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丰实先生依据古代有关太昊的 文献 资料作出三条 总结 ：1、太昊不是某一具体人物的名称，应是具有密切关系的若干部族的联合体，可称之为太昊系部族。其 时代 早于颛顼、尧、舜等，而与黄帝、炎帝、共工、少昊等并列，属于传说时代的偏早时期。2、太昊被后世尊为东方之帝，表明其事迹和活动区域与东方有关。3、太昊的传说及其后裔小国分布的地域主要在豫东、鲁西南、皖北及其周围地区，在蒙山一带也有踪迹。同时他也认为太昊与少昊一样都是崇拜鸟的东夷部族，而皖北、鲁东南地区大汶口文化大口尊的"日火"或"日火山"纹即太昊之"昊"，所以豫东、鲁西南、皖北大汶口文化为太昊文化（栾丰实《太昊和少昊传说的考古学 研究 》，《 中国 史研究》2000年第2期。以下简称《研究》）。笔者认为，此说在太昊的年代、地望、文化特性上均有所疏漏，以下提出来供商榷。
《研究》列举先秦时期关于太昊的资料，有如下几条：
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陈，大皞之虚也。（《左传•昭公十七年》）
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成风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若封须句，是崇 皞、济而修祀纾祸也。"（《左传•僖公二十一年》）
自太皞以下，至于尧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逸周书•太子晋解》）
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上有九 ，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皞爰过，黄帝所为。（《山海经•海内经》）
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山海经•海内经》）
何世而无嵬，何世而无琐，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荀子•正论篇》）
历大皓以右转兮，前飞廉以启路。（《楚辞•远游》）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逸周书•月令篇》）
另外，成书汉代的《淮南子•天文训》云："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其神为岁星。"与《逸周书•月令篇》、《吕氏春秋•孟春纪》、《礼记•月令篇》等基本相同。
笔者认为，这些资料均不证明太昊的时代"与黄帝、炎帝、共工、少昊等并列" ：《山海经•海内经》云"大皞爰过，黄帝所为"不反映时序 问题 ，乃泛言神人、古帝通天之举，故不能作为太昊（大皞）与黄帝同时的依据。任、宿、须句、颛臾等太昊后裔虽在商周时期还存在，但并不能据此论定太昊的年代就与炎黄、共工、少昊同时或者比较晚近。太昊被《淮南子》等书编为东方天帝并不是根据地望和文化特征，其理由如次：五方天帝东方甲乙木其帝太昊，南方丙丁火其帝炎帝，中央戊已土其帝黄帝、西方庚辛金其帝少昊、北方壬癸水其帝颛顼，分别配色青、赤、黄、白、黑，这个构架是根据五行相生关系（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配四时五方而产生，所以它与地望和文化特征无关（如据地望，少昊应配属东方、炎帝应配属西方；如据文化特征，按《左传》"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东方史前文化应崇拜龙，但迄今在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系列中均未发现龙崇拜遗迹、遗物，相反，少昊地望在东方，少昊氏"为鸟师而鸟名"也与史前东夷文化中的鸟崇拜现象吻合但却被排为西方天帝）。五方天帝也不是在秦汉时才产生而是在先秦时就已经存在：《逸周书•月令》、《吕氏春秋•四时纪》、《礼记•月令》、《楚辞》、《国语》、《尚书》、《左传》、《山海经》等均有相关资料，如上举《逸周书》"孟春之月……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研究》文中所引《山海经•西山经》"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逸周书•月令篇》"孟春之月……其日庚辛，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太平御览》卷三引《尸子》"少昊金天氏，邑于穷桑，日五色，互照穷桑"等皆是明证。《尸子》语将少昊的地望（穷桑，即今山东曲阜北）与其在五方天帝中的排位（西方庚辛金、金天氏白帝少昊）同时揭出，是证五方天帝的安排与人间部族所居方位无关。故《研究》认为太昊时代"与黄帝、炎帝、共工、少昊等并列"、"太昊被后世尊为东方之帝，表明其事迹和活动区域与东方有关"皆依据不足。相反，太昊的年代早于炎黄、共工、少昊却有明确的文献依据，如上举《荀子•正论篇》"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强调时序，将太皞与燧人氏相提并论，其年代远早于炎黄、共工、少昊。
由于"五方天帝"与相关传说帝王的时代、地望乃至对整个古史体系的认识、理解均有关系，所以这里有必要多说几句。笔者认为，五方天帝是根据传说帝王的时序来安排的，并且为了把黄帝编为中央天帝而又不遗漏传说中远古时代最重要的人王、天帝，古人便将炎帝与神农合并、将太昊与伏羲合并，而五方天帝排位按春夏秋冬（东南西北）序又完全符合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太昊）、神农氏（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这个正统 历史 的总体排序，由此可知古人排人王、天帝都是很严谨的。虽然阴阳五行在今天看来并不是一种 科学 ，古人将它们与各种事象相比附并不可取，但在古人那里是被看得很重要的，是受到严肃认真地对待的，而这正有助于帮助我们解开古代历史文化中的一些谜团。《黄帝内经》"九宫八风"学说将四方八位与一年四时八节相配、商代甲骨文四方风名配一年四时均取东、南、西、北配春、夏、秋、冬，这与五方天帝一样，取的是五行相生序。邹衍编造"五德"始终说，以黄帝有土德、夏有木德、商有金德、周有火德，故秦人一统中国后要行水德，认颛顼为祖（实际秦人的祖先按伯益上溯为少昊，少昊在按五行相生序编排的五方天帝中为西方天帝，属金），汉人立国后不认秦朝，也行水德，这都是遵循五行相克序（即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所致。所以先秦及秦汉时的五方天帝是不会随随便便地排的，更不会乱排的，它既不是根据五帝的地望编排，伏羲（太昊）、神农（炎帝）、黄帝、少昊、颛顼这个顺序也不存在族属相生关系，所以它只能与时序相关即反映传说帝王的年代早晚关系。正如不能将黄帝、夏、商、周、秦、汉视为同时代一样，我们也不能将五方天帝视为同时代，事实上这一点已经得到秦汉及先秦文献的支持，如上引《荀子•正论篇》。
《左传》中郯子有言："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研究》据此而认为炎、黄、少昊、共工、太昊是一种同时并列关系，依据不足。此五帝实际上是先秦及秦汉时五方天帝的另一种版本，它只是将北方天帝颛顼换成了共工而已。颛顼在五方天帝中年代最晚，排为北方壬癸水，为黑帝颛顼；由于共工地望在中原的北方，有"振荡洪水"的传说（《淮南子•本经篇》），又"与颛顼争为帝"（《列子•汤问》），年代与颛顼一致，同时共工也是一显赫的大神（《山海经•大荒北经》说"有系昆之山，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向"，《淮南子•天文训》说共工与颛顼争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故共工可以替代颛顼成为北方天帝。郯子所言主要是回答昭子所问少昊氏为什么以鸟名官，故列举黄帝、炎帝、共工、太昊分别以云、火、水、龙纪官以对比，并不言及年代关系，据此不能论五帝年代的早晚或并列（当然从五方天帝的角度看，它们是有年代早晚关系的）。
袁轲先生注《山海经》说："大皞，吴任臣、郝懿行注均以为即伏羲，是也。然大皞（太皞、太昊）与伏羲在先秦古籍中，本各不相谋，至秦末汉初人撰《世本》，始以太昊与伏羲连交，而为太昊伏羲……此经无伏羲而唯有大皞，若非大皞、伏羲各不相谋，即作者直以大皞为伏羲矣。从其 发展 观之，后者之可能性尤大"（袁轲著《山海经校注》4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笔者认为，太昊与伏羲的合并无论发生在先秦或是秦汉时期，都不 影响 本文的观点即太昊与伏羲同时代而不是与少昊或炎黄同时代，因为先秦文献已明确将太昊与燧人氏并论，而伏羲氏也正是紧接燧人氏之时，至于秦汉及以后，太昊与伏羲合二为一，更没有太昊与少昊同时代的说法了。总之，无论秦汉或先秦，古人皆以太昊、伏羲为同一时代，而无相反或相悖的证据和依据。
