙逃过一劫。蜀人门下士雀跃欢呼。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这一年的夏末、中秋,苏轼生命中两个极为重要的女人仿佛携手而去王闰之病逝,高太后骤亡。
  高太后临终前,安排苏轼出知定州军事州。
  苏轼在接踵而来的悲痛中起程。按惯例,他离京前要面辞皇帝,哲宗却找借口不见他。
  苏轼仓皇出京赴任所。定州(河北定县)是当时的军事重镇,苏轼干了一年多,军政两摄,渐渐理出头绪。朝廷没动静,他安下心来。哲宗毕竟是他多年的学生,虽然离京时没见他,却命人塞给他一包茶叶。
  苏轼品御赐好茶,品出了师生情谊。
  一家子,就在定州待下吧。干到致仕的那一天,迁江南宜兴定居。苏轼还对朝云许愿,要带她去老家眉山看看,在二老及王弗的墓前上香烧纸。
  前景看好,至少过得去。长子苏迈讨欧阳修的侄孙女为妻,并已踏上仕途,时任常州某县的县尉。
  眼下的苏轼五十九岁了,也许再过半年就能退休。就他永远高涨的生活热情而言,退休后的生活更像生活……
  这时候,那个大魔头现身了。
  大魔头不是别人,却是苏轼近四十年的老朋友章惇。
  章惇害苏轼,苏轼可能至死都想不通。
  学者们也有疑问。章惇害苏轼,好像理由不够充足:这人怎么回事?专拿朋友动刀?他当年不是挺身而出救过苏轼吗?哲宗亲政,改元绍圣,清除了一批“元祜骨干”,本无意对苏轼发难。章惇做宰相,却把矛头直指苏子瞻。也许他的动机是除掉这个潜在的政敌、宰相位的竞争者。
  章惇是蛊惑力极强的人,玩小皇帝于股掌之中。
  章惇是父亲与其岳母私通的产物,一辈子心怀鬼胎。年轻时高大威猛,和京师贵妇鬼混,贵妇开玩笑提到他的出身,他立刻翻脸要用绢丝勒死她。凤翔有鬼屋,几十年闹鬼,无人敢进去,章惇却进鬼屋住了三天三夜,屁事没有。鬼都怕他。苏轼曾拍着他的背预言:子厚日后能杀人!
  殊不知,事隔三十余年,章惇的屠刀架到了苏轼的脖子上。
  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朝廷告下:苏轼“责知英州(广东英德)军事州”。
  按宋制,“责知”某地,马上就要起程的,不像迁升可以磨磨蹭蹭。一夜间全家卷铺盖。走出几百里,第二道命令又至:降为从六品官。走到南都城外,苏轼写信给朋友说:“某旦夕离南 都……英州之命,未保无改矣。凡百委顺而已,幸勿深虑。”
  果然,六月走到当涂,第三道谪命来了:苏轼,责授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苏轼被降为罪臣,六品官、两学士及相应的俸禄一律取消。
  三改谪命,都是章惇所为。这个超级政治打手,出手异常凶狠,务必要让挨打的人趴下,再也直不起腰。苏辙同样被章惇赶出了汴京。
  秦观、张耒、黄庭坚等“苏门学士”均遭贬黜……
  苏轼面临着万里投荒。他的抉择是:带苏过一人远赴贬所,翻过大庾岭到惠州。苏迨带领其他眷属到宜兴去,和苏迈同住。家人不同意,但老人态度坚决:这事儿没得商量。家人哭成一团。惟独朝云沉静,她也决定了,和王珪的爱妾柔奴一样,随心爱者到任何地方,“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劝她没用:
  苏家的几个家臣家妓,各得若干银两细软,各奔前程去了。
  所有这一切,就像一台戏。
  然而什么样的戏剧,能揭示出苏东坡的内心?
