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现代经济探讨2023年第7期【整理摘编：时英平】
作者简介：石伟，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城乡基层治理、农村社会学。
内容提要：在未富先老的基本国情下，探索农村互助养老方式，是构建积极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实践。受到当前村庄内生组织动力不足的影响，通过制度设计提供的互助养老机制，在制度设计和养老事务的行动主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组织建设型互助、社区服务型互助和院舍照料型互助三种模式。然而，由于村庄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有差异，不同的互助养老模式之间存在衔接失衡的问题，这会影响到村庄养老秩序的维持和再生产。农村互助养老制度的不完整性、模糊化与区域非均衡性，制约农村互助养老合作中信任机制的达成。村社集体统合能力的弱化，限制了互助养老行动主体的合作。因而，实现农村互助养老多层供给有效衔接，促进农村互助养老秩序达成，应进一步完善互助养老的制度建设，如优化农村互助养老的顶层设计、加强政策网络建设与促进多元养老政策的融合。
关键词：农村互助养老；多层供给；制度供给；参与主体；老龄化
在人口老龄化问题逐步显化的社会大背景下，实现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是健全国家公共服务制度和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的重要内容。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8.7%，较第六次人口普查上升5.44%；65岁以上达13.5%，同比上升4.63%。按照联合国定义，当一个国家60岁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的10%或65岁以上人口超过7%时，该国即已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十四五”期间，党中央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主动探索养老措施，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冲击。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财富积累水平远不足以满足庞大老年群体的养老诉求。尤其是在中国农村地区，家庭收入水平相对有限，财政养老资源输入总量不足，亟需探索依靠社会力量实现养老的互助模式。随着农村互助养老在实践中的优势凸显，近些年国家通过各种政策推动农村互助养老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明确指出“构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网络”，为农村养老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因而，要推进积极人口老龄化建设，就要关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村老年人的养老诉求，探索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形式，理清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内涵与运作机制，推动农村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
一、问题的提出：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分化
学者们从理论、政策和经验等维度剖析农村互助养老实践。根据已有研究对农村互助养老界定的差异，可将农村互助养老研究划分为家庭视角和村庄视角。
家庭视角从狭义层面将农村互助养老行为定义为老年群体内部的互助。由于年龄和身体机能变化的影响，具有养老诉求的老年个体通过组织建设、相互合作等形式，在养老事务上组成紧密联系的互助群体。其中典型的经验是老年协会以及其他养老自组织。其理论基础是合作生产理论，核心是将养老事务看作家庭或老年群体的自我责任，政府或村集体通过动员、引导老年群体建立互助机制，满足老年群体生活诉求的自我供给与自我服务。老年群体的自组织互助养老行为，离不开村庄社会环境中的社会互助底色、伦理道义支撑，重构养老规则，形成养老的自主性空间，实现自组织养老（刘超，2022）。
