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代，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的经济最高峰，甚至没有之一。都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繁荣的经济并没有使北宋的军事实力大幅度上升，别说是收复燕云了，就是在占有优势的战争中也是“以和为贵”（澶渊之盟）。在后来长期的和平中，还造成了“冗兵”的现象，反而加重了宋廷的财政负担。最终，宋军的孱弱让金军看到了机会，也造成了北宋的最终灭亡。
这一切的根源，其实就在北宋开国时所创立的那套军事制度。
一、时代的背景
有人说唐朝的“安史之乱”是北宋重文轻武的根源，这话不无道理。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不仅打破了盛唐的美梦，还让藩镇势力主导了中国200余年。唐之后的五代十国时期更是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时代。
宋太祖赵匡胤生于公元927年，那年是后唐明宗天成二年；到了他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后晋高祖天福元年了；二十岁那年是后汉高祖干佑元年；三年后，赵匡胤成了后周的禁军东西班行首。也就是说，这位太祖皇帝的青少年时代就见证了中原大地上的旗帜变换，而他的上位也是依靠自己手中的军权，他知道，是该结束这个军阀时代了。
“杯酒释兵权”是不够的，赵匡胤建立了一套 “完美”的军事制度。
二、枢密院——三衙体制
“杯酒释兵权”之后，赵匡胤马上解除了节度使的行政权和兵权，将权力全部集中到自己的手中。首先，他设立的枢密院。
枢密院是宋代主管军机事务的最高机关，与中书省并列，在很大程度上也削弱了中书省的权力，让兵部形同虚设。枢密院的长官有枢密使和副使，有时还增设签书枢密院事和同签书枢密院事，或以知枢密院事代替枢密使和副使。
枢密院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佐邦治。凡侍卫诸班直、内外禁兵招募、阅试、迁补、屯戍、赏罚之事，皆掌之。——《宋史·职官二》
枢密院成了掌管军事的最高机构，而统兵的机构就是三衙。
三衙的全称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其职能为：
“掌殿前诸班直及步骑诸指挥之名籍，凡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宋史·职官六》
赵匡胤本人就是殿前都点检出身，他登基后一面取消了这个官职，并将其权力分为三衙，削弱了中央军统兵官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将三衙的统兵权由中央扩大到全国。这样，原来意指皇帝亲军的禁军已经成了北宋的正规军，皇帝掌握了全国的军队。
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的建立，巧妙地把兵权一分为三。
“兵符出于枢密，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梁溪全集》
这就是说，枢密院可以调兵，但不掌兵，而三衙只能掌兵，无法调兵，而且一切都得听皇帝的。
三、文官掌武
为了抑制武将的权力过大，枢密院的最高领导一般由文官担任。纵观两宋300年，北宋时只有狄青当过枢密使，但遭到了极大的反对；南宋时，由于特殊情况，韩世忠、张俊、岳飞也当过枢密使和副使，但当时的枢密院已无实权。
另外，北宋延续了唐代宦官担任监军的制度，只为监督前军的将帅，有时他们还越俎代庖成了指挥者。
四、重步轻骑
汉武帝时的汉军能够驰骋塞外，打得匈奴落荒而逃，除了文景时期打下的经济基础，还有就是对于骑兵的培养，但北宋似乎没有这个想法。
在兵种上，北宋基本就是步兵、水兵和骑兵的划分。相对而言，北宋更重视步兵的发展而轻视骑兵的作用。其原因可能如下：
1、农耕民族重视土地，而养马需要大量土地，而且成本很高；
2、中原马种不适合战争，而宋人又不善于管理进口的马种；
3、主观怠惰，北宋的军事方略中，对外主防，重点是对内维稳，他们意识中就忽略了战马的培养。
五、募兵制的兴起
唐代的征兵制度是典型的府兵制，其实是一种义务的征兵制度，特点是兵农合一，但这种制度必须以均田制为基础，当农民丧失了土地，他还怎么为国家效力？于是，募兵制开始兴起。
募兵制，也就是培养职业军人，它其实从唐代中晚期就已经有替代府兵制的趋势了，因为当时处于藩镇割据的状态，职业军人更符合时代。那么相对稳定的北宋为何也要执行募兵制呢？
其实主要是为了维稳，因为北宋初年的募兵对象主要是流民和饥民，这些人如果放到社会上，必然会造成治安隐患，不如把他们编制成军队加以训练，还可以用于统一战争。加上本就是武人出身的赵匡胤的重视，宋初的军队战斗力很强。
六、北宋军制的弊端
任何一种制度如果不能和时代一起进步，那就必然会遭到这种制度的反噬！
枢密院——三衙体制和文官体制决定了战争的决策权必须由朝廷掌握，但这些皇帝和文官们不知兵怎么办？军事才能这种东西，有些是后天培养的，有些是先天就有的。谁能保证长于宫中的皇帝和只读孔孟之道的士大夫们懂军事，他们哪里知道战场上的风云变幻，这样的决策者怎能大用？
还有就是宦官当监军的陋习，这些阉人贪赃枉法是好手，哪里懂得军事？这才有了北宋末年“六贼”之一童贯的出现。
对于骑兵的忽视，就是北宋目光短浅的体现。他们认为宋与辽、西夏的议和就会保住了长久的太平，哪知出现了不讲道理的女真人。北宋都城没有燕云十六州的拱卫，无险可守，对于金人的骑兵那就是一马平川。
还有就是募兵制的腐化。《水浒传》中，那些好汉一旦犯了罪，就被刺配了，这也是北宋末年的一种现象。军队中收纳了大量的社会危险人物，这就是招刺太滥，拣选不实，加上后期的训练缺乏，致使散兵游勇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宋军的战斗力，兵虽多而无用，北宋末年达到了100多万，这就是“冗兵”。而神宗年间的王安石变法虽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变法的本身问题和党争的出现，募兵制名存实亡。
北宋的军事制度其实就是一个“矫枉过正”的产物，统治者们过于担心自己手中的权柄，源于他们对武将的不信任，但他们忘记了国家处在一个强敌包围的时代。他们没有寻找到一个权力分配的平衡点，最终导致帝国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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