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术之趣：把握可能性，达致多样性，蕴含无限性
《老子》是中国人的一个重要精神寄托和人生价值体验。《老子》是指导我们认识世界和认知自己，提升思维认知水平的一个智慧宝库。此一论说，开宗明义道出了道之存在的无限可能性和合理性。一切“可道”者，皆为定有或有限之有；否定“可道”的定有，便是不可道的有之无限。一切“可名”者，皆为定名或有形之有；否定“可名”的定名，便是不可名的无之无名。从其为“天地之始”上言，是不可形名的“无名”；从其为“万物之母”上言，又可假谓之为有名的“道”或“大”，或是“恒名”。道的有无一体之玄妙，彰显了道术之趣：把握可能性，达致多样性，蕴含无限性。大道存在的“不可道”之玄、之妙，寄寓或蕴藏于可道的具体存在物之中。“万物之奥”和“泛兮其可左右”，正在于揭示大道无在而无不在的思维意旨。“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知北游》）老庄虽有言道不可见闻、言指，然是从道的无限不测、不可穷诘的角度上加以论说，而非是否定大道涵摄万殊的可道性，具有无限的定有。实则，大道之玄妙，正存在于万物之中，通达万物而不定居于一物，亦即是“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的价值真谛。传承于古之道统，“原于一”而能“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庄子·天下》），成为“其运无乎不在”的大全者，具有无限的可能和潜能。道术之用，既可“独善其身”，体现为“我独昏昏”和“我独闷闷”，修身而德真；又可“兼善天下”，体现为“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溥”的境界。大道作为“万物之宗”和“万物之奥”，彰显了“洋洋乎大”（《庄子·天地》）的意境。人生体认体行大道，藉由刳心虚静，便会有“不同同之之谓大，行不崖异之谓宽，有万不同之谓富”的心境和心性之大。这样的可能性、多样性，乃是道德的完备性，万殊而一统于道，道涵摄万殊、不测性。“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尸子·广泽》）与执一之偏不同，《老子》道术具有多样性的可能，这是由其大道之性所决定的。在《老子》的思想中，“德善”和“德信”，是“贵兼”；“容乃公”，是“贵公”；“守中”，是“贵衷”；“莫之令而自均”，是“贵均”；“致虚极”，是“贵虚”；“以天下观天下”，是“贵别囿”。这些思想一以贯之，相互涵摄，呈现道术之用的多样性。《老子》之道术，虽运用有多样性，然也有价值主旨的倾向性。“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寥贵先，儿良贵后。”（《吕氏春秋·不二》）从学术区别的角度上言，站在不同的维度，又可言《老子》贵慈，贵俭，贵“不敢为天下先”。柔弱为道之用，是“贵柔”；言“三宝”，是“贵仁”；言“俭故能广”，是“贵廉”；言“清静为天下正”，是“贵清”；言“无之以为用”，是“贵虚”；言“圣人不仁（一视同仁）”，是“贵齐”；言“自爱不自贵”，是“贵己”；言“执大象，天下往”，是“贵势”；言“后其身而身先”，是“贵先”；言“不敢为天下先”，是“贵后”。以偏概全者，偏执其一，是“辩之以相示”（《庄子·齐物论》），自以为是。自以为是者，既有其辩，就有其不见者。基于“大道不称”之性，就有“大辩不言”之术。若以道为昭昭可道者，则反而不知道；若以言辩为明察者，则反而不为明。审仁义之间，察同异之际，观动静之变，适受与之度，理好恶之情，和喜怒之节等思维内涵，皆为其道术思想所囊括。诸子所言趣向不一，各有其弊，而《老子》道术却有中和之性。“法者尚乎齐同，而刑以检之；名者尚乎定真，而言以正之；儒者尚乎全爱，而誉以进之；墨者尚乎俭啬，而矫以立之；杂者尚乎众美，而总以行之。”（《老子指略》）《老子》无不包容，自能因其弊而救之，具有无限多样性的意趣。法家尚于法之齐同，然以刑检之，则必有刻薄；《老子》言“德善”和“慈”，自能博爱容公。法家申到、韩非子等诸子，无不吸收《老子》道之齐物思想，以为法制学说之价值内核。名家尚于定真，然以言正之，则必失理恕；《老子》言“不言之教”和“知者不言”，自可名于不可名。