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丰
在河南农村，过了腊月二十三（小年），就开始冲刺准备过年了。鸡、鱼、肉这些不能久放的大菜，开始挨个买回家中。但是，今年的这一天，我父母却抵达广州，准备在温暖的南国住上几个月。弟弟妹妹都在广东，我打电话给弟弟，让他务必去车站接父母，结果去接的却是妹夫。父母抵达时，弟弟正好在广州开会，繁忙的工作，让他连去一趟火车站的时间都没有，弟媳刚生了二胎，也处于忙乱之中。
临行前，父母挨个给亲友打电话：今年过年就不要来了，家里没人，第一次，大门上将不再张贴春联。在村中，父母已算老年人，按照老家习俗，在除夕这一天，年轻人和晚辈会登门拜年。过去几十年，习惯一直如此，父母也从需要登门问候别人，变成了在家等待年轻人上门。村里的老年人很少，已经没有人能受得起他们的行礼，其实，向他们行礼的年轻人也没多少了。人们期盼了20年的泊油路，终于修通，但是却没有多少人走了。
我和弟弟妹妹在村里度过了童年。我和弟弟考上大学不久，妹妹就辍学外出打工，“回家过年”成为每一年的主题。最初，我和弟弟要从不同城市的大学往回赶。弟弟从南京乘坐火车到蚌埠，在亲戚家住上一天再返回，他从来没有买到过座位票，都是从南京站到蚌埠。我火车转汽车，要辗转几次，而妹妹和她的工友一起，通常乘坐的是包工头的包车，非常拥挤，几乎是一路晕车到家。每年腊月二十开始，我们就会陆续回来。我们总是在傍晚抵达，在村口看到站在那里张望的父母。那时还没有手机，父母无法知道我们到家的准确时间，他们在村口等待，往往一等就是几小时。
第一个不回家过年的是弟弟。他大学毕业后到佛山工作，第一年回家过年非常风光，这可是在外工作的人，他买了很多礼物回来。从广州购买的高档香烟，让乡亲们非常满意。我那时在北京读研究生，虽然是兄长，仍然是学生身份，弟弟还把穿在身上的羽绒服送给我，反正在广东也穿不着。家里仍然贫困，还没从供养两个大学生的伤害中恢复过来，但是弟弟的工资，给家里带来乐观的气氛。后来，我才知道，他回家过年，几乎花掉了头半年所有的积蓄。很快，弟弟就在佛山买房、结婚，不能每次都回来过年了。
父母很开明。父亲说：你们每年只要有一个人回来就行。他已经预感到接下来的局面，奔赴远方的孩子，将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我参加工作后，第一年和弟弟一样，对回家过年投入了很大的热情，这时弟弟已经改为隔年回来一次。妹妹嫁人，丈夫和我们同在一个乡镇，两家只相隔2公里。他们一起到广东打工，仍然坚持回来过年。对妹妹来说，在哪过年，不仅是生活，也是政治，妹妹一直没习惯和公公婆婆一起过年，被父母严肃教育后，往往是在家里住到腊月三十，到正月初二就又赶回来了。还好，双方父母关系不错，妹妹这种行为，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
作为长子，我成熟得反而最慢。等我结婚的时候，弟弟妹妹都有孩子了，妹妹和妹夫一起，来到弟弟工作的城市打工。没有操办过他们的婚事，让父母觉得遗憾，他们在我这里找到了弥补的机会。为了照顾大家的时间，我在老家的婚礼被定在腊月三十。这是一个不明智的决定，因为到这一天，所有的人都在准备过年，即使是婚宴，大家也都心不在焉了。那一年，河南下起大雪，我和弟弟、妹妹在腊月三十的早上，在漯河聚齐，挤上朋友找来的越野车。雪一直没停，路非常湿滑，一百多公里的路程，足足开了5个小时。
