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姜姗，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研究生；
赵京生，知名针灸学者，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
补泻刺法源于《黄帝内经》，在后世得到了丰富的发展，这于统编《针灸学》教材及术语规范等文本中有所体现。但过于繁复多样的补泻刺法实不利于其要义的传达与运用。梳理现代对补泻的定义与分类，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通过对《黄帝内经》中针刺补泻载述的研究，提出补泻刺法的本义实为顺势思维的质朴体现；而其愈渐玄化的原因，在于对“气”的理解失当。在解读经文的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对古代思想与语言特点的把握，辨析其中观念论述与经验记述两类内容，避免混淆理解与运用的谬误。
针刺法及其背后的理念，基本可划分为两类：补泻与对症［1］。相较而言，补泻刺法的后世发展成熟多样，也更得到历代医家的重视。时至今日，在统编《针灸学》教材及针灸相关工具书中仍可见这一偏倾的痕迹。临床运用中，针刺补泻法也始终备受关注，于经典补泻刺法的基础上，又衍生出愈渐丰富的种类，其根源多不离补泻之基本要义。然而补泻法的壮大并不等同于针刺技术的发展，反而过于繁复的操作给质朴的体表疗法披上了层层神秘外衣。故而回归经典，返璞归真，客观看待古人的记述犹显必要。
1 “神奇”的补泻
补泻刺法于《黄帝内经》中并未形成十分严整鲜明的理论体系，而更多的是对其理念的描述，赵氏从所刺之处的部位与脉象两方面对此概括［1］。或有如“补方泻圆”之类内涵天圆地方动静阴阳的文化动因，而对补泻之法的形象说明［2］。
纵观补泻法的发展，于早期周秦时，成形的补泻手法包括开阖补泻、迎随补泻、呼吸补泻等［3］；至隋唐五代，则在《黄帝内经》基础上，进一步衍生、丰富出补泻刺法的各类运用方法，如留针时长，据四时与时日而用补用泻的方法等［3］；而明代《金针赋》所发展出的补泻八法等，则可视为补泻手法之丰富的重要标志。
补泻刺法发展到今天，于第9版统编《针灸学》教材中，对其原则描述如下：“补虚泻实就是扶助正气，祛除邪气……‘虚’指正气不足，‘实’指邪气盛。虚则补，实则泻，属于正治法。”［4］207
此外，通过择要梳理历版统编《针灸学》教材及术语标准中对针刺补泻的定义，亦可概览其认识的发展，如表1所示。
而毫针补泻手法的种类，第9版《针灸学》教材中有捻转补泻、提插补泻、徐疾补泻、迎随补泻、呼吸补泻、开阖补泻、平补平泻、烧山火、透天凉等9种之多。［4］155－156
不难看出，自《黄帝内经》伊始，针刺补泻被演绎得说理性渐强，种类样式愈加丰富；且大多以“气”为认识、诠释的媒介，对于补泻的结果，有些甚至清晰确凿得令人难以置信。
但问题在于，补泻是对刺法而言，与临床关系最为密切。面对这类描述与认识，施术者或以自身体悟，通晓其义，而根据自己的体会运用于实践；或不明其义，仅一味刻板操作，而难解操作之缘由。然而能准确“体悟”者又有几人？懵懂地照本宣科又怎能保证手法尽达古人经验之初衷？
补泻，本是最密切关联实践的概念，这种玄化的情形，实在不利于对其思想的运用与发展。我们亟需以质朴的语言明了，针刺补泻究竟是在说什么。
2 当古人说“补泻”时是在说什么
补泻刺法起源于《黄帝内经》。通过集中梳理《灵枢·九针十二原》《灵枢·官能》《素问·离合真邪论篇》等3篇中有关补泻较为完整的论述，提出《黄帝内经》中补泻刺法的两个操作特点及其立意［9］：①（补泻刺法）是对应着病证的虚与实的外在表现特征而制定的；②（补泻刺法）是基于对发病机理的朴素认识。
这两个特点中，后者是对古人思想的解释，而前者，才是直接关系临床运用的本质阐发，也是我们探讨这一问题的关键。
基于这样的认识，补泻之本质实为：所谓补法，就是对于体质较虚、呈现衰弱征象的受术者，进行轻微徐缓的刺激；所谓泻法，就是对于体质偏盛、呈现亢进征象的受术者，进行强劲有力的刺激。
早在1954年的《新针灸学》中，朱琏就已提出，“如治疼痛、痉挛等症，说是‘实状’要‘泻’，给予镇静和缓解，这相当于我们用的抑制法；如治虚脱、麻痹等症，说是‘虚状’要‘补’，给予激发和解除过度抑制，这相当于我们用的兴奋法。”［10］这一论述已较贴近可实用的补泻真谛，只可惜西方医学与中医思想维度有异，纯粹从抑制与兴奋的角度理解补泻难免失当。
总而言之，以朴素的语言所论之补泻，使其要义更贴近“用”的层面，更能体现出补泻的实际价值所在。而后出各类花样翻新的手法，实万变不离其宗，只要秉承着这种根本的顺势思想［11］，补泻刺法的创意可以说是无穷的，但应认识到，这些华丽面纱所覆盖的都是同一张面孔。
补泻刺法所以会经历特别丰富的创新，并遭受了过度诠释与过度强调，其部分原因在于对“补”与“泻”二字的语言上的解读。所谓“补”，即补充之义；所谓“泻”，即卸除之义［12］，二者都存在着某物相对某种容器的空间位移关系。在此文义的影响下，补泻刺法颇富神秘气息。那么，随针刺被纳入与放出的是什么呢？
3 热闹的背后：气
《灵枢·九针十二原》对补泻的论述如下：“泻曰，必持内之，放而出之，排阳得针，邪气得泄。补曰随之，随之意若妄之，若行若按，如蚊虻止，如留如还，去如弦绝，令左属右，其气故止，外门已闭，中气乃实。”
不难发现，隐约看去，补法最终要保守“气”，而泻法则要排出“气”。顺着这一思路，难怪后人常执着于对补泻中纳入与祛出气的追求，就算不解气为何物，也硬要拉拢些针刺中相关的反应来迎合气的概念，而难明补泻刺法的本意所在。渐渐地，既玄化了补泻刺法，也神化了气。
《灵枢》对补泻的这一描述，二分而论，一半是实践中真正应留意的“法”；另一半只是古人基于当时的认识，对此法所以有效的解释之“理”，与实践关联甚微。这种以气论理的现象，体现了《黄帝内经》时期的思想和语言特点，应认识到，古人并非在今日自然科学视野下用现代语言载述经验，他们的一切理解，都立足于那个气一元的世界。
4 结语
补泻并非多样而神奇。因此，将补泻与对症称为2种并立的针刺之法［1］实不为过，在古人最初始本义中，二者的地位关系不过如此。
古汉语的精炼，局限了表达，却释放了理解。这种特点成就了寥寥数语尽言天地道理的画面。在今天，宜认清这一特点，避免望文生义的玄化，跳出现代思维模式和语言习惯的樊笼。
从某种角度讲，古典经文是不能进行直接的现代翻译的。但不可翻译不等于不可破译，关键则在于区分观念论述与经验记述，进而辩证地解释不同性质的内容，避免过度诠释或以经解经的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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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7年7月第40卷第7期，版权归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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