《庄子》继承《老子》思想，对惠施等名家思想给予了批判。名家的形名说，吸收了《老子》有形有名、名以称实的价值意旨。儒家尚于全爱，然以誉进之，则必起争尚；《老子》言“上德不德”和“至誉无誉”，自能率性不争。俗儒行仁义以求名誉的趣向，正为《老子》“绝仁弃义”的德真思想所批判。绝弃仁义之名伪，方能德真而尽其真性。墨家尚于俭啬，然以矫立之，则必作乖违；《老子》言俭在多与，啬以积德，自能乖违不作。《老子》以俭为“三宝”之一，辅助自然而使民自富，自然无有俭啬之弊。杂家尚于众美，然以总行之，则必兴秽乱；《老子》言因物付物，“以道镇之”，自能全而不乱。《老子》之道，无不包涵，道通万殊而为一，意博而有要，自能秽乱不兴。“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庄子·天运》）人世间的一切事物，既是“时不可止”，则见“道不可壅”的道性。人生失道者，固执于已然之可道，固执己见，不能变通，正是“无自而可”。执一无权，反害其道。人生得道者，因物之可而可之，因物之然而然之，则无所不可，无所不然，各得其所。《老子》言“道可道，非恒道”，实为警示人们，执著于可道性的定常，就会蔽于一曲，而不能睹道之大方和无穷。“道不可致，德不可至”（《庄子·知北游》），正揭示道德不可固执、偏执之价值意蕴。诸子思想之所以各有其缺失，就缘于执著一说，而不能立道德之本，进而执一以统万。“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执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墨子蔽于实用，然不知无文饰则欲不得节；宋子蔽于无欲，然不知无欲旨在得其当得。慎子蔽于用法，然不知无贤则法不得行；申子蔽于执势，然不知无智则术不得以用。惠子蔽于辞辩，然不知无实是则辩不可以止；庄子蔽于合天，而不知人性有知能主体性而别于天。或是以欲为道则尽于满足，或是以法为道则尽于数术，或是以执为道则尽于便势，或是以辞为道则尽于辩论，或是以天为道则尽于因循。相较于“庄、杨荡而不法，墨、晏俭而废礼，申、韩险而无化，邹衍迂而不信”（《法言·五百》），《老子》道术可成就礼法，教化和诚实。庄周、杨朱荡然不羁，自无法之规；《老子》不废法，礼法尚同大公，道便是礼法之宗。墨翟等俭啬而吝，自然废文饰之礼；《老子》不废礼，礼本在忠信，道便是忠信之笃。韩非子等险于惩罚，自是无教育之化；《老子》不废教化，教化之主要内涵在于明觉，道便是明觉者。邹衍迂回自说，不诚信于实；《老子》重在德真信实，“言有宗，事有君”，全在因用事物之实。对于道之认知来说，若是知“形形之不形”（《庄子·知北游》），便会认可“道不当名”的思维真谛，把握道用的无蔽、大全性。人生若是执著于形名之存在，就不能观乎宇宙之大全，知乎大初之无蔽。我们只有掌握“有生于无”的大道之“无”的价值真谛，乃能见其不定有的无不有，虽有而不测其有。《老子》的道术，虽是以“明于本数”为趣向和旨归，亦即是详于大道而崇尚无穷，然限于篇幅而在“系于末度”上有所不足，特别是略于人伦，使其在可道、定理上有所欠缺。这种欠缺，既可藉由大道的无限性而去加以拓展，又可藉由儒家尽人事而详人伦加以补充。《文子》或《淮南子》一书，便是这一结合的有效尝试。儒道互补，构成了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的主干，也在古代文人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准则上鲜明表现出来。孔孟儒家重视社会秩序的维护和人伦道德的构建，突出仁义的可道性坚守，居仁由义，择善固执，惟精惟一，尊德性而道中庸。老子重视圣王在宇宙中的角色定位，突出变化的无穷性，因为的时宜性，辅助的包容性，以及德善的博大性，在功为的不已、不测中，达致道德的悠久无疆。《老子》的人生智慧，是择善而成功的道术方略，也即藉由修为真、美和善的道德品行和素质能力，运用合理、有效的方法和路径，来达致成功的效验和结果，实现预期的目标和目的。在塑造中国人文价值和人道精神上，《老子》发挥着深刻而隽永的影响。现今，我们很多道德伦理、人生情趣和精神底蕴，都与之有着基因传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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