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的崛起（上）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战国是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东周瓦解，群雄逐鹿，战事不断，诸侯兼并，弱肉强食，异常险恶的局势，使各诸侯国常常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强者并非总是强者，弱者也可以通过有效的变法来成为强者。而秦国的崛起尤其出人意料，这是一个国家由弱变强的奇迹，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是结束了数百年诸侯割据的混战局面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大国得以建立。自此，中国以一个长期整合的政治体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对于秦国的崛起充满了好奇。究竟是什么使它实现了由蛮荒小国到无敌强国的惊天逆转。

公元前九世纪末，嬴姓族长非子因擅长养马得到周孝王的重用，封为附庸。在今甘肃东南渭河上游秦地建造城邑，从此称作秦。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从镐京迁都洛邑有功，被封为诸侯，赐予今陕西岐山至丰水之间的土地，秦国从此正式跻身于东周诸侯之列。然而，周平王其实只给秦襄公一张空头支票，此时的秦国封地实际上处在游牧民族西戎的控制之下，秦经过几代人的浴血奋战，才夺回这块土地。以后，在西戎的包围下，秦国艰难地寻求着生存与发展，也正是这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秦人崇武尚勇的个性。秦国独特的发展史和封闭落后的状态，使一向以文明开化自居的中原各国，长期以来一直不把秦视为同类，而看成蛮夷之国。

在秦国的历史中，秦穆公是一位重要人物，他于公元前659年即位，以知人善任著称，在百里奚、骞叔等贤臣的辅佐下，秦国在对东部强大的邻国晋国的外交与军事上取得一系列胜利，第一次将疆域东扩至黄河以西，秦穆公还成功的将西戎的使臣由余招致麾下，大败西戎。然而，一个国家的真正强盛不能仅靠一个强势的君主，要想彻底摆脱落后的局面，秦国更需要先进的制度和法律。秦穆公去世后的三百年里，秦国曾一度陷入了一系列混乱之中，经历了厉公、躁公、简公、出子四代乱政，国力衰弱。而此时，而此时，中国社会正经历了一场剧烈的大变革，各诸侯国纷纷变法，从早期宗法分封制国家向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转型。

春秋末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国被分为三个国家，其中，魏国率先由李悝推行变法，发展农业生产，并在各国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成文法法典《法经》，使魏国迅速跃迁为最强大的诸侯国。秦国内部却千疮百孔，长期内乱和落后的体制，导致农业凋敝，经济萧条，王权斗争使君臣失和，吏治混乱，拖沓成风，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威信。秦国民风虽然彪悍，但百姓热衷于私斗，而不愿为国作战。

公元前五世纪初，魏国从秦国手中夺回河西之地，这对于秦人来说，不仅是莫大的耻辱，更加剧了强烈的危机感，然而，危机也可能变成最大的动力，公元前362年，志向远大的年轻君主秦孝公登上君位，他立誓要复穆公之故地，夺回河西之地，改变诸侯卑秦的局面。要达到这些目的，秦孝公意识到，必须要改变秦国混乱落后的局面，否则将没有生存之路，他迫切需要一位目光远大、能够通盘考虑并执行有力的贤才，能够对秦国实施全面的改革。于是，秦孝公颁布了一道求贤令，开出了最优厚的待遇，宾客群臣能有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一位身在魏国的青年，闻听此令，怦然心动，他就是商鞅。

商鞅，原名公孙鞅，出身卫国公族，所以也被称为卫鞅，后来因秦孝公将商邑封给他，才被称为商鞅或商君，商鞅自幼喜好刑名之学，他来到最早实行变法的魏国，学习《法经》，希望能大展宏图，但是事与愿违，他并没有得到魏王的青睐。当商鞅听到秦孝公的求贤令后，依然携带《法经》来到秦国。史载，商鞅见到秦孝公后，先说以帝道、王道，即实行仁政，以德化民，这样的治国措施，需要很好的基础，需要数代人的努力。而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帝道、王道，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理想，务实的孝公，迫切地希望自己在位时，就能够实现强国理想。所以，对帝道、王道并不敢兴趣，商鞅最后讲述以霸道为核心的强国之术，顿时深深吸引了孝公，不由自主地膝盖前移，离开了坐席，语数日不厌。商鞅所说的强国之术就是变法，即通过改革法令制度，迅速走上强国之路。对秦孝公而言，商鞅为他描绘了一幅令人振奋的变法蓝图，孝公为此深深折服。正是这种世间难得的君臣之间的相知和默契，成就了这项奠定秦统一大业的改革。

任何改革，都会遭到传统观念和保守势力的质疑与阻挠，早在商鞅之前，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推行变法，尽管取得了部分成效，但最终都因无法彻底贯彻而以失败告终，商鞅虽然得到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但在秦国推行全面变法，同样困难重重，变法还未开始，商鞅就面临着秦国各种保守势力的反对和质疑。

于是商鞅让官吏在市场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宣布谁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赏赐十斤黄金，对于这样的好事，百姓实在难以置信，商鞅将赏金加到50斤，一时间，全城轰动，百姓纷纷围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走了过去，将木头搬到为了北门，商鞅当即兑现承诺，以此向国民宣示变法的决心和信用。它向一根细小的杠杆一样撬动起强大的变法机器，一幕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戏就此拉开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