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名赵佶(公元1082年——1135年)，宋神宗赵顼的第11子，宋哲宗赵煦之弟，少年时是一个德才出众的皇子。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病死时无子，向太后拥立赵佶为帝，第二年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浪荡皇帝，他在位25年，在他统治的这25年间，是北宋统治最腐败的时期。1127年7月被金兵所俘，后受尽折磨而死。
宋徽宗赵佶继位后，在政治上十分荒唐腐朽，重用善于投机的蔡京、王黼，擅权弄兵的童贯，善于逢迎搜刮的李彦、梁师成和主持“花石纲”的朱勔等人，时称“六贼”。这些人上下勾结，党羽遍布朝野，他们公开卖官求利，甚至所卖的官都有定价：“在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买到高官的人特别多，这些人当官之后，大肆搜刮百姓。
宋徽宗根据蔡京的建议，以“迢述”的旗号，把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苏辙等120人，定为“元祐奸党，”徽宗亲自书写名字，找石匠刻在石碑上，称为党人碑，立于朝廷的端礼门外。凡刻在党人碑上的名字，人已经死去的，下令削去原来的官职称号，活着的则被贬到外地。徽宗等人还把章惇等人定为“元符党人”，刻石朝堂以示贬斥。
徽宗赵佶根本不问国家政事，一心追求享乐。他生活上荒淫至极，穷奢极侈，肆意搜刮民财，尽情挥霍。他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园林。1114年，徽宗为了修延福宫、艮岳、万岁山、景龙江等园林、命心腹童贯在苏州、杭州主持“苏杭造作局”，童贯作威作福，每天摇着羽扇，吆五喝六，役使几千名工匠，为皇帝制造象牙、牛角、金玉等各种奢侈品，所用物料全向民间征集。公元1105年，朝廷又设苏杭应奏局，派朱勔主持。朱勔凭借皇帝权势，到处横行，专门从东南各地搜罗各种奇花异石，再用船沿着运河输送到开封，每十船组成一纲，称为“花石纲”。“花石纲”害得许多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谁家只要有一花一石被看中，用黄纸一盖，标明这是皇上所爱之物，不得损坏，然后拆门毁墙地搬运花石，用船运送汴京。如谁敢违抗，就指责谁对皇帝“大不恭”，由他任意治罪。凡是深山的怪石、江湖的异物，都迫使民夫去开采。有一次，应奉局曾掠到一块高达四丈的太湖石，装在大船上，强征几千民夫摇船拉纤，遇到桥梁太低或城墙水门太小，朱勔就下令拆桥毁门。为了把这块太湖石运回京城，竟拆毁沿途许多桥梁、城墙、水门才得以通过。有的花石体积太大，河道不能运，就由海道运送。常常船翻人亡。人民在这种残害下，痛苦不堪。
朱勔的花石纲是当时石纲中规模最大的，供应的东西，主要有太湖、灵壁等地的石头，两浙的花、竹、杂木、海味，福建的异花、荔枝、龙眼、橄榄，海南岛的椰子，湖湘的竹木，四川、两广的奇花异果，登(今山东逢莱)、莱(今山东掖县)等地的海错、文石等等。朱勔等人把这些奇花异石运到开封后，供皇帝和大臣盖宫殿、造花园、建住宅。
