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娃娃天子
元丰七年 (1084) 三月的一天，富丽堂皇的集英殿内香烟缭绕，笙歌萦回，宫廷大宴正在进行。文武群臣坐分两班，宫嫔内侍穿梭往来，气氛象开始转暖的天气一样温馨、热烈。人们发现，年方37岁的神宗皇帝赵顼今天也比往常更为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显得格外地高兴。原来，他的长子延安郡王赵佣就侍立在御座之侧。
赵佣生于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七日，本是赵顼的第六个儿子。他的五个哥哥出生不久就相继夭亡了，大概是出于希望这第六个儿子能够象平民孩子一样好养的缘故吧，赵顼亲自给他取名曰“佣”，同时授检校太尉、天平军节度使，封均国公。元丰五年 (1082) 又迁开府仪同三司、彰武军节度使，进封延安郡王。
赵佣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不但健康地成长起来，而且天资颖悟，清俊好学。父亲是个年青有为、锐意进取的君主，很善于处理复杂的家庭关系，对儿子的钟爱更是可以想见的，平时勤政之暇，少不了要把很多精力放在对儿子的训导抚爱上，所以父子关系很是亲密。赵佣在父亲的影响下，八九岁上虽未专门延师就学，却已能背诵七卷 《论语》 了，字也写得端谨工整。
国家有后，可以上慰祖宗，下安万民，还有比这更令赵顼高兴的事情吗? 这天，赵顼特意安排儿子侍宴，把他郑重其事地介绍给了文武群臣。赵佣虽是头一回经历这样的场面，却天表温肃，进止中度。集英殿内响起了一片称贺之声。
不料到了冬天，赵顼就生起病来，翌年正月过后，越发加重，后来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还在疾病初起之时，赵顼就有了立太子的打算，他说准备在来年(元丰八年)春天，让佣儿出阁立为太子，并想延请司马光、吕公著来做他的师傅。眼看皇帝之病日趋恶化，立太子更是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了。赵顼的母亲宣仁高太后、皇后向氏以及左相 (首相) 王珪等人对赵顼的安排是没有什么异议的，高太后甚至命内侍梁惟简秘密赶制一袭十岁小儿穿戴的黄袍，供赵佣仓促即位时用。然而右相 (次相) 蔡确和职方员外郎邢恕却有另外的打算，图谋把赵顼的胞弟岐王颢或嘉王頵推上台。他们想通过高太后的侄子高公绘、高公纪达到目的。邢恕找到二人说：“皇上看来不行了，延安郡王尚属幼冲，太子之事应早有定论。岐、嘉二王都是很贤明的。”公绘惊曰： “这是什么话! 君难道想贻祸我家吗?”邢恕碰了钉子，知道自己的打算不会得逞了，就和蔡确转过头来准备首先拥立赵佣，以夺得定策之功，并想借机除掉和蔡确有矛盾的王珪。
二月底，三省、枢密院长官前往福宁殿问疾，起初没敢提及建储之事，退下后，都到了枢密院的南厅议论此事，蔡确一个劲地逼王珪表态，假若王珪稍有异议，就由事先安排好的知开封府蔡京率领的杀手将王珪诛死。王珪谨慎怕事，是个出名的 “三旨宰相”(他上殿奏事必称“取圣旨”，皇上可否之后他说“领圣旨”，退而传达就说“已得圣旨”)，又口吃得很，蔡确一再追问，他结结巴巴地连说了几个是字，才慢吞吞地说：“皇上自己有儿子，这事还讨论什么?”蔡确无计可施了。
一股暗流没能荡起惊涛骇浪，宰执大臣再次来到赵顼的病榻之前。王珪说：“去冬曾奉圣旨，道是皇子延安郡王来春出阁，请求早日立为太子。”赵顼点点头表示同意。王珪又请求由皇太后权同听政，赵顼也微微点了点头。后事就这样安排妥了。
三月初一，王珪等人再到内东门问疾，高太后已垂帘坐在一边了。她说：“相公们立得这孩儿便好。这孩儿直是孝，自官家服药(唐宋时宫中称皇帝为官家)，从未离开过左右，还吃素、写经，为官家祈福。”说罢，从帘内传出两本经卷。王珪接过一看，见是《延寿经》和《消灾经》，每卷之后还题有“延安郡王臣某奉为皇帝服药日久，写某经卷，愿早康复”等字。这时，宫女从帘内抱出了赵佣。只见他戴着帽子，穿着衫带，立于帘外，大臣环侍了一会儿，没说什么话，就到前廷宣读了制词：立赵佣为皇太子，改名煦，令有司择日备礼册命。同时还公布诏令说：“所有军国政事，由皇太后权同处理，直到皇帝康复为止。”