不仅太昊与炎黄、共工、少昊同时代没有确凿的依据，学界一直视太昊与少昊同为东夷崇鸟部族也无确凿之依据。太昊在五方天帝中为东方天帝不能视为太昊部族为东夷民族之依据，太昊后裔多在山东境内也不能成为"三皇五帝"古史体系中太昊为东夷民族之依据，因为"后裔"可能是迁徙而至，"后裔"不等于太昊，比如炎帝后裔在先秦时代也有居于山东者，但不能说"三皇五帝"中的炎帝就居于山东为东夷民族。《山海经•海内经》说："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这一条资料可能被学者视为太昊乃东夷崇鸟部族之证明，但笔者认为这也不足为据。"咸鸟"可视为与鸟崇拜有关，但巴人的祖先为虎而非鸟。《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说："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樊绰《蛮书•卷十》："巴氏祠其祖，击鼓而祭，白虎之后也。"巴文化崇虎、巴人的祖灵为虎而非鸟，这在考古发掘方面也得到证实，巴蜀图语中写实的老虎图象远多于写实的鸟纹即是证明。孙华先生还认为，巴人不仅为廪君之后崇虎，而且蜀地也有崇虎部族即蜀开明氏，其先为商代之崇侯虎，后来崇虎的开明氏灭了崇鸟的杜宇氏（孙华《巴蜀符号初论》，徐中舒编《巴蜀考古论文集》98-99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海内经》这条资料本身即说明"咸鸟"与巴人之间虽然有相生关系或者族源关系，但二者崇拜的神物却不相同，一为鸟、一为虎，说明族群分化或迁徙是有可能改变信仰的（这一点我们在讨论蚩尤族从渭水流域迁徙至豫北冀南乃至山东境内时已经论及），所以不能据"大皞生咸鸟"而认为太昊是东夷崇鸟部族。《盐铁论》还说："黄帝战涿鹿，杀两峄、蚩尤而为帝。"两峄，学者一般释为太昊、少昊。这条资料本身与其他大量的炎、黄、蚩战争传说和资料不相吻合，而且从考古学上无法求证，所以它是不可靠的，不能据此论炎黄、蚩尤、太昊、少昊同时而且太昊为东夷崇鸟部族。按笔者理解，它只能与庙底沟类型在距今5800-5500年间对东夷文化施加强烈影响大致吻合，这时大汶口文化所在区域可能存在太昊和蚩尤后裔，但涿鹿不在山东一带，所以这条资料应为古人推测、牵合所产生。《山海经•大荒四经》力述东方民族之祖先少昊、帝俊、帝舜、王亥、成汤等，却不言及"大汶口文化晚期"之显赫太昊，仅《海内经》有前举两条关于太昊（大皞）的资料，但它们却不能成为太昊乃东夷崇鸟部族之证据。相反，古代文献资料却明确说"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左传•昭公十七年》）、"太昊时有龙马负图而出于河之瑞，因而名官始以龙纪，号曰龙师"（《通鉴补纪外编》），而且《左传》的资料是与少昊"为鸟师而鸟名"相比较而存在的，而且东方史前文化亦未有龙崇拜现象。故在古人眼里，太昊非东夷部族，亦非崇鸟部族（皖北、鲁东南大汶口文化大口尊"日火" 纹、"日火山"纹亦非太昊之"昊"，参见第39项证据或理由）。
《研究》所论与太昊、少昊之考古学文化相关的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是太昊的后裔很少，二是黄帝杀蚩尤问题。先论前者，后论后者。
田昌五先生说："少昊之后立国者，可谓群星灿烂。太昊之后较少。据《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叟，风姓也，实祀太皋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任在今济宁境，须句和宿均在东平境，颛叟在今费县境。按理，太皋之后应不止于此。究其原因，可能是它与少皋之一部分汇集到颛顼部中去了"（田昌五著《华夏文明的起源》105页）。关于太昊后裔较少，《研究》是这样解释的："至于说太昊后裔较少，少昊后裔较多，则可以从太昊西迁之后，相当一部分与中原地区的华夏族融合，而少昊系部族偏居于东方得以相对独立的繁衍发展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并引杜金鹏先生关于大汶口文化颖水类型的研究成果说：大汶口文化向西迁徙，侵占了皖北豫东鲁西南一带，成为太昊系部族新的领地，而还有相当数量的大汶口文化居民继续西进，来到郑州、禹县、平顶山一线，有的甚至到达洛阳盆地和豫南鄂北一带，他们在较长时期内还顽强地保留着自身的文化传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被当地的华夏文化所同化，成为后来夏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我认为将颖水类型视为太昊西迁是经不起推敲的。
先秦及秦汉时的古人将太昊与伏羲合并，视为人文初祖，又编为五方天帝之东方天帝，说明太昊在时人心目中具有重要地位。以豫东、皖北、鲁西南大汶口文化为太昊文化，其年代下限在前2500年左右，如果考虑到西进河南腹地的颖水类型，其年代下限可能更晚，即强大的影响广泛的"太昊"文化在先秦时"去古未远"。《研究》也说：太昊后裔"任、宿、须句、颛叟等周代小国，直至灭亡都保持着风姓。少昊的后裔如徐、奄、秦等，一直到周秦时期还保持着嬴姓，历二、三千年而不变。"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诸考古学文化中，除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可以说没有哪一种考古学文化有大汶口文化晚期那样影响广泛、深入，这其中又主要是分布于豫东、鲁西南、皖北、鲁东的大汶口文化以及深入河南腹地的颖水类型即所谓"太昊"文化。从各种角度看，先秦及秦汉时的古人都当以作太昊后裔为荣，但是除了鲁西南的任、宿、须句、颛叟四小国外，黄河流域中原大地竟然没有太昊后裔的踪影，也不见于文献及传说帝王谱系，岂不是怪事？以大汶口文化晚期"太昊"集团的影响，不仅风姓后裔不会改姓，夏、商、周三代祖先谱系也理当编入，但是这些谱系不见"太昊"踪影。《礼记•祭法》说："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国语•鲁语上》说："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均没有"太昊"。相反，帝喾的影响却十分广大，为有虞氏、殷人、周人之祖，其影响超过黄帝（"黄帝"仅为有虞氏、夏后氏所祀）。这一点在《世本》和《史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世本•帝系篇》说："帝喾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 氏之女，曰简狄，而生契；次妃陈锋氏之女，曰庆都，生帝尧；下妃 訾氏之女，曰常仪，生挚。"《史记》有关篇章完全继承了这种说法，帝尧、帝挚、商人、周人皆以帝喾为祖。袁轲先生说："《山海经》里着重叙写了两个大神，一个是黄帝，另一个是帝俊"（袁轲《神话选择百题》10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帝喾（俊）有何德何能，受到先秦古人如此青睐，其影响竟然堪与“中央天帝”黄帝并肩，而使辉煌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太昊”黯然无光？
上述这种混乱和错位也意味着将豫东、皖北、鲁西南等地的大汶口文化视为太昊文化可能存在着问题。事实上，我们只要将太昊与帝喾换一下位，从帝喾对应豫东、皖北、鲁西南大汶口文化的角度去看，一切都变得合情合理、顺理成章（参见第38、第39项证据或理由）：帝喾在先秦时的巨大影响正与大汶口文化晚期对中原地区的深广影响非常吻合。
《研究》又说：“一般认为古史传说中的另一著名东夷部族蚩尤，其居地就在鲁西北一带。据《逸周书•尝麦解》的记载，蚩尤属于少昊时期。因此，鲁北地区西部的大汶口文化则应是由蚩尤部族创造的。史载，蚩尤曾和炎黄联军大战于涿鹿之野，结果是蚩尤战败，从此一蹶不振。从 目前 的考古发现看，鲁西北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址绝大多数为晚期，属于龙山早期和大汶口文化早期后段的遗址甚少，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或许可以用蚩尤战败而导致人口锐减来加以解释。诚如是，则可以从另一角度证明蚩尤存在于大汶口文化晚期，进而表明少昊氏的年代下限也当在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际”。栾先生这段论述显然是用于说明炎黄、蚩尤、少昊、太昊的年代是一致的即约距今5000年-4500年，而且蚩尤为东夷部族，炎黄蚩之战发生在冀、鲁、豫交界一带，而且又打到河北中部乃至西北部，即大体同于严文明先生的推测（严文明《东夷文化的探索》，《文物》1989年第9期）。笔者认为，这种观点难以成立，其理由如下：
