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移斗转，岁月流逝。二百个春秋之后，强盛的大唐帝国步入了它的后期。宦官和藩镇如同两个恶瘤，紧紧缠附在它的肢体上，使之日趋衰竭枯萎。就在这国势衰微的茫茫黑夜中，突然闪出了一丝微弱的光亮，或许是帝国入墓前的回光返照——那便是武宗皇帝短暂的 “中兴”。
运策励精，拔非常之俊杰
唐宪宗元和九年(815)六月十二日，皇太子李恒(唐穆宗)的第五子降临世间，取名��，这便是后来的唐武宗皇帝。会昌六年(846)三月，改名为李炎。生母是李恒新纳两年多的太子妃韦氏，武宗当皇帝后，追尊为皇太后，谥曰宣懿。
长庆元年(821)三月，唐穆宗封诸皇子为王，李��受封为颖王，与同时被封王的诸兄弟景王湛(唐敬宗)、江王涵(唐文宗)、漳王凑、安王溶等，同住在皇宫之外的十六宅。
十六宅是唐玄宗时为诸王建造的16座宅院。由于亲王位高权重，很容易聚众割据，威胁皇位，是一股不可大意的危险力量。鉴于此，唐玄宗心生一计，采取高高挂起的办法，建造了十六宅，把诸王安置其中，赐予高官厚禄，美女良宅，供其宴游享乐，以折其斗志。这样便解除了诸王拥众犯上的危险。此后便成为定制。
颖王��与诸王住在十六宅中， 养尊处优之余， 年轻过剩的精力大都发泄在宴游享乐之中。皇帝为他们的享乐大开方便之门，给予优厚的俸禄，屡加赏赐，并经常驾幸十六宅，与诸王一起宴饮。唐文宗与五弟颖王、八弟安王关系最为密切，专门为他们在十六宅西临建造了颖王院和安王院，屡幸其中。甘露之变后，文宗因受制于大宦官仇士良，心情极为忧郁，更频繁驾临二王府邸，纵酒解闷，赋诗遣愁，向两位兄弟痛陈宦竖之害。宦官势力如此强大， 使颖王��十分震惊， 由此暗下决心， 有朝一日定要清除这股恶势力。
颖王的确与诸王不同，他不为侈靡生活所诱惑，有心计，善谋划，史称他“沈毅有断，喜愠不形于色”。两位兄长敬宗、文宗先后当了皇帝，对他刺激很大。这时期，人们对嫡长子嗣位观念已经淡漠，不可否认有心计的颖王心里已萌生了 “做天子” 的欲望。
开成三年(838)十月，皇太子永抑郁而死，次年十月，文宗立侄儿、敬宗第六子陈王成美为皇太子，等待册礼。次年正月二日，文宗突然病倒，奄奄一息。朝廷形势顿时紧张起来，焦点都集中到继承人的安排上。
宰相杨嗣复、枢密使刘弘逸等和杨贤妃密谋立安王溶为嗣。安王李溶，穆宗第八子，生母杨贤妃。杨嗣复与杨妃同宗，论起来是姑侄关系，他打算乘文宗病危之机而成拥立天子之功，秘密投书杨妃，开导她说：“姑姑为什么不学习武则天临朝称制的做法呢?”杨妃因而顿生欲望，与杨嗣复、刘弘逸等共同谋划立安王为嗣。但是，他们的力量毕竟太弱了，而且立安王名不正言不顺，不得人心。阴谋未能得逞。这件事令武宗难以容忍。武宗即位后，在论功行赏的同时，将安王溶、杨贤妃与陈王成美一同赐死。杨嗣复等亦遭贬黜。
陈王成美在三个月以前已被立为皇太子，虽未及册礼，但毕竟是法定的后嗣，按常理，不该发生嗣位之争。但是在天子大臣皆受制于宦官的唐朝后期，意外的事情是不断发生的。也正由于意识到了这一点，文宗一病倒，宰相李珏、枢密使薛季稜奉密旨采取断然措施，要皇太子成美监国，以便由他们辅佐朝政，控制政局。
宰相杨嗣复、枢密使刘弘逸拥立安王无望，也转而拥立皇太子监国。
唐文宗、李珏等人的企图早已为宦官们所掌握。仇士良等认为，同意宰相们的意见，立皇太子为皇帝，固然名正言顺，但援立之功却为李珏等拥有，挟天子而令诸侯的局面就会改变。因此，他们便紧锣密鼓地谋划立新皇嗣。
