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颂，女，南京邮电大学教授；
张伟新，女，原江苏省委研究室副巡视员；
丁佳媛，女，江苏华益社会组织评估中心主任。
近些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编制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受到较为普遍的重视，第一，起草单位有各级政府部门如民政部、上海市卫健委、西安市民政局、南京市民政局等，标准名称分为两类，一类是直言评估工具性质，如《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GB/T 42159—2022)、《南京市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试行)》(宁民规〔2013〕7号)，另一类则立足于评估工具的实践特性，如《上海市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标准(试行)2.0版》(2019)、《养老机构入住评估服务规范》(DB32/T 3635—2019,江苏省民政厅)。无论何者，在目标指向上并无二致，即“为老年人能力评估提供统一、规范、可操作的工具，为科学划分老年人能力等级，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优化养老服务供给，规范养老服务机构运营，加强养老服务综合监管等提供依据”[2]，并均突出了鲜明的工具性以及工具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所特有的可操作特性。这一点通过这些标准的内容结构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下面仅以《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GB/T42159—2022)(国家民政部)[3]、《养老机构入住评估服务规范》(DB32/T 3635—2019,江苏省民政厅)[4]: 和《南京市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试行)》(宁民规〔2013〕7号,南京市民政局)[5]：三个标准为例，见表1。
从表1可以清楚看出，三个标准的重头是各种评估量表，多则19种，少则6种，从自然信息到社会行为，从个体到家庭，从生理到心理，从历龄性一般退化到个性化特殊改变，几乎覆盖了身处老年阶段，且寓居养老机构的个体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通过运用专业工具以数据结构行为的特点将入住机构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具象呈现更是有助于推动服务供给的精准性及提升满意度。但是恰如辩证法所言，现有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也还是有一些需要讨论的问题。
第一，透过表1不难看出，以上三个标准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将多个测量工具集于一体，既有生理方面的，也有心理方面的；既有针对显性生活行为的，也有面向未来潜在风险的；既有针对一般衰老状态的，也有评定特殊老年病状的。这种多样性容易带来一个问题，即如何将各种不同的老年个体统一于一个工具下，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讲的“工具”，不仅仅是工具实体，亦即量表，还包括工具使用过程、使用方法和实测操作；这里讲的“统一”，不仅仅是工具的同一，还包括工具在使用过程中其间涉及的各种要素之间的一致性。在客观上，一种测量覆盖人群数量越多或人群类型越多，所面临的个体差异挑战也就越大，个性化诉求也就越多，工具也就越难做到单一，而非单一性操作则可能成为其他因素影响流入测量过程的窗口，影响到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在老年人能力测量中最常见的有两种情况：
其一，个体差异导致的测量偏差。虽然年龄不是影响个体差异的唯一因素，“衰老开始的时间因人而异”[6]，即使同龄老年人在历龄性衰老方面的差异也非常大，在测量中，有的老年人可以独自阅读量表回答问题，有的老年人因视力下降阅读困难，只能以问答的方式回答问题，而同样的问答，有的老年人还存在听力减退、理解力下降或反应迟缓，极易出现老年人在误听或“好被试心理”驱动下做出偏离真实的回答，从而影响测试结果，这种差误叫“问题失真偏差”。