那时，手机还不能导航，大雪中，我们竟然在县城迷了路。在回家的路上迷路，这是很不好的预兆。想起读高中时，我和弟弟常常共骑一辆自行车回家，一路上虽然也经常讨论未来，但无论如何也不会预料到这种回家的场景。我们憧憬着远方，但是却没意识到，从远方回来，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说是婚礼，其实只是父母请亲戚朋友们吃饭而已，他们在老家随礼随了一辈子，很多人都需要一个“还礼”的仪式。大雪纷飞中，我向每一个人敬酒，有一种非常滑稽的感觉。我发现，只比我大三岁的表哥，胖而衰老，简直认不出来了。所有的亲戚，看上去都很衰老，这让我很吃惊。其实我也早已不年轻了，不过在老家这个院子里，在除夕的鞭炮声中，在父母面前，过去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孩子罢了。如今，携带媳妇回来，才在一瞬间变成30岁的成年人，所有的长辈，仿佛也都在一瞬间衰老了20年。
我和弟弟对回家过年都不再热心，只有妹妹还在顽固坚持。从广州回家的火车永远挤得要命，她带着儿子回去，妹夫则坚守工作岗位，可以挣到加班费。妹妹通常只能买到站票，除了带小孩，还有大包小包的行李。她是在完成父母“只要能有一个人回来就行”的期待，这种坚持常常让我内疚。但是对我来说，要回家过年实在需要太大的勇气，路上艰辛倒不算什么，但是异乡的媳妇，不能适应老家风俗，却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你无法为了满足自己而让对方做出牺牲。妹妹回家的艰难，让父母于心不忍，他们不再期待“有一个人回来过年”，而是变成了“平常有空回来看看”。
▲ 春运的火车
我一直以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妹妹，比两个哥哥的家庭观念更强，妹夫和她一样，也是老家人，这也让老家对她的羁绊更深。现在发现，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去年，妹妹在工作的地方也买了房子，这个春节，她要搞装修，终于放弃了回家过年的念头，而改为动员父母到广东来过年。过去很多年，她内心的惶恐可能比我们还要严重，在城市打工，孩子也在城市读书，回家过年对她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她知道未来不在村里，但是她又无法在城市真正安顿下来，在城市过年，可能会让她更为慌乱。我想起自己第一次在成都过年，那时还没禁放鞭炮，身边鞭炮炸裂，让我深感恐惧和孤单。对妹妹来说，买房可能是关键的一步，她内心的天平，彻底倾斜了。
这就是我家的故事。小时候，农村很苦，过年父母无论如何都要为孩子们买一身新衣服，一直到除夕这一天才允许穿上。看到三个孩子都穿上新衣服，父母心中一定充满着希望。他们可曾想到，到老年是这样一种局面？不但子女很难“回家过年”，甚至自己也需要专门到异乡过年。在过去，从初一到十五，每天都要敬不同的神灵，广东天上的神灵，是否能够听懂他们的河南方言？
这也是中国巨大的现实。如今，由于智能手机普及，火车站已经没有排长队购票的人群，但是春运依然是一个让人恐怖的景观。最能代表中国人命运的，不是飞驰的高铁，而是返乡过年的摩托大军。大多数摩托上都会坐着两个人，丈夫骑行，妻子在后座，车上还捆绑着行李，那是给老人和孩子购买的礼物。这些夫妻，骑行在大地上，而他们的灵魂，可能飘荡在空中。他们已经习惯在异乡工作和生活，但是还没能习惯在异乡过年，他们无法让奔波的自己安定下来。
过年是最后一道堡垒，也是农业社会最后的残余。骑行大军昭示出这一代中国人的命运，他们辛苦，同时也幸福，因为回家过年仍能给他们灵魂以安慰，给他们真实而有根的感觉。但是，城市最终将吸纳、吞噬他们，他们终将在异乡的土地上安顿下来，终于有一天，大部分中国人将不再“回家过年”，甚至将不再“过年”，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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