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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建禄
呼和浩特在明清时期因召庙众多而被称为“召城”，也常听到“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绵绵召”、“数上来的喇嘛三千六，数不上来的无其数”等民谚。这些民谚不仅仅是形容意义，其背后还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久远的故事传说和厚重的文化现象。
晨昏三叩首 早晚一炉香
阿拉坦汗（1507~1582），系成吉思汗17世孙，明代蒙古中兴之主达延汗之孙，13岁时受封土默特部，以后又成为蒙古右翼三个万户的实际首领。阿拉坦汗通过四次西征将势力扩大到青海后，频繁接触黄教，被其教义所倾倒。为借助西藏宗教领袖的神力支持，加强在蒙古诸部中的号召力，1574年（明万历二年）阿拉坦汗在青海湖东南岸修建了恰布恰召（明廷赐名仰华寺），这是蒙古人建立的第一座黄教寺庙。1578年5月，阿拉坦汗同西藏黄教领袖索南嘉措（1543~1588）在仰华寺会见，双方互赠封号，索南嘉措始称达赖三世。
1584~1588年，达赖三世来到鄂尔多斯、土默特等部广泛讲经说法，举行佛事活动。按照达赖三世遗言，阿拉坦汗的曾孙1589年被认定为转世灵童，法名云丹嘉措（1589~1616），这是达赖活佛转世系统中至今唯一的蒙古族，极大地促进了黄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
黄教在传播过程中，吸收了蒙古族萨满信仰中祭祀天地、祖先的一些传统仪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蒙古喇嘛教。1934年《归绥县志》载：“蒙人自王公迄民庶，无不尊奉喇嘛教”，“蒙古世家巨族，所居宫室板升屋数间，西有佛堂，与板升屋齐；贫者但居一蒙古包而已，西隅陈设小几供铜佛小像”。
明末担任北边要职多年的萧大亨，曾在《夷俗记》中这样描写蒙古族崇尚佛教的情况：其幕中居恒祀一佛像，饮食必祭，出入必拜。富者每特庙祀之，请僧讽经，捧香瞻拜，无日不然也。所得市银，皆以铸佛、铸浮屠。
“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这句民谚，形象反映了蒙古族旧时对佛祖虔诚奉祀祭拜的情景，深刻说明喇嘛教已深入蒙古族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民众的精神生活之中。
先有归化城 后有大召寺
阿拉坦汗积极奉行“蒙明友好”政策，1571年（明隆庆六年）被明廷封为“顺义王”，双方开始互市贸易，史称“隆庆和议”。 和平局面出现以后，第二年阿拉坦汗在大青山脚下大规模筑城，1575年（明万历三年）完工，蒙古语称库库和屯，意为青城，万历帝赐名“归化”（俗称旧城）。
1579年（明万历七年），阿拉坦汗在归化城垣南始建供奉释迦牟尼佛像的庙宇，翌年竣工，蒙古语称伊克召，意为大召，万历皇帝赐名弘慈寺。因阿拉坦汗皈依佛教后被尊称为格根汗，也称格根汗庙。又因佛像通身银质，俗称银佛寺。这是漠南蒙古最早兴建的黄教寺庙。1586年（万历十四年），达赖三世曾亲临大召主持释迦牟尼银佛“开光法会”，使得大召更加声名远播。
17世纪初，蒙古右翼诸部的佛经翻译家们齐聚大召，开始将藏文佛教经典《甘珠尔》翻译成蒙古文。甘珠尔意为佛语，是释迦牟尼口授的佛教教义、戒律等内容记录。由于翻译工程极其复杂浩繁，历时20余载，方形成108部《甘珠尔》供奉在大召，这对后来蒙文翻译印刷和蒙古语言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大召因此又称甘珠尔召。这一期间，蒙古诸部首领也常派人到大召顶礼膜拜，行皈依之礼，并请僧取经，学习建庙工艺，呼和浩特成了蒙古喇嘛教的大本营。