文宗病倒的当天夜里(正月二日)，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假传圣旨，率领神策军来到十六宅，迎接颖王赴少阳院受旨。文宗无奈，只得诏立颖王瀍为皇太弟，临时执掌军国政事。皇太子成美复封为陈王。
皇太弟李瀍赴东宫思贤殿接受百官朝拜。
仙韶院副使尉迟璋对立皇太弟之事极为不满，企图兴兵作乱，仇士良等将其搜捕斩首，杀其全家。
正月四日，文宗崩，遗诏皇太弟于柩前即皇帝位。十四日，27岁的唐武宗正式登基。武宗一即位，立即将同自己争夺皇位的陈王成美、安王溶及杨贤妃赐死于府第。接着论功行赏，拥有援立之功的右军中尉仇士良被封为楚国公，左军中尉鱼弘志被封为韩国公，太常卿崔郸为户部尚书判度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升为宰相。册宫人刘氏、王氏为妃。
看来一切都十分顺利。即位工作基本就绪，该安葬文宗皇帝了。八月十七日，派遣知枢密刘弘逸、薛季稜率禁军护送文宗灵驾赴章陵。刘、薛二人素与仇士良不和，在立储之争中，二人拥立皇太子和安王失败，更加仇视仇士良。这次安葬文宗，武宗让他们率领禁军，是举事的极好机会。于是二人密谋，准备率军倒戈，诛杀仇士良、鱼弘志。这一阴谋被卤簿使、兵部尚书王起和山陵使崔稜发觉，立刻率卤簿诸军先发制人，杀死了刘弘逸、薛季稜。刘、薛谋乱的目的虽然是要杀仇士良，但实际上是立嗣之争的继续。
与薛季稜、刘弘逸伏诛的同时，宰相杨嗣复、李珏也被罢相。贬杨嗣复为检校吏部尚书、潭州刺史，充湖南都团练观察使，李珏为检校兵部尚书、桂州刺史，充桂管防御观察等使。仇士良等劝武宗将他们处斩，宰相崔郸、崔珙等以国朝先例，非恶逆显著，不杀大臣为由力谏，杨、李乃幸免于死，但又再贬嗣复为潮州刺史。
经过这一赏一贬，朝廷中反对力量基本清除了，极度紧张的形势开始缓解，朝政恢复了正常。但是，武宗感到自己的处境并不值得乐观，他最讨厌并曾发誓要清除的宦官仇士良等借援立之功仍把持朝政，控制自己。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武宗强烈地意识到，要尽快摆脱自己的被动地位，改变宦官专权的局面，加强中央皇权，就需要有一位才能卓越的宰相统领南衙，以便逐渐取代宦官势力，控制朝廷大权。
经过慎重选择，武宗把这一愿望寄托给了久负盛望的李德裕，并把他从淮南节度使任上擢为宰相，入朝秉政。
李德裕是河北赵州人，出身士族之家。父亲李吉甫是唐宪宗倚重的宰相。李德裕不屑参加科举，从门荫入仕。穆宗初，擢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开始参预朝廷机要，后被牛僧孺排挤，离开朝廷，出任浙西观察使、西川节度使等地方官职，前后历17年之久。文宗、武宗期间，当了7年宰相。宣宗大中四年 (850)，被贬死崖州。李德裕从事政治活动40年，是唐后期才能卓越的人物。起用李德裕为宰相，可谓是武宗有胆有识，用相得人。自李德裕被任为宰相后，武宗便大胆采纳李德裕的主张，故史称“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唐武宗因而也赢得了“运策励精，拔非常之俊杰”的任人唯贤的美誉。
雄谋勇断，振已去之威权
唐武宗诏调李德裕入朝秉政不久，君臣二人就面临着回纥入侵的严峻考验。他们十分清楚这场战争的分量，这不仅是简单的谁胜谁负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武宗朝乃至大唐帝国的威风和尊严能否重振的大问题。