《逸周书•尝麦解》说："昔天之初，口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口口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命之曰绝辔之野。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根据这段话，当可以认为炎黄、蚩尤、少昊大体同时，蚩尤也可能为东夷部族，但年代无法判定。既然蚩尤为东夷部族，又与少昊同时，大汶口文化到中晚期才向西方扩展，炎黄蚩之战 自然 就发生在中晚期，我以为这是专家们的思路。这一思路与"五帝"在龙山时代这种认识吻合，也可用于解释《逸周书》这段话，但与其他文献资料及考古学文化完全相悖：《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归藏》说："蚩尤出自羊水，八 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子杀之于青邱……"，又说："蚩尤伐空桑，帝所居也。"空桑一指山东曲阜北，一指河南开封陈留南。前者为少昊居地，蚩尤伐空桑便是伐少昊，显然此路不通。假使开封陈留一带便是炎帝所居，蚩尤从鲁西北南下侵略炎帝，但是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前3000年-前2500年），中原处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与东方相比，它是一种弱势文化，而且这种弱势的局面一直持续到龙山时代晚期即前2200年左右（这时进入鲧禹时代），炎黄集团怎么可能杀掉蚩尤、太昊、少昊各部，而且就算战胜蚩尤、太昊、少昊部族，怎么后来一直强大不起来近乎于战败呢？而且蚩尤部族既然南渡黄河侵凌炎帝，怎么又打到黄河以北以至河北中部呢？在没有骑兵、战车、飞机、坦克的远古，战争怎么会是这种打法呢？而且影响如此巨大的战争，其遗迹又怎么不见踪影呢？把炎黄蚩战争放在大汶口文化晚期考察，出现这种观点是不奇怪的，即《盐铁论•结和篇》说"黄帝战涿鹿，杀两峄、蚩尤而为帝"（两峄即两昊，指）。即炎黄集团战胜了东夷集团之蚩尤部、太昊部、少昊部，严文明太昊少昊先生是这样理解的（严文明《东夷文化的探索》），田昌五先生大体上也是这样认识的，甚至说"太昊各部可能受到攻击而从淮水中上游向东北退走，托庇于少昊各部"（田昌五著《华夏文明的起源》23-25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这里用得着再引栾丰实先生的一段论述："仰韶时代晚期，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势力衰退，而东方的大汶口文化迅速崛起。这种力量对比上的消长，在文化影响和传播的进退上得到了反映和证明。大汶口文化对中原地区的文化传播和影响加强，进而发展到人口迁徙的移民，逐渐形成一股潮流。这种趋势到龙山时代早期后段，即距今4500-4600年前后达到高潮。大汶口人这一西进大潮不仅大大地拓展了海岱文化区的范围，而且对中原地区龙山时代文化的发展和夏王朝的形成，都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和贡献。此后，一直到二里岗下层商文化之初，除了龙山时代末期一段时间内，中原地区对东方的影响稍占优势之外，海岱地区对中原地区的文化影响，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栾丰实《试论仰韶时代东方和中原的关系》，《考古》1996年第4期）。坚硬的考古事实必然否定炎黄蚩之战发生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当然也否定了炎黄、蚩尤、少昊的年代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前期为少昊，晚期当然也存在少昊）。
关于《逸周书》"命蚩尤于宇少昊"，我认为是古人作书时根据蚩尤后裔分布在鲁西而作此语，将这种炎黄蚩之战过去很久的遗存现象与炎黄蚩战争传说连在一起写，遂导致今人对炎黄蚩战争的误解（或许写这段话的古人也不清楚）。古代文献有关"蚩尤伐空桑"、黄帝"杀两峄、蚩尤而为帝"的说法，其产生情形也应大体如此，即古人根据鲁西一带有蚩尤冢、曾有蚩尤后裔生活且又有太昊、少昊后裔及炎帝后裔如有逢伯陵一系（《左传•昭公二十年》）居于山东而作的一种推测、理解；"蚩尤伐空桑"与后岗一期文化分布到大汶口、北辛等遗址也吻合（参见第34、第37项证据或理由）。根据最近的报道，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存在泰沂山北部地区发现较少，中期阶段有所增长，而"晚期遗存在泰沂山北侧的各区域都有许多发现，遗址的密集程度几乎接近于龙山文化，而且遗址的面积也有所扩大。现知许多重要的龙山文化遗址下层都有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这其中当然就包括了鲁西北的尚庄类型。研究者认为，如果说在早中期阶段泰山南北的交流方式以文化影响为主，"其相互关系的趋向应以鲁中南地区对泰沂山北侧地区的影响占上风的话，那么到了晚期阶段，随着泰沂山北侧地区加快了历史发展进程，它们之间共有的主体文化因素进一步增强，文化交往涉及的领域也空前广阔起来"（王芬《试论泰沂山北侧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中原文物》2003年第5期）。所以《研究》用以证明蚩尤战败、"蚩尤存在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考古依据"鲁西北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址绝大多数为晚期，属于龙山早期和大汶口文化晚期后段的遗址甚少"也已经发生变动。另外，由于盛冰期后的海进在距今6500年前达到高峰，约在6000年前高海面开始回降，距今5000年前河北平原两侧古文化之间的联系开始恢复（韩嘉谷《河北平原两侧新石器文化关系变化和传说中的洪水》，《考古》2000年第5期）。距今4600-4000年间黄河改道，由河北平原入海改经淮北苏北平原入海（王清《大禹治水的地理背景》，《中原文物》1999年第1期）。鲁西北地区为黄河下游的低洼地带，在黄河改道之初（4600年前）较少龙山早期和大汶口晚期后段遗址是正常的。现有研究还表明，"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呈现波动，既有较温暖湿润时期，也有相对较凉和干旱时期。在距今约5000年前，气候呈现冷而干。大致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中期，即距今4500多年前，有的研究者认为可能还要早些，气温又为一个急剧升高时期" 或将这一高温期界定在距今4800--4300年间（王守春《尧的 政治 中心的迁移及其意义》；徐馨、沈志远著《全新世环境》第1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这期间黄河下游当处于洪涝时期，不适宜于古人类居住，故此期人口相对较少也属正常。所以鲁西北地区的史前文化也不能成为支持"蚩尤战败而导致人口锐减"的依据。
综上所述，可知豫东、鲁西南、皖北地区大汶口文化非太昊文化。笔者认为太昊的年代应在伏羲、神农之间，其历史文化应与贾湖类型相关，以下就有关问题作一简述：
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主要分布于淮河中上游支流沙河、洪河流域，最北可达北汝河和颖河流域，最东达大别山麓的皖中一带。这一文化的居民以农业为主要谋生手段，同时有较发达的捕捞业、狩猎业，畜牧业和采集业也占一定比例，已经发现一批原始文字、具有七声音阶的骨笛以及规格较高的大墓、宗教礼仪用器具，其生产力水平和精神文明程度明显高于裴李岗类型和磁山类型，尽管后者年代相对较晚。按照徐旭生的三集团说，贾湖类型分布的地域属东夷集团的势力范围，而这一地区也与传说中的太昊活动的范围一致，太昊墟就在今沙河以北的淮阳，所以负责贾湖遗址发掘的张居中先生将贾湖类型与太昊部族相联系（张居中《试论贾湖类型的特征及与周围文化的关系》，《文物》1989年第1期）。关于太昊与少昊的关系，曾经有几种不同的意见：一是认为太昊早于少昊，太昊衰落之后，少昊始强盛起来，这种观点以傅斯年、唐兰、夏鼐诸先生为代表；二是认为太昊与少昊同时并存，这种观点以刘敦愿、栾丰实先生为代表；三是认为少昊早于太昊，这种认识为徐中舒先生提出。这些不同的看法和认识，栾丰实先生在《研究》文中分别作了介绍。今以贾湖类型为太昊文化、大汶口文化为少昊部族观之，三说似以傅斯年、唐兰、夏鼐诸先生为是，而这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少昊之后众多而太昊之后只风姓三、四小国，盖因太昊年代过于久远之故也（贾湖类型距今9000年-7800年）。如是观之，先秦时鲁西南尚存的任、宿、须句、颛叟几个风姓小国，其先祖可能生活在贾湖类型分布的范围内。
