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山刻石
说到安徽滁州，人们自然会想到琅琊山，想到欧阳修和他的千古名篇《醉翁亭记》。琅琊山位于安徽省滁州市西南，城山相接。是皖东第一名胜，风景区面积115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90%。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AAAA级旅游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24大文化名山之一，中华百座名山之一，安徽省五大风景区之一。风景区内丘壑林泉、寺宇、亭台、古道、古关隘均以其蔚然深秀，清幽淡雅而得天独厚。境内大小山峰层峦起伏，沟谷深邃，溪流潺湲，森林茂密。
琅琊山之名，始自东晋。西晋末年，琅琊王司马睿因避乱驻跸于此，后来，司马睿成了东晋元帝，借其曾在此山一住之光，才有了琅琊山这个名称。到唐代大历六年(公元771年)，滁州刺史李幼卿与法琛和尚在山上共建宝应寺(即今日之琅琊寺)，书法家李阳冰为寺中庶子泉作铭题于石崖。自唐宋以来李幼卿、韦应物、欧阳修、辛弃疾、王安石、梅尧臣、宋濂、曾巩、文徴明等历代无数文人墨客赋诗题咏，在琅琊山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琅琊山拥有“名山、名寺、名亭、名泉、名文、名士”六名胜境。其中琅琊寺为皖东著名佛寺，也是全国重点寺观之一，宋代所建醉翁亭因北宋大文豪欧阳修所著《醉翁亭记》一文而闻名遐迩，被誉为“天下第一亭”，宝宋斋内苏东坡手书《醉翁亭记》碑堪称稀世至宝，欧阳修手植古梅为全国四大梅寿星之一。琅琊山特有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相互辉映，令中外游客叹为观止。
琅琊山的古碑和摩崖石刻也是非常珍贵的书法瑰宝。 琅琊山摩崖石刻及碑刻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中石刻不可胜数，年代最早者可以追溯到1200多年前的唐代摩崖石刻。它留存了从唐代至今的名人官宦手迹，记述了1200多年的沿革历史。内容有游览纪胜，题赞和记事等。书体楷、行、草、隶、篆均有，以楷书居多。题刻的作者有唐代的李幼卿、韦应物、皇甫曾，宋代的王禹偁、欧阳修、苏轼、曾巩、辛弃疾，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王世贞、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张瑞图，清代的王士祯、铁保等，共有历代石刻400余块，虽经漫长的风雨侵蚀、剥落，尚可辨识的仍有200多块。现存的摩崖石刻唐代有6处，其余大多为两宋的遗迹。
在楷书石刻、石碑中，除苏轼所书碑有自己的风格外，大都师法唐初书家和中唐的颜真卿。在留存的石刻中有五块隶书石刻引人注目，唐代1块，宋代4块。已故安徽著名书法家刘夜烽先生曾给予高度评价，刘先生认为；这在我国书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发现。过去许多书论家都认为，唐以后是隶书的没落时期。但仅从这些石刻的书体来看，宋代隶书石刻，则占所有宋代石刻的四分之一。这说明，隶书在宋代并未没落。若从唐、宋5块隶书石刻的艺术风格来看，亦颇有研究价值。李幼卿的隶书石刻，字体方正，严谨，波磔分明，似《纪太山铭》与《石台孝经》，因其距唐玄宗时代最近，故隶书体势亦很接近。
至于宋代隶书石刻，则不若唐隶严谨，而是风格多样，各不相同。比如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中山刘汝言纪游石刻上的隶书，书体十分怪异，近似楷隶，行笔似《孔宙》，体势若《张迁》。又宋治平二年（1065年）山僧上铨所刻杜符卿赠他的一首诗，隶书字体，亦很怪异。多用篆笔，有《夏承》之遗韵。南宋孝宗淳熙乙已年（1185年）滁县知县王璆所书：“郡守陈晖，贰车丁允元，知县王璆，仪真簿王言信以淳熙乙已二月望日，劝耕来游。璆书”。这三十四个隶书，颇为精妙。方正似《熹平石经》，挺秀如《史晨》，并兼有《石门》飘逸之势。又南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郡守丁介所作之纪游石刻数十字的隶书，也很佳妙。既似《西狭》之古厚，又有《石门》之纵逸。
从这里，我们就可知道唐代有唐初欧阳询的《房彦谦碑》等碑刻为规范，故而唐隶大都趋向端庄、严谨。而宋代隶书，因当时无规范之约束，故无一定之规，反而显得奇异多姿，风格多样。琅琊山隶书石刻，虽然为数不多，但已为我国书法史中关于隶书的继承和延续问题，提供了极为可贵的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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