回纥原住在色椤格河流域，公元八世纪逐渐强大起来。安史之乱时期，唐政府曾邀请回纥助唐平叛。他们进入东都洛阳之后，烧杀抢掠，恣行残暴，无恶不做。安史之乱后，回纥虽然退兵，但他们自恃平叛有功，强迫唐政府与之进行不等价绢马交易，一匹马换40匹绢，动辄数以万马交换，而换来的马多为老羸瘦马。直到文宗大和年间，为换回纥马还经常支出20余万匹绢，唐朝国库空虚，多年还不清马价。此外，唐还每年送给回纥两万匹绢，作为助唐收复两京的经常性报酬。
开成年间(836—840)，回纥发生内战，被西方的黠戛斯部落打败，分散于西北各地。公元840年，其中的一支在嗢没斯率领下投奔唐天德军塞下，请求内附。天德军使田牟等边将谋立边功，请求出击回纥。李德裕力排众议，坚请唐武宗应当约束田牟，不许其邀功生事。会昌二年 (842)，嗢没斯等入朝，武宗任命他为归义军使，从而分化了回纥。
这年七月，回纥乌介可汗以为唐朝软弱可欺，公然提出要唐给牛、羊、粮食，借驻天德城等无理要求，武宗予以严词拒绝。八月，乌介可汗领兵悍然越过把头峰 (今包头市附近)，南入大同川，掠牛马数以万计，直逼云州城 (今山西大同市)。
面对回纥乌介可汗的入侵，朝廷之中议论纷纭，牛僧孺等保守势力主张固守边防，不可出击。宰相李德裕全面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认为回纥正趋衰势，击之必胜。武宗采纳李德裕的意见，立即诏调许、蔡、汴、渭等六镇之兵，驰援天德、振武，任命太原节度使刘沔为回纥南面招讨使，张仲武为东面招讨使，李思忠为西南面招讨使，各路大军会师太原，待机讨伐。
与此同时，武宗赐给乌介可汗诏书，列数其罪状，并警告他要 “速择良图，无贻后悔”，尽可能争取招抚。然而，乌介可汗一意孤行，会昌三年 (843) 正月，悍然发兵进攻振武，战争帷幕正式拉开。
刘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马使王逢率3千骑兵为前锋，刘沔殿后。石雄挖地道攻入乌介可汗的牙帐(指挥所)，各路大军配合猛攻，在东胡山大败回纥军队，俘虏了2万余人，乌介可汗中箭逃往黑车子族。唐军取得反击战的彻底胜利。
唐朝反击回纥战争的胜利，具有积极的意义。不仅解除了唐朝北方的边患，保卫了北方的安定，而更重大的意义在于由此壮大了唐朝的声威，使得大势已去的唐帝国雄风再振。
外患甫定，内乱继起。会昌三年 (843)，昭义镇又发动了叛乱。
昭义镇所辖有泽 (今山西晋城)、潞 (今山西潞城)、邢 (今河北邢台)、洺(今河北永年)、磁(今河北磁县)5州31县，节度使驻潞州，为临近两京的战略要地。唐文宗时，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表斥责仇士良罪恶。仇士良拥立唐武宗，刘从谏愈益愤恨，积极准备割据。会昌三年 (843)，刘从谏病故，其侄刘稹秘不发丧，打算自为兵马留后，上表请授节钺，图谋世袭节度使。遭到朝廷拒绝后，便聚众叛乱。
事件发生后，朝廷哗然。对藩镇之乱心有余悸的朝廷大臣们大都主张姑息妥协，答应刘稹的要求，授予节钺，同意为留后。只有李德裕等少数的大臣坚决主张对刘稹用兵平叛。
李德裕对武宗说：“泽、潞地近京师，如果准许刘稹世袭节度使，四方诸镇谁不想效仿?到那时，天子号令就行不通了。”武宗问道： “卿有什么办法制服刘稹?”李德裕回答说： “刘稹如此猖獗，是依恃河北三镇 (成德、魏博、幽州) 的援助，只要成德、魏博两镇不参预，刘稹势孤力单，就难以作为。然后再借两镇兵进攻邢、洺、磁三州，重赏有功将士。两镇权衡利弊，定会听奉朝命。”