有一些学者认为河南的仰韶文化就是由本土的前仰韶文化即裴李岗文化发展而来，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不周全的，甚至在研究史前文化、追踪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问题时，它可能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在贾湖类型晚期地层之上，往往叠压着仰韶时代文化层，如舞阳郭庄遗址和近似贾糊类型的长葛石固遗址，在贾湖三期之上都叠压着大河村文化的地层。张居中先生说："仔细 分析 这些遗址不同时代地层的文化因素，发现它们之间具有根本性的区别。以长葛石固为例，四期之前墓葬以头向西和西南为主，而五期之后则变为头向东南为主；四期前大多数墓葬都有随葬品，五期后仅发现个别墓随葬一件陶罐，绝大多数墓则一无所有。陶器器型也有根本的变化。这些现象反映出生活习俗、文化传统观念的差异，似乎为不同的人类群体所创造。"这种"不同的人类群体"按我们的理解就是裴李岗文化或贾湖类型居民的撤离以及大河村文化居民的进入。那么贾湖类型居民撤到哪里去了呢？张居中分析说："如果把贾湖类型与大河村文化、大汶口文化综合比较，可以看出贾湖类型与大汶口文化的关系似乎超过了与大河村文化的关系，尤其与大汶口文化早期更为接近"；他认为"贾湖类型晚期主要向东、西两个方向发展。向西的一支与当地文化融合，形成了下王岗早期文化；向东的一支沿淮河各支流东下，到皖中地区与北辛文化相遇，从而对北辛--大汶口文化系统产生一定影响"（张居中《试论贾湖类型的特征及与周围文化的关系》）。即是说大汶口文化的来源除了本土的后李、北辛文化等因素外，还与贾湖类型后期有一定关系。贾湖类型既为太昊文化，则太昊与少昊（泰山南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之先后关系在考古学上就有了一定的言说依据。虽然贾湖居民是一种外来人口，但贾湖类型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水平发展高于东部的后李文化、北辛文化，所以贾湖因素在大汶口文化中是有地位的，随葬龟甲、獐牙、叉形器之礼仪在北辛晚期和大汶口文化中得以传承（大汶口文化獐牙钩形器含义应与贾湖之獐牙、叉形器类同）就是证明。有些学者从文字学的角度考证帝喾即太昊，喾、皞二字皆从告得声，甲骨文"喾"字又象双手演三爻八卦之形，我觉得这种文字考证并不怎么可靠。有的是将伏羲与太昊混而为一（詹鄞鑫《神灵与祭祀》161-16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传说画八卦者为伏羲，并非太昊，故甲骨文"喾"从八卦角度与太昊联系不上。田晓岫先生则认为甲骨文"喾"字意为"在发明牛耕方面有所思考领悟"（田晓岫《中华民族发展史》61页，华夏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所以我觉得豫东、皖北、鲁东大汶口文化虽然同样与太昊文化贾湖类型有一定渊源关系，但其居民在当时或后来可能并不被称为太昊族。当然，如果"喾"字的确与太昊有关的话，它们在考古学上同样也有了一定的言说依据。
严格说来，太昊、少皋之"昊"、"皋"二字不宜混用，少皋文化与鸟崇拜、大火崇拜有关，少皋之"皋"表示大火星的光明，根源于火历历法（参见第37项证据或理由），而太昊才是明确的太阳神：《山海经•海内经》说"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上有九 ，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皞爰过，黄帝所为"。"建木"即立杆测影之表木，为黄帝所治，太昊沿此"建木"上下于天即忙于立杆测影、沟通天地，这是将立杆测影活动用来编排的神话、故事，所以太昊才是明确的太阳神，"昊"字上从日、下从天，表示太阳的光明。昊、皋二字为本字，太昊、少皋古人原有区别，所以二字不宜混用。太昊为太阳神，贾湖类型的材料与之吻合。据报道，"贾湖与太阳崇拜有关的材料第一条是H190：2AⅢ卷沿罐，在口沿下用直线刻划成一近圆形圆圈，周围还刻出放射性直线，虽然系烧后所刻，显得手法拙朴，且残缺近一半，但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图像仍十分清晰的显现在我们面前。H190为一残半地穴式房址，编为F18，属于贾湖文化第三期，距今年代约8200-7800年。第二条材料是M355：15号龟腹甲片上的'曰'形符号，与安阳殷墟甲骨文同类字形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似可说明，贾湖先民的太阳崇拜传统已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不仅具有象形的图案，而且已出现了表意的符号"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970页，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迄今为止，我国史前考古中发现明确的太阳图像、太阳崇拜资料以贾湖遗址为时代最早。贾湖类型为太昊文化与太昊地望、年代、文化特征以及笔者所主张的古史体系都是吻合的。
根据豫东、皖北、鲁西南地区大汶口文化年代上限“大约在距今5300年前”（栾丰实《太昊和少昊传说的考古学研究》），可将帝喾的年代界定为前3300——前2500年。或者根据皖北、鲁东南地区大汶口文化大口尊及其刻画符号产生的年代“最早出现在中期，多数出现在晚期”（王吉怀《论大汶口文化大口尊》，《中原文物》2001年第2期）界定帝喾的年代范围，大体也应在前3300——前2500年间。至于苏北（鲁东可能也有一些）年代更早的大汶口文化、北辛文化则是直接衔接帝喾（帝俊）与太昊文化贾湖类型的过渡阶段，暂且不论。由于泰山以南汶、泗流域及鲁北济、淄流域“从北辛文化到岳石文化已被学术界公认为属于同一谱系，其创造者是时代有先后的同一族系的人们”（栾丰实《太昊和少昊传说的考古学研究》），所以少昊的年代跨越北辛文化至岳石文化。但从古人编排古史体系的角度看，少昊主要是指前4300年至前3500年即大汶口文化早期这一段，或者年代可以再早一点，从贾湖类型晚期因素在北辛文化中出现时开始。当然，太昊的时空范围也就是贾湖类型的时空范围，年代可界定为前7000年——前5500年。
最后，我们顺便解释一下《礼记•祭法》、《国语•鲁语上》关于虞、夏、商、周祭祀祖先及《世本》、《史记》关于帝喾四妃、后裔之相关问题（文献已如上引）：
商人祖先舜、帝喾主要活动于豫东、皖北、鲁西南，二者大体上对应于这一地区的龙山文化及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所以帝喾也是有虞氏（舜）的祖先，且它们的主源都是东夷文化。山西南部的陶寺类型（尧）年代与大汶口文化晚期相接，同时也受到后者的深刻影响。王守春先生认为尧部落、尧都系从山东西部定陶迁移至山西南部（王守春《尧的政治中心的迁移及其意义》），虽不必视为定论，但陶寺类型受到东夷文化的影响是无疑的。即使没有族源关系，古人编排古史体系视尧为帝喾的儿子也在情理之中。
周人姬姓，其老祖母姜嫄姜姓，所以周人是炎、黄之后。我以为周人认帝喾为祖先是政治上的需要，是伪造的一个假祖宗。因为帝喾为商人祖先，在商周时有显赫的地位，周人就将自己的老祖母姜嫄说成是帝喾的元妃，将商人的老祖母简狄说成是帝喾的次妃，以示自己更加正统，有理由推翻商朝取而代之。王红旗先生认为《山海经》之《五藏山经》为大禹时代作品，《海外四经》为夏代作品，《大荒四经》为商代作品，《海内五经》为周代作品（王红旗著《追寻远古的信息》193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我认为这种认识大体不差，即《山海经》的基本材料、信息是夏、商、周时期的，成书则在春秋战国时期。“帝喾”在《山海经》中凡三见：《海外南经》、《大荒南经》、《海内北经》各一见，而"帝俊"之称全部出现在《大荒四经》中，这既证王红旗先生的观点，同时也表明：帝喾在夏代尚未成为显赫的大神，其显赫地位是在商代形成的，而到了周代其地位又降了下来。可证周人”禘喾”只是一个幌子。史载“武王 齿，是谓刚强承命诛害，以顺天心”（《太平御览》卷八十四）更是一个幌子，因为大汶口文化的凿齿习俗在成年期即20岁左右，武王幼时不凿齿，怎么临到讨伐纣王时才来凿齿呢？且凿齿习俗并不见于整个周王室及上层。所以"武王 齿"是一种"临时抱佛脚"式的矫情，反证其并非帝喾后裔。袁轲先生在注《大荒西经》“有西周之国，姬姓……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榖”时说：“后稷本西方民族所奉祀之农神，而又附会于东方民族神话中，故言‘帝俊生’也。实则后稷之生，与俊、喾俱无关系，乃出于原始母权制 社会 时期'民知有母而不知父‘之’感天而生'之神话也……‘姜原为帝喾元妃’一语为神话牵合于历史不可信"（袁轲《山海经校注》3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韩建业先生则指出，先周文化最早可追溯至晋中龙山前期的老虎山文化游邀类型，其南下临汾盆地形成陶寺晚期类型，后西北向融入早期朱开沟文化，不久南移泾河上游南部形成碾子坡类遗存，殷墟三期时该文化南进周原形成壹家堡三期类遗存，最终融合土著的郑家坡文化而形成晚期先周文化（韩建业《先周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考古与文物•2002年增刊》先秦考古），从考古学上证实帝喾以及东夷文化不是周人的祖先。周人“禘喾”，不惜篡改历史、认帝喾为祖先，正说明帝喾在商周时期影响之大，佐证影响夏、商、周三代的大汶口晚期文化为帝喾而非太昊。
《世本》和《史记》说挚为帝喾下妃所生，我认为也有可能为古人所编造。按袁轲先生说，帝挚即少昊，少昊年代早于帝喾乃帝喾祖先，怎么反而成了帝喾的儿子呢？或者帝挚指的是少昊的后裔，年代与尧相当之时段。
