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张居正讲解四书》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连同翰林院讲官等人专门写给当时的小万历皇帝朱翊钧（明神宗）一人读的。
该书曾在明朝年间得到刻印，根据记载，“1651年张居正所注《四书》再次付梓，题《张阁老直解》。吴伟业在为这部书所作的序中谈到张居正给孩提时的万历皇帝当老师时，充满羡慕之情。”（注：伦德贝克：《首辅张居正和中国早期的耶稣会士》，第5页；戴维·E·芒杰罗：《耶稣会士翻译〈四书〉》，第14页。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明崇祯四年进士,官左庶子。弘光朝,任少詹事。入清顺治时,官国子监祭酒,以母丧告假归里。）
康熙年间，内阁学士徐乾学（徐乾学，字原一，号健庵，昆山（今属江苏）人。康熙九年进士，官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又将此书翻刻。该刻本至今在民间依旧有流传，可见该书当时影响之大。
康熙帝在读此书后如此说道：“朕阅张居正尚书四书直解,义俱精实,无泛设之词,可为法也。”
张居正，汉族，字叔大，少名白圭，号太岳，谥号“文忠”，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又称张江陵。明代政治家、改革家。明代最优秀的首辅，最好的政治家。
嘉靖四年(1525年)，当张居正在荆州江陵(今属湖北)的一位秀才家里呱呱坠地的时候，其先祖的余荫对他早已不能关怀庇护，迎接他的只是曾祖父的一个白龟梦。梦中的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一片光明，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悠悠地浮起来。曾祖父认定白龟就是这小曾孙，于是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白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白圭的确聪颖过人，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嘉靖十五年，十二岁的白圭报考生员，其机敏伶俐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怜爱，他嘱咐小白圭要从小立大志，长大后尽忠报国，并替他改名为居正。这一年，居正补府学生。四年后，才高气傲的张居正又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湖广巡抚顾璘对他十分赏识，曾对别人说“此子将相才也”，并解下犀带赠予居正说：“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做颜渊，不要只做—个少年成名的举人。”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进士，授庶吉士。
庶吉士是一种见习官员，按例要在翰林院学习三年，期满后可赐编修。张居正入选庶吉士，教习中有内阁重臣徐阶。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在其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实际上也就是宰相。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二人争夺首辅职位的结果是夏言被杀，严嵩为内阁首辅。
对于内阁斗争，作为新科进士的张居正自然没发言权。但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他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以《论时政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一五)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而这些自然没有引起明世宗和严嵩的重视。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
嘉靖三十三年，张居正借口请假养病，离开京师回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仍不忘国事，亲身接触农民。家境本就贫寒的居正，在乡间体会到了人民的辛劳、饥寒和痛苦。他在《荆州府题名记》(《张文忠公全集》卷九)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不禁使他恻然心动，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
嘉靖三十六年，张居正仍回翰林院供职。这时的他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在政治的风浪中，他模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嘉靖四十三年，居正进官右春坊右渝德，深谋远虑的徐阶荐居正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渝德只是个虚衔，但由于裕王很可能继承皇位，侍裕邸讲读就不是等闲之职了。在裕邸期间，“王甚货之，邸中中官亦无不善居正者”(《明史·张居正传》)。四十五年，居正掌翰林院事。
这一年，世宗殁，裕王继位，是为明穆宗。张居正的机会来了。隆庆元年(1567年)，他以裕王旧臣的身份，放擢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入阁以后的张居正并没有因个人的升迁而自鸣得意。这时的明王朝，内则土地兼并，流民四散，草泽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外则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尤其岑猛叛乱，“两江震骇”，东南倭寇骚扰沿海，民不聊生。面对这些，张居正无法轻松。