赵顼没有熬到康复的那一天，三月初五日便在福宁殿中与世长辞了。当天，赵煦就在丧父的悲痛中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时他才刚刚10岁。
受人冷落
赵煦在位的头一个年号称作“元祐”，这是因为他的祖母宣仁高太后与他一起“权同听政”的缘故，军国政事的一切最高决策权全掌握在了高太后手上。
高太后(1032—1093)，乳名滔滔，祖籍亳州蒙城，出身门第和她的姓一样异常高贵。她的曾祖是宋太宗赵光义时就以武功起家的高琼，她的母亲乃北宋开国元勋大将曹彬的孙女，而她的小姨就是仁宗的慈圣光献曹皇后。她和英宗皇帝一起从小就青梅竹马，长育宫中，曹皇后待她就象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后来由仁宗和曹皇后亲自主婚，嫁给了英宗。当时宫中谓曰“天子娶儿媳，皇后嫁闺女”，传为一时盛事。英宗即位后，她被策为皇后，英宗病死，她的儿子赵顼继位，她又成了太后。
这个习惯于在高贵的地位上养尊处优的老太太，对一切变法革新的事都觉得扎眼。当上太后之后，经常和她来往的除了那些内侍，就是那些在变法过程中受到抑制的皇亲国戚。赵顼任用王安石变法，皇亲贵族群起反对，高太后就成了他们的首领。她甚至抹眼淌泪地劝说赵顼不要轻易变革祖宗的法度，要求把王安石赶出朝廷。赵顼弥留之际，高太后又当着他的面说“我要给你改某事某事，凡二十余条”。眼下她辅佐孙儿垂帘听政，位居太皇太后，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她以恢复祖宗法度为先务，立即起用了大批守旧派人物，对于反对变法最卖力的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等人更加重用。而对于变法派的重要分子和奉行新法的官员如吕惠卿、章惇、蔡确、吕嘉问等则坚决予以排挤和打击，对于赵顼在位时推行的一系列新法全盘否定，逐个废黜。一时间，朝野上下掀起了一阵清算新法之风，史称 “元祐更化”。
司马光等人废新法打的旗号叫做“以母改子”，即由高太后来纠正赵顼的过失，一切大政方针都是高太后出面主张的。赵煦这个当皇帝的这期间被摆到一个什么位置上去了呢?
赵煦即位之初，虽然年龄幼冲，没有经受过激烈政治斗争的历练，然而十岁的孩子毕竟懂事了，他头脑里已很有了一些分辨是非的能力。他登上皇位不久，需要接见契丹派来参加神宗吊唁活动的吊哀使，宰相蔡确觉得契丹使者的衣冠装束和汉人不同，怕赵煦幼小，猛然见到会害怕，就在事先详细讲述契丹人的样子，请皇上不要惊异。蔡确絮絮叨叨重复了好几遍，赵煦没哼一声，等他罗唆完了，赵煦忽然板起面孔问：“这契丹也是人吗?”蔡确一愣，说： “当然是人，只是属于别的民族。”赵煦说： “既然是人，怕他做甚?” 蔡确悚然而退。
赵煦是很反感别人依旧拿他当小娃娃看待的，然而无论是祖母高太后还是当时的大臣，偏偏要把他看成个不懂事体的小孩，常常动不动就教训上几句，对此他怎能服气和高兴呢?此后接连出现的种种事端更加深了他对高太后的怨恨和对元祐大臣 (泛指元祐期间得势的反变法派大臣，下同) 的厌恶。
当时的皇帝除勤政外还得勉学，赵煦年龄小，读经讲史更是少不了的。高太后和大臣们都想通过教育使他成为一个能恪守祖宗法度，通经史，有行义，忠信孝悌，淳茂老成的人。赵煦起初还是很愿意念书的，平时在宫中除了留心典籍外，不很喜欢玩耍。他涉猎较广，尤其喜欢唐人律诗，常把自己亲手抄录的唐诗分赐给大臣。后来吕公著从《论语》、《尚书》、《孝经》中节录了一百段重要的篇章进呈给他，他又每天书写阅览。高太后高兴地对吕公著说： “皇帝因此甚有益于学问，其效果与诗篇不同。”赵煦对儒家经典里的一些微言大意也很愿潜心推究。元祐四年 (1089) 二月的一天，他在迩英阁，诏讲读官讲《尚书》，侍讲司马康讲到《洪范》篇中的“三德”，赵煦问： “只此三德还是还有别的德?”司马康回答：皋陶曾说过有九德，象“柔而立，刚而塞，强而义”等语就是。这以前，赵煦在听讲时从未说过话，起居舍人王岩叟这次喜闻德音，想借机讷谏一番，就说： “陛下即然能详细询问，必定也能身体力行。三德乃人君之大本，得之则治，失之则乱，三数虽少，推而广之，足以尽天下之要。”王岩叟又问： “陛下退朝无事，平时怎样打发日子?”赵煦说： “没什么别的爱好，只是看书。”王岩叟说： “学问需要积累，积累的关键在于专与勤，不干别的事，才算得上专; 久而不倦，方能为勤。”
