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48岁的生日。
又是寒冷的冬季，又是飘雪的时节。我置身北京一间温暖的住所，隔窗遥望两千里外的故乡，思念我白发苍苍的母亲……
人常说：生日是母难日。对我来讲，尤其如此。
母亲曾读过两年私塾，在解放初期的乡下算是“文化人”了。她扭秧歌，演新戏，成为妇女文艺活动的骨干。土改工作队的负责同志让她出任小乡妇联主任。小乡妇联主任在1954年全部转为国家干部，而我母亲因为我的出生，被迫放弃了这次机遇。
在1952年11月28日子夜，母亲把不受家族欢迎的我，带到那间“为秋风所破”的茅屋。窗外，呼啸的北风卷着散乱的雪花；床前，失望的奶奶用一件旧衣将我裹起。“一个女娃子!”她扭着小脚出去对我爷爷说。
爷爷弟兄二人，只有父亲一个男丁。祖辈常常感叹：“满园就这一棵菜啊！”他们都希望母亲能生一个“长房长孙”。也因了这种希望，他们才容忍母亲白天黑夜东跑西颠地去干妇联工作。
这下好了，奶奶可以无所顾忌了。“开啥子会?成天男男女女坐在一个板凳上，就不怕人家嚼舌根子?”“还说出去工作呢，出去了女娃子谁瞧?我可不瞧!”奶奶常常这样不停地唠叨。
母亲终日以泪洗面。一边是她 21岁人生光明的机遇，一边是她尚没满月的女儿，她必须做出选择。最后，母亲为我放弃了自己的前途。
在我不满5岁的时候，又有了两个妹妹。按当时的乡俗，一个女孩儿就是多余，何况三个?失去了社会地位的母亲，在家里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
后来，母亲终于有了儿子，而且一连生了四个。“儿多母苦”，本来就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母亲，又跌入苦难的深渊。
这些年来，母亲曾无数次地讲述关于我出生的故事。我无法抹平她心头深深的创伤。每当听她讲起，我总是很愧疚地想：假如我不在那个时候降生，母亲定然会走一条全新的生活道路。
然而，生我养我的母亲，却无怨无悔，而且用连男人都不及的远见和坚韧，把我培养成为一名新的女性。
那时候，农村女孩子是很少去读书的。即使去了，读到二年级，认得自己的姓名和男厕女厕，也就退学了。她们从七八岁起，就学着做鞋、做衣服、纺线、织布，女儿的针线活儿好，便是母亲最大的荣耀。但我的母亲——一个比村里任何一户人家都更需要帮手的母亲，却供七个子女全部完成学业。无论多么艰难，母亲从没动摇过让我读书的信念。
1962年的春节刚过，在信阳西关一座铁网密布、岗哨森严的军营里，我见到了因为政治运动被关押在这里的父亲。
父亲坐在一间陋室的地铺上，脸色蜡黄，嘴唇青紫，面部明显的浮肿。现在想来，父亲当时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在对我做最后的交代：“回去别上学了，读书害人，我要不是上民校扫盲，哪会落得这样的下场!”他又领着我去向铁网外边的母亲叮嘱：“回去别叫她上学了啊!”