而更使张居正感到担心的还是内阁内部日益白热化的政治斗争。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官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欢迎。但不久，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徐阶终因年迈多病，举筹失措而被迫归田。次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高拱当政期间，起用了一批人才，仕路稍清。
张居正曾是高拱知己，后发生嫌隙。高拱又和权宦冯保不和。隆庆六年，穆宗病殁，年仅十岁的神宗继位。张居正遂联合冯保，撺掇后妃，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这样，张居正就成了首辅，从此独掌国家大权达十年之久。
平心而论，徐阶和高拱都是十分能干的首辅，他们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作了不少具体和局部的努力，然而终因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干与气魄，到张居正继任首辅时，明王朝仍然是危机重重。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小修小补已无法挽救明朝的覆亡，只有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国家真正走出困境。早在隆庆二年八月，他在《陈六事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六)中，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做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张文忠公全集》卷三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在于巩固国防，整顿吏治。
还在隆庆年间，入阁不久的张居正在首辅徐阶和内阁重臣高拱的支持下，主持了巩固边防的工作。
隆庆四年，鞑靼首领俺答进攻大同，计划称帝。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请求内附，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鉴于此事非同小可，张居正写信，要崇古立刻把详情“密示”于他。原来，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然而，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意据为己有。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心中结怨，演出失恋青年离家投汉的一幕。
居正接到报告，再次写信给崇古，要其妥善安置把汉那吉，并派人通报俺答：“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张文忠公全集》卷二二《答鉴川策俺答之始》)然后，指授方略，要崇古、逢时奏疏皇上纳降。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认为敌情叵测，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崇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做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俺答终于被迫妥协。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礼送把汉那吉回乡，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明室。
把汉那吉穿着皇上亲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俺答见到非常感动，说以后不再侵犯大同，并决定请求封贡、互市，和明友好相处。
隆庆五年，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国内问题。
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王朝所面临的问题是有深刻认识的。他认为当时国力匮乏和盗贼横行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张文忠公全集》卷二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加之皇帝的穷奢极欲，百姓因此才饥寒交迫，落草为寇。由于张居正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正确地把握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这才使他的改革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并受到广泛的欢迎。
基于上述看法，张居正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他的改革。万历元年(1573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到各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发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