清朝入主中原后，1562年达赖五世赴京途经呼和浩特，曾驻锡大召，进一步提高了大召的宗教地位。1698年大召又一次修葺后，殿顶改成黄琉璃瓦，康熙将“皇帝万岁”金牌交给大召供奉，从此大召成为“帝庙”，不再设活佛。
大召作为明清时期漠南蒙古最著名的寺庙，召内有着丰富而珍贵的文物古迹。其中银佛、龙雕、壁画被赞为大召“三绝”。召前的玉泉井，由御泉井演变而来，传说康熙皇帝巡幸归化城时御马踏地刨出。 后建有“石头旗杆木头庙”。 有句歇后语“大青山上瞭见玉泉井——远水不解近渴”流传至今，可见玉泉井影响之大。民谚“北有牛桥，南有大召”，歇后语“大召前的百灵子——耐惊耐吓”，都生动地说明这里的繁华。
大召不大小召不小 席力图召后来地位高
小召位于大召东面，蒙古语称巴嘎召，明末阿拉坦汗之孙建造。论建造人声望、建造年代和寺庙规模都逊色于大召，但民谚为什么说“大召不大，小召不小”呢？
原来，清廷为加强对呼和浩特地区众多召庙和喇嘛的有效管理，于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专门设立了由掌印扎萨克达喇嘛掌管的归化城喇嘛印务处，驻在大召，并有权直接上奏皇帝，可谓位高权重。首任掌印扎萨克达喇嘛是朋苏克召（崇寿寺）活佛伊拉古克三，然而他却背叛清廷，暗中与反叛的卫拉特蒙古准格尔部首领噶尔丹勾结，于是清廷于1690年将他革职查办。大召和朋苏克召受此事件影响，宗教地位下降。
当时小召的活佛是内齐托音呼图克图二世。他为清廷平定噶尔丹叛乱立下汗马功劳，康熙帝对其十分宠信，还特准科尔沁部十旗为其化缘地区。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康熙亲征噶尔丹巡幸归化城时，特意选择小召驻跸三日，托音二世还专门举行了“皇图永固，万寿无疆”诵经法会。《归绥县志》载，康熙临别前，赠给小召的御用宝物有：金线绣龙坐褥一，金绣靠背一，金绣枕二。宝弓一，大小箭各五，甲胄全套。虎皮座一，豹皮座二。每岁以6月12日为展览之期。
此后民间将6月12日这天，称为“小召晾甲日”。
经康熙恩准，托音二世对小召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葺扩建，两年后告竣，康熙赐名“崇福寺”。修葺大召和席力图召，也是托音二世奏请康熙恩准的。1698年，托音二世成为归化城掌印扎萨克达喇嘛，喇嘛印务处也改设在小召，此后小召的宗教地位超越大召，民间也有了“大召不大，小召不小”的说法。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又在小召内建成敕建满汉蒙藏四体文字的《圣祖御制延寿寺碑》和碑亭。
闻名遐迩的五塔寺，原是小召的一个属召，位于小召东面，雍正年间建，雍正赐名慈灯寺。寺庙早已倾塌，而金刚座舍利宝塔（五塔）独存。其中雕有佛像1630尊，故又称为千佛塔。塔后照壁上有一幅我国和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蒙文天文图，极具科研价值。
席力图召位于大召小召之间。席力图藏语意为“首席”、“法座”。 它最初是个小寺，名古佛寺，即今席力图召西侧的古佛殿，由阿拉坦汗之子僧格建造。因该寺一世活佛根据达赖三世遗言，代表达赖三世坐他的法座，寻访转世灵童，达赖四世又在此召举行坐床典礼，始称席力图召。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巡幸归化城时，曾在该召参加专门举行的诵经法会，临行前“赐喇嘛唐古特经一部、药王经一部、珊瑚数珠、红珠宝石一盘”（《归绥县志》）。该召修葺后康熙赐名“延寿寺”，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又在召内建成满汉蒙藏四体文字的《圣祖御制延寿寺碑》和碑亭，进一步提高了席力图召的宗教地位。因为后来历世托音常驻科尔沁地区，所以从1708年之后，归化城掌印扎萨克达喇嘛基本上由席力图召的活佛担任，印务处也设在席力图召，因此民间也有了“席力图召后来地位高”的说法。