元祐元年 (1086) 三月，司马光、吕公著推荐了洛阳的程颐担任崇政殿说书。程颐字正叔，是个有名的道学先生，司马光说他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法，五十多岁了还不求仕进，连个官职也没有。程颐虽然学问上造诣很深，为人处世上却迂腐气十足，他不懂得人际关系的圆滑，待人接物老是按他从书本上得来的所谓忠信礼法行事，不会察看别人的脸色。老夫子刚被请出山来，立即发表了一通宏论：“陛下春秋方富，辅养之道不可不至。大凡一天里面接触贤大夫的时候多，亲近宦官、宫妾的时候少，自然就会潜移默化，德才兼备。希望遴选贤士入侍劝讲，讲罢，白天常留二人，晚上留一人，以备咨询，碰上有什么小的过失，贤士们能随时规劝，日积月累，必能养成圣德。臣以为天下重任莫过于宰相和经筵 (帝王为研读经史特设的御前讲席，也指御前讲读经史的官员)，天下治乱关键在宰相，君德成就责任在经筵。窃见经筵内的臣僚陪侍的坐着，而讲读的却站着，这是很违背礼法的，请求今后特令坐讲，以养成皇上尊儒重道之心。”老夫子说到做到，在赵煦面前每每以师道自居，侍读之时也老是板着面孔，言多讽谏，他建议皇帝身边使唤的宫女、宦官应物色年龄在45岁以上的厚重小心之人，皇帝日用的器皿、玩具也应朴素简陋。他每次赴经筵之前必定斋戒沐浴，在经筵上还常常要求赵煦也使用古礼，弄得赵煦很怕他，连苏轼也觉着他不近人情，常当面笑话他。
当时文彦博已90岁高龄了，对赵煦仍然毕恭毕敬。有人对程颐说： “你在皇上面前态度倨傲，和文潞公 (彦博) 的谦恭相比，人们议论起来都觉着你未尽臣礼。”程颐说：“文潞公乃三朝老臣，事幼主不得不恭。颐是从布衣当上皇上老师的，哪敢不自重!”
一次，程颐听说赵煦在宫中走路，见到昆虫蝼蚁就躲避而过，还不准随从践踏，就问赵煦： “有这事吗?”赵煦说： “有，我不忍心伤害它。”程颐接着讲了一通大道理说：“将这种仁爱之心推广到四海百姓身上，正是帝王之要道。”赵煦毕竟年龄小，童心未泯，有一次，他见春风中新绿的柳枝煞是可爱，就爬到栏杆上折了一枝，不巧被程颐看见，程颐立刻拉长了脸，教训道： “现在春和景明，是万物生长的季节，不可随便摧折!”赵煦很不高兴，从此，对程颐的感情由畏惧变成了怨恨。
其实，赵煦怨恨的又何止程颐一人
变法派虽被相继赶出了朝廷，但朝内掌权的反变法派之间的矛盾斗争仍十分激烈。最先发生冲突的是程颐和苏轼。苏轼对程颐的举止很不以为然，常当众奚落他，元祐元年九月，司马光死的时候，百官正举行明堂庆礼，大伙想在庆礼结束后前往吊唁，程颐以为不可，并且引经据典说：“孔子在一天里哭则不歌。”当场就有人驳难他说：“孔子说哭则不歌，并没说歌则不哭。”苏轼接过话头，冷笑着讽刺道： “这大概是枉死西市的叔孙通新制的礼仪吧。”众人大笑，程颐下不来台，两人的嫌隙更加深了。程颐的学生右司谏贾易、右正言朱光庭就借机弹劾苏轼，为老师报仇。从此朝内大臣各立山头，分成了洛、蜀、朔三党。洛党以程颐为首，下有贾易、朱光庭等人; 蜀党以苏轼为首，包括侍御史吕陶等人; 另有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人结成一伙号为朔党。各党之间，泾渭分明，互相攻讦，乱哄哄地闹成一团。
封建时代的最高统治者对于大臣之间拉山头、立帮派的事向来是极反感的，赵煦更不例外，有一次，他向御史中丞胡宗愈问起了朋党之弊，胡回答说：“君子把小人看成奸邪，则小人必定指君子为朋党，陛下能选拔重用中立不偏之人，朋党自然就会消灭。”第二天，胡宗愈还为此写了一篇《君子无党论》进呈上来。既然君子无党，那么目前参与这场朋党之争的大臣们岂不都是小人吗?赵煦就是这样看的。而且，长期以来几乎所有大臣在赵煦面前表现出来的不恭敬行为，更使赵煦耿耿于怀，加深了对他们的怨恨。当时朝廷大权被高太后一人所独揽，大臣们居然也势利得很，凡有奏事，都只向高太后请示禀报，赵煦后来就对人讲：“元祐垂帘之时，朕看到的只是大臣的脊背和屁股，他们的脸全转到太后那边去了!”有时赵煦偶尔问件事，大臣们竟连答理的都没有。他的自尊心被狠狠刺痛了。
元祐二年(1069)八月，赵煦生了一场麻疹，好几天没有上朝，也没去迩英阁听读，对此执政大臣们没有一个过问的，倒是程颐站出来问宰相吕公著：“皇上没上朝坐殿，什么原因你知道吧?”吕公著回答：“不知道。”程颐说：“二圣(即赵煦和高太后)临朝，皇上不坐殿，太皇太后就不应该自己坐在那里，而且皇上生病宰相居然不知道，行吗?”第二天，吕公著等人才去向赵煦问疾，而程颐却因这番多嘴得罪了人，不几天就被弹劾罢官，赶回洛阳老家去了。
