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说的这位先生，也算是之前文章中的老熟人了。
他是传奇民国公子张葱玉在北京结识的好朋友，经常骑着自行车去张家串门；他是邻居赵萝蕤口中的那位“业荒于嬉”。
他写的一本《明式家具研究》，被称为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其他两个分别是郭沫若的青铜器和沈从文的服装史。
他就是有趣的“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
1914年，王世襄出生在北京芳嘉园四合院的一个大户人家。
如何个大户法?
王世襄的高祖王庆云，官至两广总督，《清史稿》有传；祖父的哥哥是光绪年状元，梁启超是其门生；父亲王继增是外交官，精通三门语言，曾任张之洞的秘书；母亲金章饱读诗书留学英国，是著名的花鸟画家；舅舅金城的绘画名气，曾一度与张大千齐名。
出生在这样显赫的家中，王世襄从小吃的是袁枚《随园食单》上的菜，家里用的都是黄花梨家具。
王世襄原本还有一个哥哥，但不幸的是，哥哥十岁时因病去世。
之后，伤心的母亲就特别溺爱王世襄这个独子，只要不是有害身体健康的事，凡事由着他的性子来。
撒丫子的王世襄，少年时代是无忧无虑的。广泛的爱好成了他快乐的源泉。
小时候，家中为王世襄请了私塾老师教授古汉语、经、史和诗词等。但王世襄除了喜欢诗词外，对其它学科都不怎么感兴趣。反而，他迷恋养鸽子、斗蟋蟀、玩葫芦、养鸣虫，后来又恋熬鹰、捉獾......玩得五花八门，玩得兢兢业业。
除此之外，王世襄还有一个“烹调圣手”的美称。一个富家少爷，竟然喜欢跑厨房里玩煎炒烹炸的游戏，而且他还把这个游戏玩到了极致，成为一个无人能及的高手。
后来，父亲把王世襄送到北京干面胡同美国人办的学校读书。就这样，王世襄一路玩到高中。
别看王世襄不爱学习，但他太聪明了。
高中后他轻松考入了燕京大学。开始进燕京，王世襄读的是医学，结果主课门门不及格，幸好选修课分数高，于是转到文学院国文系。
这下王世襄是如鱼得水，毕业之后，他考取了燕京的研究生，研究中国画论。1941年，以40万字的毕业论文令老师刮目相看，拿到了硕士学位。
也是在这期间，王世襄遇到了之后的太太袁荃猷。
袁荃猷，1920年出生于书香世家。从小在祖父母家长大。是读《论语》《孝经》，弹古琴学画画的典型旧派闺秀。
考入燕京大学后，袁荃猷学的是教育学，毕业论文是编写一本中小学国画教材。当时的教育系系主任周学章先生推荐她去找王世襄，请他来做小学妹的“论文导师”。
王世襄对袁荃猷的论文很上心，到了后来，为了让她通过论文，居然帮着写。
相同的书香门第出身，相同的家学素养，相同的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这两人渐渐“相看俨然”了。
1943年，王世襄加入了梁思成组织的营造学社研究古代建筑。临行前，他送给袁荃猷一盆太平花。之后，袁荃猷在其中一封回信中写道“你留下的太平花我天天浇水，活得很好，但愿生活也能像这太平花。”
这分明就是最浪漫情书的样子。
王世襄回到北平后，给袁荃猷带了一个火绘葫芦片小盒。她打开小盒子，里面静静躺着的，是两颗红豆。
这分明就是最浪漫爱情信物的样子。
1945年，王世襄和袁荃猷走进了婚姻殿堂。
婚后，王世襄很快发现，这位太太真是妙不可言。因为袁荃猷除了琴棋书画外，其他全不会。
一次剥葱，一层层剥到底，啥也没有，却怪王世襄不会买。因为她从小接受的家规就是“不可入门房，不可入下房，不可入厨房”。
但这位妙不可言的太太却对王世襄喜欢的事足足支持了一辈子。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经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梁思成推荐，王世襄被派往日本清查战乱损失的文物。
新婚燕尔，却要劳燕分飞。
袁荃猷毫无怨言，让王世襄全心放在追缴文物上。王离开北京前往日本，成功追回107箱珍本图书，240件青铜器。因为追讨有功，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
1948年，王世襄被故宫派往美国。这时候的袁荃猷得了肺结核。经协和医院检查后，必须要卧床至少一年。因为这病有危险，告知家人不可远行。
袁荃猷深知出国深造机会难得，对王世襄说：“没关系，你去吧，家里也有人照顾我，父亲（指王世襄父亲）还常常翻译法文小说给我听。”
袁荃猷体贴王世襄，王世襄也一样懂得妻子。