武宗点头称是，于是力排众议，独纳李德裕的意见，决定用藩镇之兵讨伐刘稹。
五月，武宗下诏，削夺刘从谏和刘稹官爵，任命成德节度使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魏博节度使何弘敬为泽、潞南面招讨使，与河东节度使刘沔、河中节度使陈夷行、河阳节度使王茂元等合力讨伐刘稹。随后又调武宁节度使李彦佐任晋绛节度使，配合各路兵马。
诏令一下，各路大军进展迅速，唯独李彦佐行动迟缓，并且上表请求在绛州休整。武宗立即调整部署，从天德军方面调石雄任晋绛行营节度副使，准备取代李彦佐。同时对各路讨伐军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严明军纪，禁止部队焚烧庐舍，挖坟掘墓，侵扰百姓，从而取得了沿途百姓的支持。
武宗巧妙地利用了藩镇之间的矛盾，及时把握前线作战的态势，抓住薄弱环节，不断调整作战方案，集中优势兵力，沉重打击了刘稹，保证了平叛战争的顺利进行。
至会昌四年(844)七月，邢州刺史裴向、洺州刺史王钊、磁州刺史安玉等抵不住王元逵、何弘敬的压力，各率部开城投降。
八月，三州投降的消息传到泽、潞二州，叛军内部分崩离析，刘稹亲信，潞州大将郭谊等取刘稹首级，迎接讨伐军进城。历时13个月的昭义之乱，至此彻底平定，收复5州31县。
昭义镇平叛的胜利，是继唐宪宗平藩之后对藩镇势力的又一次沉重的打击。昭义镇的收复，进一步缩小了藩镇割据势力，巩固了唐王朝的统一，也显示了武宗处事的果断和坚决。一度骄横的河北三镇在对昭义镇的作战中，俯首听命，这种现象 “自兵兴以来(天宝安史之乱之后)，未之有也”。
平叛战争的胜利，也是唐武宗雄谋勇断的结果，武宗 “不惑盈庭之言，独纳大臣(李德裕) 之计”，果断平叛。诏令所下，畅通无阻，从而保证了平叛战争的顺利进行。
史称武宗时的唐朝 “戎车既驾，乱略底宁，纪律再张，声名复振，足以蹈章武 (唐宪宗谥号) 出师之迹，继元和 (唐宪宗年号) 戡乱之功”。
力革前弊 抑宦官之专权
由于平叛的胜利，整个朝廷都被武宗突如而来的威力震慑住了。武宗与李德裕君臣二人配合得如此默契，令群臣瞠目结舌，甚至连身历多朝权势显赫且具援立之功的大宦官仇士良等也不得不另眼相看，重新审时度势。正当宦官们狐疑、观望、等待之际，武宗君臣立刻推出了限制宦官的方略。
他首先稳住仇士良、鱼弘志等。加封仇士良为楚国公，鱼弘志为韩国公，也权作对他们援立之功的“报答”。随后即诏调在淮南节度使任上的李德裕入朝秉政。君臣二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限制宦官势力，重振天子与南衙的权威。
武宗采纳李德裕的意见，有步骤有分寸地开始对宦官的权力进行剥夺。
武宗采用打蛇打头的方略，首先向宦官头子仇士良开了刀。武宗自即位之初便对仇士良进行种种限制，不准他参预政事。开成五年(840)八月，仇士良奏请武宗以自己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的职务荫补其子为千牛官。千牛又名千牛备身，为中央禁军左右千牛卫的属官，专掌护卫天子。官位虽低，但选拔极为严格。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宦官都是自幼阉割后入宫为内侍的，仇士良怎会有儿子呢?原来，唐中后期，宦官势力逐渐扩大，很多宦官便也娶妻纳妾，堂而皇之过起正常人的家庭生活。他们还收领养子，这样既弥补了无家庭的缺陷，又扩大了自己的势力。毫无疑问，仇士良要荫补的儿子也是养子了。养子毕竟不如亲生的光彩，因此给事中李中敏嘲讽他说： “开府官阶从一品，的确可以荫子，可是阉人的儿子是从哪里来的呢?”仇士良又羞又恼，但又无可奈何，因为唐武宗对他的请求置之不理。