赵煦对元祐大臣的印象越来越坏，他和高太后的感情危机也越来越深。
赵煦的生母朱氏，开封人，出身于一个平民百姓之家，幼时遭遇十分坎坷。她的父亲姓崔名杰，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死去了，母亲李氏年纪尚轻，带着她改嫁到了一个叫作朱士安的人家，她也就改姓朱了。幼龄丧父已很不幸，而朱士安又不喜欢这个前窝的孩子，李氏没法，只好把她托付给一个姓任的亲戚家。熙宁初年，这个在苦水中泡大的少女被选入宫当上了神宗身边的御侍宫女，后来为神宗生了二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就是赵煦。母因子贵，她慢慢地由才人、婕妤进封为德妃，赵煦即位后，又被尊为皇太妃。朱氏虽然身为皇帝的生母，但自幼寄人篱下的孤苦生活所养成的温恭柔顺的性格，并没使她因此而骄矜自得，在婆婆高太后面前，她更是毕恭毕敬，极尽妇道。尽管如此，高太后仍不把出身卑贱的她放在眼里，有时甚至少不了训斥几声。元丰八年(1085)十月，朱氏护送神宗的灵柩前往巩县陵墓区安葬，途中驻于永安(今河南巩县西南)，当时韩绛知河南府，亲往永安迎驾，朱氏走在后边，韩绛也去迎接。朱氏回到宫中，偶然在高太后面前提起此事，高太后竟勃然大怒：“韩某乃先朝老臣，你哪能受他的望尘之礼?!”吓得朱氏淌着眼泪连忙谢罪。亲生母亲遭到高太后的如此诃斥，传到赵煦耳朵里，他心里的滋味能好受吗?
赵煦原先的日常生活是由老宦官刘惟简等几个内侍照料的，即位后，高太后把刘惟简等人全调走，另外派给他了二十个宫嫔，这些宫女年纪都不小了，大多四、五十岁，小皇帝整天和这样一些老态龙钟的婆婆们待在一起，难免索然寡味，他很想找个年轻的女子陪伴自己，可又不敢直接向高太后表白，就秘密派人外出查访，说是宫中要找一个乳婢。不知怎地这件事竟在民间传开了，接着就有大臣呈上了谏章，礼部侍郎兼侍讲范祖禹上疏说：皇上年方14岁，不应当是亲近女色的时候，劝皇上进德爱身。又请求高太后保护好皇帝，言辞十分激烈。他在迩英阁讲经，讲到《尚书》“内作色荒，外作禽荒”时，反复念了好几遍，起身肃立说： “请陛下留意!”高太后临朝时虽一再作了解释，但说的话并不一致，她对范祖禹说此事属于外间虚传，对吕大防却说：“这不是官家的要求，乃是神宗的一二个小公主需要喂奶。官家常在我榻前阁内就寝，哪能有这种事发生?”但退朝之后，她就把侍候赵煦的宫女轮番叫去审问，赵煦见回来的宫女一个个都红肿着眼睛，象曾经哭过一样，吓得更不敢作声了。
过了两年，赵煦逐渐成长起来，高太后觉得这时该正式给他立个皇后了，就物色了百余名世家少女入宫备选。高太后起先看中了仁宗皇帝时战功卓著的大将狄青的孙女，门第显赫，年龄也合适，美中不足的是庶出过继来的，有人觉着狄氏不是嫡出，名分不正，高太后只好放下这头。另有眉州防御使兼马军都虞候孟元的孙女，端淑幽娴，高太后很喜欢她，还亲自教她女仪，连倒着走，侧着行都手把手地教。元祐七年(1092)，赵煦年已17岁，孟氏年方16岁，高太后对大臣说： “孟家闺女能执妇礼，可以正位中宫。”命翰林起草制词，还因近世礼仪简略，命有司议定立后六礼。这一切全是高太后一手包办，赵煦是没有发言权的。
五月十六日，赵煦御文德殿册立孟氏为皇后。在高太后的安排下，大婚典礼盛况空前，只见卤簿仪仗导舆簇拥，百官宗室列班拜迎，笙乐喧天，钟鼓和鸣。赵煦新婚燕尔，不但没有喜气洋洋，反而不知不觉地流露出了不满意的神情，高太后看在眼里，虽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得贤内助，不是小事。”却又暗自叹息：“皇后贤淑，只恐福薄，将来国家有事，她怕是要担当其祸了。”
果然，新婚不久，皇帝和皇后不太融洽的关系就公开化了。当年十一月，赵煦前往南郊祭祀天地，苏轼担任卤簿使，车驾正要进入太庙，前边的路上突然出现了十余辆红伞青盖的牛车(宋时宫人乘坐牛车)，不避仪仗挡住了去路，赵煦一行只好停了下来。苏轼派御营巡检使上去查问，看看是谁如此大胆无礼，原来是皇后和高太后的女儿韩魏国大长公主。苏轼对担任仪仗使的御史中丞李之纯说：“中丞的职责是讽谏肃政，此事不能不报告太皇太后。”李之纯怕得罪人，不敢言，苏轼就在车中草拟了一道奏疏，赵煦见皇后和大长公主居然不把他放在眼里，胆敢争道，很是气愤，连忙派人骑马把奏疏送给了高太后。第二天，还下诏整肃仪卫，凡皇帝出行，自皇后以下皆不得 “迎谒”。
