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称的“免死金牌”，其实是由皇帝颁给功臣颁发的最高等级的特权证——“丹书铁券”。
大明天启七年（1627年）十二月，受赐丹书铁券一年零两个月的肃宁伯魏良卿即将被朝廷斩首。临刑前，他痛哭哀号：“我本来就是农家孩子，小时想着自己将来能扛上锄镐就算不错了，哪儿知道什么是富贵啊？谁知突然间，那伙人今天称我功大，明天颂我有德高，说我功德盖世，就应当封显爵拜高官。我不该做大太监魏忠贤的侄子啊，就因为这个有人才把官服和封册强加给我，用狗屁富贵逼迫我。我有什么罪啊！”封建时代最高的特权凭证——丹书铁券为何在此一瞬之间，竟然成为一具空文。
'免死金牌'
“免死金牌”到底是什么东西
中国历史上有确切记载“丹书铁券”始于汉高祖刘邦的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西汉司马迁在《史记·汉高帝本纪》中记载：“甲申，始剖符封诸功臣为通侯。”唐初颜师古注：“剖，破也；与其合符而分授之也。”《周礼·秋官·司约》记载：“书于丹图”。汉代郑玄注：“今俗语有铁券丹书，岂此旧典之遗言。”“丹书铁券”是封建帝王颁赐给功臣世代继承官爵及免罪甚至免死等特权的铁质契书。
汉高祖像
“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契”。“丹书铁券”是从材质而言，以铸铁为契，以丹砂书写文字，将皇帝特别承诺用丹砂写在“铁券”上。“金匮石室”则就其保存的方式而论，将铁券装进金匮藏于用宗庙内石筑密室之中。东汉班固《东观汉记》之三《孝恒皇帝》载：“盖登有璧二十，珪五，铁券十一。” 铁券分左右二半，左边部分颁赐功臣，右边部分藏内府（存档）。如遇该功臣或其后代有犯罪者，即行取铁券两部分合符勘验，再根据铁券上的文字记录“推念其功，予以赦减。” 铁券最初仅作为一种加官晋爵封侯的凭证，并无免罪和免死等特权。《后汉书·祭遵传》：“丹书铁券，传于无穷。”这只是皇帝和功臣自欺欺人的黄粱美梦而已。
五代十国吴越国王钱镠制
南北朝时代，各方政权为了招降纳叛，纷纷以铁券和投奔者“约以不死”。北魏孝文帝为宗亲、近臣颁授铁券成风，大臣甚至将向皇帝乞求铁券，作护身之符；隋唐以后，颁发铁券已成为常制，凡开国元勋、中兴功臣以及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皆赐予“铁券”，宠臣、宦官也有获“铁券”者。自隋开国，“铁券”上的丹砂填字渐渐改为用金填字，故后世又将其称为“金书铁券”。
明代铁券
宋太祖赵匡胤以“黄袍加身”，夺取了后周柴氏的皇位，为柴氏颁赐“丹书铁券”。明洪武、永乐之世再兴“丹书铁券”之制…… “丹书铁券”作为一种制度，最终与大明王朝同消俱亡。
“免死金牌”没有阻止乱臣的叛逆
丹书铁券制度设计的初衷，本来是褒奖功臣，表彰忠义。然而，任何制度都要在其特定的条件下，才能体现合理性。此制首先是要适用于忠于朝廷的功臣。换而言之，如于不忠无功者，不但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会成为谋反的借口，为其叛乱嚣张之势火上浇油。
唐德宗像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原本奉皇命处置叛乱的泾原军途经长安突然哗变，皇帝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乱军拥立朱泚立国称帝，德宗皇帝派使者到河北召兵讨逆，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兵勤王。李怀光所部将士，克服道路泥泞，从蒲津强渡黄河入关，在醴泉打败朱泚的精锐骑兵，驰援仓皇出逃奉天的德宗。李怀光又在途中击溃朱泚乱军，朱泚被迫引残兵退回长安，终解奉天之围。
李怀光像
救驾有功的李怀光却遭人谗言，未能见到近咫尺的德宗皇帝。由此，心生怨恨。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二月，惊魂未定的德宗皇帝害怕李怀光生变，想以示恩笼络。于是，为已经位极人臣、身兼将相的李怀光加官太尉，增封食邑，还特意赐给李怀光丹书铁券，派出神策军右兵马使（禁军参谋长）李卞为使者专程宣谕圣旨。李怀光竟然当使者面，“咣”地一声，把历来被视为神器的铁券扔在地上，大发怨言：“皇帝这是怀疑我李怀光嘛？‘人臣反，赐铁券’；我李怀光本来不反，现在皇帝赐我铁券，这不是明明逼我造反吗！”很快，李怀光起兵造反，不仅向德宗皇帝宣战：“我现与朱泚联合，皇帝应该躲避我军锋芒。”并出兵追击逃往梁州的德宗。由此，可见丹书铁券当时已经严重贬值，甚至有负面效应。李怀光这样手握雄兵，又心怀怨望的大军阀看来，落难出逃皇帝，给自己颁发丹书铁券，是迷惑，是示弱，还是欺骗？至此，这种神器得适得其反。
唐代藩镇叛乱油画
“免死金牌”并不能保全功臣的身家性命
功臣受此褒奖，理应备加珍惜，必须誓死效忠朝廷方为有益。如有功臣得此奖励，得意忘形，甚至于萌生祸心，那丹书铁券只能成为他身家性命的催命符。
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开国功臣、吏部尚书侯君集竟然被处斩弃市。作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排名第十七位的元勋，《旧唐书》本传中明确记载：“（贞观）十一年（公元年），（侯君集）与长孙无忌等俱受世封。”太宗皇帝颁赐他“丹书铁券”。令人遗憾的是这也没有保全这位大功臣的身家性命。
凌烟阁功臣像