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
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的标准。万历四年规定，地方官征赋实数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明通鉴》卷六七)。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张文忠公全集》卷四五)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仅靠考成法增加的收入仍是有限的，更远远不能满足王公贵族的无限挥霍。张居正认为人“古之理财者，汰浮溢而不骛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理财还是要以节用为主。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几乎都在围绕这个中心进行。
比如他通过加强对官吏的考核，裁减冗员，节省朝廷的俸禄开支。据对“两京大小九卿及各属，有沉滥者裁之”，竟“汰冗员二三”。同样，张居正也通过各种途径削减朝廷的军费开支。一方面与鞑靼人修好，通商互市，保持边境安定，减少战争费用，另一方面也大量削减抚赏开支。到万历二年，北边“三镇二岁之中，所费不过万余，而所省已百余万”。还通过减客兵，清粮糗的办法减少支出，“岁所省，几得数十百万”。
同时，张居正还要求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勒紧裤带，和大家一道过紧日子。他不仅多次向神宗提出“节用爱民”，“以保国本”，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费上，也是锱铢必较，寸步不让。万历七年，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居正据理力争，上疏说，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若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要求神宗节省“一切无益之费”。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被废止。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
张居正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大明王朝的统治，但这一系列改革措施都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促进了经济发展，他不愧为中国封建社会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却缺少豁达的风度，他的改革又触动了一些官僚集团的利益，自己又不甚检点，给反对派留下了许多口实，在1582年(万历十年)他病逝以后，新法全部被推翻，自己也身败名裂。而导火线则是1577年(万历五年)张居正父亲死后“夺情”事件。
封建官员父母死了，必须离职回家守孝三年(至少27个月)，假如政务紧急，离开不得，那么皇上可以“强迫”他留在任上，不回去尽孝子之情，算“夺情”。这一办法只能在极特殊情况下偶然一用。此时十五岁的皇帝离不开张先生，张居正也觉得改革正在展开，如离开，恐中间有变，户部侍郎李幼孜想讨好张居正，就首先上疏提出丧期内张居正不去职，以丧服办公，两宫太后也不愿张先生离职，于是张居正决定遵旨“夺情”了，但当时就有许多人认为这样做不可以，这些人都遭到了廷杖、贬斥甚至流放等。
第二年，张居正的父亲死去一周年，张居正请假，回原籍安葬父亲，皇帝给了他三个月假。张居正带随从和护卫还乡，一路上地方大员郊迎郊送，还送上许多赆仪和奠金。而江陵城为张居正的父亲葬礼，倾城出动，葬礼空前的盛大。张居正安葬完父亲回京，司礼太监何进代表皇帝偕百官在郊外迎接，两宫太后也各派太监李琦、李用来宣谕慰问，恩宠甚加。但神宗自即位以来，由冯保照料他的生活，关怀备至，稍不听话，马上去报告慈圣太后，慈圣对皇帝训导很严，每每说：“要是张先生知道了，怎么办?”神宗皇帝很怕张先生，渐渐长大了，心里有一种压抑感，开始讨厌张先生了。
1582年(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反对他的人开始反攻了。反对派把矛头对准了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神宗皇帝此时已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了，他要自己“乾纲独断”，于是下令取消“一条鞭法”。其实已把矛头指向了张居正。反对派们更加活跃了，被冯保、张居正排挤走的前任首辅高拱也送来了《病榻遗言》，为自己申冤，辽王妃王氏也上来奏疏，说张居正诬陷辽王，霸占王府(张居正在老家江陵城住的是获罪辽王的王府)，神宗终于给张居正加上了诬蔑亲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等罪，下诏抄了张居正家，并把其子弟全发配到“烟瘴地面”。
在朝野一片诋毁声中，只有学者李贽替张居正说了公道话，称颂张居正是“宰相文杰”。到了熹宗在朝时，有人称道张居正，熹宗下诏恢复了张居正过去的官职，并安葬祭祀，1630年(崇祯三年)礼部侍郎罗喻义等人上诉为张居正鸣冤，崇祯恢复了二个荫职及诰命，并恢复了张居正之子张敬修的官职。
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朱东润在其名著《张居正大传·序》中概略性地评述道：