高太后虽在垂帘之初表白说：“我性本好静，只因皇帝幼冲，权同听政实在是出于不得已，况且母后临朝也非国家盛事。”然而赵煦大婚之后已不算小了，高太后仍丝毫没有还政退位的意思。她的权力欲是如此的强烈，这就不能不和赵煦的自尊心形成尖锐的冲突。赵煦觉得自己既然是个皇帝就应该裁决天下大事，而当高太后和司马光等人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大废新法的时候，他却象个摆设一样完全抛在了一边，此后又接连被人冷落，连自己的生母都不免遭人欺辱，他的心情怎能舒畅，怎能不愤愤难平呢? 他决意要用沉默以示抗议。即位以后，他就很少讲话，年龄渐长，话却变得更少了。高太后有一次问他：“大臣们奏事的时候，你心里是如何想的，怎么连句话都不说?”赵煦答曰：“娘娘已处理过了，叫臣又说什么呢?”高太后及其大臣并非傻瓜，他们也看出了赵煦的不满，为防止他日后翻案，高太后等人一面加紧打击变法派，一面继续训导赵煦，向他灌输所谓祖宗之法。
蔡确被贬到安州 (今湖北安陆) 后，曾游车盖亭，写了几首诗，知汉阳军吴处厚与他有仇，就将其诗意滥加引申，说是讥讪高太后，高太后下令将蔡确安置新州 (今广东新兴)，新州属于岭峤蛮荒之地，贬到这里乃宋朝最重的处罚，这一处置，就连吕大防、刘挚等人也觉着过分，范纯仁对吕大防说：“此路自丁晋公(谓)以后，荆棘六七十年了，一旦重开，我辈恐怕也免不了。”而高太后则坚持说： “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她还说：“皇上是先帝的长子，子继父业，理所应当，蔡确哪来的策立之功!假若蔡确以后东山再起，欺罔上下，岂不为朝廷祸害? 我怕皇上年少制御不了他，所以才如此行遣，全是为社稷着想。”凡是在此事上主持公道，替蔡确说情的，全被贬官。对赵煦的教育，元祐大臣一直抓得很紧，范祖禹曾要求高太后把天下之勤劳，万民之疾苦，群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每天都讲给赵煦听，使他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以便众说不能惑，小人不能进。吕大防还在迩英阁讲读时讲了一大通祖宗之法的妙处，说只要尽行祖宗之法就能致天下太平。但无论他们怎样做，怎样说，赵煦一直保持沉默，他准备在沉默中等待着亲政的那一天。
时间是最好的武器，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一朝亲政
元祐八年(1093)九月，62岁的高太后撒却手中的权力归天去了。她临终之际，仍念念不忘地说：“先帝后悔变法，甚至流出了眼泪，此事官家应当深知。老身死后，必有很多调拨官家的，千万别听他们的。”十月，18岁的赵煦亲政，开始正式行施起他的皇权了。
这时，朝野内外都在观望着局势的变化，翰林学士范祖禹连上几道奏章，要求守元祐之政，当坚如金石，重如山岳。疏上之后，赵煦连理都不理，却下了道诏令，恢复内侍乐士宣等人的职位，把先前伺候他的宦官梁从政、刘惟简提升为内省押班，苏轼谏道：“陛下刚刚亲政，中外贤良士大夫未曾进用一人，却首先推恩于内侍，外面议论起来都觉不当。”赵煦很不耐烦地说：“只因宫中缺人，想找几个使唤一下罢了，岂是要委以重任?”而礼部侍郎杨畏上疏说： “神宗更法立制以垂万世，希望能研究新法以成继述之道。”赵煦却立即召见了他，问他先朝旧臣谁可任用，杨畏举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润甫、李清臣等，各加褒美，还讲了神宗建立法度的本意，与王安石学术之美，请求召章惇为相。赵煦很是信从，当下就任命章惇为资政殿学士、吕惠卿为中大夫，以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润甫为尚书右丞，这些任命全是赵煦直接发布的，连常规程序都没经过。