徽宗和蔡京依据《周礼》的记载，兴建“明堂”(祭祀的殿堂)，任命蔡京为明堂使。明堂建筑规模宏大，每天役使工匠上万人。又用铜铸造九鼎，用黄金装饰。建造九座大殿来安放，称为九成宫。徽宗作《九鼎记》，演奏乐曲祝贺，接着蔡京又上奏，建议修筑延福宫，延福宫是皇帝举行宴会的地方，原来规模不大，蔡京为了讨好宋徽宗，派人在延福宫旧址建规模宏大的宫殿，用延福宫旧名。新的延福宫有七个大殿，东西各有十五阁，宫中能够引水为渠，叠石为山，饲养了各种珍禽异兽。
徽宗为了满足自己无穷无尽的奢侈需要。大肆挥霍国库的积蓄，朱勔等人打着收买花石的旗号，从国库里领钱，然后把这些钱放进自己腰包，而采办花石都是驱使广大人民到深山幽谷中采来的。国库空虚之后，朝廷又变着法儿增加赋税，使广大人民的负担越来越重。徽宗还滥发纸币“钱引”，人民无以为生，不知有多少人家被逼得家破人亡。徽宗还让宦官杨戬和李彦主持“西城括田所”，侵夺民田作为“公田”，仅十年间，就夺得民田即达三百万亩。还使用各种手段，把自耕农变为佃客。按对分方式，向政府交租。
宋徽宗还尊信道教，大建道观，设置道官，自称教主道君皇帝，经常请道士看相算命。他的生日是5月5日，道士认为不吉利，他就改称10月10日；他的生肖属狗，为此下令禁止汴京城内屠狗。还听信道士刘混康的胡说八道，如果将京城东北地势填高，就可以多生儿子。于是，徽宗和道士按八卦方位的艮位进行测量，然后修建了假山艮岳。艮岳比延福宫更加规模宏伟，其周围十多里，最高的一峰90尺，主峰的石头千奇百怪，雄伟峻峭。艮岳中还修建了许多宫室楼台，栽种了多种树木。
徽宗还擅长书画乐舞，整天在宫中享乐，每到各种节日，他都召集百官，大摆酒宴，表演各种乐舞、百戏杂剧等，想尽各种办法来尽情享乐。
宋徽宗的昏庸腐化，反动腐朽统治，激起了尖锐的阶级矛盾，逼使各地人民纷纷起义，其中规模较为大的有方腊、宋江起义。
公元1115年，女真贵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国号金。金建立之后，立即向辽朝进攻。1120年，宋金商定，联合进攻辽朝。宋朝负责攻取燕京折津府，灭掉辽朝之后，宋朝将原来献辽朝的“岁币”全部转献给金朝。
宋军进攻燕京失败后，童贯秘密派使者到金营，请求金兵攻打燕京。当金兵攻下燕京后，要求宋朝出租燕京税100万贯。宋徽宗全部答应要求，从此，宋朝每年除向金交岁币银40万两外，又增加100万贯“燕京代租钱”。
公元1125年，金军分兵两路大举侵宋，一路由粘罕统率，进攻太原；一路由斡离不统率，进攻燕京。两路金军计划在宋都东京会合。十二月，粘罕派使臣到太原去见宋朝权臣童贯，要求宋朝割让河东、河北地区，童贯不知所措，吓得急忙逃回东京去了。金兵没有遇到抵抗，就开到了太原城。斡离不的军队迅速抵燕京城下，宋朝宋将郭药师不战而降，且指引着金兵转攻东京。
整日沉湎于享乐之中的宋徽宗得到报告，惊慌得坐立不安，连忙下令取消花石纲，并下“罪已诏”，承认了自己的一些过错。号召各地军民起兵“勤王”入援京师。徽宗表面上好像已经悔过自新，准备抵抗金兵入侵，但是实际上他战战兢兢，准备南逃。为了便于逃脱，他任命太子赵桓为开封牧，让他留守京都，抵御金军。给事中吴敏和李纲劝谏徽宗传位给太子以便更新政局，组织抗金活动。李纲写成一纸血书，面呈徽宗，上书：“皇太子监国，无非是古今常礼。如今大敌压境，国家安危存亡只在呼吸之间，怎能沿用常礼?名份不正而当大权，怎能号令天下，期望成大事呢?若陛下能给太子以皇位，使其为陛下守国家，是可顺将士之心，以死御敌。这样，天下就可以保住了”。徽宗览毕，甚为感动，自知大势已去，如再不禅位给太子，会遭到天下人的唾骂，自身的安全也难以保障，于是，决定禅位给太子赵桓，任吴敏为门下侍郎，专门辅佐太子。金兵长驱直入，逼近东京，徽宗又怕又急，拉着大臣的手说：“没想到金国人会这样背信弃义!”说着一口气塞住了喉咙，昏倒在床前。群臣急忙把他抬到御床上，灌药救治，被救醒后，他伸手要来笔和纸，写了“传位于皇太子”几个字。吴敏草拟诏书，正式宣布禅位给太子赵桓，这就是宋钦宗，第二年改国号为靖康。徽宗退位，号教主道君皇帝，称为“太上皇”。