受家庭再生产压力的加剧和家庭策略向市场转型的影响，老年人的养老诉求成为家庭资源配置的稀释器，被看作为家庭发展的包袱（连芙蓉、贾涵颀，2021）。与此同时，在家庭城市化的进程中，因为年轻人进城工作或生活，留下老人留守无人照料，依靠社会力量将老人群体组织起来，有助于满足他们劳动、生产和价值性的需求（贺雪峰，2020）。有研究指出，合作社依靠集体土地利益交换、资金互动和劳动自养等优势，为农村留守老人搭建互助养老平台，发挥合作社的社会功能，为老人自养提供参与机制（李俏和孙泽南，2022）。农村老人自养平台的建立遵循“自助-互助”原则，但是在村庄社会信任水平普遍降低的村庄结构中，互助养老的合作生产模式难以持续。它受养老互助观念、需求等方面的差异影响，导致父代之间的互助照料行为无法向子代传递，存在养老互助交换的代际壁垒（孙海婧和李实，2021；丁煜和朱火云，2022）。
村庄视角从广义维度将农村互助养老界定为村庄本位的养老模式，它以村庄为单元，以村集体为主导来搭建养老平台、开展养老活动和配置养老资源。村庄视角强调互助养老行为的村社属性，秉持社会化养老的价值理念，把养老看作村庄社会的共同责任。村社互助养老以村社集体为主体，重新厘定国家、社会和市场等多元主体的养老责任边界，统筹配置养老资源并吸纳多元主体参与，建立互助养老的社会化供给模式。因而，广义层面的互助养老受多元福利主义的价值观诱导。在家庭养老弱化和机构养老认可度低下的现实背景下，以幸福院为形式的农村社区自治性养老成为互助养老的有效方式（齐鹏，2022）。村庄视角的互助养老研究，研究议题集中于养老主体选择（唐健和彭钢，2020）和养老资源配置（许兴龙和周绿林，2022）。村庄本位的互助养老核心是集体本位的组织与引导（李永萍，2020），以自主治理的形式，建立养老互助行为在地化和社区性（杨康和李放，2021）。
综上，已有研究关于农村互助养老的组织性和自助性展开丰富论述。农村互助养老在组织路径方面选择通过老年协会、合作社等村社组织平台，运用村庄社会资源实现养老服务的基层社会自我供给。但是，应当进一步厘清：一是农村老年群体差异化对农村互助养老供给带来的挑战。老年群体的身体机能和年龄结构的差异带来对养老服务的不同诉求，导致老年群体间的养老服务需求分化。因此，提出更为妥帖的互助方案和服务供给方式，值得深入思考。二是互助养老的内涵应该进一步厘清。农村互助养老的研究视角差异与价值偏好，影响着农村互助养老实践形式，如互助养老服务的参与主体、互助范围的厘定等。三是应当意识到当前农村互助养老的推行具有制度诱导性，受国家养老事业规划和养老政策的影响。无论是家庭本位的群体互助，还是村庄本位的社会互助，制度要素成为推动农村养老实践的驱动力，影响农村互助养老的内涵（丁煜等，2021）。因而，本研究在此基础上，根据农村老年群体的诉求分化与农村互助养老的制度建构特征，对农民互助养老形式及其呈现的实践模式进行考察，形成对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实践检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对策。
二、制度与行动：理解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研究进路
自2008年河北省肥乡县前屯村探索“互助幸福院”的村办养老院模式后，农村互助养老开始进入政策界和学界视野。随着乡村社会结构的转型，传统家族伦理和地方性规范的弱化，依靠血缘纽带联系的宗亲互助模式逐渐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化的互助养老形式。部分学者根据农村养老互助内容的差异对互助养老实践行为进行分类。比如就互助养老的服务水平、盈利能力、利益联结和发展目标的差异，合作社养老形成物质资源输出型、照料资源输出型和精神资源输出型三种模式（李俏和孙泽南，2021）。贺雪峰（2022）根据县域范围内的养老实践，将农村互助养老的组织形式划分为民办机构养老、康养综合体养老与幸福食堂。根据社会参与和合作生产的方式，农村互助养老划分为四种类型：全面互助模式、生活-情感互助模式、日常-情感互助模式、低互助参与模式四类（王立剑和杨柳，2022）。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互助养老经历宗亲互助养老、集体互助养老和社会互助养老的转变（文丰安，2021）。面对复杂多样化的农村互助养老实践，有必要超越家庭和村庄视角，从更整体的层面，即基于互助养老的制度设计和行动主体融合维度，理解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模式及其特征。农村互助养老通过自下而上的村庄供给与自上而下的政府制度安排，形成养老空间再造和养老秩序重塑（纪晓岚和刘晓梅，2023）。但是，农村互助养老的有效性实践受到地方政府制度设计与村级自组织之间的辩证互动影响（陈义媛，2023）。