元祐九年(1094)三月，集英殿上举行了三年一度的进士考试，策题是李清臣出的，大致问的是元祐更化之举为何产生了种种弊端，苏轼谏曰：“臣见策题极力诋毁近年来的政事，有恢复熙宁、元丰的意思。臣以为先帝法度中那些百世不可改的内容，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尝放弃，至于失当之处，何时没有?父作于前，子救于后，前后相济，这才是圣人所说的孝。汉武帝外攘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就行盐铁、榷酤、均输之政，搞得民不堪命，几乎酿成大乱。汉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才安定下来。陛下若轻易改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年不用之人，怀私忿而以绍述先帝为借口，恐怕大势将去了!”赵煦勃然大怒，说： “怎能拿先帝和汉武帝相比呢?!”范纯仁说：“武帝雄才大略，史无贬词，苏轼拿他和先帝相比，不是谤讪。陛下亲政之始，进退大臣不应当象诃斥奴仆一样。”邓润甫说： “先帝法度被司马光、苏辙坏尽!”范纯仁说： “不然。法本无弊，弊则当改。”赵煦说： “人们历来都把秦皇、汉武归为一类。”范纯仁说： “苏轼论的只是事与时罢了，不是指的人品。”赵煦的怒气这才稍稍缓和了一些，但仍把苏轼罢职，贬到汝州 (今河南临汝)。中书舍人吴安诗起草制词，称苏辙“风节天下所闻”，“原诚终是爱君”，赵煦很不高兴，命改撰别词，吴安诗也因此贬为起居舍人。结果，由原考官列为上等的支持元祐政治的考生全被降为下等，而把主张熙宁、元丰者擢居前列。
不久，赵煦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正式打出了继承神宗事业的旗号，从此 “绍述”之论大兴，国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十数日间，变法派分子接踵回到了朝廷，章惇被任命为宰相，曾布、蔡卞等也分任要职。褒崇王安石、追复蔡确官职，恢复元丰新法，重修《神宗实录》等诏令相继颁行。元祐大臣无论活着的还是死去的，其官职都被剥夺或追夺干净，以文彦博为首的三十余人被列为司马光的党羽贬罢出朝，吕大防、刘挚、刘安世等人被安置到了最荒僻的地区加以编管，范纯仁、苏轼、程颐等也受到严厉的责罚，高太后的亲信宦官梁惟简、张士良、陈衍等人也被编配到了远恶州军。
胸中郁积了九年之久的怨气终于得以伸张，赵煦志得意满。章惇曾把《新修敕令式》读给赵煦听，其中有元丰所缺而用《元祐敕令》补充的内容。赵煦问：“元祐亦有可取之处吗?”在他眼里，元祐时的用人、法度都是一无是处的，都是应彻底清除的，因此，在这次权力再分配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中，赵煦及其任用的章惇、蔡卞等人的报复情绪十分强烈。元祐初，因倡议“三年不改父道”而被赶到地方的张商英，这时也被召为右正言，他上言道： “愿陛下勿忘元祐时，章惇勿忘汝州时，安焘勿忘许昌时，李清臣、曾布勿忘河阳时。”鼓动赵煦、章惇等人记住元祐时的遭遇，坚决对元祐大臣实行专政。
有一次，赵煦和辅臣谈起元祐时的事情，说：“程颐妄自尊大，甚至想在延和殿讲书，令太母 (高太后) 亦来听讲。在经筵时也很是骄傲不逊，虽然已经放归田里，仍得加以编管。”于是就下令将程颐编管于涪州 (今四川涪陵)。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的赠谥被剥夺后，章惇觉着还不过瘾，就请求挖开二人的坟墓，碎棺暴尸，尚书左丞许将说：“碎棺暴尸，恐怕不是盛德之事。” 赵煦才没同意这样做。
绍圣四年 (1097) 起，赵煦、章惇等人清算元祐大臣的活动达到高潮。当时蔡确的儿子少府监主簿蔡渭上奏说：“臣叔父蔡硕，早先曾在邢恕处见到过文及甫元祐时寄给邢恕的一封信，信中讲了当时奸臣大逆不道的事情。文及甫乃文彦博的爱子，必知当时奸状。”赵煦命令翰林学士承旨蔡京、权吏部侍郎安惇到同文馆追查此事。原来，文及甫和邢恕同任馆职，关系不错，刘挚曾弹劾过文及甫，又曾论其父文彦博不当任三省长官。文彦博致仕后，文及甫就被赶到了地方，他怀恨在心，给邢恕写信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又以粉昆当帮手，朋党错立，必欲以渺躬作为甘心快意之地，可为寒心。”文及甫曾对蔡硕解释说： 司马昭指刘挚，粉昆指韩忠彦，因俗称驸马都尉为粉侯，韩忠彦的弟弟韩嘉彦娶公主为妻，故韩忠彦就成了粉昆，渺躬是指文及甫自己，朋党错立说的是王岩叟、梁焘等人。文及甫被逮到同文馆后，被蔡京、安惇胁迫，他便妄自解释，除了司马昭仍指刘挚外，渺躬变成了赵煦，粉昆成了王岩叟、梁焘，说是王岩叟脸色粉白故曰粉，梁焘字况之，以况为兄，故曰昆。这样，刘挚等就变成了阴谋废黜赵煦的罪人! 蔡京、安惇罗织一通，报告说： 刘挚等人大逆不道，死有余辜，不治不足以谢天下。赵煦很吃惊，问：“元祐之人果真这样吗?”蔡京、安惇回答：“确有此心，只是谋反未付诸行动罢了。”这时刘挚、梁焘已死在贬所，赵煦就诏令将其子孙禁锢于岭南，免去王岩叟、朱光庭诸子的官职。