1126年(靖康元年)，金军渡过黄河进逼东京，宋徽宗慌慌忙忙向南逃跑，一直逃到镇江。直到第二年四月，围攻东京的金兵被李纲击退北返，徽宗才回到东京。徽宗不顾国家的安危，照旧过他的糜烂生活。公元1126年闰11月底，金兵再次南下，12月15日攻破东京，大肆搜刮金银绢帛，废赵佶和赵桓为庶人。公元1127年3月底，金帝将徽、钦二帝，连同后妃、宗室、百官数千人，以及百工技艺、法驾、仪仗、冠服、礼器、天文仪器、皇家藏书等押送回金国，东京财物被掳掠一空，北宋灭亡。因此事发生在靖康年间，史称“靖康之变”。赵佶被押送途中，受尽了凌辱，到金国后，被囚禁于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受尽了精神折磨，在囚禁期间，他认识到“社稷山河都为大臣所识”，但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昏庸奢侈才导致亡国和自己成为阶下囚结局。
公元1135年4月甲子日。也就是赵佶被囚禁了9年之后，终于不堪精神折磨而死于五国城。
宋徽宗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无人不晓的亡国昏君，但他即位之初所施行的建中之政则博得好评。①明代文人张溥称赞：徽宗继位，“一年之内，获睹清明。”②清初学者王夫之肯定：“徽宗之初政，粲然可观。”③人们难免会问：这些评论是否确当？我在一本通俗读物中，曾将徽宗初政分为两段：向太后垂帘时，复行元祐之法；徽宗亲政之初，推行建中之政。④近读当事人曾布所撰《曾公遗录》，始觉如此划分太机械，不妥当。相关问题还多，诸如：建中之政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它究竟包含哪些内容？为何受到肯定？又何以随即演变为崇宁？本文试图略加回答。必有不妥之处，亟盼各位指教。
一、成因：帝后共政
朱熹认为：“建中纪号，调亭两党，实曾丞相之策。”⑤曾布在徽宗初年的作用固然不小，但朱熹此说则有夸大之嫌。建中之政无非是宋徽宗与向太后共政的结果。岂止曾布权力有限，即使徽宗也难以独立行使其皇权。问题在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徽宗即位，年届十九，作为“长君”，为何恳请太后垂帘？向太后本人也感到不可思议：“皇帝长成，本不须如此。只为皇帝再三坚请，故且勉从。”曾布将个中奥妙道破：“陛下践祚，内外皆有异意之人。上识虑高远，以此坚请太后同听政。不然，谁冀与为助者。”⑥具体说来，其主要原因不外下面两条。
首先，徽宗即位之初，处境相当孤立，反对声浪并未平息。在皇室中，当初
