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老先生驾鹤西去，心中感慨不已，想要写点什么，算作一个晚辈对中国核事业奠基人的纪念吧。
绝大多数人知道这个名字，可能还是在四年前，于敏院士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时候。那时候，他身体已经不太好了，坐在轮椅上从总书记手中接过了奖牌。那一段筚路蓝缕、苦难辉煌的岁月重又从尘埃中翻出来，展示在世人面前。
在世界核武器发展史上，中国在从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之间间隔的时间是最短的。而首次爆炸的氢弹的技术水平却是最高的。这曾令世人迷惑不解，甚至被诬称是窃取了美国或苏联的技术秘密。那些谣传当然不是事实，在我看来，真正让中国氢弹加速的原因除了制度保证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那个为中国开挂的男人了。
1944年，18岁的于敏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两年后转而学习理论物理。学习过程中，他就展示了过人的天赋，尤其是他对物理本质近乎神奇的直觉，不但让老师和同学们刮目相看，他的导师张宗燧称他是自己带过的最优秀的学生。有一年数学考试卷子特别难，数学系学生的平均分只有20分，最好的学生也不过60分，可是来自理学院的于敏考了满分……
1951年，于敏研究生毕业，在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这个时候，中国的核计划启动了，近代物理所很多人都开始参与核武器的研究。作为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科研新秀，于敏也不例外。
中国的氢弹研究几乎和原子弹研究同时起步，当年钱三强等人高瞻远瞩，在研发原子弹的同时就成立了“轻核理论组”专攻氢弹研究。这个组只有七八个人，组长是黄祖洽，何祚庥也在组里。1961年1月，钱三强把于敏叫到办公室，告诉他，组织上研究决定，让他作为副组长领导轻核理论组。
在核武器研究的队伍里，很多权威的物理专家都是留学归国人员，于敏是一个例外，他从未出过国，因而被成为“国产土专家一号”。于敏自认为不适宜从事大系统科学工程，而是天生爱好基础理论研究。他此时已经有了另学界瞩目的研究成果，要放弃这些成绩，隐姓埋名转向氢弹研究，对他个人而言是一种损失。可是在那个年代，就是有那么一群人，能够不计名利，将国家命运抗在肩上前行，去开辟中华民族崭新的未来，于敏也是其中之一。
那时候，搞理论研究最重要的资源是计算资源，当时95%的计算资源都被用于原子弹研究，于敏所在的氢弹理论组只能用5%的计算资源再加上效率低下的计算尺开展研究工作，这导致进展非常缓慢。大概到1965年中，氢弹理论组最大的进展是确认了一件事：氢弹不能用炸药引爆，只能用原子弹来引爆。
其实这个结果大家都知道，美苏就是这么干的。可是怎么用原子弹爆炸去引爆氢弹，就不是那么容易弄明白的了。轻核聚变的要求极其苛刻，因而需要设计一个精密的装置，如果尺寸有一点点偏差，聚变就不能实现。原子弹一爆炸，那个精心设计的装置就被破坏了，还怎么能够被引爆呢？这个过程，就是氢弹的核心秘密。那个时候，全世界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个秘密。
美国的一些核武器科学家后期转向了恒星研究，因为恒星中的聚变与氢弹聚变有类似的地方，而恒星研究是不涉密的，因而可以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有一个欧洲的年轻科学家问美国科学家一个问题：超新星爆炸的冲击波会不会打碎星核？那位美国科学家面无表情转过头对他说：滚……
年轻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那位美国前辈平时非常和善、乐于助人，这回怎么会那么无礼，后来才知，这个问题触及了氢弹的核心秘密。美国人以为他在套取情报。
于敏就在追寻这个秘密的路上。1965年9月，上海华东计算所搞出了当时国内运算速度最快的计算机，达到了每秒5万次。于敏马上带人南下，利用它进行氢弹模型计算。现在一个普通手机的计算速度也在1G左右，而你们却在用它斗地主……
开挂的过程开始了。10月份，于敏做了“氢弹原理设想报告“，报告中提出了三个模型，于敏系统分析了三个模型的可行性和优缺点，组织同志们深入讨论，最后明确了两级氢弹的原理构型，开始针对这个构型在计算机上进行数值模拟。两个月后，计算结果出来了，于敏激动地给远在北京的邓稼先打电话：“老邓，我们出去打猎，打着了一只小松鼠……”
邓稼先大为兴奋，第二天就飞赴上海，在听取于敏汇报后，请参加技术攻关的同志们吃了一顿大闸蟹。
1966年12月28日，按照于敏理论设计，氢弹原理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该装置原本设计当量是100万吨TNT，后来为了确保成功，就多加了点料，达到了300万吨，意思是即使爆炸不充分，那至少也剩个100万吨的量。没想到最后测试实爆当量就是300万吨，与理论设计完全一致。张爱萍将军听到后连连叫好，说道：“杀人放火足够了。”
在于敏强大的直觉支持下，中国氢弹的设计一开始就非常科学，第一次试爆的装置重1吨，直接空投，因而可以用于实战。可是这还不够，于敏接着开展了小型化实战化设计，研发除了第一代定型核弹装备了部队。从此，中国的核威慑力量正式建立了。
后来，于敏继续致力于核武器性能的优化，参与了第二代核武器和中子弹的研发，中国核弹头的数理虽然远不及美苏两个核大国，但质量上没有代差。
1986年，于敏起草、邓稼先修改、胡思得（后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执笔上书中央，提出加快核武器试验进程。这是因为他们敏感地发现，美国很可能会提出禁止核试验，借此扼杀中国核武器技术的发展。后来的发展果然如他所料，1992年，美国提出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协议。中国政府跟美国讲，我们同意和支持这个协议，但是我们的人大还没有批准。四年之后，中国最后的核试验试验了所有未来可能用在核武器上的前瞻性技术，取得了所有想要的数据。第二天，中国人大就批准了全面禁止核试验协议。
于敏他们的这次上书之重要性不亚于核武器研发成功。如果没有在这十年的加速核试验计划，中国的核武器水平会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不足以对美苏形成实质性威慑。
核试验禁止了，但核武器研究不会停步。于敏以其强大的洞察力组织提出了在没有核试验的情况下怎么样持续开展核武器研究。加速核试验计划中获得的数据成为了珍贵的宝藏，再加上计算机模拟技术的发展，使得中国在计算机上研究和发展核武器成为可能。此外，新的实验技术如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神光系列）和Z箍缩装置（聚龙装置）也在九院建立起来了，这些大型科学装置保证了中国的核武器研究水平始终不落人后。
如今想起于敏，我脑海中浮现的并不是“氢弹之父”的称号，也不是他最高科技奖、改革先锋等荣誉称号。而是在1984年西北高原中子弹实验前的讨论会上，陈能宽院士感概系之，脱口而出，背起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于敏更是感慨万分，忧虑之情倾泻而出，接口背诵：“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往下背，在坐者无不洗耳恭听，感情随之起伏。最后只听于敏一人背道：“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料。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
两人慷慨激昂的声音久久回荡在戈壁滩上……
呜呼，有国士如于敏，真乃国之幸事也。而今核盾已成，核事业后继有人，百业兴盛，人民安居乐业，芸芸众生可曾念公之大功于须臾之间。先生不计名利，自不会介怀，而我等后学所能为者，纵不能继先生之学，当继先生之志，竭吾辈所能以报国家于万一，先生可以放心矣。
于公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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