接着，章惇、蔡卞等又诬说司马光、刘挚、梁焘、吕大防等人勾结高太后的亲信宦官陈衍阴谋废立，并捕得内侍张士良，由蔡京、安惇严加刑讯，寻找征据。蔡京摆出鼎、镬、刀、锯等刑具，威胁道： “你说声有，就恢复你的官职，说无就用刑。”怎奈张士良抵死不认，蔡京、安惇只好奏称：“陈衍离间皇上和高太后的关系，排挤随龙内侍，以翦除皇上的腹心羽翼，罪在不赦，当正国法。”赵煦命将陈衍处死，张士良流放羁管。章惇、蔡卞又草拟诏书，请求追废高太后为庶人，赵煦正犹豫间，向太后听说此事，顾不上就寝，连夜找到赵煦说：“我每天都侍候宣仁太后，老天在上，哪里来的这种话?假若皇上执意这样做，日后还能有我吗?”赵煦自知理亏，当即将诏书烧掉。第二天，章惇、蔡卞仍坚请施行，赵煦勃然怒道：“你们不想让朕入英宗庙了吗?”说罢，扯过奏状撕成碎片，此事才算作罢。
当时免于清算的元祐大臣只有苏颂一人，原来，苏颂忠厚有德量，元祐年间担任执政时，见赵煦年幼，诸臣太不尊重他，就常说：“将来皇上长大，谁来担当这个过错?”其他大臣凡有奏事全取决于高太后，只有苏颂奏过高太后之后，必定再向赵煦禀报，偶而碰上赵煦有所宣谕，他总是提示大臣恭听。所以，当后来有人弹劾苏颂时，赵煦就说：“苏颂知君臣之义，不要轻易参论。”
废立皇后
赵煦和皇后孟氏的关系起初就不太融洽，后来赵煦另有所爱，与孟氏更见疏远了。赵煦宠爱的是一个姓刘的御侍宫女，此人姿色超群，明艳冠于后宫，而且能诗善文，才艺出众，整天在赵煦身边侍候起居，奉承备至，赵煦焉能不爱?刘氏遂得专房之宠，她的地位逐步提高，由美人升为婕妤。赵煦不但在后宫与她如胶似漆，形影不离，就连外出也时常带在身边。绍圣二年(1095)九月，赵煦祭祀明堂，斋宫中的生活就由刘氏侍奉，祭祀结束后，赵煦又带她去大相国寺游玩，且用教坊奏乐，惹得汴京百姓群出观看。刘氏如此得宠，少不了有些趋炎附势的朝廷大臣前来拍马，蔡京就是其中之一，他曾专门写了四首诗奉承她，内有 “三十六宫人第一，玉楼深处梦熊罴”之语，意思是既盛称刘氏的美貌，又祝愿她早为皇上生个龙子。宦官郝随也成了刘氏的心腹。刘氏恃宠成骄，神气起来，连皇后也放不进她的眼里去了。
绍圣三年(1096)，孟皇后率众嫔妃朝拜景灵宫，礼毕，孟皇后就坐，其他嫔妃全恭恭敬敬地侍立周围，只有刘氏背朝大家远远地站在檐下。皇后阁中侍女陈迎儿见状不平，厉声喝道： “转过来!”刘氏连理都不理，众人很是生气。这年冬至，孟皇后率众到隆祐宫拜谒向太后，太后尚未升殿，大伙就在旁边等着，暂行就坐。当时社会等级森严，不同的等级连座位也不一样，皇后坐的是朱髹金饰的椅子，一般嫔妃只能坐普通的座位。刘氏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觉着很受委屈，杏脸之上立刻显出了不高兴的样子，她的随从知道主子的心思，就给她换了一张与皇后相同的椅子，众嫔妃再次不平起来。忽听有人传呼：“皇太后驾到!”孟皇后和大伙全都起立，刘氏也站了起来。哪知伫立片刻，并不见向太后出来，孟皇后等人只好又坐下，这时只听得 “扑通”一声，众人扭头一看，见刘氏已结结实实摔倒在地，粉脸绯红，云鬓歪斜，原来，早已有人把她不该坐的椅子撤到一边去了。刘氏心知被人耍弄，恼羞成怒，太后也顾不上见了，直接找到赵煦哭哭泣泣地诉说了一通。郝随安慰她说：“娘娘不必悲伤，只要能早给官家生个儿子，这座位不愁不是娘娘的。”赵煦除和孟皇后生育一女称作福庆公主外，一直未曾得子，所以郝随才这样说。
可巧，福庆公主这时又生起病来，孟皇后的姐姐颇懂医道，她给公主连用几药，均不见起色，着急之下便拿来了道士的治病符水，孟皇后吃惊地说：“姐姐不知道宫中禁严，与外面不同吗?”连忙命人收藏起来，等赵煦来后，孟氏向他详细解释了事情的原委，赵煦说： “这也是人之常情，不必大惊小怪。”孟皇后当着赵煦的面把符子烧掉，只道不会有何后患，哪知宫中已纷纷传说有厌魅之端了。