其二，集合在一起的不同工具各有其性质和指向。有的偏重于客观行为，如“是否能够自己上下床”，有的偏重于主观心理，如“是否情绪低落”，前者显性直观，一目了然，非受测者如照料者可以代为回答，测试者也可以通过观察得出结论；后者内在隐匿，无论是测试者还是照料者均无法直接知晓，只能通过受测者的外在行为由己及人的推测，由此一来，测试中如果由他人代为作答，极易出现心理学上的“快速阅读他人”偏差，即“根据自己的主观偏好，从认知对象表现出来的信息中选取部分信息做出反应，并得出对认知对象的整体性认知结论”，如我们常见的将性格内向、少言寡语的老年人认定为沉闷低落。因此，严格地说，这类问题是不适合他人代答的，但如果将其与测试客观行为的题目放在一起容易诱发“调查惯性”，以及测试者对他人代言或自我观察时结论偏差的忽略。
因此，有“新中国第一代心理学家”盛誉的著名心理学家许淑莲教授曾经指出：“要使心理测验正常地发挥它的作用，还必须注意若干重要事项。它不像一本书或者一件衣服，可以随意买卖或使用，而是必须控制使用”[7]，除道德准则外，对测验过程全要素的严格制约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现有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构建目的在于为照料服务提供依据，但却忽略了任何一个测试工具都不能缺少的关键——对测量结果的解释，导致能力概念窄化。要理解这一点，必须回归到能力本原。所谓能力，本质上是一个心理学范畴的概念，在英语中，通常用ability 和aptitude两个同质但不完全同意的词来表示，ability指个体已经具备的顺利实现某个任务或活动的心理条件，如知识和技能；aptitude则指容纳、接受或保留知识与技能的可能性，二者结合起来构成完整的能力概念，能力不仅仅指向“现有”，还指向“潜力和可能性”，这一点在当今社会不但已经成为以积极心理学为主导取向的关于人的研究与实践的主旋律，而且围绕老年人展开的所有服务(包括教育、再就业、照料等)，如果我们忽略了处于退行性变化的老年人身上仍然保留着的，或者残存着的那些潜力和可能性，就等于将老年人等同于“废物”，若推及养老服务则可能使其蜕变为“废物式服务”，老人吃饭困难就由照料者喂饭，老人行走困难就让其坐在轮椅上由照料者推着走，忽略对老年人潜力的挖掘和开发，对尚存的可能性能力的保持和维系，背离了养老服务的宗旨。
心理学家埃伦·兰格的“时空胶囊”实验同样强调了这一点。1979年埃伦·兰格对美国波士顿郊区的一处度假村按照20年前的模样进行了改造，从室内装饰、家居用品、房屋格局、花草树木、周边环境到音乐、报刊、广播、电影、情景剧等均“重返20年前”。随后，她请来16位75到80岁的老年人，将其分成两组，一组老年人生活在改造过的“20年前”的环境里，每天听着20年前的广播、20年前的音乐，看着20年前的电影和情景剧，读着20年前的报纸和杂志，用着20年前的老物件，说着20年前的话题，过着20年前的日子，自己做饭、布置餐桌、收拾碗筷，自己打理、起床穿衣，自己提行李、在无人搀扶下走路。一个星期后，研究者发现，这些老年人们的听力、握力、记忆力明显提高，血压降低，体重平均增加3磅，步态、体力明显改善，关节更加灵活，手脚更加敏捷，有些人甚至打起了橄榄球，当他们的家人见到他们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没有参加实验的另外8位老年人则没有发生这些变化。如果还要问“人老了还有可能吗?”兰格用实验告诉我们，可能一直都存在，因为人有潜力和可能性。
因此，科学的老年人能力测量一定包括“能力现状”和“潜力和可能性”，二者缺一不可。而在实际测量中，能力现状可以从测量数据中直接得知，而潜力和可能性则经常无法通过数据直接获取，需要心理学工作者依据专业知识在分析中探寻，这就是测量上所说的解释，也是关于心理测验一定要有“合格的测验者、合适的测验、合规的测验实施和合理的解释”的重要原因。许淑莲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两个人IQ测得同为85分，通过综合分析给出的解释是一个人为中等智力水平，另一个人为智力有所减退的中下水平，客观的数据给出的结论需要由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对结果加以解释说明，不能机械运用。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够全面地认识受测者，不仅看到其现状，而且看到其潜力和可能性；不仅看到其短缺与丧失，而且看到其优势与所能；不仅看到其退行与衰落，而且看到其成长与发展。这一视角下的老年照料不仅更符合人性，也应该更符合国家提出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思路。
第三，现有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作为一种测量工具虽强调服务目的，但忽略了两个关键的专业性的技术细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测量工具的规范使用。