  九月,过大庾岭。岭在今之江西省大余县南,广东南雄县北。号称大庾五岭,分隔内陆文明与南国炎荒。宋朝不杀大臣,惩罚最重的,就是贬到岭南去。
  五岭八峰一个多月,山中的遭遇一言难尽。
  苏轼十月抵惠州,暂住合江楼,楼下是奔腾的东江。当地官员以礼相待。生活清苦,蔬菜缺,肉更少。惠州是个小城,杂居着汉族、客家族等,发音奇特,内陆人听不懂。
  苏轼将息数日后,开始用他一向平和而又幽默的眼光打量周遭了。他在写给苏辙的信中说:“惠州市井寥落,然犹日杀一羊,不敢与仕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骨间亦有微肉……意甚喜之,如食螃蟹……”写信不谈别的,专说吃羊脊骨的方法,如何炙烤,如何用木针挑出骨间的微肉,给人美滋滋香喷喷的感觉。末尾却说,这么细致挑吃羊骨,“则众狗不悦矣”。
  佛印大和尚则写信来安慰他。这是历代高僧最著名的书信之一:子瞻中大科,登金门,上玉堂,远于寂寞之滨,权臣忌子瞻为宰相耳。人生一世间,如白驹之过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贵,转盼成空,何不一笔勾断,寻取自家本来面目!……子瞻若能脚下承当,把一二十年富贵功名贱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
  大彻大悟的和尚,也给了苏轼一份力量。
  苏轼善于各方借力,不管是在书本上,还是在生活中。融会贯通中国文化的精髓,修炼成钢铁骨头,却不失血肉之躯。而这向来是佛教的两难,西方哲学家如叔本华的两难:无限的欲望导致无限的痛苦,倒不如冷却成石头。苏东坡不冷却,始终保持躯体的热度和柔软度。他甚至学会了向各种各样的苦难借力。
  翻遍史籍,修炼到如此境地的,可能只有苏东坡。
  冬天,他移居惠州嘉祜寺。有一篇意味深长的短文《记游松风亭》: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亭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
  这短文,当选人中学生课本。
  次年,东坡吃上惠州的荔枝了,欢愉之情掩不住,挥笔写到:“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他和惠州人打成一片,源于两件事:一是造桥,二是种药。
  连接东江两岸的原是一座简陋的浮桥,江流湍急,每年都有不少人落水,被浪头卷走、吞没。东坡建议修桥,惠州官府却苦干拿不出钱来。东坡写信给子由,动员弟媳史夫人拿出皇宫多年的赏赐。其实不需动员,东坡开了口,史夫人二话不说,拿出了价值数千金的东西,派人急送惠州。她手头就这点钱了。
  桥成之日,东江两岸全是欢呼声,三日不绝,许多人喜极而泣:东坡先生早一点到惠州该有多好!
  东坡写诗描绘盛况:“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而瞅着鸡血遍地,他又心生怜悯,为杀生感到难过。不得已,找到一句安慰自己的话:世无不杀之鸡……
  惠州瘴毒弥漫,常有疫病流行,而当地人不大懂得医药。东坡率先种药,托人从广州买药材。居所前后种满了药材,就像在黄州的东坡种麦子。他又开方瞧病做起了郎中。经他带动,官府宣传,惠州从此药材渐多,郎中渐多。他还发明了“秧马”——种快速插秧的农具;他替广州人设计“自来水工程”,大大缓解了广州的饮水困难……
  有人实在不理解他,“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这是干吗呢?不是有悖人的自私天性吗?“劳己而为人”,莫非其中有啥见不得人的动机?东坡回答,他干这些事全是为了自己:“病人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吾使之酣适,盖专以为己也。”
  苏东坡真像雷锋叔叔。
  他又打坐,炼丹,做美食,酿酸酒,写和陶诗,真够忙的。
  他试验独居,不与朝云同房,却感到十分艰难。反观他涉及私生活的书信,他和朝云的性生活是令人满意的。服从养生而尝试去欲,其动力是为了活着北归。
  惠州府温都监的女儿温超超,因崇拜而热恋他,他软语劝慰。他和朝云外出转悠,有时单为避开这热烈女子。
  北方的朋友们书信不断。陈慥致信说,要到惠州来看望他,他回信批评老朋友:“莫作女儿态矣。”