在互助养老实践中，农村互助养老的模式分化反映出养老服务主体与内容差异。它是因当前养老供给制度落地的差异化，催生出互助养老行动者的结构分化，由此形成不同养老行动主体。此外，村集体资源整合能力的不同，社会力量参与程度分化，均会诱导互助养老服务供给方式的分化。
面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国情，养老需求的逐渐增加促使各级政府通过制度设置和政策倡导来推动农村互助养老实践的建设。农村互助养老的制度供给表现为制度设计方式、经费资源配套、政策推行力度三方面。这三方面构成农村互助养老的基本框架，影响着农村养老的互助模式。村社集体的统合能力，包括动员、吸纳社会力量的能力、资金筹集能力。它影响着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成效和供给水平，表现为农村互助养老的行动主体分化。由此，受到制度供给的差异化机制与行动主体的分化双重影响，在村庄中形成不同层次的互助养老模式（如表1）。在不同服务水平上的互助养老供给，具有差异化的价值倾向和养老服务理念。根据农民互助养老实践中的制度供给和行动主体，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层次分别为：以老年协会为代表的组织建设型互助，以社区食堂为代表的社区服务型互助和以养老院为代表的院舍照料型互助。
本研究的田野资料来源于2020年至2022年在浙江省三市的多地调研。田野地点分布浙东、浙中和浙西，既有偏远农村又有城郊农村，案例选择基本代表省域范围内的互助养老供给实践。选择省域作为田野观察单元，考虑到政策设计相对统一，能够避免多案例研究因标准不统一而影响研究效度。浙江省是互助养老政策设计较为完善、实践经验较为丰富的地域，存在多种形式的互助养老诉求。按照浙江省养老战略设计，在十三五期间“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养老服务体系基本完成，为观察农村互助养老实践提供窗口。
三、农村互助养老的多层供给模式与实践内涵
受经验的多样化和实践的复杂性影响，农村互助养老呈现出的实践形态迥异。理解当前实践中多元化的农村互助养老形式，不仅是厘清农村互助养老运作机制的重要路径，而且是认识农村互助养老供给水平的重要内容。在制度供给与老年群体行为诉求的互动逻辑下，实践中形成组织建设型互助、社区服务型互助和院舍照料型互助三种具有层次性的互助类型。
1.组织建设型互助：政策供给与有限行动
组织建设型互助是在地方政府的政策倡导下，村集体行动的意愿和能力不足时，为了落实政策而进行的有限行动。此类互助在村庄成立非正式社区组织，为老年群体提供开展日常闲暇活动的组织平台。其中较为普遍的实践方式为老年人协会，在一些村庄自治较为发达、社会组织丰富的地方也会成立各类老年兴趣组织与老年志愿服务队。组织建设型互助养老旨在回应进入老龄阶段的群体在日常闲暇时间安排以及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由于组织建设型互助养老供给水平较低，组织要求不高，养老服务也仅限于日常娱乐和志愿服务活动。村集体往往通过动员老党员、退休干部或返乡能人作为非正式组织的负责人，同时利用村民小组的治理组织体系吸纳、动员村民，建立起养老互助组织的基本框架。如老年人的组织体系嵌入村民小组之中，按照村民小组来组织村民参与。村民小组长兼任老年协会小组长的角色，负责组织本小组内的老年群体参与老年协会的活动。
案例1：浙江省绍兴市XH村老年互助组织有：一个老年人协会和两个兴趣组织。其中老年协会由村集体倡导成立，每年给予2万元经费支持，其余费用靠乡贤捐资。协会负责人有3人：1名会长，2名副会长；会长为镇中心校退休教师，两名副会长也均是返乡养老的富人。协会负责人既有时间组织活动，又有经济资源回馈协会。此外，老年人协会每年会向会员收取10元会费。在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和建军节等重大节日，老年人协会组织文艺汇演，定期组织老年慰问活动和外出游玩（每年1-2次）。在会员家中遭遇变故时，个人可以向协会申请救助。协会也会派出代表参与会员家中红白喜事的人情往来。目前XH村60岁以上老人共有312位，其中有231位加入老年协会。协会的组织架构为：会长（副会长）-理事-会员；理事按村民小组划分，由小组长担任。村庄两个兴趣组织：一队是妇女主任（65岁）组织的舞蹈队，成员12人；一队是一名老年协会副会长组织的民间乐器队，成员16人。两支兴趣组织成员均是低龄老人，且处于退养状态有着文化娱乐爱好，属于村庄中的“有闲、有钱”群体。而村庄绝大部分的老年人，尤其是那些仍然从事体力劳动的低龄老年群体，缺少互助养老活动。