与徽宗争夺皇位的异母弟蔡王赵似并不甘心，仍“有不顺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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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社会上， 赵谂聚众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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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禁中有放火者”，宫外有妄议人，边防要地“熙河效用张庚等谋叛入夏国”。
更危险的是，反对徽宗继位、企图拥立蔡王的首相章惇、都知梁从政仍在职。用曾布的话来说，即是：“惇为首相，从政握亲兵，内怀反侧，但无可为尔”；“外则宰相，内则都知，皆在众人之上，又皆异意之人。朝夕亲近，岂得稳便？”对于徽宗来说，确实是：“非皇太后，谁助之者？”③
其次，徽宗由亲王而入继大统，并非由太子而君临天下，从执政班底到施政方针都准备不足。北宋的东宫虽然不同于唐代，“如一小朝廷”，④但其规格毕竟非亲王府可比。王府官被称为“闲散去处”。⑤太子继位尚可依靠其东宫旧臣组成执政班底，徽宗则不可能。尽管徽宗即位当月，便为其潜邸旧人加官晋爵，王府官徐勣、何执中同时升任宝文阁待制兼侍讲、侍读，因邹浩案被免官的前王府翊善傅楫召为司封员外郎，并旋即委以重任，徐、何、傅三人分别出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监察御史。但他们资历有限，即便可望跻身宰执行列，也尚须时日。难怪徽宗当时将选用官员作为第一要务，不时发出“执政太阙人”⑥一类的叹息 。至于其施政方针，尚无一定之规，主要看向太后脸色行事。一言以蔽之，徽宗尚处于从亲王到皇帝的角色转换阶段，一切均在调适之中。
至于向太后其人，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不贪恋权势，但过问政事。向太后不恋栈，在历史上颇负盛名。如不避家讳，她拒绝宦官黄经臣更名黄臣，以避其父向经之讳的请求，向太后说：“若今天下人皆必更名，乃为万世笑端。”不私外戚，徽宗急于将其弟向宗回、向宗良封为使相，向太后一再谢绝：“不可！”“决不可！” ⑦ “岂不取笑中外，且缓之。”①特别是她刚垂帘，便宣布：“非久即还政”，②并说：“俗谚云：‘被杀不如自杀，不成更待他时。’教他人有言语后还政，何如先自处置为善。”垂帘时，极“谦挹”，甚至自嘲：“‘瞎’字也不识，怎生理会得天下事。”向太后常说：“上聪明，莘③王以下皆不及”；“上性仁慈，见打人怕。”
她放手让徽宗大胆处理朝政并处处予以支持，一再称赞徽宗：“上所取舍，皆合公议”；④“仁明睿断，裁决中理。”⑤即便与徽宗意见不同，有时也顺水推舟。如处罚蔡王府官员白谔，向太后宣称：“本不欲施行，但上意如此。”然而向太后垂帘并非徒有其名，仅具象征性。宰执奏事，即使徽宗认为“甚好”，仍须 更于帘前开陈”。待“太母亦深然之”之后，方可施行。宰执往往如此表态：“太后圣训先定，臣等但奉行而已。”向太后遇大事，均表态，有时相当固执。
