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聃西行历史背景与伯阳城勘考依据
公元前六世纪，人类社会进入“古典文明”时期，开始了第一次深刻的人文变革。处在“春秋”时代的中国，诸侯相互兼并，社会动荡不安，王室日渐衰微。老聃辞去周王室史官，沿渭水西行。
老聃沿渭水西行和《道德》著作问世，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但并非孤立的事件。如果说秉性和志向决定人的命运，老聃沿渭水西行，就是一个文化伟人和思想家对历史做出的承诺与担当。沿渭水西行，也绝非逍遥避世和自我放逐。探索理想中的道德王国，完成《道德》思想著书立说，应该是老聃西行目的。
史上传说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传说他耳朵又长又大。《国语·周语》、《吕氏春秋》和民间俗称其为“老聃”，应该更亲切可信。本文故此称其为老聃。先秦以来史料的零散记载，渭水流域的民间传说，为后世勾勒出老聃沿渭水西行及其《道德》著作问世的轮廓。然而，似水流年，沧桑嬗变，老聃的故事逐渐不幸成为朦胧传奇和历史迷团。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对老聃其人其事作了简要评介记载。郦道元在《水经注·渭水》卷中亲身勘考和引用古籍记载，为我们记述了与老聃西行密切相关的古伯阳城遗迹。1998年以来，笔者依据《水经注·渭水》卷关于古伯阳城的记述，对相关史地人文遗址进行了长期勘考研究。本文既是笔者的勘考实录和追溯推论。
二、《水经注·渭水》之记载与民间传说的印证
《水经注·渭水》卷记载：
渭水又东，伯阳谷水入焉。水出刑马之山伯阳谷，北流；白水出东南白水溪，西北注伯阳水。伯阳水又西北历谷，引控群流，北注渭水。渭水又东经大利，又东南流，苗谷水注之，水南出刑马山，北历平作，西北经苗谷，屈而东经伯阳城南，谓之伯阳川。概李耳西入，往经所由，故山原畎谷，往往播其名焉。渭水又东南流，众川泻浪，雁次鸣注。
此段勘考记述，郦道元详细说明了刑马山、伯阳水、伯阳城和伯阳川的坐落位置与相互关系。是古今天水学者勘考伯阳城的主要依据，也是笔者实地勘考的重点。
民国时期的天水民间还在传说：老聃在伯阳城生活了十几年。他居住在龙山之腰，进出有小桥流水；他收养伤残的小动物，出行时常有梅花鹿跟随前后；他在龙山上栽种了很多松柏；他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其中就有周大夫尹喜。老聃去世后，天水人取其名字，把他生活过的地方叫伯阳城、伯阳水、伯阳川。这些传说表明，老聃应该在天水生活了很长时间。
比照《水经注》记载和天水民间传说。南北朝时期，如果天水没有古伯阳城遗址，民间没有可信的传说，手中没有古伯阳城的相关史料，作为学者，郦道元不会无中生有，臆造出一个伯阳城和与之相关的伯阳水、伯阳川。据此推论，郦道元当年勘考渭水时目睹的伯阳古城，应该遗迹尚存，并且可资勘考。据此推论，郦道元《水经注·渭水》记述的古伯阳城，应该是真实存在和可信的。
三、《水经注·渭水》记述的伯阳城和伯阳川勘考
《水经注·渭水》：渭水又东，伯阳谷水入焉，水出刑马之山伯阳谷，北流，白水出东南白水溪，西北注伯阳水。伯阳谷水又西北历谷，引控群流，北注渭水。
古“刑马之山”，笔者考证为今麦积山（参见笔者《刑马山·麦积山考》）。对照航拍的麦积山一带山脉水系图，郦道元记述的刑马山、伯阳谷、伯阳谷水的坐落和水流走向，与今天水市麦积区麦积、甘泉、马跑泉三镇坐落的永川河流域山脉水系完全相同；“伯阳谷水”和小支流“白水”的走向，与流经今麦积、甘泉、马跑泉三镇后注入渭水的永川河完全一致。也就是说，《水经注·渭水》记述的“伯阳谷水”是今永川河。
《水经注·渭水》：渭水又东历大利，又东南流，苗谷水注之，水南出刑马山，西北迳苗谷，屈而东迳伯阳城南，谓之伯阳川。