转贴于中国论文联盟 栾丰实先生依据古代有关太昊的 文献 资料作出三条 总结 ：1、太昊不是某一具体人物的名称，应是具有密切关系的若干部族的联合体，可称之为太昊系部族。其 时代 早于颛顼、尧、舜等，而与黄帝、炎帝、共工、少昊等并列，属于传说时代的偏早时期。2、太昊被后世尊为东方之帝，表明其事迹和活动区域与东方有关。3、太昊的传说及其后裔小国分布的地域主要在豫东、鲁西南、皖北及其周围地区，在蒙山一带也有踪迹。同时他也认为太昊与少昊一样都是崇拜鸟的东夷部族，而皖北、鲁东南地区大汶口文化大口尊的"日火"或"日火山"纹即太昊之"昊"，所以豫东、鲁西南、皖北大汶口文化为太昊文化（栾丰实《太昊和少昊传说的考古学 研究 》，《 中国 史研究》2000年第2期。以下简称《研究》）。笔者认为，此说在太昊的年代、地望、文化特性上均有所疏漏，以下提出来供商榷。
《研究》列举先秦时期关于太昊的资料，有如下几条：
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陈，大皞之虚也。（《左传•昭公十七年》）
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成风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若封须句，是崇 皞、济而修祀纾祸也。"（《左传•僖公二十一年》）
自太皞以下，至于尧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逸周书•太子晋解》）
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上有九 ，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皞爰过，黄帝所为。（《山海经•海内经》）
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山海经•海内经》）
何世而无嵬，何世而无琐，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荀子•正论篇》）
历大皓以右转兮，前飞廉以启路。（《楚辞•远游》）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逸周书•月令篇》）
另外，成书汉代的《淮南子•天文训》云："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其神为岁星。"与《逸周书•月令篇》、《吕氏春秋•孟春纪》、《礼记•月令篇》等基本相同。
笔者认为，这些资料均不证明太昊的时代"与黄帝、炎帝、共工、少昊等并列" ：《山海经•海内经》云"大皞爰过，黄帝所为"不反映时序 问题 ，乃泛言神人、古帝通天之举，故不能作为太昊（大皞）与黄帝同时的依据。任、宿、须句、颛臾等太昊后裔虽在商周时期还存在，但并不能据此论定太昊的年代就与炎黄、共工、少昊同时或者比较晚近。太昊被《淮南子》等书编为东方天帝并不是根据地望和文化特征，其理由如次：五方天帝东方甲乙木其帝太昊，南方丙丁火其帝炎帝，中央戊已土其帝黄帝、西方庚辛金其帝少昊、北方壬癸水其帝颛顼，分别配色青、赤、黄、白、黑，这个构架是根据五行相生关系（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配四时五方而产生，所以它与地望和文化特征无关（如据地望，少昊应配属东方、炎帝应配属西方；如据文化特征，按《左传》"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东方史前文化应崇拜龙，但迄今在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系列中均未发现龙崇拜遗迹、遗物，相反，少昊地望在东方，少昊氏"为鸟师而鸟名"也与史前东夷文化中的鸟崇拜现象吻合但却被排为西方天帝）。五方天帝也不是在秦汉时才产生而是在先秦时就已经存在：《逸周书•月令》、《吕氏春秋•四时纪》、《礼记•月令》、《楚辞》、《国语》、《尚书》、《左传》、《山海经》等均有相关资料，如上举《逸周书》"孟春之月……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研究》文中所引《山海经•西山经》"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逸周书•月令篇》"孟春之月……其日庚辛，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太平御览》卷三引《尸子》"少昊金天氏，邑于穷桑，日五色，互照穷桑"等皆是明证。《尸子》语将少昊的地望（穷桑，即今山东曲阜北）与其在五方天帝中的排位（西方庚辛金、金天氏白帝少昊）同时揭出，是证五方天帝的安排与人间部族所居方位无关。故《研究》认为太昊时代"与黄帝、炎帝、共工、少昊等并列"、"太昊被后世尊为东方之帝，表明其事迹和活动区域与东方有关"皆依据不足。相反，太昊的年代早于炎黄、共工、少昊却有明确的文献依据，如上举《荀子•正论篇》"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强调时序，将太皞与燧人氏相提并论，其年代远早于炎黄、共工、少昊。
由于"五方天帝"与相关传说帝王的时代、地望乃至对整个古史体系的认识、理解均有关系，所以这里有必要多说几句。笔者认为，五方天帝是根据传说帝王的时序来安排的，并且为了把黄帝编为中央天帝而又不遗漏传说中远古时代最重要的人王、天帝，古人便将炎帝与神农合并、将太昊与伏羲合并，而五方天帝排位按春夏秋冬（东南西北）序又完全符合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太昊）、神农氏（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这个正统 历史 的总体排序，由此可知古人排人王、天帝都是很严谨的。虽然阴阳五行在今天看来并不是一种 科学 ，古人将它们与各种事象相比附并不可取，但在古人那里是被看得很重要的，是受到严肃认真地对待的，而这正有助于帮助我们解开古代历史文化中的一些谜团。《黄帝内经》"九宫八风"学说将四方八位与一年四时八节相配、商代甲骨文四方风名配一年四时均取东、南、西、北配春、夏、秋、冬，这与五方天帝一样，取的是五行相生序。邹衍编造"五德"始终说，以黄帝有土德、夏有木德、商有金德、周有火德，故秦人一统中国后要行水德，认颛顼为祖（实际秦人的祖先按伯益上溯为少昊，少昊在按五行相生序编排的五方天帝中为西方天帝，属金），汉人立国后不认秦朝，也行水德，这都是遵循五行相克序（即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所致。所以先秦及秦汉时的五方天帝是不会随随便便地排的，更不会乱排的，它既不是根据五帝的地望编排，伏羲（太昊）、神农（炎帝）、黄帝、少昊、颛顼这个顺序也不存在族属相生关系，所以它只能与时序相关即反映传说帝王的年代早晚关系。正如不能将黄帝、夏、商、周、秦、汉视为同时代一样，我们也不能将五方天帝视为同时代，事实上这一点已经得到秦汉及先秦文献的支持，如上引《荀子•正论篇》。
《左传》中郯子有言："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研究》据此而认为炎、黄、少昊、共工、太昊是一种同时并列关系，依据不足。此五帝实际上是先秦及秦汉时五方天帝的另一种版本，它只是将北方天帝颛顼换成了共工而已。颛顼在五方天帝中年代最晚，排为北方壬癸水，为黑帝颛顼；由于共工地望在中原的北方，有"振荡洪水"的传说（《淮南子•本经篇》），又"与颛顼争为帝"（《列子•汤问》），年代与颛顼一致，同时共工也是一显赫的大神（《山海经•大荒北经》说"有系昆之山，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向"，《淮南子•天文训》说共工与颛顼争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故共工可以替代颛顼成为北方天帝。郯子所言主要是回答昭子所问少昊氏为什么以鸟名官，故列举黄帝、炎帝、共工、太昊分别以云、火、水、龙纪官以对比，并不言及年代关系，据此不能论五帝年代的早晚或并列（当然从五方天帝的角度看，它们是有年代早晚关系的）。
袁轲先生注《山海经》说："大皞，吴任臣、郝懿行注均以为即伏羲，是也。然大皞（太皞、太昊）与伏羲在先秦古籍中，本各不相谋，至秦末汉初人撰《世本》，始以太昊与伏羲连交，而为太昊伏羲……此经无伏羲而唯有大皞，若非大皞、伏羲各不相谋，即作者直以大皞为伏羲矣。从其 发展 观之，后者之可能性尤大"（袁轲著《山海经校注》4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笔者认为，太昊与伏羲的合并无论发生在先秦或是秦汉时期，都不 影响 本文的观点即太昊与伏羲同时代而不是与少昊或炎黄同时代，因为先秦文献已明确将太昊与燧人氏并论，而伏羲氏也正是紧接燧人氏之时，至于秦汉及以后，太昊与伏羲合二为一，更没有太昊与少昊同时代的说法了。总之，无论秦汉或先秦，古人皆以太昊、伏羲为同一时代，而无相反或相悖的证据和依据。
