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的徐水县原来一直是缺粮县，但在“大跃进”的时候，它一下跃进了，几个月时间成了“跃进县”。
那年（1958年），徐水向中央汇报计划生产粮食12亿斤。那时领导问县里的干部。粮食打多了怎么办？有的说换机器，有的说做酒精（收的粮食主要是甘薯）。领导想得很远，各地各县都丰收怎么办呢？最后他说，可以多吃嘛！一天吃五顿。
徐水经验被上面重视，徐水县纷纷放起了卫星。当时的决心是，要使各条战线放出的“卫星”把“天上的星星都遮没”。
徐水取得的成就太伟大了，感觉可以迈向共产主义了，为此特地制定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这份规划是在中央、省地工作组具体帮助下制定的，目标是再过五年，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
徐水的这个卫星，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破。当时北京农业大学的教师就下放到徐水县，有人从路边密植的棉花地钻到里面一看，发现根本没结多少棉桃，也就是说所有参观的人看到的那个高产棉只不过是路边一排。
这种情况的出现，实际说明作假的和参观的其实都心照不宣。相互配合的目的，就是报数字。至于由此造成的后果，似乎没有人考虑到。
本来知识分子是具有自己思想的，具有独立精神的。
徐水出名以后，许多知名的知识分子专家学者前来考察。但他们来的目的，不是来分辨真假，来做独立研究，而是来学习的。
艾思奇是我国第一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家，也是反对逻辑学的哲学家。当时他的职务是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他到徐水做过报告。艾思奇说：“徐水是理论工作者最好的课堂，应该都下来看看，向徐水人民学习。”
不知道这个著名的哲学家要让大家看什么，学什么？如果理论工作者要向农民学习理论，哪他们在研究什么呢？
周扬是中宣部的副部长，也来过徐水，还在徐水给北京农业大学的师生做了一次报告，内容和艾思奇没有多大的区别。
当然，还有很多类似的知识分子到徐水来学习。
历史无法重来，但历史可以假设。如果这些知识分子当时说了真话，会不会还会出现以后的悲剧？
一个社会必须有真实的声音，这是正常社会的最低要求。
三观一致加好友，已加麦田忽略此号。
当时的舆论基调是这样确定的，徐水的成功是中国特点，它可以先一步建成低水平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可以先行于落后的生产力，共产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胜利等等；那么出现的问题和矛盾怎么解释呢？那就是“阶级斗争”、“农民觉悟低”和“干部水平差”等等。这都是当时的一批理论家总结的。
徐水在农业上要放卫星，工业上自然也要放卫星。
大炼钢铁的时候，徐水县迅速组织起来，在徐水车站附近当时小高炉林立。
炼钢需要用铁，当时家家户户的铁都交出去了。可高炉天天烧着不能停，这就需要不断往里面送铁。
一个姓郑的区里干部，要求各队组织力量找“铁引子”，找不到后果自负。队干部解释，所有的铁都送去炼钢了，没铁了。区干部说，今天我让你们看看怎么找“铁引子”。
他让队干部带上箩筐，自己拿个大铁锤，到村里挨家挨户敲门。农户家里搜一遍实在找不到铁，他走到灶台用铁锤把大铁锅砸个洞，说：“这就是废铁，搬走！”
有人说这是口好锅，区干部说：“都吃食堂了，小锅灶没有用啦。”
徐水的这些铁引子大多通过这种方式获得。
干部的做法很极端，但不影响老百姓的热情高涨。
北京农业大学的教师刘炼曾经采访过一个五十多岁炼钢的老中农。这个老中农为了多炼铁，两天两夜坚持在高炉旁，说一定要守到铁水流出来。问他为什么这么拼命干，他说：“为了多出铁水淹死美国鬼子！为了共产主义人人都要拼命干。”
徐水的卫星，不管是粮食还是钢铁，最终都自由落体了。但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接下来不是考虑一天吃五顿的问题，而是吃一顿能顶五顿的问题了。
其实，这样的狂热，确实不是某个人的责任，每个人都应该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
历史是客观的，不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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