同出于“刑马山”的“苗谷水”，与“伯阳谷水”一山之隔，坐落方位相同并且相通。“苗谷水”先北流“历平作”，又“西北经苗谷”，之后“屈而东迳伯阳城南，谓之伯阳川”。此处的“刑马山”和前段“刑马之山”显然是同一座山；“伯阳川”与上段的“伯阳谷”，都是刑马山下自东南走向西北的山谷。但是，“苗谷水”流经“伯阳城”后并未直接注入渭水，而是进入南北走向的伯阳川。
以“刑马山”和“苗谷水”的坐落走向为参考，对照今天航拍的精密地形水系图，郦道元记述的“伯阳城、伯阳川”，与今麦积区东柯谷深处观龙山一带的山水地形完全符合。也就是说，今东柯谷深处的观龙山和街亭古镇，应该是古伯阳城的坐落所在。
东柯河由两条溪水在观龙山下的街亭村汇合而成；一名“南河”，一名“北河”。古镇的老人们传说，晚清时期，“南河”山谷名叫“野猫谷”，溪水叫“猫谷水”；“北河”名叫“洗马水”。在当地方言中，“猫谷水”与郦道元记述的“苗谷水”发音相近。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明清时期的街亭古镇，曾经是闻名陕甘、川北的交通驿站和马匹贸易中转地。“洗马水”一旁是蜿蜒东去的关陇商旅古道。考证水名，应与始自宋代的秦州“茶马市”有关。
“东柯”之名，始见于唐代杜甫《秦州杂咏》诗说。“柯”者：斧柄，树枝也。唐代东柯谷，想必依旧为丛林密布的樵柴之地。但当地是否已用“东柯谷”取代“伯阳川”作名称，无从考证。笔者推论，所谓“东柯”，是就一城一地之四方方位而言，譬如“西柯”、“南柯”、北柯，或如南郭、北郭，并非一定是说地名。
《水经注·渭水》：渭水东南流，众川泻浪，雁次鸣注。左侧伯阳东溪水注之，次东得望松水，次东得毛六溪水…出北山，南注渭水；其右则明谷水，次东得丘谷水，次东得丘谷东溪水…并出南山，东北注渭。渭水又东南出石门，度小陇山，经南由县南，东与楚水合，世所谓长蛇水……
实地多次勘考这段记述，并对照地形水系图。自今麦积区马跑泉、社棠、伯阳、元龙、吴砦五镇，沿渭水东至凤阁岭镇“长蛇水”（今通天河）之间；自北向南依次注入渭河的五条大溪水，其中四条与地形水系图相符合，有三条溪水的名称发音相近。首当其冲的“伯阳东溪水”，是东柯谷以东约五公里、今社棠与伯阳两镇交界处的一条溪水，它发源于今清水县丰望、草川一带，自北向南，在社棠镇与伯阳镇交界处注入渭水。以“伯阳东溪水”为参照，渭水南岸以西约五公里的东柯谷、东柯河，正是郦道元记述的古伯阳川之所在。据此推定，今麦积区伯阳镇所在的伯阳川，不是古伯阳川之所在。
四、今伯阳川和伯阳镇勘考
古伯阳川之所在不知从何时起讹误为今伯阳川，是后人误会了郦道元笔下的“苗谷水”和伯阳城的坐落所在。
今伯阳川唯一的溪水“上下河”，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还叫“毛峪河”。明清以来，人们以为这条溪水就是伯阳城下的“苗谷水”。其实非也。“毛峪河”发源于石门山北麓，自南向北，在伯阳镇柴家坪断崖下注入渭水。它的发源地不是古刑马山（今麦积山）。对照郦道元相关记述与今版地形水系图实地勘考，可以明确断定，今之“毛峪河”，正是古伯阳川以东的“明谷水”，而非读音相近的“苗谷水”。
郦道元记述的古伯阳川，是苗谷水和伯阳水流经的南北走向的川谷。而今伯阳川是渭水流经的西北走向东南的川谷。在坐落方位和水流走向上，今伯阳川与郦道元记述的古伯阳川坐落方位相反。
今伯阳川河道四周为断崖峭壁。地质水文勘考表明，南北朝时期，这里还完全是渭水宽深的河道。据此推论，南北朝一千年前的春秋时期，这里不可能有伯阳川之说。今伯阳川周边山村都聚落在高岸的断崖山顶上，柴家坪是这里最大的村落，有新时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存。南北朝时代，这里应该已经有较大的古村落。如果伯阳城在这里，当时应该还有相关遗留。但郦道元的勘考记述对此一无提及。