其一，对能力概念的界定。如上所言，能力是一个心理学范畴的概念，是一种心理特征，指“顺利实现某种活动的心理条件”，能力非常特别的一个特性，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心理特征的一个特点在于“三个直接”：(1)能力直接表现在所从事的活动中并在活动中发展；(2)能力直接影响活动效率；(3)能力直接决定活动的完成，其他同为心理特征的心理要素如人格、情绪、态度、动机、兴趣、意志等虽然有着与能力同等重要的心理地位，但都不具有直接性。因此，现有的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中涉及的“精神状态评估”、“情绪行为”和“简明精神状态检查表”的列入就是一个需要商榷的问题。
其二，对工具操作的规范。按照现代科学范畴，测量是一种规则，是“按某种规划对事物指定一个数字，以表示该事物某些特征的数量，这些规划就是测量”[8]，而当我们对内在的心理条件能力进行测量时，其实是不能直接测量到心理条件的，是通过受测者对所编制的一系列“评估题目”的反应对其心理条件进行推论，真正测到的是行为反应。而在从行为反应到心理条件推论过程中极易发生误差，如施测者的知识背景、测试经验、受测者的测试焦虑等，因此，为了准确评估受测者心理属性，必须对可能导致误差的因素加以控制，即“标准化”，包括“相同的题目，相同的施测条件，相同的记分法”以及“不同的人按相同的测验指导语操作”，标准化下进行的测量才可能是准确的，也才可能达到提升养老服务的目的，因为这种情况下的结果才能进行个体间比较，从而发现老年群体差异，总结出老年服务的特点和规律；在同一老年人于不同情境、不同阶段进行比较，从而探寻或把握老年个体服务需求的变化，让服务更贴心到位，日渐提高服务质量。
虽然我国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但并不是人口老龄化历史最悠久的国家，我国在1999年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比法国晚了129年，比瑞典晚了109年，比德国晚了69年，比美国晚了54年，可以说是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的“新秀”，加上我国人口老龄化独有的速度快、差异大的特点，实则面临着更大的历史性挑战。因此，在制度创新、理念创新、服务创新的同时，还需要完善已有创新成果，向纵深探索，精耕细作，提高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的科学化水准，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现有的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加以完善。
第一，完善研究。在强化领域研究的同时，打通领域间的连接通道，构建能动的全链式研究体系，包括基础研究、理论研究、实践研究、方法研究、成果运用研究，以及更为重要的各研究间关联机制的研究、转换节点的研究，达成路径、条件与工具的研究，使围绕老年人展开的各项研究形成有机的社会生态链，推动老年人评估标准在科学研究基础上不断提升发展。
第二，完善标准。针对现有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存在的问题，运用相关专业已经形成的成熟的理论与方法拾遗补缺，不断完善，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可以组建稳定的研究团队，进行从理论到实践的全过程的通贯式研究，也可以以“先分兵，后集团”的方式做聚沙式研究，无论何者，都需要以专业的视角、专业的方法，尤其是以各专业在该领域中发现的该事物与该人群的特点和规律为出发点去完善现有的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提高老年人能力评估的科学品质。
第三，完善实践。实践是运用，涉及到“谁用（Who）”“谁适用（Who’s）”“用什么（Which）”“怎么用（How）”“在什么环境下用（Where）”“在什么情形下用（What）”“用的目的是什么（Purpose）”的问题，即“六个W 一个 P”。准确把握这六个方面需要施测者具有一定的专业背景和专业技能，因此需要严格规范的培训和严明到位的操作指导，即操作指南或操作手册等，以有效杜绝因主观介入造成的测量失真，维护标准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2]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 mca.gov.cn
[3]同2.
[4]江苏养老机构入住评估服务规范, jiangsu.gov.cn
[5]南京市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试行)，nanjing.gov.cn
[6]彭聃龄，普通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7]张维真、张瑶，心理测验，科学出版社，1987.
[8]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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