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人口老龄化，日本总是最先被想到的国家。作为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日本从1970年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如今，该国1.28亿人口中有四分之一年龄超过64岁。国际标准认为，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的国家或地区就算进入老龄化社会。依此，日本已经是“超老龄社会”了。而该国警察厅在6月16日公布数据显示，2015年日本共有1.2万名老年痴呆症患者走失，创历史新高，更从侧面揭示其社会老龄化的严峻形势。
老龄化席卷全球
当然，日本并非“一枝独秀”，人口老龄化的触角已经延伸至世界各地。
在世界卫生大会上通过的2016年至2020年《老龄化与健康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显示，整个欧洲、澳大利亚和北美、南美多数地区、中亚和北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均属于60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10%-30%的范围，只有非洲、格陵兰岛、南亚和阿拉伯半岛的老年人比例低于10%。其中，中国、伊朗、加拿大、新西兰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老龄化程度直追日本。
“造成老龄化现象的不单是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多，也可以是新生儿出生率的降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他指出，对于老龄化而言，人口寿命预期延长是其主要推动因素，这种因果关系称作“长寿风险”。在总和生育率既定的前提下，长寿风险将导致老龄化。值得注意，在寿命预期既定的条件下，如果总和生育率和少儿赡养率等明显降低，就意味着老龄人口比重的提高，也会导致人口老龄化。其中，低生育率也称作“少子化”。
20世纪后期开始，亚洲的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欧洲的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和俄罗斯甚至美洲的古巴和一些大洋洲国家，都出现了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趋势。而近期美国官方研究报告显示，最早在2020年，全球65岁以上人口数量将超过5岁以下儿童数量。
尽管老龄化与少子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也并非一定发生在同一经济体内，但如果一个国家同时面临长寿风险和少子化，几乎断定它的人口结构将向着老龄化方向出现爆发式增长。而郑秉文告诉《经济》记者，即便当前，全球范围内需要同时处理双重压力的国家也不在少数。
作为导致老龄化的长期动态因素，“长寿风险”很难人为改变，毕竟绝大多数希望享受生活的人渴望活得长久，但少子化却不同，因此许多国家已经先后不同程度地采取了鼓励生育的多重措施。
除了中国在近期实施的开放二孩政策，日本从1972年起就陆续施行儿童津贴制度，韩国从1996年结束控制人口出生的政策并开始对结婚、生育、养育子女等环节制定奖励政策，俄罗斯更是从工资、奖金、职位保留和产假等多方面做足工作，西班牙、瑞典等欧洲国家则更为直接，大笔津贴还附赠父母双产假。遗憾的是，上述国家中，除了俄罗斯的生育率得到明显提高，其他均效果寥寥。
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通过查阅众多鼓励生育政策的资料，《经济》记者发现，不少国家在同生育率的较量中营造出一种“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悲壮感。
以丹麦为例，该国政府从婴儿一出生就提供免费牛奶直至18周岁，小学到大学学费全免，到私立学校求学也会有政府补贴，生育福利可谓丰厚，可是民众并不买账。紧接着，政府继续加码，规定孕妇预产期前4周开始休假，产后也有14周假期，之后夫妻双方还各有32周的“父母假”。为响应国家号召，甚至一些公益机构和婴幼儿用品企业都推出了福利广告，承诺为孕妇免费提供各种用品与服务。
多年努力的结果是，丹麦人口增长率仍在欧洲大陆垫底，出生率几乎没有变化，人口老龄化形势已逐渐危及社会福利。实际上，“操碎了心”的丹麦政府一点也不孤独，很多国家对生育率下降的无奈有深刻感受，但是就算看不到起色也决不放弃，因为相比之下，老龄化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更令人警惕。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姜跃春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指出，笼统地看，老龄化对全球各地区国家经济发展产生的消极作用大体相同。
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不足，影响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加重现有劳动人口的经济与精神负担，引起家庭结构和规模变化，致使家庭养老危机增大，加重社会保障费用负担，增加政府财政压力。此外，老龄化越严重越不利于技术创新与社会革新，还会对社会文化、政治产生一定阻碍作用。
不过，不同国家发展阶段不同，人口老龄化的负面表现也有所差别。“如果一个国家的生产条件和技术能力已经非常发达，人口老龄化就算比较严重可能也不会对技术层面产生明显阻碍，因为中青年的创新能力可以作为弥补，但它的社会保障支出就比较有压力。而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体现在劳动人口上的影响就比较明显”，姜跃春补充道。