在制度层面，随着国家养老事业的深入推进，各级政府在政策制定层面主推老年人协会，并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保障老年人协会组织框架，使其成为与“村两委”相配合的村级组织。在行动层面，随着村庄首批精英年龄增长，人生步入老年退养阶段，他们愿意为村庄建设付出精力和时间，成为新时代的乡贤力量。受行政体制治理任务的压力驱动，村集体对内动员村民小组长、老党员等群体，对外联系在外经济能人、退休干部等新乡贤参与到老年人协会，维持老年协会的运营。对村集体而言，老年协会不仅是回应老年群体生活诉求的组织工具，而且是村庄治理的有效中介。村集体可以通过老年协会联系群众、动员低龄老人作为村庄治理力量。作为村集体组织与农民之间的连接纽带，老年人协会发挥带头示范、政策解释的作用。
但是，组织建设型互助对村集体的组织动员能力要求不高，资源投入不多，公共服务供给内容有限。首先，互助受众对象主要面向健康的低龄老年群体，旨在回应低龄老人精神文化需求，一般以开展节日活动、组织旅游慰问为主，缺少日常活动，难以融入其他低龄老人日常生活实践。其次，就养老责任划分而言，村集体承担的养老责任也较少，家庭仍然是养老的责任主体，养老服务供给的生存性需求和生活照料需要家庭供给。复次，因其组织要求不高，互助层次低，受惠群体广，大部分村庄均已推行，成为常规化的互助组织形式。除了老年协会这一普适性组织外，常见的组织方式还有志愿组织、环保队等。最后，老年协会既能够满足部分低龄老年群体对闲暇生活安排的诉求，又成为村集体进行村庄治理辅助力量的可动员载体。
2.社区服务型互助：行政介入与村社主导
社区服务型互助养老模式是以社区为组织单元，受行政资源输入和政策推动影响，村集体调动村庄内外多元力量，为有养老日常饮食生活等方面诉求的群体提供服务。常见的养老互助形式有：社区食堂助餐服务、老年活动中心运营等。组织建设型互助养老服务作为村庄公共品供给方式，弥补家庭养老供给缺失而政策资源介入有限的养老责任不足，营造老年群体的自组织空间，以回应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需求。而社区服务型互助以村集体为主导，强化村集体的养老保障职能，建构家庭之外的养老空间和养老责任主体。不同于传统时期村庄社会可以依靠宗亲血缘纽带进行家族式互助养老，具有私人性社区服务型互助是村社集体在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被赋予的社会角色和公共职能，具有公共性。它面向社区老年群体的生活饮食、照料、情感等诉求，融入到老年群体的生活日常，成为嵌入进老年生活安排的互助模式。以村庄助餐服务为例，在当前农村人口外流日趋严重的情况下，留守老人逐渐增多。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下降行动不便，无法向年轻人那样一日三餐按时做饭。一些独居的老人日常饮食缺少照料，往往会将就吃着剩饭菜，甚至是一天做一次饭吃三顿。社区食堂为留守或独居的老人提供日常餐饮服务，既能够缓解老年群体生活不便的困境，又能为老年群体提供有限的生活看护，还能为老年群体提供休闲娱乐的场地。老年群体因为步入老化状态后发生意外风险的概率较大而家中又无人照看，所以需要村庄社会力量及时关注独居老人的日常生活。此外，送餐服务在实践中起到发挥监护机制作用。倘若独居老人多次未到社区食堂就餐或订餐，助餐工作人员能够及时警觉到是否有异常情况发生，起到风险预警作用。
案例2：浙江省衢州市WS村将原村委的房屋修缮建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村集体一方面进行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场地打造，购置一些床铺、棋牌、电视等供老年群体平日里休闲娱乐，整理出四间房屋共计200m2的场地；另一方面利用居家养老中心的服务场地开办社区食堂，为高龄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村内70岁以上的老人（173人）均可享受老年食堂的午餐，象征性收取费用（70岁以上2元，80岁以上1元，90岁以上免费）。村集体聘请村庄低度残疾人担任服务人员，并签约乡镇卫生室医生驻点服务，为村庄老年群体提供饮食、健康、娱乐一站式服务。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运营经费整合民政居家养老服务资金和残联的服务资金以及村集体组织村庄精英捐资，不足的部分再由村集体填补。依靠多方资金供给，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能够维持正常运营。村集体聘用4人专职负责服务中心的运营，2名低度残疾人从事护理和保洁工作，1对低保夫妻负责厨房，相当于照顾的就业岗位。此外，村干部会动员村内的中年女性志愿服务队成员在中心义务帮忙。因为服务人员都是本村，服务上相对尽心，也未发生老人在居家照料中心发生意外要挟村集体的情况。