如蔡京贬往外地，朝议已定，向太后决意挽留，“毅然不可夺”。曾布“力陈未已”，向太后先解释：“只是教他做翰林学士，了却神宗国史。”再反问：“干枢密甚事？”最后索性说：“且奈辛苦！”叫曾布立即离去。又如向太后定要破例为其宠信的宦官李彀改官，宰执以为不可，她“亦毅然不许”。再如按照“故事，止有追册，未有生复位号者”，向太后执意恢复已被废黜的哲宗孟皇后位号。徽宗只能屈从：“今圣意如此，亦无可违之理。”。⑥向太后听政仅半年，当年七月便卷帘，次年正月即去世，但其政治影响不容忽视。当时人普遍认为：“太后虽归政，犹预政事。”⑦可见，不仅在垂帘时，而且在卷帘后，甚至在其去世之初，徽宗都笼罩在向太后的政治阴影之下。
第二，无过激政见，但偏爱旧党。与几乎全盘否定神宗熙丰之政的英宗高皇后有别，向太后认为：“神宗政事，岂可专欲毁废？”⑧但对熙丰之政的反对者，相当宽容。英宗第三女、祁国大长公主的驸马张敦礼在绍圣年间，上奏指斥神 宗政事。章惇抨击“敦礼，忘德犯分，丑正朋邪，密封章疏，诋毁先烈。”张敦礼因此被贬官。向太后则认为：“戚里何必预知朝廷事，当时罚亦太重矣。”① 让他官复原职，并官升一级。向太后对熙丰之政并非全盘肯定。她指出：“神宗圣明，岂近世人主可比。只是晚年不免错用却人，不免致天下论议。”对于以继承神宗遗志相标榜的哲宗绍述之政，更是直接间接多所指责。向太后感叹：章“惇等误先帝处多”；“刘友端、郝随等误先帝处多”。她赞同此说：哲宗“内则为（郝）随等所误，外则为（章）惇、（蔡）卞所误。如行遣元祐人过当，失天下之心，皆惇、卞之罪。”向太后宣谕宰执：“有甚熙宁、元丰、元祐、绍圣，但是者则用，非者则不用，更不必分别此时彼时。若人臣皆能体行此意，则无不当矣。” ②这实可视为向太后为建中之政定下的基调。似可如是说，若无向太后垂帘，则无建中之政。向太后毕竟偏向旧党，她对绍述时期遭受打击的旧党深表同情，并以旧党中人韩忠彦为主要依靠对象，即是其明证。
徽宗施行建中之政，既遵从向太后的旨意，又出于打击其反对者章惇及其同党的需要。章惇在哲宗去世时，宣称：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③徽宗始终怀恨在心：“惇于定策之际，罪恶固不待言”，非报复不可。章惇与其同党尚书左丞蔡卞、御史中丞安惇既出于政治见解，更为了保权固位，一再强调“谨守神宗法度”，维护哲宗声誉。章唱：“神宗留意政事，更张法度，为万世之利。”蔡合：“臣等皆神宗拔擢，唯谨守神宗法度。”他们“但所不喜，即以诋毁神宗法度为言。”徽宗起用上官均，蔡卞反对：“均元祐中，诋毁神宗政事。”邹浩在哲宗时任右正言，“击（章）惇甚力”。徽宗召邹浩还朝，料定“惇必未肯”。④章惇虽未出面，安惇以为不可：“浩若复用，虑彰先帝之失”，⑤以致徽宗肝火大动。或许正是向太后的正面牵引与反对者的反面推动，一拉一推，形成合力，促使徽宗进入建中之政的轨道。曾布说：“今日陛下方欲以大中至正之道，调一两党。”徽宗告诫大臣：“凡撰词，但平直，不须分别绍圣、元祐。”①徽宗施行建中之政，可谓一箭双雕，既迎合了向太后的旨意，又达到了打击反对者的目的。
自北宋中期以来，凡太后垂帘听政，从真宗刘皇后、仁宗曹皇后到英宗高皇后、神宗向皇后，大体都遵从祖宗家法；②凡皇帝君临天下，从英宗、神宗到哲宗，一般都主张变法或所谓“变法”。传统的力量是无形的。或许与此有关，徽宗越来越倾向新党。特别是在章惇及其同党相继贬官、向太后卷帘以后，这一倾向逐渐明朗。徽宗即位之初，以新党中人曾布为主要依靠对象，并与其密议司马光“岂得为无罪”③云云，即是其明证。正是由于徽宗与向太后当时都既主张“ 调一两党”，但又各有所偏，这一帝后共政的格局才使建中之政暂时得以维持。徽宗如果无此倾向，建中之政势必更多地偏向旧党，甚至即无所谓建中之政。
二、象征：龟鹤宰相
