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是不是屈辱的城下之盟？

吴钩

有一种很常见的观点认为，宋朝与辽国结下的“澶渊之盟”，是屈辱的城下之盟。

什么叫“城下之盟”？“城下之盟”语出《左传·桓公十二年》：“大败之，为城下之盟而还。”是指兵败后迫于无奈而签订的屈辱性条约。换言之，判断是不是“城下之盟”有两个标准：1、兵败被迫签订协议。2、协议中有屈辱性条款。以这两个标准来衡量，鸦片战争后清朝与英国订立的《南京条约》，才是城下之盟。

1、澶盟是在宋军胜利的前提下订立的

那么宋朝与辽国签订的澶渊盟约是不是城下之盟呢？先来看宋辽立盟之前的战争胜负。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初八，辽国大举南伐。

算起来，这是契丹第九次发起对宋王朝的侵略了。在真宗继位之后的咸平二年（999）、咸平四年（1001）、咸平六年（1003），辽国都曾进兵冒犯边境，或小胜北还，或为宋师所败。但这一次辽军的来势特别凶猛。辽主萧太后与辽圣宗御驾亲征，率兵号称二十万之众，先锋为辽国大将萧挞凛。十五日，辽国破宋境顺安城；十六日，又破遂城，并擒宋将王先知；又自定州东部突破宋人的唐河防线，逼近阳城；然后，辽军分兵三路，扑向瀛州、祁州，并欲乘虚直下贝州、冀州、天雄军（参见中信出版社出版、台湾三军大学编著的《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1册）。

军情自边关急递至京师汴梁，宋王朝“中外震骇”。

其时宋真宗赵恒继承大统不过几年，作为一名从未像他的伯父（太祖）、父亲（太宗）那样在沙场厮杀过的文弱君主，面对来势汹汹的契丹军团，真宗该如何对付这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这不但是国家的危机，也是真宗个人的荣誉危机。

真宗召宰相等大臣商议对策。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密言于上，请幸金陵”，建议皇帝到金陵避避祸；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请幸成都”。真宗问宰相寇准：有大臣提议迁都金陵或成都，爱卿有何意见？寇准假装不知道是王钦若与陈尧叟的意思，当着两人的面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今天子神武，而将帅协和。若车驾亲征，彼自当遁去。不然，则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众。劳逸之势成，我得胜算矣。奈何欲委弃宗社，远之楚蜀耶？”真宗不敢再存迁都之念，决定御驾亲征。

这个时候，前线辽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也受到遏止。九月下旬，辽人以数万骑进攻山西草城川，宋军将领高继勋率兵来援，登高望草城川，说：“敌众而阵不整，将不才也。我兵虽少，可以奇取胜。先设伏山下，战合，必南去，尔起乘之，当大溃。”遂与辽兵激战于寒光岭，“敌兵果败，自相蹂躏者万余人，获马牛橐驼甚众”。

十月上旬，辽师围困河北瀛州城，“昼夜攻城，击鼓伐木之声，闻于四面。大设攻具，使奚人负版乘墉而上”。瀛州原为辽人所占据，后为柴荣夺回，现在辽国对拿下瀛州是志在必得的。但宋军也早有防备，“知州李延渥率州兵、强壮，又集贝、冀巡检史普所部拒守，发垒石巨木击之，皆累累而坠；逾十数日，多所杀伤”。辽人强攻不下，萧太后亲自上阵督战：“契丹主及萧太后又亲鼓众急击，矢集城上如猬”，却被守城的宋军以礌石、巨木、弩箭击毙“三万人”，“伤者倍之”。辽军“弗能克，乃退”。

瀛州保卫战的大捷，极大挫伤了辽军企图一鼓作气拿下关南之地的信心，同时也坚定了宋真宗御驾亲征的决心。

十一月十四日，真宗离开东京，移驾前往澶州前线，亲征辽人。并于二十六日抵达澶州南城。当时澶州被黄河分隔为南城与北城，北城正是战争前线。真宗原本打算驻扎在南城，不过黄河。这样安全一些。但寇准坚请渡河：“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摄，非所以取威决胜也。”真宗这才过河，登上北城门楼，“远近望见御盖，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契丹相视惊愕，不能成列”。

此时辽师数万骑已于十一月二十二日直抵澶州城下，随时可以发起攻城之战。相持十余日之后，辽军统军萧挞凛自恃其勇，出营督战，守城的“威虎军头张瑰守床子弩，弩撼机发，矢中挞凛额，挞凛死”。萧太后闻讯，“哭之恸，辍朝五日”，深知战局再拖下去，辽军也讨不到好处，不得不向宋方提出议和，《辽史》说：“将与宋战，挞凛中弩，我兵失倚，和议始定。或者天厌其乱，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

宋真宗无疑是一名和平主义者，并不希望战火一直烧下去，也有意于议和，于是派曹利用为谈判代表，赴辽营和谈。最后达成和议，订下澶渊之盟。

也就是说，澶盟是在宋军战胜的情况下签订的，并无受到辽国的胁迫。

2、澶盟中的岁币是经济援助

澶渊之盟的盟书以及后续约定所达成的重要协议：一、宋辽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地位平等；二、宋朝每年给予辽朝岁币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三、双方大致按占领现状划清领土边界（宋政府坚决不割地），在国境线立下“石峰”（相当于今天的界碑），“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四、约定两国互不单方面增加边防武装，“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五、约定双边司法上的合作，“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类似于罪犯引渡协定；六、两国在边境开设榷场，开展双边贸易。

许多人认定宋朝签订澶盟为“丧权辱国”，想来应该是因为盟书约定了宋政府每年要给予辽朝岁币。但从岁币的性质来看，它既不是战败国的战争赔款，19世纪鸦片战争以降，清政府对西方列强支付的银子，才是屈辱的战争赔款。岁币也不是藩属国的纳贡，宋政府对岁币的交割形式，也尽力避免给人纳贡的印象：“更不差使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毋宁说，岁币其实是发达国家对经济落后国家的资助，这一点盟书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类似于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援助。

而且，对宋王朝来说，每年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的岁币支出，也是收益远大于成本的划算买卖。以宋朝庞大的财税收入，区区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的开销并不构成什么负担；同时，由于宋朝对辽朝的贸易长期处于“出超”地位，每年的岁币基本上又流回宋人手里，据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的估算，宋朝通过对辽贸易，每年可获八十万贯价值的顺差，数额超过送出去的岁币。宋朝人自己也曾做过一番成本—收益计算，结论是“虽每岁赠送，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岁币支出只相当于战争损耗的百分之一。

至于有一些网文认为，“由于宋朝经济文化影响力太盛，两国互市之后，宋朝的大观通宝在辽国成为了贸易的结算货币。到宋辽贸易后期，辽国发现铸币无用，干脆也就不铸了。于是要辽国老命的一场货币战争就悄无声息的开始。 随后的一百多年里，曾经不可一世的契丹国被掏空了。”显然就是“货币战争”阴谋论的一次过度引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