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武帝灭亡卫氏朝鲜（卫氏朝鲜之前的历史相比大家也了解）以后在朝鲜半岛设立四郡统治朝鲜半岛，朝鲜半岛北部完全成为中国领土。虽然史书上说南部存在马韩、辰韩等三韩部落，但实际上这些小部落是从属于乐浪郡的，可以说至此朝鲜半岛已经全部成为中国领土。当时在大同江流域，中国移民基本占据的这一地区的一半以上，即使在南部，也有相当数量的中国移民。在乐浪郡东部都尉之下地区，也是执行中央政策的。
魏晋南北朝时，来自南部部落的新罗、百济政权兴起并接受了中国册封的官职，向中国进贡。
高句丽族最初是生活在汉朝玄菟郡高句丽县的部族，其最初是完全的中国臣民，其地方政权也完全是中国的基层政权。高句丽最初的首领官号为主簿，是中国县级官员。其后高句丽向朝鲜发展，但其对中国的朝贡关系却更加增强，这些都可以在史书中看到。
虽然这三国内部结构向国家演变，但是事实上其性质仍旧是中国地方行政组织。前燕曾册封高句丽王为营州刺史，说明高句丽此时为中国地方政权。此后高句丽王一直任都督营州诸军事这样具有地方管辖权的官职，历代高句丽王也兼任东夷中郎将，东夷都尉等官职，表明其代表中国中央政府行使安抚东北少数民族的权力，此时的高句丽绝对不是主权国家，而是彻彻底底的中国地方政权。
随着高句丽实力增强，其独立倾向越来越明显，中国方面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后来中国在册封高句丽时只授予其勋官而不授予其具有地方实际管辖权的官职，这种明显的不满最终演变成隋唐与高句丽的战争，这种战争的实质是中央政府对试图独立的地方政权的讨伐，是为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正义战争，完全不是今天某些人所讲的侵略战争！在韩国人疯狂篡改历史的今天，我们必须记住这段历史
隋唐征高句丽的原因隋唐时期多次进攻高句丽，对于进攻高句丽的原因及其性质，目前国外学者还存在模糊或歪 曲的认识，在此试做一些分析。高句丽是发源于中国东北境内的一个民族，这一点无论从中国史籍还是朝鲜史籍中都可得到证实（见《史记· 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汉书· 王莽传》、《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现代学者对此也多有论述（杨昭全、孙进已、刘子敏、黄斌、刘厚生等皆有专文、专著论述）。
高句丽建立的政权一直居于中国辖域之内，而且这个政权始终臣服于中原王朝或在中原王朝分裂时期分别臣服于南北各王朝，除个别时期外，几乎未独立过。那么，高句丽政权即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则无异议。
隋唐时期征伐高句丽的战争就是在统一的中央政权征讨地方政权这个大原则下进行的，对此，隋唐统治者有一致的认识。
隋炀帝时，黄门侍郎裴矩告知隋炀帝：“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这里将高句丽政权所占之地往上追溯到西周以前，下至魏晋时期，无可辩驳地指出辽东为中国领土。
唐高祖李渊曾一度要放弃对高句丽的统治关系，他说：“名实之间，理须相副，高丽称臣于隋，终拒炀帝，此亦何臣之有，何必令其称臣”侍中裴矩、中书侍郎温彦博却坚持说：“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
唐统治者以土地之归属为原则，认为在唐统一国家辖境之内的民族或政权，必须服从中央统治，在这方面不能有任何含糊。接着，温彦博又指出了放弃中央与地方统治关系的影响，“不使北面，则四夷何所瞻仰”。意思是说，放弃这种关系，周边民族及政权就失去了向心力和凝聚力，也将带来不利影响。唐太宗对高句丽所据之地认识很明确，他认为，“高丽所居本四郡”。即是说辽东是汉四郡之地，无可争议。
高句丽所居之地既然为隋唐统一政权管辖，隋唐对其所进行的征伐则无可非议，绝不可视为侵略战争。当时发动战争亦不是盲目的，而是在一种必然情况下导致的。这就是隋唐征伐高句丽的原因。
