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的草堂生活是杜甫中年以后最为安适的时期
“诗是有声画，画是无声诗”，自古以来，诗画相通。画家郭睿先生电邮其“少陵《江畔独步寻花》”，墨彩淋漓，曲尽少陵诗意之妙。杜甫此组诗写于成都草堂，“不是爱花即欲死”一句说得如此斩绝，是杜甫向读者表达其写作的动力。
半辈子读杜诗，老了也总爱想起杜诗，平常与朋友聊天也爱谈杜诗，有时躺在床上，一首首杜诗像过电影一样从眼前闪过，也是一大享受。
杜甫一辈子真是不容易，他经历了唐代由盛转衰和安史之乱，从少年的英气勃发到晚年的“贫病老丑”；从“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到“固知贫病人须弃，能使韦郎迹也疏”，“后生血气豪，举动见老丑。穷迫挫曩怀，常如中风走”。人生的酸甜苦辣，世态冷暖凉薄无不备尝。最后奔走逃难，死于洞庭湖上的小舟之中，其《逃难》一诗表达了对乱世人生的最后的感慨：“五十头白翁，南北逃世难。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已衰病方入，四海一涂炭。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妻孥复随我，回首共悲叹。故国莽丘墟，邻里各分散。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千年以下，读到这些悲苦的诗句还不禁潸然泪下。
尽管居无定所、漂泊、饥饿、苦难伴随杜甫的后半生，但他执着不废的是诗歌创作，就在写《逃难》的同时还在《南征》中写道“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他为诗歌创作贡献了一生。
杜甫传至今天的诗有一千四百余首，大多是安史之乱以后的作品，他一生写了多少诗，不可得知。但就韩愈(杜甫去世时，韩愈两岁)在《调张籍》中所说：“平生千万篇，金薤垂琳琅。仙官敕六丁，雷电下取将。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说“万篇”可能有些夸张，但就杜甫在夔州一年多的时间里就留下四百多首作品来看，一生写五千首是完全有可能的。
成都杜甫草堂
为什么杜甫一辈子耽于写作？
那时诗文作品没有地方发表，有人说有歌儿舞女传唱，但这要有两个前提，一是写作者平日混迹于旗亭酒肆，与歌儿舞女相熟；二要作品适于演唱。这两点杜甫都不具备。杜甫一生很少涉足娱乐场所(个别时候的应酬除外)；其次，杜甫开宋诗一脉，与盛唐诗的丰神情韵不同(唐诗特别是绝句适于配乐演唱)，注重肌理脉络，宜于反复咏叹，不宜于歌唱。杜诗的流传也就是朋友亲戚之间的传抄传看(在湖南期间郭受赠杜甫诗中有“新诗海内流传徧”的句子，可能有些夸大)，那时写作诗歌更没有稿费，也就是说，杜甫写诗既无精神慰藉，也无物质鼓励。那么是什么在支持和推动诗人的创作？我想，除了个人爱好之外，杜甫内心深处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这正像孔孟的“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杜甫是大儒(参见拙作《大儒杜甫》)，也有一种用世的责任感。他自述其志说：“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稷”“契”都是尧舜时期的贤相，而且“稷”是周始祖，契是商的始祖。杜甫以这些仅次于“圣君”一等的贤人自许，可见其要为天下造福的胸襟怀抱。当他不能如稷契登朝辅佐圣君贤主之时，便要用诗歌摅写其所见所闻及个人怀抱以供庙堂采摭。
上述是杜甫一生所守的大志，具体到不同年龄段和面对不同的遭际还有所差别。例如青年时期，正逢盛唐，天下太平，国运蒸蒸日上。此时杜甫过的是“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的浪漫生活；此时留下的作品虽然不多，但从传世的几首诗和晚年自述中，都会感到一股青春的活力和朝气“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正是此时的精神写照。后来为了实现理想，杜甫参加了科举考试，口蜜腹剑的权相李吉甫为了固宠，打压士人，使得杜甫困守长安十年，过的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样没有自尊的生活，后来竟陷入贫病交加。此时唐王朝也正在江河日下、辉煌不再。杜甫对统治者由失望到绝望，这也加深了他对社会的认识，写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的千古名句。安史乱中，杜甫像许多难民一样流离失所，躲避战祸兵火，在同谷县甚至差点冻饿而死。《旧唐书》本传说在同谷杜甫“自负薪采梠(芋)，儿女饿殍者数人”。他在同谷曾作歌七首，其中第一首有云“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一代诗人竟像猿猴一样捡拾橡子为食，这是他一生最艰难时期。面对国难与民众苦难，杜甫没有沉溺在个人痛苦之中，更没有为统治者回避文饰。此时的杜诗表现了外族入侵中普通百姓奋起御敌的热忱，并揭示了统治者对于动乱形成所应负的责任。这些在《北征》“三吏”“三别”《洗兵马》中都有深刻的表现。
杜甫在同谷绝境中幸有朋友援手，帮助他来到成都，杜甫对此行充满了期待。他的“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之句催人泪下。到了成都盖了几间草屋———后来成为中国诗歌的一块圣地———杜甫草堂。一年多的草堂生活是杜甫中年以后最为安适的时期，所以才能吟出“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这样悠闲的诗句；如果说在长安和战乱中杜甫深入观察了社会人生，其作品像史诗一样记述了刀兵、战火、泪水、鲜血，以及金碧辉煌盛世的破灭，那么，草堂诗则体现了在安定生活中诗人对天地自然的思考，历经苦难的杜甫感到宁静生活的可贵，此时他珍惜每一个与自然相接近的机会，细心体会心灵与自然的契合，描写其中每一个细节：“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诗应有神助，吾得及春游。径石相萦带，川云自去留。禅枝宿众鸟，漂转暮归愁。”“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野润烟光薄，沙暄日色迟。客愁全为减，舍此复何之。”(《后游》)诗人两度游修觉寺，他感谢大自然的无私赐予，而且还感受到自己给自然留下的印记，实现了物我合一，大自然的美也从无情转化为有情，冰冷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从而有了人的温度。在草堂诗人还写下：“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繁枝容易纷纷落，嫩叶商量细细开。”(《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七》)美与爱美成为诗人创作的动力。这在成都以前的杜诗中是不多见的。
诗人最后两个生活阶段是川东夔州一年多的安定生活与在荆湘一带逃难。夔州诗的主体是总结一生的经历与创作，其诗作风格也较以前有较大的变化。“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偶题》)他自信其作品必传后世，但时人尚不能理解。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杜诗直到北宋中叶才被诗坛推重。从这时期作品中不仅可见诗人一生所经历重大事件和思想情绪的变迁，也反映出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及经验教训。此时杜甫写了大量的五言古诗、排律和组诗，这些长篇和组诗仿佛连环画一样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他所经历时代的种种世相，如《壮游》、《昔游》、《遣怀》、《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八哀诗》、《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等等。这些都是精心结构的佳撰，宜为后世所取法。杜甫北归不成，流落荆湘，尽管是老病垂危，但仍是“他乡阅迟暮，不敢废诗篇”(《归》)。他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诗歌创作，是当之无愧的诗圣。诗圣杜甫不仅是伟大的诗人，而且具有高尚的人格。
原标题：不是爱花即欲死——谈杜甫创作的动力
作者王学泰，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著有《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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