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庙祠堂
今天我们来讲宗法制。宗法制在我们教材上，写得很简略，寥寥数语，可怜得很。但我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制度中，宗法制的影响，并不比别的制度小。有人说中国的传统社会就是个宗法社会，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有道理的。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宗法社会的影子，它的一些逻辑仍然是中国社会运行的规则，因它而形成的一些观念仍然扎根在我们的思想意识之中。
从字面上理解，“宗”就是指宗族，“法”就是制度，或者说是规矩，“宗法”就是宗族内部的制度和规矩。这们这里讲的宗法制，则要上升到国家制度的层面。按我们的教材的定义，宗法制是西周“按照血缘宗族关系分配政治权力、维护政治联系”的制度。很显然，这种制度是在“家天下”确立之后才形成的。哪个朝代开始了“家天下”呢？当然是夏朝。由于史料的限制，我们对夏朝的宗法制了解不多，大概知道的，就是它在大多数时候，实行父死子继的制度；至于是不是嫡长子继承，我们也不能确定。商朝一开始的时候和夏朝不一样，实行兄终弟及，也就是大哥死了把王位传给二弟，一直传到最小的弟弟，之后再传回给大哥的儿子。这样做看似比较公平，能让家族内各弟兄都尝尝当权的滋味，但实际引起的纠纷是比较多的。如果兄弟比较多，等到最小的弟弟死掉，大哥的儿子早等不及了；再说，大家都觉得自己的儿子亲，干嘛把到手的位子传给别人？果然，商汤死后，继承王位的弟弟就不肯把王位交还给长兄的儿子，而是直接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后来，因争夺王位，商朝出现了“九世之乱”。商后期的统治者，吸取教训，不再兄终弟及，而是父子相继，并且嫡长子继承制也慢慢确定下来了。周朝在继承商朝制度的基础上，也作了重大创新。到周公平定东方的叛乱、制礼作乐、大行分封、返位于成王之后，周王朝的制度建设基本上大功告成。此时的宗法制，配合着分封制，以及一系列礼乐制度，变得相当严整，而且有血有肉了。
周朝宗法制的核心仍然是嫡长子继承。什么是嫡长子，想必不需要我再给大家解释了，只是我们要对此有更全面的理解，不能完全拘泥于“嫡长子”这个词眼。《春秋公羊传》有言曰：“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这句话有助于我们的理解。首先，周天子正妻所生之子，具有天然的优先继承权，在他们中间，年龄最大的又拥有优先权；其次，如果正妻无子，要从诸庶子中选择的话，还要看他们母亲的身份，以“贵”者之子优先。贵不贵，则要看她们的家世，以及她们在嫔妃中的等级。总的看来，嫡长子继承制的情况下，一个王子继承权的有无，由先天决定，不由后天决定；后天再优秀，也不一定有继承权。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个词。有人不是把那种依靠家庭出身的现象叫“拼爹”吗，那么，对于周朝的人来说，则是“拼爹”又“拼妈”了；因为你如果想风光、贵气，获得君临天下的大权，那么你不仅要生在帝王家，还得有一个好妈，一个地位高的妈，她最好是王后，你最好是她生出来的第一个儿子。
当然，我这么说只是开玩笑，如果按制度办事的话，实际上没什么好拼的，一切都是先天决定。问题是，由先天决定好不好呢？有人说，不好，因为它不能保证继承人的品质，没有选贤机制。有人说，好，因为它能防止诸子对王位的争抢，是相对来说比较有利于政权稳定交接的制度。这两种说法都对，都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我想，古人选择这一机制，并不是看不到它的缺点，而是在权衡利弊之后的无奈选择。哪个帝王都希望自己的继承人优秀，能够胜任治理国家的任务，但在缺乏合理的选贤机制的情况下，嫡长子继承的合理性就凸显出来了。就一般人情来论，在父亲眼中，自己的孩子，手心手背都是肉，不忍厚此薄彼。如果随父亲主观选择，往往造成诸子纷争，大家都会千方百计到自己这里邀宠，并不惜采取阴险的办法损害其他兄弟的形象。这种情况下，父亲真的能分出贤与不肖吗？太难了！还不如把继承的事情交给老天爷来决定。
将嫡长子继承制和分封制结合起来，是西周宗法制的一大创新。分封让其他王子有了归属，不至于太眼红嫡长子将要获得的王位。分封出去的王子，在他的封国里有世袭的统治权，也算是独霸一方的老大，相当不错了。诸侯的继承也按同样的规则办，嫡长子继承侯位，其他诸子被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有采邑，再往下分封就到了士的层级。士有禄田，他是贵族的最末层，不能再行分封了。如此，整个周朝的贵族，就形成了四个层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结构，结构中有大宗和小宗之别。嫡长子一系，就是大宗；其他庶子，相对嫡长子都是小宗。除了天子一系是整个天下的大宗外，其它的大小宗关系则是相对的。诸侯相对天子是小宗，但在自己的封国里，则是大宗；卿大夫亦然。宗法结构如下图所示：