  却有杭州的和尚名叫卓契顺的,从江南走到岭南,几千里路,只为送一封家书。卓契顺是佛印门下弟子,佛印为送信的事犯愁,卓契顺说:惠州又不是在天上。他揣了信就上路,跋山涉水到惠州,人都走变形了,见了东坡却没甚言语,一味地傻笑。在场的人无不抹眼泪,倒是东坡视为寻常,问卓契顺想要点什么。卓契顺说,想要一幅先生亲笔写的陶渊明《归去来辞》。十几天后卓契顺返回杭州。一切平淡得如花开水流。
  然而一朵鲜花却凋谢在惠州。
  王朝云死于瘴毒。
  东坡种了那么多的药,未能挽救她的生命。
  死前仿佛有预兆:她老唱“枝上柳棉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唱着,眼泪直流。此后东坡终身不听不书这首《蝶恋花》。
  临终前她口诵《金刚经》六如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有着惊人美丽的王朝云葬于惠州丰湖之六如亭。后世凭吊者络绎不绝。去年我到惠州,拜谒朝云墓,为永不凋谢的鲜花献上一束鲜花。而惠州一位老教授,每周都去献花……
  且看东坡为朝云写的墓志铭:“东坡先生侍妾日朝云,字子霞,姓王氏,钱塘人。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绍圣三年七月壬辰卒于惠州,年三十四……”
  朝云感动了上帝,她死后第三天的夜里风雨大作,天亮,人们在她墓旁发现了五个巨大的脚印。东坡闻讯,带苏过亲往察看,干栖禅寺设供佛事,写《荐朝云疏》:“一既葬三日,风雨之余,灵迹五踪,道路皆见。是知佛慈之广大,不择众生之细微,敢荐丹诚,躬修法会。伏愿山中一草一木,皆被佛光……”
  三个月后,东坡为朝云作《西江月》:
  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花丛,倒挂绿毛幺风。 素面翻嫌粉沉,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黄州多少欢娱……
  惠州无限伤悲:“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禅!”
  人已去,美景空。
  年逾六旬的老人,还能挺住吗?
  苏过很孝顺,东坡给朋友的信中多次表扬他。老人的饮食起居,“独过侍之,凡生理、昼夜、寒暑所须者,一身百为,不知其难。”
  东坡的三个儿子都一样,包括儿媳妇,包括他的朋友、学生,无不感染他的气息,受他的影响。伟人引力大、磁场强。
  有趣的是,章惇派个与苏家有世仇的人到广州做官,借刀杀东坡。这仇人却变成了东坡的好朋友。
  贬惠州的第三年,东坡在白鹤峰营造新居,打算长住。长子苏迈带着他的三个孙子以及苏过的妻儿到惠州来了。新居落成,官民同贺,一家子乐融融。
  此间东坡情绪好,又展露仙容了,欣然提笔:“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首小诗传到京师了,大魔头笑道:苏子瞻还这么快乐吗?贬他到海南儋州去。
  一纸令下,全家人再次恸哭于江边。白鹤峰的新居刚住了两个多月。苏东坡携苏过从广州下船,行至藤州与苏辙相会,兄弟盘桓二十天分手,竞成永诀。子由此时贬到了广东南端的雷州半岛。“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这份兄弟情足以成书的。本文省略太多。
  东坡贬惠州,两年零七个月。
  传说东坡过海,船上放着一副空棺。
  儋州比惠州更荒远,《儋县志》说:“盖地极炎热,而海风苦寒。山中多雨多雾,林木阴翳,燥湿之气不能远,蒸而为云,停而为水,莫不有毒。”
  长途水路颠簸的老人,到贬所病倒了。病稍愈,杜门默坐。他写到:“至儋州十余日矣,澹然无一事,学道未至,静极生愁。”
  可是没过多久,他对这地方有了新的感受,《书海南风土》云: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尤甚。夏秋之夜,物无不腐败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岁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
  东坡喜欢吃肉,但儋州无肉可吃。本地人吃老鼠、蝙蝠、蜈蚣。苏辙到雷州,因吃进去的东西又呕吐出来,体重骤减。东坡寄语老弟,说自己也能吃熏鼠了,体重反而有所增加。
  蝙蝠蜈蚣之类,以老饕餮自居的东坡,大约也要尝尝吧?