会昌二年 (842) 四月，武宗令中书省起草诏书，削减禁军的粮饷。在此之前，天子的诏令是由大宦官传递经办的，而今仇士良等却不能参预。仇士良恼怒地说：“果真如此，我将率领禁军兴乱示威”。武宗得悉，气愤地说：“纯为奸人之词”，当面斥责仇士良“削减粮饷之事，纯属朕意，且尚未实行，你何必出此狂言?”一向骄横的仇士良竟诚惶诚恐，俯首请罪。仇士良的权势受到很大限制。
会昌三年 (843)，仇士良无奈，被迫退休。不久死去。一年后，武宗下诏，追削仇士良生前所受官爵，并籍没其家产。制裁了横行数朝，跋扈朝廷内外的宦官总头子仇士良，宦官专权的嚣张气焰受到沉重打击。
仇士良退休还家时，曾对送行的宦官传授秘诀说：“天子不可让他闲着无事，要经常诱导他纵情淫乐，使其无暇顾及朝政，这样，我辈才可以得志。尤其是不可让他读书，亲近大臣。他若看到前朝兴亡的故事，心里害怕，我辈就被疏远了。”这可谓是仇士良经验之谈了。事实正是如此，宦官为了使皇帝就范，总是想方设法用金钱美女声色犬马加以腐蚀引诱，拉皇帝下水。会昌四年 (844)，在淮南监军的宦官效法仇士良的经验，选美女献给唐武宗，遭到武宗拒绝，并诏令监军，以后不得再送。这倒不是说武宗不近女色，而主要是他下决心打击宦官。
同年，唐武宗不同枢密使商量，直接任命崔铉为宰相。当时的枢密使是杨钦义、刘行深，老宦官们都埋怨杨、刘二人懦弱，破坏了老规矩。其实，杨钦义等是非常精明的，他们看到客观形势对他们很不利，一向敌视宦官的李德裕受到武宗的极大信任，上台执政，就意味着宦官们只有退却才是出路。杨、刘二人怎敢再去争夺权力呢。唐中后期，枢密使出纳王命，控制禁军，掌握国家机密，取代了中书省的权力，权势极为显赫。既然这时连宦官头子都不敢出来争权夺势，可见武宗对宦官打击之甚。
宦官势力的膨胀，渗入到了各个方面，他们不仅把持朝政，也控制着兵权，并利用兵权扩大势力。李德裕当宰相后，上书武宗，总结了德宗以来中央与藩镇作战失败的原因有三：一是由于宦官军权太大，战时诏令从宫廷直接发到前线，宰相却不能参预决策。二是宦官监军，随意指挥，束缚了将帅的手脚，使军队不能灵活作战。三是每军各有宦官作监使，他们选军中最强壮的士兵作为牙队 (卫队)，让老弱士兵出阵作战。开战后，监军率牙队在远处观战，见势不妙，便策马先逃，阵上士兵随之溃退。武宗接受李德裕的建议，诏令监军不准干预军政，监使选牙队每千人中只准抽10人。由于牙队人数少了，监使便不敢到前线观战，由此加强了将帅的指挥权，使他们能机动灵活地在前线作战。反击回纥和昭义镇平叛战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武宗对宦官军政权力 的限制。
武宗对宦官势力的打击尽管是有限的，但对唐王朝来说却是受益非浅，这在唐后期是了不起的事情。清初思想家王船山曾说：“唐从肃宗以来，内竖(宦官)之不得专政者，仅见于会昌 (武宗年号)。”这一评论是合乎事实的。
一度泛滥的藩镇和宦官势力在唐武宗朝得到暂时的控制，唐朝呈现出中兴的景象。可惜的是，武宗匆匆谢世，唐朝中兴终成憾事。王船山也不无遗憾地说： “武宗不夭，德裕不窜，唐其可以复兴乎?”