席力图召的属召也比大召、小召多，主要有：巧尔齐召（延禧寺），位于旧城；乌素图北召（广寿寺），位于旧城西北大青山麓，以上两召康熙年间建。希日穆仁召（普会寺），位于今达茂旗，乾隆年间建，是席力图召活佛的夏宫。
一座城池半城庙 百座召寺山川绕
据有关资料介绍，到清朝末年，呼和浩特地区黄教寺庙约90座，与民谚所说“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绵绵召”中的数字基本吻合。此外，还有其他庙宇50多座。这些召庙，主要是从明万历到清乾隆200年间陆续建造的。其间出现过三次建庙高潮。
第一次建庙高潮，是从明万历到天启年间，约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20年代。在这半个世纪中，呼和浩特地区共建起了10余座佛教寺庙。
第二次建庙高潮，是在清顺治到康熙年间，约17世纪40年代到18世纪20年代。此期间新建召庙约50余座。
第三次建庙高潮，是在清雍正到乾隆年间，约17世纪20年代到17世纪末。此期间新建召庙约20余座。1737年（乾隆二年），清廷在归化城东北五里处兴建绥远城，两年后竣工，俗称新城，城内建有菩萨庙、菩提寺、福庙等召庙。
“一座城池半城庙”，是毫不夸张的。在旧城，黄教寺庙若以大召（无量寺）为中心，东有席力图召（延寿寺）、小召（崇福寺）、五塔寺（慈灯寺）、章嘉召（广福寺），南有拉布齐召（弘庆寺）、巧尔齐召（延禧寺），西有朋苏克召（崇寿寺）、迦蓝召（隆福寺），北有太平召（宁祺寺）、乃莫齐召（隆寿寺）等10余座大型召庙。在新城，除了黄教寺庙外，还有八旗文庙（满文庙）、关帝庙、城隍庙、财神庙、土地庙、龙王庙、娘娘庙、马神庙、旗纛庙，以及清真寺、天主教堂等。
“百座召寺山川绕”，也是十分形象的。在新旧两城北面的大青山前、山中和山后，在平坦广阔的土默川平原上，众星捧月般地散布着众多的召庙。
七大召八小召 七十二个绵绵召
呼和浩特地区的众多召庙，其规模、规格和管理形式是不同的。其中设扎萨克喇嘛掌管的七座召庙称之为大召，设达喇嘛掌管的八座召庙称之为小召。七大召八小召合称15大召庙，由归化城喇嘛印务处管理。15大召庙的属召和其它召庙，由达喇嘛以下的喇嘛掌管。据1999年《呼和浩特市志》所列顺序，这15大召庙简要情况如下。
七大召中大召（无量寺）、席力图召（延寿寺）、小召（崇福寺）三大召前文已介绍，下面再讲其余四大召。
朋苏克召（崇寿寺），位于大召以西，又称通顺召，蒙古语称博什克召、库库和屯把甲召，俗称西召。最早由北京的锡拉布喇嘛于1650年（顺治七年）建造，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锡拉布喇嘛的徒弟朋苏克重修，康熙赐名“崇寿寺”。
乃莫齐召（隆寿寺），位于大召西北，蒙古语称额木济召，俗称药师庙，由绰尔济·达赖喇嘛于1669年（康熙七年）建造，寺院建筑面积较大，有院落三重，寺前藏经塔一座，1695年康熙赐名隆寿寺。
拉布齐召（弘庆寺），位于大召南，由宁宁呼图克图于1667年（康熙六年）建造，寺院建筑面积较大，有院落三重和东西仓院，康熙赐名弘庆寺。
班第达召（尊胜寺），位于旧城东郊哈拉沁沟内，由札雅·班第达呼图克图一世于1662年（康熙元年）建造，康熙赐名尊胜寺。
八小召是：东喇嘛洞召（崇禧寺），位于旧城东郊北山中，由喇嘛洞活佛弟子于1655年（顺治十二年）建造，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康熙赐名“崇禧寺”。
喇嘛洞召（广化寺），位于旧城西北约80余里的大青山南麓（今土左旗境内），又称西喇嘛洞召，相传由来自西藏的高僧察罕博格达活佛于明万历初年建造，清顺治年间扩建，由前后两寺组成，后乾隆赐名广化寺。