侯君集于大唐功莫大焉，于太宗情莫深焉。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初四日清晨，秦王李世民率侯君集等发动玄武门政变，伏杀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三天后，唐高祖李渊被迫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很快禅位于李世民，是为唐太宗。日后，侯君集与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五人并功第一。随着李世民从秦王到太子，再到皇帝，侯君集也如影随行地升任左卫将军。太宗刚即位又封侯君集为潞国公。十月，再赐封侯君集食邑一千户。贞观年（公元630年）十一月，侯君集升为兵部尚书，统率全国军队，参与朝政决策，成为太宗朝核心人物。
凌烟阁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初，唐太宗为表彰纪念二十四位开国功臣，修建凌烟阁，悬挂敬奉着大画家阎立本所画的这些功臣的画像，侯君集名列第十七位。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三月，侯君集和李道宗率领南路大军，征讨反叛的吐谷浑国王伏允可汗。侯君集率军横穿戈壁大漠，行军2000余里，途中断水，“人龀冰，马啖雪”。最终大破敌军，伏允可汗走投无路的自缢身亡。吐谷浑之战大获全胜。贞观十年（公元636年），侯君集与长孙无忌等人一起都受到了世袭封赏（颁赐铁券），朝廷授予侯君集陈州刺史之职，后改封陈国公。第二年，唐太宗任命侯君集为吏部尚书，授予光禄大夫爵位。侯君集成为了管官的官，朝野仰慕。
凌烟阁功臣壁画像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朝西部属国的高昌国王麴文泰，竟然切断西域商通，并且拒不入朝。太宗任命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去讨伐高昌国。侯君集率大军到达碛口，麴文泰死病，他的儿子麴智盛继位。在兵临城下的重压之下，麴智盛只好归降。侯君集分兵收复各地，俘获国王麴智盛及其文武官员，立石碑纪功凯旋还朝。
侯君集像
侯君集只因私吞战利品，下狱受审。太宗念他有功劳，将其释放了。后来，为此心生怨气的侯君集竟然勾结人谋反，太宗一直没有追究。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侯君集勾结东宫千牛（太子卫侍长）、他女婿贺兰楚石，煽动太子李承乾谋反，多次进入东宫密谋。
侯君集母亲窦氏墓志铭
反迹败露后，侯君集被拘捕。唐太宗为了保全侯君集不受官吏审判侮辱，亲自审问他。侯君集认罪后，太宗又替他向宰相求情。群臣坚决反对：“君集之罪，天地所不容，请诛之以明大法。”太宗无奈，流着泪地对侯君集说：“与君长诀矣！”临刑前，太宗痛哭流涕对侯君集说：“吾为卿不复上凌烟阁矣！”
凌烟阁复原图
开国元勋地位没有保住他的命，赫赫战功没有保住他的命，皇帝的求情也没有保住他的命，甚至于“丹书铁券”都没有保住功臣的命。“君子立功，守以谦冲；小人得位，足为身害。”即使立下盖世奇功的元勋，也要保持谦虚谨慎，忠贞奉公。这才是功臣真正的自安之道，而并非寄托于“丹书铁券”。
凌烟阁功臣像
“免死金牌”加剧了皇权的衰落甚至灭亡
随着历史的发展，丹书铁券由仅封爵之用，演变了免罪之“契”，甚至成为免死之“符”；所赋特权由受封者本人，延及子孙后代，免死之数竟由一死至三死。随着铁券所列特权的扩大，铁券数量的增加，而其本身真正的价值却在急剧下降，铁券特权日益贬值。
韩信雕像
铁券之制原本是为了加强皇权，巩固王朝统治。但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却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这是颁赐它的最高统治者始料未及的。因为铁券的滥赐，日益分割并削弱皇权，导致了王朝政权的衰微，最终走向灭亡。
七国之乱形势图
汉高祖刘邦颁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铁券”， “始剖符封诸功臣为通侯。”并且大封同姓。他世封功臣和大封宗室的初衷是，两大贵族集团相互牵制而共同拱卫皇权。而历史竟然与汉高祖开了玩笑，最终事与愿违。先是首封功臣淮阴侯韩信谋叛，后有同姓诸王“七国之乱”。 作为首封功臣、开国元勋韩信就是因为汉高祖皇帝颁赐“铁券”，可能就助长了叛逆之心。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即韩信谋反伏诛42年之后，当年的汉高祖怎么也不会料到大封的宗室七王竟然联合起兵反叛。当此之时，对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汉朝而言，无论是他当年与群臣白马誓盟，还是所谓的“丹书铁券”都形同虚设。
七国之乱图
虽然七国之乱在三个月之内被汉中央政府平息。汉景帝趁势收夺各诸侯国的特权。同姓诸王权力被大大削弱，分裂割据势力由此遭受到致命打击。从表面上看，基本解决了高祖分封王制度的后遗症，也好像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但实际上，大汉王朝的皇权也在此过程中遭到重创。纵览历史，汉世之后，几乎没有被外来势力直接推翻的王朝，而大多都是被受本朝颁赐“丹书铁券”的权臣所取代。
清代“铁帽子王”
清代，“丹书铁券”制度形式虽被废止。但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之制，实际上又是“丹书铁券”制度的变种和异化。然而，清朝的“铁帽子王”被剥夺爵位亦不在少数，仍然难逃与“丹书铁券”同样的历史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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