弄清了这个宗法结构之后，我们还得明白大宗和小宗的权力关系。在宗族内，大宗是主脉，小宗都应依附于它，服从它的号令。大宗的嫡长子称宗子，在宗族内处于领袖的地位，拥有统率、处置和庇护小宗之权；宗庙祭祀等重要的典礼，也由宗子主持。在周人看来，大宗和宗子是整个国家的顶梁柱。《诗经·大雅》中有诗曰：“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翻译过来就是：“大国是屏障，大族是栋梁。为政有德国安宁，宗子是城墙。”从这里面我们明显可以看出大宗的地位。
在建立了以上的宗法体系之后，周朝还制定了相当繁琐的礼乐制度，用来规范贵族的行为。吉礼(祭礼)、凶礼(丧礼)、军礼(行军，出征)、宾礼(朝觐，互聘)、嘉礼(婚宴，加冠)，这些礼制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同身份的人，在这些礼仪中的行为规范都不同。正是通过礼乐制度，营造了一个上下分明、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在周王室还算强盛的时候，各级贵族也的确能够按上述礼制行事。在孔子看来，这样的社会是文明的、理想的、风采卓然的。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其对周朝制度的赞赏之情是溢于言表的。
但现实是残酷的，到了孔子生活的年代，宗法制的黄金时期早已过去；如今是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连鲁国的一个大夫季氏也敢僭用天子之仪，“八佾舞于庭”，害得孔子绝望地怒吼：“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实他还没赶上更令人绝望的战国时代呢，臣弑君、子杀父、少凌长、庶废嫡的现象在此时才达到高峰。当然，这样混乱无序的局面迟早会过去的，随着新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还是需要一套维护统治秩序的制度。秦朝完全废除了分封制，宗法制也不成体系。然而，汉朝的建立之后，两大制度又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后世王朝，我们可以说分封制名存实亡，但宗法制却相当程度上延续了下来，虽然它的具体内容和西周时有所不同。嫡长子继承，还是大多数王朝奉行的继承原则。
西周宗法制的内容，我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它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
首先，对西周社会来说，使得当时出现了“家国同构”的局面。家国同构是指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对周天子来说，召开国事会议，就差不多是召开家族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叔叔伯伯、兄弟堂兄弟、侄儿堂侄之类的亲戚；异姓的诸侯，通过通婚的办法，也都和周王室结成了亲戚，他们大多是周天子的舅舅、表兄弟。“家国同构”使周朝的国家政权具有很强的血缘色彩。我们教材上归纳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时，有一条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国家政治结构”。那么，只要你了解了宗法制和分封制的内容，就不难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不用我多说。
其次，对后世来说，虽然在秦朝之后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但“家国同构”的特性并没有完全消失。一方面，专制君主仍然将国家视为自己家族的私产，他仍会在自己的家族内部传承和分配政治权力。“打天下，坐天下”，千秋万代地维护本家族的统治，是统治者的主要政治理想，天下黎民百姓的福祉，并不是他们执政的目标。另一方面，国家的治理方式和意识形态，也受宗法制“家国一体”思想影响颇深。这里我们主要说说后一方面。
说到意识形态，我想问问大家，汉代以后的官方意识形态是什么？对，是儒家思想，准确地说是融合了其它各家思想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渊源是什么？其实就是周朝的礼乐宗法制度。经过孔子和后世儒家的发挥，这套制度包含的精神就是孝、悌、忠、信。这些本来都是私德（包括“忠”，最初也是私德，并不是指“忠君”），是处理和亲属、朋友（朋友虽无血缘，但关系也是“私”的。朋友关系是宗族关系的延伸）之间的关系的。但在儒家看来，这些私德十分重要，关系到国家的统治。因为，能守私德者，也必定是遵纪守法、服从君上的顺民。《论语》有言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十三经之一《孝经》，更加明确地阐述了这一思想。它指出孝是诸德之本：“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人之行，莫大于孝”。它认为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后来的宋明理学，也继承了这一理念，将“忠、孝、节、义”提升到天理的高度。