不仅太昊与炎黄、共工、少昊同时代没有确凿的依据，学界一直视太昊与少昊同为东夷崇鸟部族也无确凿之依据。太昊在五方天帝中为东方天帝不能视为太昊部族为东夷民族之依据，太昊后裔多在山东境内也不能成为"三皇五帝"古史体系中太昊为东夷民族之依据，因为"后裔"可能是迁徙而至，"后裔"不等于太昊，比如炎帝后裔在先秦时代也有居于山东者，但不能说"三皇五帝"中的炎帝就居于山东为东夷民族。《山海经•海内经》说："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这一条资料可能被学者视为太昊乃东夷崇鸟部族之证明，但笔者认为这也不足为据。"咸鸟"可视为与鸟崇拜有关，但巴人的祖先为虎而非鸟。《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说："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樊绰《蛮书•卷十》："巴氏祠其祖，击鼓而祭，白虎之后也。"巴文化崇虎、巴人的祖灵为虎而非鸟，这在考古发掘方面也得到证实，巴蜀图语中写实的老虎图象远多于写实的鸟纹即是证明。孙华先生还认为，巴人不仅为廪君之后崇虎，而且蜀地也有崇虎部族即蜀开明氏，其先为商代之崇侯虎，后来崇虎的开明氏灭了崇鸟的杜宇氏（孙华《巴蜀符号初论》，徐中舒编《巴蜀考古论文集》98-99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海内经》这条资料本身即说明"咸鸟"与巴人之间虽然有相生关系或者族源关系，但二者崇拜的神物却不相同，一为鸟、一为虎，说明族群分化或迁徙是有可能改变信仰的（这一点我们在讨论蚩尤族从渭水流域迁徙至豫北冀南乃至山东境内时已经论及），所以不能据"大皞生咸鸟"而认为太昊是东夷崇鸟部族。《盐铁论》还说："黄帝战涿鹿，杀两峄、蚩尤而为帝。"两峄，学者一般释为太昊、少昊。这条资料本身与其他大量的炎、黄、蚩战争传说和资料不相吻合，而且从考古学上无法求证，所以它是不可靠的，不能据此论炎黄、蚩尤、太昊、少昊同时而且太昊为东夷崇鸟部族。按笔者理解，它只能与庙底沟类型在距今5800-5500年间对东夷文化施加强烈影响大致吻合，这时大汶口文化所在区域可能存在太昊和蚩尤后裔，但涿鹿不在山东一带，所以这条资料应为古人推测、牵合所产生。《山海经•大荒四经》力述东方民族之祖先少昊、帝俊、帝舜、王亥、成汤等，却不言及"大汶口文化晚期"之显赫太昊，仅《海内经》有前举两条关于太昊（大皞）的资料，但它们却不能成为太昊乃东夷崇鸟部族之证据。相反，古代文献资料却明确说"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左传•昭公十七年》）、"太昊时有龙马负图而出于河之瑞，因而名官始以龙纪，号曰龙师"（《通鉴补纪外编》），而且《左传》的资料是与少昊"为鸟师而鸟名"相比较而存在的，而且东方史前文化亦未有龙崇拜现象。故在古人眼里，太昊非东夷部族，亦非崇鸟部族（皖北、鲁东南大汶口文化大口尊"日火" 纹、"日火山"纹亦非太昊之"昊"，参见第39项证据或理由）。
《研究》所论与太昊、少昊之考古学文化相关的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是太昊的后裔很少，二是黄帝杀蚩尤问题。先论前者，后论后者。
田昌五先生说："少昊之后立国者，可谓群星灿烂。太昊之后较少。据《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叟，风姓也，实祀太皋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任在今济宁境，须句和宿均在东平境，颛叟在今费县境。按理，太皋之后应不止于此。究其原因，可能是它与少皋之一部分汇集到颛顼部中去了"（田昌五著《华夏文明的起源》105页）。关于太昊后裔较少，《研究》是这样解释的："至于说太昊后裔较少，少昊后裔较多，则可以从太昊西迁之后，相当一部分与中原地区的华夏族融合，而少昊系部族偏居于东方得以相对独立的繁衍发展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并引杜金鹏先生关于大汶口文化颖水类型的研究成果说：大汶口文化向西迁徙，侵占了皖北豫东鲁西南一带，成为太昊系部族新的领地，而还有相当数量的大汶口文化居民继续西进，来到郑州、禹县、平顶山一线，有的甚至到达洛阳盆地和豫南鄂北一带，他们在较长时期内还顽强地保留着自身的文化传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被当地的华夏文化所同化，成为后来夏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我认为将颖水类型视为太昊西迁是经不起推敲的。
先秦及秦汉时的古人将太昊与伏羲合并，视为人文初祖，又编为五方天帝之东方天帝，说明太昊在时人心目中具有重要地位。以豫东、皖北、鲁西南大汶口文化为太昊文化，其年代下限在前2500年左右，如果考虑到西进河南腹地的颖水类型，其年代下限可能更晚，即强大的影响广泛的"太昊"文化在先秦时"去古未远"。《研究》也说：太昊后裔"任、宿、须句、颛叟等周代小国，直至灭亡都保持着风姓。少昊的后裔如徐、奄、秦等，一直到周秦时期还保持着嬴姓，历二、三千年而不变。"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诸考古学文化中，除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可以说没有哪一种考古学文化有大汶口文化晚期那样影响广泛、深入，这其中又主要是分布于豫东、鲁西南、皖北、鲁东的大汶口文化以及深入河南腹地的颖水类型即所谓"太昊"文化。从各种角度看，先秦及秦汉时的古人都当以作太昊后裔为荣，但是除了鲁西南的任、宿、须句、颛叟四小国外，黄河流域中原大地竟然没有太昊后裔的踪影，也不见于文献及传说帝王谱系，岂不是怪事？以大汶口文化晚期"太昊"集团的影响，不仅风姓后裔不会改姓，夏、商、周三代祖先谱系也理当编入，但是这些谱系不见"太昊"踪影。《礼记•祭法》说："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国语•鲁语上》说："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均没有"太昊"。相反，帝喾的影响却十分广大，为有虞氏、殷人、周人之祖，其影响超过黄帝（"黄帝"仅为有虞氏、夏后氏所祀）。这一点在《世本》和《史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世本•帝系篇》说："帝喾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 氏之女，曰简狄，而生契；次妃陈锋氏之女，曰庆都，生帝尧；下妃 訾氏之女，曰常仪，生挚。"《史记》有关篇章完全继承了这种说法，帝尧、帝挚、商人、周人皆以帝喾为祖。袁轲先生说："《山海经》里着重叙写了两个大神，一个是黄帝，另一个是帝俊"（袁轲《神话选择百题》10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帝喾（俊）有何德何能，受到先秦古人如此青睐，其影响竟然堪与“中央天帝”黄帝并肩，而使辉煌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太昊”黯然无光？
上述这种混乱和错位也意味着将豫东、皖北、鲁西南等地的大汶口文化视为太昊文化可能存在着问题。事实上，我们只要将太昊与帝喾换一下位，从帝喾对应豫东、皖北、鲁西南大汶口文化的角度去看，一切都变得合情合理、顺理成章（参见第38、第39项证据或理由）：帝喾在先秦时的巨大影响正与大汶口文化晚期对中原地区的深广影响非常吻合。
《研究》又说：“一般认为古史传说中的另一著名东夷部族蚩尤，其居地就在鲁西北一带。据《逸周书•尝麦解》的记载，蚩尤属于少昊时期。因此，鲁北地区西部的大汶口文化则应是由蚩尤部族创造的。史载，蚩尤曾和炎黄联军大战于涿鹿之野，结果是蚩尤战败，从此一蹶不振。从 目前 的考古发现看，鲁西北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址绝大多数为晚期，属于龙山早期和大汶口文化早期后段的遗址甚少，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或许可以用蚩尤战败而导致人口锐减来加以解释。诚如是，则可以从另一角度证明蚩尤存在于大汶口文化晚期，进而表明少昊氏的年代下限也当在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际”。栾先生这段论述显然是用于说明炎黄、蚩尤、少昊、太昊的年代是一致的即约距今5000年-4500年，而且蚩尤为东夷部族，炎黄蚩之战发生在冀、鲁、豫交界一带，而且又打到河北中部乃至西北部，即大体同于严文明先生的推测（严文明《东夷文化的探索》，《文物》1989年第9期）。笔者认为，这种观点难以成立，其理由如下：