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多，但是像居正那样划时代的人物，实在数不上几个。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之中，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的全面，再也没有第二个和他比拟的人物。这个时期以前数十年，整个政局是混乱，以后数十年，还是混乱；只有在这十年之中，是比较清明的时代，敌人由分化到崩溃，中国处在安定的状态中，并获得一定程度的进展，一切都是居正的大功。他所以成为划时代的人物者，其故在此。
在张居正的一生中，除了宰相这一角色，另一重要的角色就是帝师。
从《周礼》记大宰掌教之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开始，为帝王师，就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追求和人格理想。此理想长期给予知识分子自信与勇气，激励他们以经国事业为抱负，鼓舞他们在困窘之际积极进取，全力实现这一荣耀。然而，在“天地君亲师”这个特殊的文化传统里，君是五者的中心。因为传统的力量过于强大，才让“君”对“师”的地位保持一定的尊重。但是“师”自古就不能对“君”的地位有所僭越。“帝王师”这个三位一体的构架，是必须由“帝王”来最后确定“师”的身份和使命。这种爵位或者荣耀，与国家其他的爵位或者荣耀并无本质区别。这种对德高才大之臣的嘉勉、夺予对于帝王而言，都易如反掌。嘉靖帝太傅杨溥，曾以谏帝起居，受廷杖。
张居正逝世前九天，万历加封他以太师衔。这是自开国以来二百年未有之荣。万历十一年六月，即褫夺故太师三子官职，撤太师衔。十二年五月，抄没其家，拷迫致死张之长子。九月，下诏总其罪。戏剧性的场面接踵而来，使我们对“帝王师”的地位不得不做重新的审视了。
作为首辅，张居正是优秀的，作为“帝师”，张居正同样是杰出的。
作为老师，张居正全面负责小皇帝的学习。他亲自总结自尧、舜以来历代帝王治国的得失经验，撰写了《帝鉴图说》作为教材。这本书以讲故事的方式，深入浅出地讲授帝王行政之道。每个故事还配上精美的图画，图文并茂，以引起小皇帝的学习兴趣。书中取了历代帝王为人为事、治家治国的故事共一百一十七则，定名历史哲芳规；又取历代昏君荒淫奢侈、任人唯亲致国家丧辱的故事三十六则，收入下篇定名狂愚覆辙，在每则故事后评论解说配以精美插图，言简意赅耐人寻味。张居正编辑此书，可谓用心良苦，费劲心机。
张居正讲解的《四书》一样是为小皇帝朱翊钧而编写的。从内容和语气看来，成书的时间应该也很接近。张居正本人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对于孔孟的儒家学说，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创意，他不主张死读书，而是要参透经书背后的语境，这从其讲解中不难看出。
张居正对小皇帝的要求非常严格，每天布置功课，如果小皇帝没有认真背诵或领会，就会遭到严厉的斥责。有一次，万历皇帝读《论语·乡党》时，把“色勃如也”读成了“色背如也”。张居正当着众大臣的面，厉声喝道：“应该读作‘勃’！”吓得小皇帝忙低头纠正。平时，如果小皇帝背着张居正做了越制出轨的事情，冯保就会吓唬他：“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小皇帝听了，很快就会收敛自己。虽然四书五经抽象深奥、枯燥无味，万历皇帝还是仔细听、认真学。有一天，张居正询问他的学习情况，他说：“昨天一位讲官在讲解《大学》时，讲错了字，我本想给他纠正，又担心他害怕，就未敢当面指正。”张居正心中大悦，心想：“皇帝长大了，也知道体贴人了。”
作为“帝王师”，张居正费尽心血希望他的学生通过学习优秀的经典而成为一位明君，能够造福百姓。然而，张居正费尽心机，换来的却是大明王朝的迅速衰落。
张居正死后，改革被废止，朝廷又一天天地走向没落。朱翊钧是一个尽情享乐的皇帝。他成年亲政后，却不常视朝，深居内宫。不仅在世时要享受，还想到死后的安乐，早早筹划自己的陵寝，建造定陵耗时达6年之久。他还有一个不择手段亲自聚敛钱财的恶习，提倡官吏向他进奉，把进奉财物的多少作为衡量官吏是否效忠皇上的标淮。为了在全国范围内聚敛民财，他派出大批宦官，分赴各地充当矿监、税使，肆意搜刮民脂民膏。这使得人心汹汹，民变纷起，社会越发动荡不安。统治阶级内部更加矛盾重重。
由于他不理朝政，大臣的奏章，他的谕旨，全靠内侍传达。册立太子的大事久拖不决，导致官僚集团各派之间互相火拼，党争也愈演愈烈。东林党人与邪党的斗争水火不容，持续了很久，明王朝到了崩溃的边缘。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朱翊钧在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中死去，终年58岁。葬于定陵，庙号为神宗。
《明史》神宗的本纪结尾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这个明朝享国时间最长的皇帝，庙号神宗，实为寓贬于褒，是说他神龙见首不见尾，隐居深宫数十年，不见朝臣，不理朝政，致使到万历末年，国家的官吏已经缺了一半。他又是个死要钱的皇帝，放出太监四处扰民搜刮（如开矿事），民间连养只鸡也要缴税。
对这样一个皇帝，实在没什么好说的，说明朝亡在他手上，崇祯来背了黑锅并不过分，且看神宗的本纪，到了万历30年之后，年年不是“日有食之”就是“京师地震”，或者干旱或者水涝。其中万历31年农历5月“凤阳大雨雹，毁皇陵殿脊”，到32年“雷火焚长陵明楼”，“昌平大水，坏长、泰、康、昭四陵石梁”，即使不信天象示警这些的，看了也真是令人触目惊心，仿佛明朝先灵不安，亡国之兆已现。
好在张居正的苦心没有白费，几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读他当年对《四书》的点评，不得不让人佩服其视野之开阔，点评之精要。张居正是当时的神童，又是首辅大臣，位高权重，他的讲解，常常一语中的，把有关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而且讲解细致，措辞简练，文笔优美，今日国人学习经典，以此作为入门教材，实为最佳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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