  他居住的地方是几间破官舍,比杜甫的茅屋更糟糕,不仅漏雨,而且漏树叶。有一天早晨在风雨中醒来,满身都是湿漉漉的黄叶。儋州太守张中实在看不过去,冒着暗助罪臣的风险,找借口用官钱修缮了破官舍。后来因此获罪,掉了官帽。
  儋州人懒得开荒种稻,主食为薯芋,整锅煮,天天顿顿如此。吃惯美食的东坡尽量每顿吃饱。而岛上一度闹饥荒,海上数月风波险恶,琼州(今海口)那边的粮食运不过来。东坡父子练龟息法,将食量减到最低,朝初生的太阳做深呼吸,要将热能化为体能。这叫“阳光止饿法”,据说还有效。
  居无所,食无肉,出无友,读无书,写字作画没纸墨……
  张中又帮他,替他介绍当地的黎族朋友,做翻译,沟通言语。东坡学海南土语,黎人学他用眉山语音讲的“官话”。时至今日,海南儋县仍有两个村庄讲眉山话。
  东坡性好动,没朋友很难受的。黄州是这样,惠州、儋州亦如此。他终于有了几个朋友,其中像黎子云兄弟,几乎每天见面,你来或我往。有一天东坡外出串门喝下几杯酒,归家迷路了。当地民居看上去都差不多,家家户户的围栏一模一样,形同迷宫。他吟诗说: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有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常看东坡不眨眼,一日,忽然说: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东坡从此亲切地称她“春梦婆”。
  他沾酒就上脸的。小孩儿觉得他好奇怪,争看他,追赶他。他扭头一笑,诗已出口: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
  他当然不甘寂寞:溪边古路三岔口,独立斜阳数过人。
  海南常有雨,忽来忽去的。黎人送他斗笠和木屐,走路吧嗒吧嗒,斗笠遮去漫天风雨。昔日曾有名篇《定风波》:
  莫听穿株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对所有的逆境中人,《定风波》宛如一颗定风丹。也无风雨也无晴,这境界不易学。它是人类巅峰人物的寻常体验。
  当时有无名画家作《东坡笠屐图》,太感人了,观者欲掉泪时,却又不自觉地微笑。
  孔子,庄子,陶渊明,连同一地风俗满目黎庶,全在苏东坡的身上。
  道士吴复古,飘然过海看他来了。眉山人巢谷,和东坡自黄州一别十几年,从家乡起程,以七十老翁之躯,万里迢迢赴岭南。东坡富贵时,巢谷总是在别处。简单的行囊中又不知藏着什么类似“圣散子”的灵丹妙药。他决不能让东坡死于瘴毒。可他筋疲力尽走到了梅州,缓得一口气又向海南,却累死在新州道旁。东坡、子由闻噩耗,相隔数百里,同声恸哭。
  巢谷亦如三苏父子,是眉山人永远的骄傲!
  太守张中果然掉了官帽。一帮狗衙役将东坡赶出了官舍,父子几天吃住于污池旁。不得已,桄榔林下草草盖房子,东坡为之命名“桄榔庵”。黎族父老兄弟,数十人来帮忙,他们头上没有官帽,不怕得罪远在京师的凶神恶煞。史料显示:东坡在儋州,章惇也不放过他。“时宰欲杀之”,故事还充满悬念。
  然而苏东坡居然开始讲学了,皇帝的老师,转而教诲黎家子弟。椰林深处书声朗朗。色土为墨阔叶作纸,课本却在东坡先生脑海中——这才叫脑海呢。我们这些人,只能叫“脑溪”、“脑河”吧?
  。
  苏东坡居海南,教出了海南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进士:姜唐佐。这里却有辛酸故事:唐佐原是琼州人,过海求学,临走向先生乞诗,东坡写下两句:“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并许愿说,等唐佐考上了进士再写后两句。后来唐佐高中,先生已在九泉。苏辙续写成篇:“锦衣不日人争看,始信东坡眼力长。”中国诗歌史,这悲喜故事绝无仅有。
  好官张中要调走了,与东坡父子情深,迟迟其行。临走那一天,不睡觉,和东坡坐谈通宵。他原是军人出身,而兵学乃苏氏家学之一,言语投机,不知东方之既白。
  朝廷又起变故。宋哲宗二十几岁就一命呜呼,大概纵欲过度,以身试那把东坡讲的“伐性之斧”。徽宗上台,章惇随之失势,也贬到雷州去了。弹劾章惇的谏官,是一个叫任谷雨的眉山人。
  朝廷又想起了苏东坡。
  公元1100年的六月,东坡得以奉诏北还,离儋州,黎人数百哭送于海边。惠州、梅州(子由贬谪地)、常州的亲人们也在哭,喜极而泣。

10
  
  八月,东坡走到广西桂林,却传秦观的死讯。东坡最得意的弟子英年早逝,老师欲哭无泪,数日食不下咽。
  一路伤心,慢慢将息。九月抵广州,逗留四十天上路,吴复古得讯追赶他。这个一生以道路为家的道士却死于道路。东坡旧悲未去再添新伤。
  次年四月,抵江西南昌。南昌太守叶祖洽开玩笑问:世传端明(学士)已归道山,今尚游戏人间耶?东坡答:途中碰上章障,踅回来啦。
  说章惇,倒遇上章惇的儿子章援,带着一封千字长信呈给东坡,言词诚恳,言下之意却希望东坡登相位放过他父子。东坡就地回复,也是一封长信,提及章惇时说:“轼与丞相定交四十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年高寄迹海隅……”书信背面还写了专治瘴毒的药方,荐与章惇备用。
  耶稣是西方传说。东坡乃东土伟人。
  六月中旬,船行于运河赴常州,两岸百姓上万人争睹东坡的风采。他头戴小帽,身穿小背心,坐在船舱里,环顾左右说:“莫看杀轼否!”
