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影响因子28.2的肿瘤领域顶级期刊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上，中国乳腺癌临床研究协作组（CBCSG）的CBCSG-010试验结果正式发表[1]。
复旦大学肿瘤医院的李俊杰和邵志敏教授等研究发现，在三阴乳腺癌标准的蒽环类+紫杉类术后辅助化疗中，加入卡培他滨联合治疗，可以将5年无病生存率提高到86.3%，相对风险降低34%。
邵志敏教授
这项由中国科学家探索出来的联合卡培他滨辅助化疗的三阴性乳腺癌治疗方案，是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且是中国乳腺癌辅助治疗研究领域首个刊登在JCO的临床研究。从投稿到发表仅历时4个月，十分迅速，足以见其重要。
这个“中国方案”将在保障患者安全性、耐受性的同时，显著提高三阴性乳腺癌患者的预后，未来或有望写入治疗指南，成为全球三阴性乳腺癌治疗的标准方案。
三阴乳腺癌，在乳腺癌中大约占15%~20%。相比其它三种亚型的乳腺癌，三阴乳腺癌进展快，易转移，预后差，患者还相对年轻，甚至有不少30多岁的患者[2,3]。可以说，三阴乳腺癌是危害最大的一种乳腺癌了。
除了危害大，三阴乳腺癌还不好治。它的三阴，指的是HER2基因、雌激素受体和孕激素受体都是阴性。这样一来，无论近些年进展很大的HER2靶向治疗，还是历史悠久的内分泌治疗，到了三阴乳腺癌这，统统不起作用。三阴乳腺癌的治疗还是要依靠手术和化疗。
李俊杰教授
三阴乳腺癌的标准化疗，是靠蒽环类和紫衫类药物。为了增强化疗的效果，降低死亡率和复发率，科学家们可是绞尽了脑汁。2019年的一项meta分析显示，剂量密集的化疗方案，可以降低乳腺癌，尤其是三阴乳腺癌的10年复发和死亡风险[4]。不过化疗给的密了，带来的副作用难免也会更多。
那不增加化疗密度的话，而向标准的蒽环+紫衫化疗中再加点别的药，能不能改善三阴乳腺癌的化疗？研究人员注意到了一种核苷类药物——卡培他滨。
卡培他滨是一种口服前体药物，吃下去后经过肝脏和肿瘤组织的代谢，在肿瘤中产生5-氟尿嘧啶而杀伤肿瘤。在晚期乳腺癌中，卡培他滨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5]。
而对于早期乳腺癌，FINXX试验结果显示，卡培他滨并没有显著延长患者的生存期，但亚组分析提示其可能对早期的三阴乳腺癌有效[6]。CREATE-X试验也显示，卡培他滨辅助化疗的效果，在三阴乳腺癌患者身上最为明显[7]。
卡培他滨经过肝脏和肿瘤组织的代谢，在肿瘤中生成5-FU（来自参考文献8）
卡培他滨有可能能改善三阴乳腺癌的治疗！
研究人员在中国招募了610名未接受新辅助化疗的三阴乳腺癌患者，1:1随机分配到卡培他滨组或对照组。卡培他滨组和对照组的平均年龄分别为48.3岁和49.1岁，绝经期患者比例分别为59.3%和53.3%，家族史、手术类型等基线特征也都相似。
治疗方案上，卡培他滨组使用的是TX-XEC方案，先进行3个周期的多西他赛+卡培他滨化疗，再接三个周期的卡培他滨+表柔比星+环磷酰胺化疗。而对照组第一阶段只使用多西他赛，第二阶段的卡培他滨也被换成了5-氟尿嘧啶，被称为T-FEC方案。
经过中位67个月的随访，卡培他滨组的297名患者和对照组的288名患者被纳入了意向治疗分析。此时，所有患者都至少随访了5年。卡培他滨组的5年无病生存率为86.3%，显著高于对照组的80.4%，患者疾病复发或死亡风险下降34%，其中局部复发风险下降41%，远处转移风险下降37%。
卡培他滨显著增高了患者的5年无病生存率
治疗的耐受性上，卡培他滨组合对照组分别有84.9%和86.1%的患者完成了全部6个周期的化疗，差异不大。虽说有39.1%的卡培他滨组患者降低了卡培他滨的剂量，但大多仍保持在初始剂量的75%以上。
不良事件上，卡培他滨组的患者出现了更多的手足综合征，其中3~4级的手足综合征出现了25例，而对照组没有出现。另外，3~4级的口腔炎出现了15例，对照组仅3例。不过在整体的不良事件发生率上，两组间并没有显著的差异。
试验中出现的不良事件
目前，研究人员正在对CBCSG-010中患者的病历、组织样本等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看看不同亚型的三阴性乳腺癌患者，在卡培他滨辅助化疗中的获益是否存在不同，有没有哪个亚型的获益更为明显。
不过研究人员也提到，这项研究中纳入的全部都是中国患者。如果要在全球推广，可能还需要在更大范围的人群中进行验证。但对于中国的三阴乳腺癌患者，应当足以说XT-XEC方案是一个更好的术后辅助化疗方案了。
参考文献：
1. LI J, YU K, PANG D, et al. 2020. Adjuvant Capecitabine With Docetaxel and Cyclophosphamide Plus Epirubicin for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CBCSG010): An Open-Label, Randomized, Multicenter, Phase III Trial.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J]: JCO.19.02474.
2. Foulkes W D, Smith I E, Reis-Filho J S.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10, 363(20): 1938-1948.
3. Tao Z Q, Shi A, Lu C, et al. Breast cancer: epidemiology and etiology[J]. Cell Biochemistry and Biophysics, 2015, 72(2): 333-338.
4. Gray R, Bradley R, Braybrooke J, et al. Increasing the dose intensity of chemotherapy by more frequent administration or sequential scheduling: a patient-level meta-analysis of 37 298 women with early breast cancer in 26 randomised trials[J]. The Lancet, 2019, 393(10179): 1440-1452.
5. Walko C M, Lindley C. Capecitabine: a review[J]. Clinical therapeutics, 2005, 27(1): 23-44.
6. Joensuu H, Kellokumpu-Lehtinen P L, Huovinen R, et al. Adjuvant capecitabine in combination with docetaxel, epirubicin, and cyclophosphamide for early breast cancer: the randomized clinical FinXX trial[J]. JAMA oncology, 2017, 3(6): 793-800.
7. Masuda N, Lee S J, Ohtani S, et al. Adjuvant capecitabine for breast cancer after preoperative chemotherapy[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17, 376(22): 2147-2159.
8. Wang F, Wang F H, Bai L, et al. Role of capecitabine in treating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in Chinese patients[J]. OncoTargets and therapy, 2014, 7: 501.
头图来自pixab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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