《逸周书•尝麦解》说："昔天之初，口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口口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命之曰绝辔之野。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根据这段话，当可以认为炎黄、蚩尤、少昊大体同时，蚩尤也可能为东夷部族，但年代无法判定。既然蚩尤为东夷部族，又与少昊同时，大汶口文化到中晚期才向西方扩展，炎黄蚩之战 自然 就发生在中晚期，我以为这是专家们的思路。这一思路与"五帝"在龙山时代这种认识吻合，也可用于解释《逸周书》这段话，但与其他文献资料及考古学文化完全相悖：《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归藏》说："蚩尤出自羊水，八 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子杀之于青邱……"，又说："蚩尤伐空桑，帝所居也。"空桑一指山东曲阜北，一指河南开封陈留南。前者为少昊居地，蚩尤伐空桑便是伐少昊，显然此路不通。假使开封陈留一带便是炎帝所居，蚩尤从鲁西北南下侵略炎帝，但是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前3000年-前2500年），中原处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与东方相比，它是一种弱势文化，而且这种弱势的局面一直持续到龙山时代晚期即前2200年左右（这时进入鲧禹时代），炎黄集团怎么可能杀掉蚩尤、太昊、少昊各部，而且就算战胜蚩尤、太昊、少昊部族，怎么后来一直强大不起来近乎于战败呢？而且蚩尤部族既然南渡黄河侵凌炎帝，怎么又打到黄河以北以至河北中部呢？在没有骑兵、战车、飞机、坦克的远古，战争怎么会是这种打法呢？而且影响如此巨大的战争，其遗迹又怎么不见踪影呢？把炎黄蚩战争放在大汶口文化晚期考察，出现这种观点是不奇怪的，即《盐铁论•结和篇》说"黄帝战涿鹿，杀两峄、蚩尤而为帝"（两峄即两昊，指）。即炎黄集团战胜了东夷集团之蚩尤部、太昊部、少昊部，严文明太昊少昊先生是这样理解的（严文明《东夷文化的探索》），田昌五先生大体上也是这样认识的，甚至说"太昊各部可能受到攻击而从淮水中上游向东北退走，托庇于少昊各部"（田昌五著《华夏文明的起源》23-25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这里用得着再引栾丰实先生的一段论述："仰韶时代晚期，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势力衰退，而东方的大汶口文化迅速崛起。这种力量对比上的消长，在文化影响和传播的进退上得到了反映和证明。大汶口文化对中原地区的文化传播和影响加强，进而发展到人口迁徙的移民，逐渐形成一股潮流。这种趋势到龙山时代早期后段，即距今4500-4600年前后达到高潮。大汶口人这一西进大潮不仅大大地拓展了海岱文化区的范围，而且对中原地区龙山时代文化的发展和夏王朝的形成，都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和贡献。此后，一直到二里岗下层商文化之初，除了龙山时代末期一段时间内，中原地区对东方的影响稍占优势之外，海岱地区对中原地区的文化影响，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栾丰实《试论仰韶时代东方和中原的关系》，《考古》1996年第4期）。坚硬的考古事实必然否定炎黄蚩之战发生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当然也否定了炎黄、蚩尤、少昊的年代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前期为少昊，晚期当然也存在少昊）。
关于《逸周书》"命蚩尤于宇少昊"，我认为是古人作书时根据蚩尤后裔分布在鲁西而作此语，将这种炎黄蚩之战过去很久的遗存现象与炎黄蚩战争传说连在一起写，遂导致今人对炎黄蚩战争的误解（或许写这段话的古人也不清楚）。古代文献有关"蚩尤伐空桑"、黄帝"杀两峄、蚩尤而为帝"的说法，其产生情形也应大体如此，即古人根据鲁西一带有蚩尤冢、曾有蚩尤后裔生活且又有太昊、少昊后裔及炎帝后裔如有逢伯陵一系（《左传•昭公二十年》）居于山东而作的一种推测、理解；"蚩尤伐空桑"与后岗一期文化分布到大汶口、北辛等遗址也吻合（参见第34、第37项证据或理由）。根据最近的报道，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存在泰沂山北部地区发现较少，中期阶段有所增长，而"晚期遗存在泰沂山北侧的各区域都有许多发现，遗址的密集程度几乎接近于龙山文化，而且遗址的面积也有所扩大。现知许多重要的龙山文化遗址下层都有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这其中当然就包括了鲁西北的尚庄类型。研究者认为，如果说在早中期阶段泰山南北的交流方式以文化影响为主，"其相互关系的趋向应以鲁中南地区对泰沂山北侧地区的影响占上风的话，那么到了晚期阶段，随着泰沂山北侧地区加快了历史发展进程，它们之间共有的主体文化因素进一步增强，文化交往涉及的领域也空前广阔起来"（王芬《试论泰沂山北侧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中原文物》2003年第5期）。所以《研究》用以证明蚩尤战败、"蚩尤存在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考古依据"鲁西北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址绝大多数为晚期，属于龙山早期和大汶口文化晚期后段的遗址甚少"也已经发生变动。另外，由于盛冰期后的海进在距今6500年前达到高峰，约在6000年前高海面开始回降，距今5000年前河北平原两侧古文化之间的联系开始恢复（韩嘉谷《河北平原两侧新石器文化关系变化和传说中的洪水》，《考古》2000年第5期）。距今4600-4000年间黄河改道，由河北平原入海改经淮北苏北平原入海（王清《大禹治水的地理背景》，《中原文物》1999年第1期）。鲁西北地区为黄河下游的低洼地带，在黄河改道之初（4600年前）较少龙山早期和大汶口晚期后段遗址是正常的。现有研究还表明，"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呈现波动，既有较温暖湿润时期，也有相对较凉和干旱时期。在距今约5000年前，气候呈现冷而干。大致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中期，即距今4500多年前，有的研究者认为可能还要早些，气温又为一个急剧升高时期" 或将这一高温期界定在距今4800--4300年间（王守春《尧的 政治 中心的迁移及其意义》；徐馨、沈志远著《全新世环境》第1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这期间黄河下游当处于洪涝时期，不适宜于古人类居住，故此期人口相对较少也属正常。所以鲁西北地区的史前文化也不能成为支持"蚩尤战败而导致人口锐减"的依据。
综上所述，可知豫东、鲁西南、皖北地区大汶口文化非太昊文化。笔者认为太昊的年代应在伏羲、神农之间，其历史文化应与贾湖类型相关，以下就有关问题作一简述：
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主要分布于淮河中上游支流沙河、洪河流域，最北可达北汝河和颖河流域，最东达大别山麓的皖中一带。这一文化的居民以农业为主要谋生手段，同时有较发达的捕捞业、狩猎业，畜牧业和采集业也占一定比例，已经发现一批原始文字、具有七声音阶的骨笛以及规格较高的大墓、宗教礼仪用器具，其生产力水平和精神文明程度明显高于裴李岗类型和磁山类型，尽管后者年代相对较晚。按照徐旭生的三集团说，贾湖类型分布的地域属东夷集团的势力范围，而这一地区也与传说中的太昊活动的范围一致，太昊墟就在今沙河以北的淮阳，所以负责贾湖遗址发掘的张居中先生将贾湖类型与太昊部族相联系（张居中《试论贾湖类型的特征及与周围文化的关系》，《文物》1989年第1期）。关于太昊与少昊的关系，曾经有几种不同的意见：一是认为太昊早于少昊，太昊衰落之后，少昊始强盛起来，这种观点以傅斯年、唐兰、夏鼐诸先生为代表；二是认为太昊与少昊同时并存，这种观点以刘敦愿、栾丰实先生为代表；三是认为少昊早于太昊，这种认识为徐中舒先生提出。这些不同的看法和认识，栾丰实先生在《研究》文中分别作了介绍。今以贾湖类型为太昊文化、大汶口文化为少昊部族观之，三说似以傅斯年、唐兰、夏鼐诸先生为是，而这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少昊之后众多而太昊之后只风姓三、四小国，盖因太昊年代过于久远之故也（贾湖类型距今9000年-7800年）。如是观之，先秦时鲁西南尚存的任、宿、须句、颛叟几个风姓小国，其先祖可能生活在贾湖类型分布的范围内。