  江南百姓,祝他早日做丞相,造福于天下。
  官员中也盛传他将出任宰辅。
  沿途赴宴。回船继续向常州。七月流火,船舱里异常闷热,东坡腹泻。老友钱世雄及儿孙在他身边。抵常州登岸,居城里一个朋友的家。他曾在常州买过一所房子,却听街上的一位老太太哭儿子不孝卖掉祖业。细问之下,方知原来他是买主,于是把房子退还老太太,购房款也不要了。
  现在,病转沉重的东坡,住进朋友家。三个儿子迈、迨、过,环侍病榻。他长时间瞅着一幅画——李公麟为他画的像,旁边有他的题诗: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样的诗,令我们无言。一切解释都是皮毛。
  十三日病况好转,次日又高烧,热毒大作。强撑病体写《与钱济明书》:“某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细察疾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当专用清凉药,已令人用人参、茯苓、麦门冬三味煮浓汁。渴则少啜之,余药皆罢也。庄生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三物,可谓在宥矣。此而不愈,则天也,非吾过也。”
  十八日,自知难起,唤三子于床前,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地狱)。”
  二十七日,恶化。杭州径山寺长老维琳赶来了,俯到他耳边大声道:“端明勿忘西方。”
  东坡答:“西方不是没有,但个里着力不得。”
  钱世雄喊:“至此更须着力!”
  东坡闭目答:“着力即差!”
  钱世雄还要问:“端明平日学佛,今日如何?”
  东坡答:“此语亦不受。”
  溘然而逝。
  我不知道用什么可以形容苏东坡的死。我想起了恒星的爆炸,收缩成白矮星,演变成黑洞。
  其黑洞般的精神伟力,足以吸引我们这个蓝色星球上的万物之灵。
  举国哀悼不消细述。东坡的弟子李鹰在祭文中说:“道大莫容,才高为累……皇天后土,知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
  东坡诗存二千七百首,词三百余阙,文数千篇。这要部分归功于宋代印刷术的发达。
  北宋以后士人,没有不读苏东坡的。
  尚有学术巨著《论语说》,后者不传,是中国文化一大损失。东坡读孔子,会读出一些什么呢?
  我个人对苏东坡总的印象是:他能看见生活。
  看见生活不容易,小到柴米油盐,大到国家历史。换句话说,他具有总体把握生活的能力,纵向千年,横向万里。
  中国文化的核心要素集于东坡一生。这给当代留下了巨大而纷繁的研究课题。可惜对他的研究,知识结构趋于固化。
  见叶不见树,见树不见林,是为病根。
  无力从大处着眼,难免鸡零狗碎。
  等而下之的是戏说,迎合市场的低级趣味胡编乱造。
  拿什么做结束语呢?
  海德格尔《什么是思想》一文中,引用荷尔德林的诗句:
  思想最深刻者,热爱生机盎然。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
打开APP,阅读全文并永久保存 查看更多类似文章
猜你喜欢
类似文章
【热】打开小程序,算一算2024你的财运
品读苏轼(中):你真的了解这位文豪吗?
千年绝版苏东坡
三起三落苏东坡——解读《古文观止》钥匙二
一生被贬数八个州 大文豪苏轼终把逆境写成了诗
苏轼,以审美的姿态度过一生
苏东坡的惊鸿人生:(四)此心安处是吾乡
更多类似文章 >>
生活服务
热点新闻
分享 收藏 导长图 关注 下载文章
绑定账号成功
后续可登录账号畅享VIP特权!
如果VIP功能使用有故障,
可点击这里联系客服!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