社区服务型互助是超越老年群体内部互助，建立在村庄互助基础上的养老事务安排，带有村庄福利性质。首先，养老服务的运营依靠村集体统合多方人力资源。其服务人员为村庄照顾性公益岗位聘用和志愿服务招聘的人员，充分发挥了村内闲置的半劳动力人力资源。其次，社区服务型互助养老的养老责任溢出家庭，村庄集体承担兜底性的照料功能。复次，熟人社会构成社区服务养老的基础。社区养老空间和送餐服务融合进半失能或留守的高龄老人日常生活，具有社区性。最后，社区服务的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来自熟人社会内部的回馈和奉献，服务过程中的风险规避和责任激活来自于熟人社会内部的约束。
3.院舍照料型互助：行政助推与多元参与
院舍照料型互助是一种专业水平较高，互助组织能力要求高的互助养老模式。它以社区为养老事业建构单元，在社区范围配置养老要素，实现养老责任社会化，养老方式在地化，养老服务回归生活照料。该类型养老互助内容以日常生活照料为主，互助形式为养老院或护理站。就制度供给而言，院舍照料的政策支持程度要求更高，不仅需要地方政府在院舍照料方面的政策倡导，而且需要政府职能部门给予相应的资金支持，并将其纳入到政府工作任务考核中，以行政力量推动、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的方式在村举办养老院。就参与主体而言，院舍照料型互助依靠多元主体参与，融合市场化服务、行政兜底和村社集体统筹力量在村庄中建立一种第三方养老供给模式。村集体或社会力量作为第三方，具有公共性、去利益化的特征。一方面，养老院通过收费的形式厘清养老责任，建立养老供给的契约关系。另一方面，村办养老院发挥村社优势，兼具集中供养的养老资源集中优势与居家养老的社区熟人社会优势，回应高龄老人的生活照料诉求。
案例3：浙江省宁波市XS县是院舍照料型互助养老实践较为丰富的地域。该县2013年时曾发文鼓励并支持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积极扶持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机构。迄今，全县民办公助的镇级以下养老院41家，分布在16个乡镇街道。其中TC镇民办公助养老院3家，居家养老服务站2个，民办养老院2家，分布在各个村庄。TC镇建设在村庄中的养老院，性质上属于民办公助养老院，民政部门给予运营补贴和护理补贴。养老院的建设经费和场地由村集体自行解决。村内养老院采用收费的形式，以接收本村高龄无法自理的老人为主，形成实践意义上的农村互助养老。如HS村养老院建设于2009年，目前在院老人17人，入院老人费用为900元/月。村里聘请两位60余岁的低龄老人承担护理工作，负责洗衣做饭。村集体倡导院内互助，对那些身体机能相对健康，采取搭伴护理的方式，并给予减免住宿费。互助范围限于取餐、健康监管等简单服务事项。入院的老人仍与村庄、家庭维系密切联系，可以到村庄中走动，与家人和邻居的交往互动没有断裂。
通常情况农村老人若是家庭无人照料，只能到城市或乡镇中入住养老院。村庄院舍互助模式是村集体在政策倡导下，发动社会力量，将院舍照料融入到社区，不脱离老年群体的生活系统，为高龄老人提供在村养老。院舍照料型互助养老的养老服务内容更加广泛：从浅层次的日常活动安排到生活照料、居住环境等多方面。在互助性质方面，它是市场化契约关系和村社成员福利性供给相结合。养老互助体系中的行动主体不仅包括老年群体、村级组织、普通民众，还包括市场力量、在外能人等专业力量或资源供给主体。互助服务主要面向高龄且处于半失能和失能状态的老人。
案例4：与浙江省宁波市XS县养老院成功的经验不同，山西省永济市XZ村村办养老院是一个失败的案例。XZ村曾经举办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养老院，居家养老中心老人交250元/月便可以享受就餐服务，也会开展一些文艺剪纸活动，参与老人较多，并命名为不倒翁学堂。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很长时间得到村民好评，参与人数较多。后来在政府倡导下村集体凭借政府经费支持建设养老院，但养老院建成后运营不起来。村书记指出，养老院难以运营的原因一是其他村干部认为办养老院费力不讨好，需要操心还有风险，不愿意负责；二是仅靠政府资金，缺少社会资金不足以支撑养老院的常规运营。