乌素图召（庆缘寺），位于旧城西北郊大青山南麓的乌素图村，由察哈尔佃齐（禅师）于1606年（明万历三十四年）建造，俗称察哈尔喇嘛召。清乾隆年间修葺后，乾隆赐名“庆缘寺”。以该召为中心，东有长寿寺（原龙王庙）、察哈尔寺（东茶坊庙），北有罗汉寺、广寿寺（席力图召属召），东北有法禧寺，西北有药王寺，均依山而建，是旧城之外规模最大的召庙建筑群。
美岱召（寿灵寺），位于今土默特右旗美岱村，原是阿拉坦汗驻帐城垣福化城，1606年（明万历三十四年），阿拉坦汗孙将此城改造成城寺结合、人佛共居的喇嘛庙，因西藏迈达里呼图克图在这里驻锡传教，寺名始称迈达里召，后写成美岱召，明代又称灵觉寺，清代更名寿灵寺。
太平召（宁祺寺），位于旧城北门西北，蒙古语称和硕乃召，由土默特两翼官兵于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建造，是土默特旗庙，康熙赐名“宁祺寺”。
什报气召（慈寿寺），位于旧城西约60里处（今土左旗境内），最早由喇嘛洞活佛弟子于顺治年间建造，为喇嘛洞召属召。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清廷赐名“慈寿寺”。
章嘉召（广福寺），位于旧城小召南，最初是由土默特参领章京扎布于乾隆年间所建家庙，1765年（乾隆三十年）施于章嘉呼图克图三世，同年清廷赐名“广福寺”。
巧尔齐召（延禧寺），位于旧城内，达尔班卓尔齐于康熙年间建造，清廷赐名“延禧寺”。
数上来的喇嘛三千六 数不上来的无其数
这句民谚中“数上来的喇嘛”，是指正式出家的喇嘛。《呼和浩特市志》载，嘉庆年间虽然黄教渐趋衰微，土默特15大召庙的喇嘛仍逾2000名。其他70余座召庙每座按30个喇嘛计算，也有2000名左右。“数不上来的”是指不属于喇嘛的召庙黑徒和有妻室的属民，有的召庙黑徒、属民人数远超喇嘛人数。
愿意出家当喇嘛的人之所以这么多，是清廷对黄教大力提倡和扶植的结果。他们宣传，一人出家当喇嘛，就等于“铸造一座金塔”，不仅造福于全家，而且修善于来世，同时还给喇嘛以优厚待遇，如不当兵、不纳粮、不应差等，这对普通民众有着很强的吸引力。王公贵族子弟若当喇嘛，就能得到“托音喇嘛”称号，很快成为宗教上层人物。同时规定，一般三丁之户必有一人出家，二丁之户有一人出家，家中无人，亦可还俗。但实际上“平民三人中辄有一二人为喇嘛，王公子弟亦有愿为之者”（《归绥县志》）。也确实有不少喇嘛信仰虔诚，“先将此身奉名刹，是则名为报佛恩”，不惜献出毕生精力和全部财富钻研佛经，潜心佛事，弘宣佛法，有的成为历史上发挥重大影响的高僧大德。
为了加强对众多喇嘛的管理，清廷实行一种度牒制度。度牒是指对度僧（准许出家者）经审查合格得度后发给的一种正式凭证，它既是身份证，也是优待证。持有度牒的喇嘛，方可领取朝廷发给的钱粮，也才能云游布施。发给每个寺庙的度牒数量虽有限制，但实际上往往超额，有的寺庙超额一倍以上，俗话“僧多粥少”，就是这种现象的反映。
呼和浩特地区众多的喇嘛中，分为不同的封号、职衔和职务等级。封号有大国师、国师、禅师等。职衔最高为呼图克图和呼毕勒罕。
各召庙还有不属于喇嘛的黑徒，为俗家鳏夫寡妇，他们不服僧衣，不习经典，而专诚皈佛，捻珠诵号。他们有的终生为召庙服杂役，有的终生在召庙所拥有的农田草场上耕作放牧，辛勤劳作却所得无几，民谚“白天黑夜一顿饭，冬夏两季一套衣”，就是他们贫困生活的写照。
作者档案
刘建禄，自治区政协委员，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原主任，先后参加《内蒙古大辞典》﹑《内蒙古自治区志·共产党志》等书籍的编写，著有《聚焦草原发展》，另有多篇论文获自治区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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