可以肯定，不管国家发展水平如何，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潜在问题都不容小觑。
在今年5月底举办的以“老龄化和劳动力”为主题的上海论坛中，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校长特蕾莎·沙利文指出，美国的人口出生率从2007年的2.12‰下滑至2014年的1.78‰，到2030年65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30%。未来，美国社保赤字会是出生率为2.2‰时的两倍，作为该国养老保障体系正常运行的重要因素，人口结构本身就是挑战。
长期受老龄化困扰的欧盟地区，人口结构的影响甚至深入到成员国政治层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刘明礼曾提醒《经济》记者，包括德国在内的不少欧洲国家希望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调节社会保障支出以期待在经济增长前景黯淡的今天尽可能减少财政赤字，可实践中鲜有当局政治家敢于出手，否则会被民众选下台，毕竟享有选举权的高龄人口那么多。
很长一段时间里，老龄化问题研究似乎抛开欧美地区，集中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中来，背后原因不言而喻。国际金融机构美银美林集团（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近期报告显示，到本世纪中叶，仅中国一个国家的60岁以上人口就会从如今的2.09亿大幅增至4.92亿，约占其人口总量的36%。到2050年，全球老年人口将会有五分之四居住在新兴市场国家。
姜跃春指出，这不仅颠覆了老龄化主要是发达国家问题的观点，还提出许多值得深思熟虑的难题。政府、企业如何应对人口结构变化浪潮？个人资产不足以养老的时候怎么安享晚年？如果新兴经济体延续现状、没能发挥出新的经济增长潜力，国家财政又该做出什么改变才能在支出和养老中找到平衡？
银发经济的到来
前述疑问一定很难给出答案，否则欧洲地区的老龄化问题何以愈加深刻。可以说，全球都面临这个“常提常新”却又十分尴尬的困境，因为无论什么政策手段都没办法强迫民众多生孩子，无论哪个政府也不能在短期内削减老年人的数量，否则既不人道也有违法律规定。于是，很多人开始从老年群体本身寻找解决之道，“银发经济”的说法随之产生。
银发经济指老年人作为特殊消费群体，将引起社会消费结构变化，基于老年人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特征，形成满足这一人群消费观念、习惯、偏好、能力与消费方式的潜在消费需求与市场，国外也称“银色产业”。它涵盖范围广泛，不仅包括传统老龄产业如服装、食品、特殊商品、交通、保健、老年福利设施，还涉及现代老龄产业，比如保险、护理、家政、养老地产等。
显然，作为自然人，老年人日常生活所需接触的产业并不少，或者说更多，国内外不少观点因此认为这部分人口的增长将刺激形成朝阳产业，潜力巨大。
对此，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经济室主任张季风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指出，高龄人群的消费习惯倾向于实际需求和中高档商品，“这个人群所处的阶段决定他们需要服务式消费，比如医疗、护理、老年人用品、辅助工具等，受流行趋势影响较小，但也不排除”。因此，银发经济中真正的朝阳产业更可能存在于医护和老年专属用品领域。
作为具有丰富养老经验的经济体，日本的银发经济值得关注。该国不仅重视开发专供老年人使用的商品、服务，还在制度建设方面下了很多功夫，对商品的卫生及安全制定严格标准，限制市场准入条件，调整相关法律以保障老年消费群体的利益。例如，2000年日本首次制定了介护保险法来推行养老护理保险制度，使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可以通过国家补助而获得必要的看护服务，进而推动该国老年人看护产业的发展。
“国内称‘护理’，日本叫‘介护’，介护保险是强制的，规定日本40岁以上的人都要加入，一旦日后出现健康问题、需要介护的时候，所需支出可以通过保险部分甚至全部覆盖，避免老无所依”，张季风这样解释。
不仅如此，日本市场对银发经济的发展风向也比较敏感。张季风说，老年用尿不湿也属于日本一个发展很好的行业，它的质量标准甚至超过婴幼儿的，该国的老用辅助用品还大量出口海外国家，广受欢迎。
中国应重视银发产业
尽管从老龄化的发展历程上看，中国正在经历日本曾经有过的急促式老龄化浪潮，国内的银发产业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对此，国内大型养老机构信息平台“养老网”总编杜灵燕感触很深。
“大家都知道老年用品市场有前景，明白相关产业可以成为制造业亮点，但国内养老辅助器具大部分都是进口产品，非进口的也是国内厂家模仿生产，没有自己的品牌，粗制滥造，而由于成本限制，国内企业并不乐意投入精力研发，政府引导政策也不多见。”
她告诉《经济》记者，理论上讲，部分老年人存在补偿性消费动机。子女独立之后，经济负担减轻，一些老年消费者试图随时寻找机会补偿过去因条件限制未能实现的消费欲望。因此，穿着打扮、美容美发、健身娱乐、旅游观光也在他们的消费兴趣之内。这些消费领域的挖掘在国外都有所体现，一些西方国家针对老年人开发的玩具已经逐渐成为市场热点，中国就差很多。
“开发银发产业市场需要先期调研，更需要政府指导和企业的积极参与，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效手段，这些都应该已经开始才对”，杜灵燕这样说。(寇佳丽)
（消息来源：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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