清代一些天水学者曾推测，今伯阳川柏林观所在的山顶坪地，可能为古伯阳城所在地。其实亦非。
查阅对天水著名古遗迹、古寺庙和祭祀风俗记载详实的乾隆《甘肃通志·直隶秦州》卷，其中也没有柴家坪、柏林观与古伯阳城相关的记载。柏林山现存两尊清代石碑。其中道光十年《重修柏林观记事碑》保存尚好。碑文由当时的秦州举人潘济贤撰写。碑文说：
秦州东七十里伯阳渠之地有山曰柏林山，山麓旧有寺观一所，为尹喜观而非老子观。州志（乾隆《直隶秦州志》）所载龟山(清代社树棠镇庙坪山别称）有老子庙，亦为以讹传讹……
显然，清代中晚期的天水学者，对伯阳城是否在此有过勘考论证。在乾隆《甘肃通志·直隶秦州》卷和乾隆《直隶秦州志》中，“毛峪”河被称为“伯阳渠”，但没有“伯阳川”之说。
柏林山坪地南北长约一百米，东西宽不足六十米，坪地高出渭河河床约二百米，东、西、南均为断崖，其下渭河环绕。坪地四围残存有高三米、厚约二米的夯土墙；墙体密布草绳加固遗迹，墙基中有大量石料和大砖。这样的围墙，即使在今天看上去，也不是寺庙必要的建筑，而完全像一座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的军事堡垒。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原天水县伯阳、元龙、吴砦等乡镇修筑梯田时，发掘出许多兵器文物，有宋代军刀、枪矛、弓弩、箭簇和筑垒工具，还有三国时代的弩机和箭簇，其中一部分就出土于柏林山。柏林山上至今还能找到残破的宋代砖瓦和黑瓷片。考古鉴定，这些文物是南宋大将吴璘当年统帅宋军抗击金兵，保卫秦州时遗留的物品。在渭水南岸的关陇、川陇古道上，有多处宋代修筑的军事堡垒遗址，著名的“吴砦”是当时的中心堡垒。突兀险峻，控扼今伯阳川的柏林观，坐落于吴砦与秦州城之间，距吴砦约四十公里，是“吴砦”的侧翼堡垒阵地。
笔者勘考认为，今之伯阳镇，可能形成于三国或辽金与宋朝漫长的陇右和秦州战事期间；大抵因战事连年不断，军队每每扼守，人民往复搬迁，治所屡屡变更的牵扯，使伯阳城坐落所在发生讹误。今伯阳镇与古伯阳城虽近在咫尺，但并非古伯阳城之所在。
五、古伯阳城——今街亭村观龙山勘考
街亭村，为原天水县街亭镇，明清时期著名于关陇、川陇古道。古镇一面靠山，两面环水，板屋依偎。近代以来，从这里和相邻的永川河谷一带，相继出土过齐家文化陶器，西周青铜簋，战国青铜短剑（现分存于麦积区文化馆和天水市博物馆）。东柯谷东南石门山下的早期秦人墓葬中，出土了秦简《日书》和古刑马山一带木版地图残片。笔者参考史料研究认为：古街亭可能为西汉天水郡兰干县治所在，北朝时期秦州绵诸县治所在，南宋陇城县治一度所在。
观龙山被誉为东柯谷“镇山”。杏林观和崇福寺依山而建，石阶逶迤，古柏蔽日，有多处古建筑遗迹。现存有清乾隆至道光年间大小碑碣多尊。立于乾隆四十三年的《崇福寺碑记》言：
太史公游观天下，见名山秀水则为之记：成纪东有街亭，五岳相朝，东柯水围，士正民醇，亦天水之名郡也……
参考东柯谷出土的诸多文物，碑文开头的“太史公”，不论是说老聃还是司马迁，都不会令人意外。司马迁是否到此“游观”，引用碑文是否为司马迁所撰，孰难考究。自北宋以“成纪”取代“上邽”县治，明代省成纪县入秦州，清直隶秦州所辖县已无成纪。据此推论，此碑文可能传抄于元明以前古碑碣志文。考现存碑碣，崇福寺较近几次大的重修，分别在明万历十六年，清康熙十七年、乾隆五十二年。立于嘉庆十六年岁次的《重修崇福寺碑》耐人寻味。碑文说：
街子镇者，秦汉之襟喉。东接关陇，南连巴蜀，北抵上邽，西通羌氐，允推诸路要口。兹山始自仙严，伏脉绵延，毓秀钟灵…不知眆于何世，建自何人，而代远年湮……
清代秦州无上邽县，而且街亭已不再是“允推诸路要口”之兵要重地。此碑志文，明显带有唐宋时期意味。
天水民间传说，“龙山”是老聃讲学“修道”之地。用“龙”来形容比喻老聃，始于孔子。查阅史料，中国历史上被称为“龙”的人，除帝王以外，老聃为公然第一人。一字之差的“观龙山”和“龙山”，是否同一山名呢？