在国家对院舍照料型互助养老日益重视的政策背景下，各地进行了院舍照料互助养老探索，但是实践中鲜有成功的案例。从举办力量看，农村院舍照料主要分为政府主导、村庄主导和资本主导。政府主导的农村养老院具有福利保障性质，主要面向孤寡等五保群体。此类养老院因仅仅凭借政府有限拨款维持，福利保障水平低，院舍照料能力差。由于一个行政村孤寡老人的数量有限，难以支撑起养老院的服务体量，通常是在乡镇区域内修建一所养老院集中供养孤寡群体。此时，大部分孤寡老人脱离村庄生活系统，社会关系断裂、心理归属缺失，会造成严重的孤独感，反而降低老年生活质量。资本主导的院舍养老，相较于政府主导和社会主导的院舍养老更加脱离村庄生活场域、脱离高龄老人的养老诉求。因资本主导养老院是以追求盈利为目的，入院收费高，服务保障水平高，但是在广大中西部地区的远郊村庄难以找到市场，所以资本主办的养老院通常存在于大城市周郊或城市中，面向收入较高的家庭。如何在村庄中形成院舍照料互助养老模式对农村养老互助的行动主体提出更高的要求。
简言之，院舍照料型互助是村庄主导的高龄失能老人在地集中入院照料，在资源上能够统合政府的政策资源、村庄乡贤的社会资源，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匹配农村高龄老人的生活照料诉求与养老服务供给。
四、农村互助养老多层供给的结构困境
随着农村互助养老实践类型的丰富和经验版图的扩充，从互助养老实践的制度供给方式和养老行动主体来看，农村互助养老具有鲜明的层次性，呈现出差异化互助养老供给的实践形式。实现农村互助养老的良性供给，促进多层互助养老模式的有效衔接，以回应农村老年群体的养老诉求，减轻养老压力，成为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前进方向。本研究认为应当进一步厘清农村互助养老的制度困境与行动主体的参与局限，认识阻碍农村互助养老实践的壁垒。
1.农村互助养老多层供给的衔接难题
不同类型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互助养老的服务对象不同，服务供给的形式不同，服务供给内容也不同，三者之间构成一种多层次的互助（如表2）。组织建设型互助以脱嵌于农民日常生活的方式，面向广大低龄老人提供有限的公共文化活动供给，属于一种低水平和浅层次的互助养老实践。此类互助模式，组织程度要求低，村集体介入有限，制度供给有限。社区服务型互助是行政力量通过资源介入和政策介入的方式，推动村集体主导回应社区中高龄老人的生活诉求。服务形式为嵌入老人家庭生活，服务内容为提供有限的生活照料。院舍照料型互助需要行政力量、村集体、在外能人、村庄积极分子、低龄老人等多元群体的长期合作，在社区生活场域中建立行政兜底、社会参与、市场融入为形式的全方位生活照料体系。
就村庄老年群体而言，老年群体的家庭养老供给、个体机能的差异，形成不同层次的养老诉求，共同存在于村庄中。村社养老问题不仅要回应低龄老人的生活性和社会性的交往、娱乐需求，而且需要面对高龄失能与半失能老人的生活照料问题。理想状态下的农村互助养老供给，在村庄中三种互助模式应当共存。然而，受限于政策执行力度、村社集体统合能力等方面的差异，我们很难看到三种层次的互助养老模式共同存在，往往呈现出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不均衡性，聚焦于某一特殊养老群体，而忽视养老群体之间的差异。那么，面对差异化的养老诉求，村庄如何生产出不同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耦合以及怎样实现多层供给之间有效衔接，协同作用于农村养老诉求，成为实现农村互助养老善治的必由之路。
2.农村互助养老多层实践的制度困境
就互助养老的制度实践而言，农村互助养老层次性衔接缺失与不均衡供给的困境主要受制于制度建设的不完全性和政策的模糊化。
（1）农村互助养老制度建设的不完全性，导致农村互助养老缺少合作的认同机制。理性选择主义认为，互助养老的实现隐含市场契约行为。政府在养老服务供给中对老年群体的意愿照顾程度越高，交易的确定性与满意度就越高（张国平和韦芳，2021）。在缺少村庄内生合作动力的情况下，制度供给影响养老互助合作实践的方式和规模。由于缺少制度供给的互助养老实践，缺乏足够的强制保障，行动主体缺少对互助长效的预期，导致养老互助行为的交往频率不足。虽然有些地方试图探索积分制和时间银行的合作形式，但是受行动者价值生产动力不足、行为动机和身份认同的缺失，时间银行无法发挥社会交换的功能（杨康等，2022）。制度的强制性和约束性，依靠国家权力的权威性，能够产生出规则，规范互助养老的行为，建立互助养老长期合作的预期机制和信任机制。然而，当前中国农村互助养老的总体规划不够清晰，在养老事业建构层面关于互助养老的发展缺少方向指引和路径规划。制度建设的不完全性，导致农村互助养老难以依靠行政力量形成互助养老资源的持续供给和建立认同互助合作的信任机制。