不久，孟皇后的养母听宣夫人燕氏、尼姑法端与供奉官王坚为皇后祷祠，刘氏、郝随等人正千方百计找孟皇后的岔子，一闻此事，立刻添油加酣地报告了赵煦，赵煦不辨黑白，命内押班梁从政、勾当御药院苏珪到皇城司审察，在郝随指使下，他们逮捕了宦官、宫妾三十余人，严刑拷打，逼供罪状，有的被打断了肢骨，有的舌头都割断了，几经折腾，构成冤狱。赵煦命侍御史董遵逸覆录，董提审之时，只见罪人经过庭下，都气息奄奄，没有一个能说出话来的，他颇觉疑惑，秉笔难下。后来在郝随等人的虚言威胁下，董遵逸畏祸及身，只好将原案奏呈上去。
绍圣三年(1096)九月，赵煦降诏说：“皇后孟氏旁惑邪言，阴挟媚道。废居瑶华宫，号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法名冲真。”将孟氏打入冷宫。此诏一公布，马上就有臣僚上疏劝谏，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说：“所治之狱，不经过有司，虽说曾追验佐证，但事迹诡秘，朝廷之臣都不知道，百姓万民更惶惑不解了。臣以为自古推鞫狱讼，皆付于外度，从来没有宫禁自治、将是非高下之权交与阉宦之手的，陛下见到的只是白纸黑字的案牍罢了，岂知罪情之虚实?万一冤滥，必为天下后世所讥笑。请求陛下亲选在庭侍从或台谏官公正不阿之人，另行审察，以明实情。”后来董遵逸也说： “皇后之废，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诏下之日，天为之阴翳，这是天不欲废之; 人为之流涕，这是人不欲废之。臣曾覆录狱事，恐怕将要得罪天下后世。”赵煦暴怒，欲加重贬，曾布说： “陛下本因宫禁重案出于宦官推治，所以才命遵逸录问，今若贬之，怎能取信于中外?”赵煦只得作罢，其实他心里也觉着如此神秘、轻率地废掉皇后毕竟难以服人，想起来很是懊悔，不由叹了一声： “章惇坏我名节!”原来孟氏之废还有政治原因，当时大臣力主绍述，对元祐就象斩草必除根一样，孟氏是宣仁高太后所立，又为高太后所厚爱，万一将来有预政临朝之时，则元祐大臣未必不卷土重来，正是出于这种目的，章惇等人才蓄意将她废掉。刘氏搞倒孟氏，得意至极，巴望着自己取而代之，正位中宫，章惇和内侍郝随、刘友端也一再请求另立刘氏，赵煦却生怕自示偏心，一错再错，不敢当即应允，便把皇后的位子虚悬着，几年未曾继立，刘氏只是晋封一级，升为贤妃而已。
元符二年(1099)八月，天遂人愿，刘氏果真为赵煦生了个宝贝儿子，取名曰茂，寓“人丁茂盛”之意，赵煦大喜过望，即在九月诏立刘氏为皇后，满以为这下该名正言顺了，不想又有臣僚抗疏谏阻，右正言邹浩说：“立皇后乃是为天下择母，怎能不慎重从事?而今所立乃刘贤妃，一时公议，莫不疑惑。当年郭皇后与尚美人争宠，仁宗既废皇后又斥美人，以示公正。再立皇后便不从嫔妃中选择，以求避嫌，此事足以为天下后世所效法。陛下废掉孟后，与郭后之事无异，然而孟氏之罪并未付外究查，是否因与贤妃争宠而致罪的呢? 人们都不清楚。在孟氏被废之时，天下谁都怀疑是贤妃之所为，等到宣读诏书说要别选贤女，又听说陛下慨叹以为国家不幸，人们这才释然不疑。现在居然要立刘氏，岂不上累圣德?臣见诏书所说，不过称其有子，还引永平(汉明帝的年号)、祥符(即大中祥符，宋真宗的年号) 之事作为依据。臣以为若说有子便可立为皇后，那么永平时马贵人并未有子，能为皇后是因她出身名门大族; 祥符刘德妃也没有废后之嫌，与今日事体大相径庭。去年冬天，刘贤妃从享景灵宫，当天就雷变甚异; 今日宣制之后，又霖雨飞雹，自奏告天地宗庙以来，阴霾不止，天意昭然。望能收回成命，停止册礼，别选贤族，按原先诏令施行。”赵煦召来邹浩说：“此事祖宗时也有过先例，哪里只有朕这样做?”邹浩说：“祖宗大德甚多，陛下不去遵行，却单单效法坏处，只怕少不了要遭后世谴责了。”赵煦变了脸色，但并未发火。第二天，章惇朝见，一个劲地斥责邹浩狂妄，赵煦也觉邹浩多嘴，确实可恶，就下令将他除名，羁管新州。尚书右丞黄履说了句：“邹浩犯颜纳忠，不应发配死地。”也被罢职，出知毫州 (今安徽毫县)。
月底，赵煦御文德殿册封皇后，百官仪仗班列于庭。是日，天气晴朗，秋日融融，喧天动地的鼓乐声中，忽听有人喊道： “今日之事，上当天心，下合人望!”众人见说话的原是御史中丞安惇，便七嘴八舌笑他奸佞。
赵煦既得龙子又将心爱之人册为皇后，自然要欢天喜地庆贺一番，岂料乐极生悲，好景不长，皇子赵茂出生才二个月就不幸生病夭折，赵煦遭此打击，悲痛万分，竟也生起病来，多方医治，均觉无效。元符三年 (1100) 正月初八，驾崩于福宁殿，终年25岁，在位15年。庙号哲宗，葬于永泰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