应当指出，建中之议并非始于徽宗初年。早在元丰年间，神宗“欲新旧人两用之”，④因新党反对，旧党又不合作而作罢。元祐五年（1090），旧党执政，大局已定，某些宰执大臣 “欲稍引用（新党），以平夙怨，谓之‘调停’”，⑤ 但议而未行。建中之议在徽宗即位后，终于变为现实。史称：“徽宗欲息朋党，以大公示天下，改元建中靖国。”⑥其实，建中之政并非始于元符三年十一月下诏改元建中靖国，应以重用韩忠彦为标志。元符三年二月，韩忠彦任门下侍郎；四月，迁右仆射；十月，拜左仆射。而曾布早在绍圣四年（1097）闰二月，已知 枢密院事；元符三年十月，升任右仆射。韩忠彦为首相、曾布为次相，“曾短瘦而韩伟岸，每并立廷下，时谓‘龟鹤宰相’”。⑦
如果说帝后共政是建中之政的成因，那么“龟鹤宰相”则是建中之政的象征。韩忠彦是北宋中期元老重臣韩琦的长子，与其经历有关，他虽是旧党中人，但并不偏激。韩忠彦在元丰年间任给事中，元祐年间知枢密院事，绍圣年间因反对用兵西夏被贬官，所受处分不重，出知大名府（治今河北大名东）而已。他虽然受到徽宗与向太后的重用，但与向太后关系更密切。蔡卞说：“韩忠彦乃帘中所信”，“忠彦开陈，必听纳。”①向太后定要废刘皇后，复孟皇后。徽宗不赞成：“ 复孟氏则可”，“复一废一则上累永泰（即哲宗），岂小哉？”②向太后极固执，徽宗很苦恼。他终于找到了开锁的钥匙，让韩忠彦去说，一说便通。
而曾布则是王安石选拔的青年官员之一，他虽是新党中人，但不很标准。曾布在熙宁年间任翰林学士兼三司使，因追究市易违法案而被贬；③哲宗即位刚复职，又因反对司马光废除免役法而再度被贬；绍圣年间得到重用，由翰林学士而同知、知枢密院事，与宰相章惇起初尚能合作，后来矛盾较深。他“荐引名士彭汝砺、陈瓘、张庭坚等，乞正所夺司马光、吕公著赠谥，勿毁墓仆碑。”④哲宗去世，曾布支持向太后立徽宗为帝。向太后对曾布虽无成见，但曾布与徽宗的关系更亲近。曾布不时叫苦：“外则与执政力敌，内则裁抑近习，谗毁中伤，不易当也。”徽宗慰勉有加。曾布怀疑向太后对他有恶感，向徽宗倾诉：“昨日喋喋，深忤皇太后圣意，必甚怒。”徽宗宽慰道：“也无。”曾布时年六十有五，自称“衰残疾病”，多次请求告老。徽宗一再挽留：“卿极强健，何可言去？”“卿预定策，兼朝廷倚赖，何可去！”⑤韩、曾并相的格局，既有利于保持新、旧两党的大体平衡，又是所谓“大公至正之道”的具体体现。
徽宗初年施行建中之政，韩、曾二相以谁为主？史籍大多如是说：韩“忠彦柔懦，天下事多决于（曾）布。”⑥韩忠彦的个性或许确实“柔顺，易屈服”，
①但说他于“天下事”无所建明则未必。建中之政的定调者虽是向太后，但其倡议者则是韩忠彦。元符三年二月，韩忠彦刚奉召还朝，便“见上《陈四事》，以裨新政。一曰广仁恩，二曰开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息用兵。”“上皆嘉纳之。” 韩忠彦的《陈四事》实可视为徽宗“新政”的施政纲领。此文虽为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黄淮等编《历代名臣奏议》所未收，但较完整地保留在毕仲游《西台集》所收韩忠彦《行状》中。韩忠彦在《陈四事·去疑似》中，认为：“法无旧、新，便民则为利；人无彼此，当材则可用。”谴责绍述之政：“自绍圣以来，六七臣者，凡元祐之事，不问其所从来，一皆以为非是而不行。凡元祐除用之人，大则投窜，小者退斥，枉损人材，无补于事。”替元祐之政辩护：“ 元祐者，先帝在位，宣仁（即英宗高皇后）权同听断之年也。何负于天下，而逆 施如此。”请求：“陛下用人之际，无分熙丰、元祐，惟是之从，惟材之用。”