很显然，儒家是把他们推崇的家族伦理道德，作为国家统治的工具。中国古代的专制君主，不管他们自己是否遵守这些道德，大多都会向臣民们宣称自己“以孝冶天下”，并向他们灌输“忠孝”观念。怎么落实这个“孝”呢？口头说说可不行。宋朝的理学家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提升宗族的地位和权力。比如，张载就主张“立宗子法”，“以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张子全书》）。程颐进一步指出：“若宗子法立，则人知尊祖重本；既重本，则朝廷之势首尊。”（《朱子家礼》）朱熹还设计了更为具体的宗子法案。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社会日益“宗法”化。本来，在周朝时，只有贵族才能建宗立族，设宗庙祠堂，但在宋朝之后，中国的基层社会就普遍笼罩在宗族统治之下了，宗庙祠堂处处可见。在宗族内，族长的权威不容侵犯，他们制定严格的族规，对族人实行宗法管教。遇到什么麻烦事，如偷盗、斗殴、争产或其他所谓败俗的事情，出面解决的，往往不是官府，而是宗族首领。族权与政权、神权、夫权并列，成为中国古代专制统治的基础。
怎么评价这一事实？我认为首先应该承认它的历史合理性。在一个以农立国、小农生产为主的国度，家族血缘关系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主要社会关系。宗族成为国家统治的基础，也有一定必然性；在一定程度上，它也确保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不过，站在现代化的高度上，我们又不得不对它进行批判和否定。现代国家以工商业立国，人口流动频繁，宗族已经不可能再行社会管理之权，这是其一。更重要的是，现代社会有一套全新的价值理念，落后和狭隘的宗法观念肯定不合时宜了；亲情应当保留，人和人之间友善还需增进，宗法却不宜并存。没有了三纲五常，社会仍可保持和谐有序；失去了平等和自由，我们却没办法和平相处，最终连那所谓的“仁爱”都将失去。十九世纪打开国门之后，一些先见之士，就发现西方社会不仅物质文明发达，而且“风俗醇美”，社会安定有序，民众素质高；直到今天，中西方社会的文明程度，国民的素养，仍有相当大的差距。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这些所谓的“礼仪之邦”的国民们好好深思的问题。
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往往感叹路途艰难、一波三折，民主、法制难以顺利实现。究其原因，除了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留下的消极影响，宗法制的遗留也是我们难以进步的障碍。有人说，中国人有私德、无公德，顾小家、舍大家（国），讲“人情”，重“关系”，忽视个体独立与自由，缺乏法治精神。其实它和传统中国重宗法、轻国法（所谓“国法”，也大多是君王的一家之法，统治臣民的网罗）、重道德（孝悌忠信）、轻权利（把每个人都当作有平等权利的个体，而不是家族中受控制的一员）、重集体、轻个体、重服从、轻责任（对等责任）的状态，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我们要尽可能摆脱这些逻辑，才有可能成功地向现代社会转型。
同学们，上面这些我对宗法制影响的分析，是你在教材上看不到的。但我这么讲，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宗法制，理解中国社会，对于我们学习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也是有好处的。当然，考试的时候，直接涉及宗法制的影响，一般不会考察得这么深。我记得这些年考过的有关“宗法制影响”的题目，大多都是提供一些追宗认祖的材料、宗庙祠堂的图片，让大家联系到宗法制。我觉得这种题目太小儿科，你们做不出来太不应该。稍有深度的题目，是把“重男轻女”的现象和宗法制联系起来。在我看来，“重男轻女”也是小儿科。当然，小儿科不是不重要，大家还是要重视，因为考试嘛，还是以小儿科为主。我今天就讲到这儿。
课后思考：
1、西周的宗法结构是怎样的？嫡长子继承制的优点和缺点各是什么？
2、怎样理解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国家政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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