有一些学者认为河南的仰韶文化就是由本土的前仰韶文化即裴李岗文化发展而来，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不周全的，甚至在研究史前文化、追踪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问题时，它可能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在贾湖类型晚期地层之上，往往叠压着仰韶时代文化层，如舞阳郭庄遗址和近似贾糊类型的长葛石固遗址，在贾湖三期之上都叠压着大河村文化的地层。张居中先生说："仔细 分析 这些遗址不同时代地层的文化因素，发现它们之间具有根本性的区别。以长葛石固为例，四期之前墓葬以头向西和西南为主，而五期之后则变为头向东南为主；四期前大多数墓葬都有随葬品，五期后仅发现个别墓随葬一件陶罐，绝大多数墓则一无所有。陶器器型也有根本的变化。这些现象反映出生活习俗、文化传统观念的差异，似乎为不同的人类群体所创造。"这种"不同的人类群体"按我们的理解就是裴李岗文化或贾湖类型居民的撤离以及大河村文化居民的进入。那么贾湖类型居民撤到哪里去了呢？张居中分析说："如果把贾湖类型与大河村文化、大汶口文化综合比较，可以看出贾湖类型与大汶口文化的关系似乎超过了与大河村文化的关系，尤其与大汶口文化早期更为接近"；他认为"贾湖类型晚期主要向东、西两个方向发展。向西的一支与当地文化融合，形成了下王岗早期文化；向东的一支沿淮河各支流东下，到皖中地区与北辛文化相遇，从而对北辛--大汶口文化系统产生一定影响"（张居中《试论贾湖类型的特征及与周围文化的关系》）。即是说大汶口文化的来源除了本土的后李、北辛文化等因素外，还与贾湖类型后期有一定关系。贾湖类型既为太昊文化，则太昊与少昊（泰山南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之先后关系在考古学上就有了一定的言说依据。虽然贾湖居民是一种外来人口，但贾湖类型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水平发展高于东部的后李文化、北辛文化，所以贾湖因素在大汶口文化中是有地位的，随葬龟甲、獐牙、叉形器之礼仪在北辛晚期和大汶口文化中得以传承（大汶口文化獐牙钩形器含义应与贾湖之獐牙、叉形器类同）就是证明。有些学者从文字学的角度考证帝喾即太昊，喾、皞二字皆从告得声，甲骨文"喾"字又象双手演三爻八卦之形，我觉得这种文字考证并不怎么可靠。有的是将伏羲与太昊混而为一（詹鄞鑫《神灵与祭祀》161-16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传说画八卦者为伏羲，并非太昊，故甲骨文"喾"从八卦角度与太昊联系不上。田晓岫先生则认为甲骨文"喾"字意为"在发明牛耕方面有所思考领悟"（田晓岫《中华民族发展史》61页，华夏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所以我觉得豫东、皖北、鲁东大汶口文化虽然同样与太昊文化贾湖类型有一定渊源关系，但其居民在当时或后来可能并不被称为太昊族。当然，如果"喾"字的确与太昊有关的话，它们在考古学上同样也有了一定的言说依据。
严格说来，太昊、少皋之"昊"、"皋"二字不宜混用，少皋文化与鸟崇拜、大火崇拜有关，少皋之"皋"表示大火星的光明，根源于火历历法（参见第37项证据或理由），而太昊才是明确的太阳神：《山海经•海内经》说"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上有九 ，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皞爰过，黄帝所为"。"建木"即立杆测影之表木，为黄帝所治，太昊沿此"建木"上下于天即忙于立杆测影、沟通天地，这是将立杆测影活动用来编排的神话、故事，所以太昊才是明确的太阳神，"昊"字上从日、下从天，表示太阳的光明。昊、皋二字为本字，太昊、少皋古人原有区别，所以二字不宜混用。太昊为太阳神，贾湖类型的材料与之吻合。据报道，"贾湖与太阳崇拜有关的材料第一条是H190：2AⅢ卷沿罐，在口沿下用直线刻划成一近圆形圆圈，周围还刻出放射性直线，虽然系烧后所刻，显得手法拙朴，且残缺近一半，但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图像仍十分清晰的显现在我们面前。H190为一残半地穴式房址，编为F18，属于贾湖文化第三期，距今年代约8200-7800年。第二条材料是M355：15号龟腹甲片上的'曰'形符号，与安阳殷墟甲骨文同类字形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似可说明，贾湖先民的太阳崇拜传统已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不仅具有象形的图案，而且已出现了表意的符号"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970页，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迄今为止，我国史前考古中发现明确的太阳图像、太阳崇拜资料以贾湖遗址为时代最早。贾湖类型为太昊文化与太昊地望、年代、文化特征以及笔者所主张的古史体系都是吻合的。
根据豫东、皖北、鲁西南地区大汶口文化年代上限“大约在距今5300年前”（栾丰实《太昊和少昊传说的考古学研究》），可将帝喾的年代界定为前3300——前2500年。或者根据皖北、鲁东南地区大汶口文化大口尊及其刻画符号产生的年代“最早出现在中期，多数出现在晚期”（王吉怀《论大汶口文化大口尊》，《中原文物》2001年第2期）界定帝喾的年代范围，大体也应在前3300——前2500年间。至于苏北（鲁东可能也有一些）年代更早的大汶口文化、北辛文化则是直接衔接帝喾（帝俊）与太昊文化贾湖类型的过渡阶段，暂且不论。由于泰山以南汶、泗流域及鲁北济、淄流域“从北辛文化到岳石文化已被学术界公认为属于同一谱系，其创造者是时代有先后的同一族系的人们”（栾丰实《太昊和少昊传说的考古学研究》），所以少昊的年代跨越北辛文化至岳石文化。但从古人编排古史体系的角度看，少昊主要是指前4300年至前3500年即大汶口文化早期这一段，或者年代可以再早一点，从贾湖类型晚期因素在北辛文化中出现时开始。当然，太昊的时空范围也就是贾湖类型的时空范围，年代可界定为前7000年——前5500年。
最后，我们顺便解释一下《礼记•祭法》、《国语•鲁语上》关于虞、夏、商、周祭祀祖先及《世本》、《史记》关于帝喾四妃、后裔之相关问题（文献已如上引）：
商人祖先舜、帝喾主要活动于豫东、皖北、鲁西南，二者大体上对应于这一地区的龙山文化及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所以帝喾也是有虞氏（舜）的祖先，且它们的主源都是东夷文化。山西南部的陶寺类型（尧）年代与大汶口文化晚期相接，同时也受到后者的深刻影响。王守春先生认为尧部落、尧都系从山东西部定陶迁移至山西南部（王守春《尧的政治中心的迁移及其意义》），虽不必视为定论，但陶寺类型受到东夷文化的影响是无疑的。即使没有族源关系，古人编排古史体系视尧为帝喾的儿子也在情理之中。
周人姬姓，其老祖母姜嫄姜姓，所以周人是炎、黄之后。我以为周人认帝喾为祖先是政治上的需要，是伪造的一个假祖宗。因为帝喾为商人祖先，在商周时有显赫的地位，周人就将自己的老祖母姜嫄说成是帝喾的元妃，将商人的老祖母简狄说成是帝喾的次妃，以示自己更加正统，有理由推翻商朝取而代之。王红旗先生认为《山海经》之《五藏山经》为大禹时代作品，《海外四经》为夏代作品，《大荒四经》为商代作品，《海内五经》为周代作品（王红旗著《追寻远古的信息》193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我认为这种认识大体不差，即《山海经》的基本材料、信息是夏、商、周时期的，成书则在春秋战国时期。“帝喾”在《山海经》中凡三见：《海外南经》、《大荒南经》、《海内北经》各一见，而"帝俊"之称全部出现在《大荒四经》中，这既证王红旗先生的观点，同时也表明：帝喾在夏代尚未成为显赫的大神，其显赫地位是在商代形成的，而到了周代其地位又降了下来。可证周人”禘喾”只是一个幌子。史载“武王 齿，是谓刚强承命诛害，以顺天心”（《太平御览》卷八十四）更是一个幌子，因为大汶口文化的凿齿习俗在成年期即20岁左右，武王幼时不凿齿，怎么临到讨伐纣王时才来凿齿呢？且凿齿习俗并不见于整个周王室及上层。所以"武王 齿"是一种"临时抱佛脚"式的矫情，反证其并非帝喾后裔。袁轲先生在注《大荒西经》“有西周之国，姬姓……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榖”时说：“后稷本西方民族所奉祀之农神，而又附会于东方民族神话中，故言‘帝俊生’也。实则后稷之生，与俊、喾俱无关系，乃出于原始母权制 社会 时期'民知有母而不知父‘之’感天而生'之神话也……‘姜原为帝喾元妃’一语为神话牵合于历史不可信"（袁轲《山海经校注》3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韩建业先生则指出，先周文化最早可追溯至晋中龙山前期的老虎山文化游邀类型，其南下临汾盆地形成陶寺晚期类型，后西北向融入早期朱开沟文化，不久南移泾河上游南部形成碾子坡类遗存，殷墟三期时该文化南进周原形成壹家堡三期类遗存，最终融合土著的郑家坡文化而形成晚期先周文化（韩建业《先周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考古与文物•2002年增刊》先秦考古），从考古学上证实帝喾以及东夷文化不是周人的祖先。周人“禘喾”，不惜篡改历史、认帝喾为祖先，正说明帝喾在商周时期影响之大，佐证影响夏、商、周三代的大汶口晚期文化为帝喾而非太昊。
《世本》和《史记》说挚为帝喾下妃所生，我认为也有可能为古人所编造。按袁轲先生说，帝挚即少昊，少昊年代早于帝喾乃帝喾祖先，怎么反而成了帝喾的儿子呢？或者帝挚指的是少昊的后裔，年代与尧相当之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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