②曾布在与蔡卞辩论时所说，与韩忠彦之意大体相同。蔡卞声称：“天下大计已定，唯是先帝法度政事当持守。”曾布反驳：“事止有是非，若所持守，于公议 为是，孰敢以为不然。”③仅此寥寥数语，并未行诸文字。至于曾布“议以元祐 、绍圣均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明年改元为建中靖国”，④已是后 来的事。可见，建中之政的构想由韩忠彦最早提出，并作了具体的阐述。他的《 陈四事·去疑似》当属向太后为建中之政定调的主要来源和依据。
当时大政方针，暂且不论对错，出自韩忠彦者为数不少。如边疆政策，韩忠 彦在《陈四事·息用兵》中建议：“罢进筑之兵，以休息中外。”于是，元符三年四月，放弃鄯州（治今青海西宁）；建中靖国元年（1101）三月，退出湟州（ 治今青海乐都南）；同月，知鄯州王赡除名勒停，配昌化军（治今海南儋县东北 ）；知湟州王厚责授贺州（治今广西贺县东南）别驾，安置郴州（今属湖南）。
⑤又如如何处置章惇及其同党，蔡卞城府很深，外号“笑面夜叉”。①人们常说 ：“谋发于蔡卞之心，事成于章惇之手”；②“惇迹易明，卞心难见。”韩忠彦主张：“先逐（蔡）卞，则国是定矣”，表现出较高的政治智慧。曾布完全赞同 ：“（蔡）卞既去，（章）惇亦不能害政矣。”徽宗称“甚善”，向太后“深然 之”。再如怎样对待所谓“元祐人”，韩忠彦认为：“元祐生者已被恩，而死者 殊未甄复。”由他“拟定一指挥”，徽宗“如所指，批降付三省。” ③于是，在 元符三年二月恢复范纯仁、刘奉世、吕希纯等20余名生者的官职之后，五月又追 复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等33名死者的官职。
与“天下事多决于（曾）布”的通常说法相反，当时有人认为：“曾布当轴 ，唯自营，于国事殊无可否。”④将曾布视为明哲保身之辈，至少不完全是事实 。如向太后同听政，究竟应当按照真宗刘皇后的天圣故事，还是仿效仁宗曹皇后 的嘉祐故事？如照前者，则“五日一垂帘，同听政”。其他宰执不置可否，主张 ：“具此二次故事禀承。”唯独曾布颇有承担精神，他说：“今上长君，岂可垂 帘听政？当从吾等所请，如嘉祐故事施行。”⑤于是，向太后“不御殿，百司不 奏事，不立生辰节名，不遣使契丹。”⑥又如请求贬黜蔡京者虽多，但以曾布态 度最坚决，不惜触怒向太后。元符三年十月，蔡京终于贬往外地，看似出自言官 弹劾，实则由于曾布恳请。再如如何防范蔡王赵似，曾布指出：“今日陛下于蔡 邸，尤当留意防检，使不陷于有过之地。”并提出了既具体又有效的建议。此外 ，曾布一再告诫徽宗：“陛下践祚之初，中外观望，凡号令政事，进退人材，不 可不慎。” ⑦并“数至上前留身”，与徽宗密议朝政。韩忠彦很眼红，只能以“ 宰相自有体”，不做“又一曾子宣（曾布之字）”⑧自慰。曾布的官职毕竟比韩 忠彦低半格，何况韩忠彦又是“帘中所信”，就施行建中之政的作用而言，至少 在向太后垂帘期间，曾肯定不如韩，但也绝非“于国事殊无可否”。 此说与所谓曾布“无震主之功而有震主之威”，①各走极端，都不足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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