再者，隋唐征高句丽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战争，战争的缘由皆因高丽而引起。
隋文帝开皇十八年，高句丽婴阳王“元率革末革曷之众万余骑，寇辽西”。高句丽婴阳王侵犯辽西，《三国史记》也有记载：“婴阳王九年，王率革末革曷之众万余侵辽西”。
当时高丽王非但如此，而且，“往岁为高丽不供职贡。无人臣礼”。
高句丽侵略辽西，直接带来隋边境的不安和危害，“不供职贡”，则影响到统一的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对于这些，隋中央政权都是不能忍受的，也就必然采取相应措施，于是“命将讨之”。
隋炀帝大业三年，高句丽婴阳王又背着隋，派使臣暗中交通突厥，当时正值隋炀帝北巡至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停留在突厥启民可汗处，“启民不敢隐，引之见帝”。
隋炀帝命牛弘向高句丽使者传达其旨意：“朕以启民诚心奉国，故亲至其所，明年当往涿郡，尔还日，语高丽王知，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同于启民。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隋炀帝知道高句丽婴阳王暗中通突厥，并没有予以制裁，只是给以警告，让其尽为臣之礼节，按时朝觐，则既往不咎，与启民可汗一视同仁。
可是高句丽婴阳王坚持“不从”隋炀帝的意旨，从而导致“帝议讨之”。当时隋仅议征高句丽，并未出兵。到了大业七年，新罗真平王三十三年，真平王“遣使入隋，奉表请师”，隋“许之”。
第二年才正式出兵征高句丽。隋征高句丽，不仅是高句丽对隋不臣，也是新罗请隋出兵所致。
以上是隋朝征伐高句丽的原因，下面看一下唐朝征高句丽的原因。
唐高祖武德九年，新罗、百济派使臣到长安，向唐高祖申诉：高句丽荣留王“闭道，使不得朝，又屡相侵掠”。唐派员外散骑侍郎朱子奢，前往高句丽和解。唐太宗贞观初年，“高丽、百济同伐新罗，连年兵不解，新罗告急”，向唐求救。唐又派朱子奢去三国和解。
贞观十六年，百济又“与高丽连和伐新罗，取四十余城。发兵守之，又谋取棠项城，绝贡道”。贞观十七年，唐太宗派司农丞相里玄奖，持诏书“往说谕高丽，令勿攻新罗”。玄奖到高句丽后，“谕以勿侵新罗，盖苏文谓玄奖曰：‘我与新罗怨隙已久，往者隋人入寇，新罗乘衅夺我地五百里，其城邑皆据有之。自非归我侵地，兵恐未能已’。
玄奖曰：‘既往之事，焉可追论。今辽东诸城，本皆中国郡县，中国尚且不言，高句丽岂得必求故地？’莫离支竟不从”。
从以上史料可知，当唐玄奖到高句丽，宣唐太宗意旨，让高句丽宝藏王罢兵，宝藏王以隋时 新罗乘隋伐高句丽而侵占高句丽五百里地，而不肯停止侵新罗。其实新罗侵占高句丽土地，是由高句丽多次侵犯新罗所致，事后，高句丽为夺回土地而不断地进攻新罗。唐太宗将高句丽、百济、新罗皆视为藩属，在这三国有冒犯唐王朝或三国之间有争端时，就有权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将采取必要措施，这是正常的。在调解中，玄奖能够晓之以理，以唐不索求故土辽东来说服宝藏王，让他不要计较以往之事，否则冤冤相报何时了。唐朝作为大国，面对小国既能做到宽怀大度，又能尽情尽理。宝藏王却拒不接受，从而引起唐太宗征伐高句丽。唐高宗永徽六年，新罗派使臣到唐，“诉高丽、革末革曷夺三十六城，惟天子哀救”。新罗文武王六年，新罗再“请兵于唐”。同年，高句丽发生内乱，莫离支男生在其父莫离支盖苏文死后，继其父位，“为其弟（男建）所逐，遣子乞师”。在新罗、高句丽共同求救下，唐出兵，最终攻灭高句丽。
以上所述可以看出，隋唐征伐高句丽是有充分理由的，不仅由于高句丽侵犯了隋唐王朝，而且也是在高句丽、百济、新罗争战不休、新罗屡次求救于隋唐，隋唐在不得已情况下才出兵的。
这就是隋唐征伐高丽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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