（2）农村互助养老政策的模糊化与不均衡性，制约政策落地实践效果。虽然农村互助养老在近几年逐渐被纳入国家养老事业的发展规划中，见诸于各级各类养老政策文件，但是实践中农村互助养老受到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度、资金配套力度等因素的影响，在各地的推行力度不一，落地形式存在差异。如浙江省财政税收整体较为丰裕，能够提供较为密集的公共服务资源。农村互助养老作为浙江省共同富裕未来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地方政府为建立相对长效的资源供给和多主体合作模式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基本完成了社区食堂与老年协会等互助养老的配置。而在部分地方财政基础较弱的区域，即使依靠政府资源投入搭建起农村互助养老的模型，但是受限于财政资源的匮乏和地方政府的动力不足，互助养老容易演化成地方的治理任务，以至于被县乡和村集体予以策略化消解，难以持续。
在当前宏观政策模糊，地方政策设计不均衡的实践下，农村互助养老的村庄实践缺少详细的制度支撑，一方面使农村互助养老缺乏一套体系化和标准化的参照系，不能提供持续性的服务供给；另一方面不能为农村互助养老提供规范化的约束机制，没有建立起养老互助合作的信任机制，缺少稳定的互助纽带。此时，依据村庄的自主实践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意图，农村互助养老演化成地方性实践，互助养老供给呈现出碎片化特征。
3.农村互助养老多层实践的行动局限
作为农村互助养老的核心行动主体，村社集体的行动逻辑直接影响养老互助的形式和多元主体的合作方式。
（1）村社集体统合的弱化，制约村庄互助养老模式的协同。村社制度是集体本位互助养老的有效形式，能够进行村庄动员、组织重构和资源整合（李永萍，2020）。在多元力量的互动中，村社集体的统合能力构成农村互助养老的指挥棒。村社集体统合能力主要指村集体协调行政、社会等多方养老资源的能力，包括协调人力资源、经济资源等多方面。尤其是村社集体激活村庄治理力量，可以为互助养老实践提供人力资本。农村互助养老在政府治理和村民自治之间的交织过程发育变化，根据农村互助养老的领导主体不同，会形成不同的互助形式（杜鹏和安瑞霞，2019）。当村社集体统合能力弱化时，农村互助养老缺乏核心主体来整合其他多元力量，一方面会导致自上而下的互助养老政策倡导缺少向村庄转译和落实的主体，另一方面无法动员村民参与到养老互助体系中。
（2）农村互助养老实践受村干部个人禀赋影响，养老实践成效依赖于村书记个人能力而非组织或制度，具有不稳定性。在互助养老的制度供给要素相对均衡情况下，村庄互助养老供给水平受村书记的个人能力影响。村书记的治理理念、治理能力影响互助养老模式选择和互助合作的达成。以浙江省XS县TC镇为例，该镇QC村、XG村、HS村、TA村、YA村和DG村是相邻的村庄。在六个村中，除TA村外，其他村均建立民办养老院。TA村书记在2020年时曾经希望在村庄建立养老院，但是TA村书记较为年轻，2020年时刚竞选成为村书记，村庄群众基础不足，难以调动村庄老干部等权威型人物，也不被村庄能人信服，导致在筹划养老院建设时资金不足，没有其他村干部支持，最终养老院未建立起来。与此相似，YA村养老院在院养老的人员较少，依靠入院群体交纳的费用难以维持运转，需要村集体筹集资源补充养老院的运转。但是YA村因是两个自然村合并而来，导致新村一直存在两股派性势力。在2020年换届时另一派当选村主职干部以后，村书记行动受在野派的掣肘，决策无法执行，以至于养老院的人力、资金的供给跟不上服务的需求，以致养老院的服务质量逐渐变差，最后17人的养老院只剩1人。
（3）乡村养老公共规则的脱嵌化，导致养老互助秩序的达成缺少社会基础。社区舆论、集体记忆和村庄福利成为影响家庭养老持续的约束机制（梁晨，2022）。随着养老问题溢出家庭，养老被建构成村庄社会的公共问题，如何形成村庄养老的公共规则和养老秩序，成为解决养老问题的核心。在市场力量向乡村社会全面且深入的影响下，乡村社会结构、农民家庭行为均发生重大变迁，影响农村互助养老行动。其一，受市场开放的深入与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影响，农村劳动力转向非农化务工，人口大量外流，村庄社会结构趋向松散，社会舆论的约束力降低。其二，在市场交易行为的影响下，农民在村庄集体事务和社会交往活动方面更加倾向于理性计算，强调即时性的平等交换、不亏欠的处事原则，如从以前互助帮工建房转向给予工钱的形式。这些在日常生活实践和个人交往互动中的村庄规则，无形中影响着村庄养老规则的建构，养老互助也不例外。村集体依靠人情、面子、集体观等非利益性原则难以动员村庄力量参与到村庄养老互助事务中，增加推进互助养老的经济成本，甚至引发家庭和村集体在互助养老责任上的冲突。因而，村庄互助养老合作机制的形成，需要在村庄中重塑村庄养老秩序。它不仅关涉互助养老实践中养老秩序和养老规则的建立，影响互助养老行动主体对养老规则的认同，而且事关农村互助养老多元主体的责任明晰，影响农村互助养老责任边界的建立。