由于上级的及时甄别，三个月后，父亲又回到家里。见我仍然背着书包，还跟着个妹妹，便抄起木棒拦住了我俩的去路：“你敢再往前走一步，我打断你的腿!”父亲涨得乌紫的脸上暴起了青筋。我和妹妹站在他面前大声嚎哭。
母亲闻声出来，为我们辩解：“是我叫小孩儿去上学的，不上学当睁眼瞎呀!认了字就都跟你一样啊?”她闪过父亲，推着我和妹妹往前走。
父亲依然气咻咻地，但终于返身回去了。父亲有父亲的道理，我从不因此怨恨他。但母亲在这样的时刻所做的决断，对我一生的发展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1973年，我接到郑州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我年轻的父亲因病累交加刚刚去世。家中为付父亲的药费和我们的学费，早已债台高筑。看着那张神圣的通知书，想到正在就读和即将入学的四个弟弟，我不知道我能否实现自己19岁的花季梦想。
我忐忑不安地把这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没有丝毫的喜悦，顿时失声痛哭：“我上哪儿去给你借钱，哪……”母亲的哭泣声，令我肝肠欲断。
此后，母亲多日无语，我常常在夜半醒来，听母亲房里传来声声叹息……
报到的日子渐渐临近，母亲终于开口说话了：“这是我又到你大舅那儿借的钱，我对他说，等你毕业有了工资再还他!我手里也没有多余的钱，只能给你买双袜子。”
我接着那卷儿钱和一双墨绿色的丝袜，心中百感交集。
启程那天，母亲把我送进了站台。火车鸣笛跨过淮河的时候，我知道我的母亲，正拉着一板车饲料，奔波在回家的山路上。
母亲这一次送我离开故乡，她和我都不曾料到，我的远行，正是奔赴她曾经的向往—我27岁那年，成为省妇联的一名干部。
而我的母亲，则年复一年，一直坚守着老家那座庭院。庭院里有我尚未成年的弟弟，有我年逾花甲的祖父、祖母。这双重责任、两代义务，让她尝够了艰辛。
1975年夏天，一阵龙卷风把我们家的房顶整个儿卷入空中。正在麦场干活的母亲，惊恐地看着那飘散的茅草渐次落下……
飓风过后，母亲踉踉跄跄地跑回“家”，真正是“家徒四壁”了。她瘫坐在只剩下土墙的“屋里”仰望苍天，几乎昏厥。
但母亲毕竟是母亲。第二天，她托人四处送信儿召回儿女，请来亲邻，仅仅三天，又原样建起了这座小院。
有一年秋收，刚把稻子割下，突然暴雨倾盆。不到半天，稻田与稻田之间已是一片汪洋。割下的稻谷泡在水里，四处漂浮。
大雨过后，母亲坐在田埂上，绝望地放声大哭，她苍凉的哭声飞过原野，飞进城里我家的窗棂，飞到青草凄凄的父亲坟前……可母亲没有在灾难面前屈服，她不仅没有让我的爷爷奶奶饿着，而且没有让我的弟弟们辍学。
后来，我也有了女儿。我和丈夫抱着女儿回到了久别的家乡。
母亲正在水田里干活儿，她的身上泥迹斑斑。我蓦然发现：母亲的头发，已经全白了；母亲的背，已经变驼了……
1986年，母亲55岁了，正是城里人退休的年龄。她已经替我的父亲尽了孝道，安葬了我的祖父、祖母；她也替我的父亲尽了义务，把我的四个弟弟抚养成人。“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的心，为东南西北的儿女所牵，她终于抛别了家园。帮助母亲下这个决心时，我们姐弟七人相约；一定好好地孝敬母亲。
从此，与其说母亲进城享福，不如说是开始了抚养第三代的征程。陆续地，已经有了五个第三代相继降生。母亲就像一个职业保姆，离开这家去那家。没有人注意到她。
1995年的春天对我来说，是一个寒冷的春天。母亲在那个春天里，患了癌症。
我们姐弟守望在手术室外，痛悔地抱头大哭。
洁白的病床上，导尿管、引流管像两根生命线，牵着我命若游丝、白发如雪的老母亲。
母亲还有她未了的心愿，手术后不愿在省城久留。弟弟没能等到预定的吉日良辰，匆匆地举行了婚礼，决定把母亲送回信阳老家。
母亲临走时，突然凄凉地说：“上哪儿去呢?我也没个家。”
是的，我们姐弟七人都已在城里安家。属于母亲的那个家，被雨打风吹，早已不复存在。在这样的时刻，母亲想到了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家”，她一定也预感到了自己病情的严重—她想“叶落归根”。我们理解此时此刻她深深的遗憾。
但是，我们却无法为她弥补。我们反复商量，认为在乡下再建一座房子没有必要。只好说：“我们七个人的家，都是你的家，怎能说没有家呢?”说这话时，我们自己也心虚她一个人曾经为我们七个人建起了一个家，而我们七个人却不能为她一个人再建一个“家” 快5年过去了。坚强的母亲，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在信阳—郑州、郑州—信阳的两头牵挂中寒来暑往，竟然走出了病魔的阴影，一年比一年康健。
冬日的太阳，透过宽敞的窗户照进来，使我的住所温暖如春。窗外的草地上，有一棵老槐树，枝头有喜鹊欢叫，树下是落叶缤纷，这使我又想起了我老家的庭院，我的出生地虽然现在只剩下了一片宅基。但有母亲在，她宽广的胸襟，就是我精神的家园。在这个“母难日”，我祝福我的母亲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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