袁荃猷喜欢抚琴。1948年，为了买“大圣遗音”古琴，王世襄用三件饰物以及日本版《唐宋元明名画大观》换得五两黄金，再加翠戒三枚（其中一枚为王世襄母亲的遗物），才购得此琴。在《自珍集》里，他这样说“唐琴无价，奉报又安能计值，但求尽力。”
1949年8月，王世襄谢绝了美国博物馆抛出的橄榄枝，回到了北平。此时袁荃猷的身体渐渐好转。在芳嘉园小院子里，花草葳蕤、缤纷满地，他们琴瑟和鸣的生活就如太平花一样。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政治运动来得那么突然。
在1952年开始的“三反”运动中，王世襄、马衡院长、朱家溍先生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
王世襄被诬陷偷盗，先是关在东岳庙里逼供，又被关到公安局看守所。审查进行了一年多，家被抄多次，最后证明了他的清白无辜。
回家之后，他才听说，妻子曾经前去看守所，慷慨陈词，“讲述我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追回文物的日日夜夜，包括派往日本从东京运回一百零七箱善本书等”。
虽然得到“取保释放”，但故宫还是开除了王世襄的公职。1954年，故宫想调回王世襄，但被他拒绝了。
一个视文物为第二生命，对故宫曾以终身相许的人被无端猜疑、审查，最后撵出故宫，当时的王世襄内心会是多么的悲凉。
但妻子袁荃猷对他说，“坚强要有本钱，本钱就是自己必须清清白白，没有违法行为。否则一旦被揭发，身败名裂，怎还能坚强？！你有功无罪，竟被开除公职，处理不公问题在上级。因此我们完全具备坚强的条件。”王世襄说，在那一刻，他才知道，太太小小的身躯里，居然藏着这样的胸襟。
离开故宫后，王世襄也离开了主流文博界。但他每天起早贪黑，利用一切业余时间，潜心钻研起自称“偏门”的学问来。
可是不久，“文革”开始了，王世襄被划为右派。红卫兵冲进他家的四合院，推倒葫芦架，砸碎盆栽花卉，临走在他家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1966年9月2日，王世襄家中的古玩、字画、图书、家具等大批财物都被抄走。
尽管生活条件如此艰苦，王世襄的收藏需要钱，袁荃猷就把生活一俭再俭。居住环境差，好几年不做一件新衣服，她也毫无怨言。
1985年，王世襄《明式家具珍赏》一书在香港出版，惊动了世界各国博物馆，被称为“巧夺天工的家具圣经”，填补了中国人研究明式家具的空白。
王世襄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推动了明式家具的研究与收藏。但谁能想到书中700余幅线条图都由袁荃猷亲手精确测量绘制而出。
除此之外，王世襄还出了很多书。一日，王世襄因为疲劳，左眼突然失明。袁荃猷担心他用眼过度，几乎接过了全部的工作。20多年，近40部著作，可以说，没有袁荃猷，就没有王世襄瑰丽壮观的学术传奇。
王世襄80岁生日时，袁荃猷为他刻了一幅《大树图》。大树上果实累累，王世襄说，自己这一生的爱好和追求，都被荃荃刻画出来了。
她懂得他，心疼他。知他者，莫若她。
2003年，王世襄获得荷兰克劳斯亲王基金会授予的最高荣誉奖，因为1993年王世襄夫妇将几十年收集到的79件明式家具入藏上海博物馆。
荷兰克劳斯基金会奖励给王世襄十万欧元奖金，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袁荃猷已在医院。“病危而神智清醒”的她和王世襄同时决定：“全部奖金捐赠给希望工程。”
不久后，袁荃猷因病去世。王世襄悲痛欲绝。
他写了14首《告荃猷》，字字泣血。他后悔没有带妻子游山玩水，陪她做她想做的事情；他后悔因为晚年出版自己的刻纸集，破坏了妻子的健康。
他把夫妻二人一生所藏古琴、铜炉、佛像、家具、竹木雕刻、匏器等143件文物全部拍卖，只保留了一件东西——一只买菜的提筐。
2009年11月，王世襄去世。生前，他说，要请人把这个提筐放在墓里，就像他们两个人，一起拎着这个提筐去买菜。
一身朴素中式服装，一幅平易近人的长者姿态，一口地道京腔的王世襄先生隐于这平凡朴素之中的一辈子活过了别人的几辈子。
虽然半世坎坷，但毋庸置疑，王世襄先生是幸福的。因为在他成为自得其乐的玩家背后，有着一段难得的理解与深情。
最后，两句先生的话与大家共勉：
“我对任何身外之物，都抱 '由我得之，由我遣之’ 的态度，只要从它获得过知识和欣赏的乐趣，就很满足。
物归其所，问心无愧，便是圆满的结局”。
——王世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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