五、结语：优化农村互助养老的对策建议
农村互助养老作为一种低成本、有质量的养老实践，正在乡村社会快速发展。认识农村互助养老的供给方式和实践形式，成为厘清农村互助养老机制、推动农村互助养老良性运作的重要前提。由农村互助养老的内涵可知，农村互助养老的概念伸缩形成了家庭视角和村庄视角两类不同价值取向的含义。在当前村庄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背景下，依靠制度设计推动的互助养老，在政策落地与行动主体互动过程中生产出组织建设型互助、社区服务型互助和院舍照料型互助三种模式。分而论之，组织建设型互助，指村集体有限度地动员村庄积极分子，在贯彻养老政策的过程中回应老龄群体浅层次需求的互助养老模式。其中，互助养老实践的行动主体主要是村庄少数积极分子和有养老诉求的老年群体。换言之，组织建设型互助模式推动了老年群体关于养老诉求的自我服务和自我回应。社区服务型互助是依靠行政力量介入养老政策实践，由村社集体主导供给空巢或失能老年群体生活诉求的互助养老模式。互助养老事务的行动主体扩展到村庄社会，主张建立健全养老事务的社区运行机制。院舍照料型互助需要强行政资源支持，是动员村集体整合村庄可利用资源、形成养老需求社会化供给的养老模式。然而，在多样化的互助养老实践中，受地方政府的制度设计和村社集体的统合能力的影响，多样化的互助模式却难以有机衔接。
因此，本研究认为破除农村互助养老的制度困境，以制度设计推动养老互助行动，实现多层次互助养老的有机衔接，实应是推进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前进方向。根据农村互助养老的制度困境与行动梗阻，本研究认为农村互助养老的制度优化可从以下路径推进：
1.完善农村互助养老制度的顶层设计，健全互助养老的制度体系
制度化路径的建立，有助于化解农村互助养老的地方差异性实践，降低村社集体行动能力对互助养老带来的负面影响，致使农村互助养老有一套可以参照的规则体系和设计路径。这需要从宏观层面厘清互助养老在中国农村养老事业体系中的位置与角色，明晰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方向与路径。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应建立一套便于操作的基层政策体系，为地方农村互助养老实践提供参考标准。
2.明确并具体化农村互助养老的制度主导地位和互助养老制度建构的政策网络性
在养老问题引发农民生存焦虑背景下，农村互助养老事业的发展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理念的现代化转型，倒逼政府回应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养老问题。但是，需要进一步明晰的是，一方面要划定地方政府在推动互助养老政策生产、制度落地和主体联结等方面的责任，依靠行政力量建立组织运行机制、资金筹集机制、社会连带机制和社会互助机制。另一方面，行政力量的责任划分应放置在农村互助养老的多元主体互动体系中，从制度体系建设的角度明确农村互助养老实践中行政介入的方式、村社集体的角色以及社会参与路径。
3.建立健全农村养老服务的制度体系，结合地方特性、创新理念与技术探索以互助养老为核心的“互助养老+”模式
近年来，随着中国养老产业的发展，各具特色的养老方式层出不穷，众多形式的养老实践开始从试点走向全国，从城市走向乡村，村庄社会养老供给方式更加多元，如长期护理和养老融合的医养结合，运用技术手段进行适老化改造的居家养老。尤其是数字技术进入社区，突破时空局限，对农村社区互助养老的互动场景、参与主体、服务内容进行重构。如果运用得当，数字技术会成为农村互助养老的助力器和有效载体。更为关键的是，统筹多元供给模式的制度体系建设。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阅原文）
编辑/程舒琦 审核/马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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