顾“观龙山”之名而思义，应该是在这里可以看到“龙”。观龙山现存诸多碑碣的记述，旁证了“龙山”与“观龙山”当属一山二名。对照郦道元对古伯阳城的记述和天水民间传说，“龙山”应该是老聃当年讲学修道的伯阳城。推测在伯阳城闻名于渭水的同时，“龙山”成为人们对伯阳城的别称。
六、《道德经》著作地推论
司马迁说老聃出关时“关令尹喜强为我著书”。《水经注·渭水》卷引用古籍说，老聃沿渭水西行起于散关。散关为交通兵要之地，生活不便，似乎难以安心著书。再者，老聃原为周太史，以其声望和刚正秉性，不可能受一关令强迫，在这里用很短时间完成《道德》著作。
依据史料记载推测，老聃离开周王室沿渭水西行时，大约不到六十岁。《道德经》不可能著作于风雨兼程的旅途中，应该是定居后几年里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的事情。那个时代的老聃虽然长寿，但古稀之后也难堪著述的艰辛。六十至七十岁，应该是老聃完成《道德》著作的可能年龄。而这个年龄正是他在伯阳城讲学修道的岁月。
《道德经》虽然只有五千余言，却是一部经天纬地的鸿篇巨著，一个庞大的哲学思想体系，融社会意识和宇宙规律于一体，集悠悠万事于一家之言。在书写工具刀耕火种的春秋时代，这样苦心孤诣的著作不可能朝花夕拾，一挥而就。完成其著作，必然经年累月，韦编三绝。人事情怀，古今一理。老聃所谓“修道”，其实应该是寒窗之前须发染霜，一片冰心苦作学问。
在那样的时代，一个客居异乡的年长学者，用十多年宝贵岁月，舍身于山林之间，蜗居于茅庐草堂，老聃在做什么事情，又会作什么事情呢？可能的答案只有一个：著书立说。伯阳城坐落在西戎宗教圣地刑马山下，远离尘世喧嚣，能够自耕自给，可以放飞思想，静心著书立说。据此推论，伯阳城应该是老聃著作《道德经》之地。
七、老聃归宿推论
老聃沿渭水西行的最后归宿，可谓千古之谜。两千五百多年来，因为正史野史都无确切记载，老聃谢世真相始终无人知晓。虽然往事如烟，但对这样一位有家庭，有子女，还有很多学生的文化名人而言，无影无踪辞别人世的传说，显然是荒谬和不可思议的。西晋王浮的《老子化胡经》说“老聃离渭水西入流沙，化为浮屠。”这个说法已被历代史家考证为谬说。血肉之躯，即使再长寿，也要像常人一样面对死亡。老聃离开长期生活的伯阳城时，应该已经年逾古稀。如此高龄的老人，在作完该做的事情以后，其实已经没有远行的欲望和力气了。人之垂垂老矣，安能不思身后之事。伯阳城就在刑马山下，老聃应该知道，刑马山是个安息的好地方。他，是不是长眠于此呢？
八、老聃道德思想的历史人文意义
春秋晚期的老聃，以经天纬地的道德思想，阐述了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意识和理念：天地以完美道德创造万物，帝王以完美道德教化人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就是宇宙的“天道”和“道法”。“道法”看似无形，实则无处不在。日月更新，春夏秋冬，鸟飞蓝天，兽走大地，鱼翔水里。大至一朝一代，小至一人一家，皆依道法而存亡。生命有始有终，道法恢恢不灭。
老聃以《道德》理论传承弘扬华夏文明的人文宗旨和精神，以水的无私形态比喻理想的社会道义：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而贪婪私欲是万恶之源。他形象地指出私欲贪婪对人与社会的毒害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驰骋猎杀令人发狂。一个道德沦丧，放纵私欲的社会，必然人心险恶，政治腐败，弱肉强食，天下不公。所以古代圣贤教化人民居善地，心善渊，言善信，正善治。
【王琬，作于2012年，修改于2014年6月。】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