惩蠹源济物利众，望成仙饮丹丧生
伴随着唐帝国日斜西山，佛教势力呈恶性发展之势。唐代宗君臣引高僧入宫廷，礼佛诵经，极为优容。每当遇到外族入侵，便让和尚们诵读《王仁护国经》。一旦侥幸取胜，便大加赏赐。皇帝的倡导，使“中外臣民承流相比，皆废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宪宗曾组织官民隆重地迎接佛骨，“百姓有废业竭产，烧顶灼臂而供养者，农人多废冬作，奔走京城”。长庆二年 (822)，穆宗去咸阳途中向善因佛寺一次施舍僧钱达百万之巨。
佛教的恶性发展，不仅耗费了国家大量财物，加重了人民负担，而且使唐朝政治愈加腐败黑暗。
武宗血气方刚，当政之初，立即敕令李德裕具体组织灭佛的行动。
李德裕一贯主张禁止佛教，他曾激烈抨击佛教“弃五帝之典，绝三纲之常，殚竭财力，蠹耗生灵”。会昌二年(842)三月，李德裕下令禁止置童子沙弥。十月，又下令，凡僧人违犯戒条，擅自娶妻者，一律责其还俗归乡，没收其钱粮田地。欠债者，还俗后充为徭役。当时还俗的和尚达3千余人。随后，武宗下诏，限定寺院奴婢人数，规定每僧只准用一个奴婢，尼姑用二婢。会昌三年 (843)，又废除了摩尼寺，斩杀摩尼师，籍没其财产。翌年四月，下令禁止寺院供奉佛牙，并拆毁了一部分山房兰若 (较小的寺院)。
从会昌元年到会昌四年(841—844)，武宗经过4年的调查准备，为全国规模的灭佛运动创造了条件。
会昌五年(845)，武宗根据中书门下的奏疏，发布了灭佛诏书，诏书称： “朕闻三代以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佛教浸兴。因缘染日，蔓衍滋多，以至于蠹耗国风，诱惑人意。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弊之可革，断在不疑。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物利众，予何让焉!”武宗通过诏书，对佛教恶性发展带来的危害进行了淋漓尽致地抨击，表明了他执意灭佛的决心。随后，一场全国规模的灭佛运动从此迅速展开。
三月，武宗诏令对全国各地寺院的财产进行调查登记;五月，勒令50岁以下的僧尼，不论有无度牒，一律令其还俗，遣送还乡，参加生产。武宗还批准了宰相的奏请，规定：上州每州只准留一所佛寺，下州的佛寺全部废毁。上都 (指京师长安)、东都 (指挥都洛阳) 每地各留两所寺院，每寺留僧30人。到会昌五年底，全国共销毁寺院、兰若4万6千6百余所，僧尼还俗20余万人，解放奴婢15万人，没收土地数10万顷。收缴的铜像、钟磬送归盐铁使铸钱，铁佛像由各州收缴，铸造农器。还俗的僧尼，一律遣送回原籍充为两税产。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会昌灭佛”。
会昌灭佛是唐朝反佛斗争取得的伟大成果。灭佛运动的胜利，巩固了中央集权的物质基础，增加了税源，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武宗在强行灭佛取得战功同时，自己却又误入了歧途。他企图恢复国教 (道教) 的权威，用道教压制佛教，因而大力提倡道教。
早在未执政前武宗就颇好道术修炼之事。即位后，在诏调李德裕入朝的同时，又召道士赵归真等81人来朝廷，向他们询求道术，并在三殿修建金录道场，武宗亲临九天坛接受法录。当时谏官上疏谏止，武宗置之不理。六月，又封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文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与道士赵归真住在宫廷，撰修法录。赵、刘两位道士在武宗面前极力诋毁佛教，这正中武宗下怀，因此，灭佛运动愈演愈烈。
自此而后，武宗对道士倍加崇信，渴望赵归真、刘玄靖等道士能够炼出长生不老的仙丹，服后成仙。对这种愚蠢的行为，当时谏官刘彦谟曾上书切谏，反被武宗贬出朝廷。
武宗崇尚道教已达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会昌三年(843)五月，正值昭义镇发动叛乱之际，武宗竟在禁中建造望仙楼，企望步入仙境。会昌五年(845)正月，又在南郊建造望仙台，并诏令神策军重修望仙楼及廊舍539间。
第二年(846)三月，丹药炼成，武宗迫不及待地吞服而下，他认为从此便会成为长生不老的仙人了! 然而，药服下后，武宗顿感不适，继而狂躁不安，喜怒失常，旬日间便丧失了说话能力。二十三日，武宗在长安大明宫驾崩，终年33岁。八月，葬于端陵，庙号为武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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