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遵义会议上最瞧不起毛泽东的中央委员，称：你不就是看过《孙子兵法》嘛！
即便是毛主席这位大国领袖，战争年代也吃尽了苦头、受尽了冷眼，尤其是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后，他还一度被彻底排挤出红军领导层。
正所谓“事实胜于雄辩”，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以博古为代表的错误路线令我党和红军都面临着空前危急的处境，这一次，毛主席在党中央与红军的领导地位终于得以确立，可就在大会上，一个人的质疑声甚至让毛主席“耿耿于怀”多年。

“你，毛泽东懂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军事知识都是从那里模仿来的，现在用不上了。你还会什么，不就是照着《孙子兵法》说的指挥打仗吗？”
熟悉那段特殊历史的人们都知道，说这话的人恰恰是那位号称“知错改错、不搞阴谋”的凯丰，回看当年，他却是遵义会议中最瞧不起毛主席的中央委员。
1962年，毛主席曾在接待一个日本访华团时还谈及过这段往事。
“遵义会议上，凯丰说我的打仗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更加令人吃惊的是，就在会议结束两个月后，之前还对毛主席满心质疑的凯丰，却转为拥护毛主席，尤其在后来长征路上的多个政治关口，他都一直坚定地守护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就比如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俄界会议中，凯丰一直立场鲜明地维护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的中央统一，还对张国焘妄图分裂中共、分裂红军的行动予以抨击。
回首毛主席和凯丰的过往，还真的是一场“以挖苦始，以钦佩终”的神仙友谊。
凯丰本名何克全，1906年出生于江西萍乡，15岁加入共青团，大革命失败后来到莫斯科求学并成为我党一员，1930年回国后开始了革命征程。
在当年的红军领导队伍中，凯丰有着超群的理论与宣传才干，我党也给了他足够的空间进行施展，就比如，班佑会议上，他受命组织中央宣传委员会，后来还成为了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干部必读》的编委。
1936年1月17日，瓦窑堡会议通过了红军东征计划，凯丰随后与毛主席、张闻天一同出征，极为出色地完成了东征期间的群众宣传工作，5月，就在中央当宝委员会成立之际，他又承担起了报刊编辑、出版、发行工作。
在那个风云激变的年代，面对抗战爆发后复杂的国内局势，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凯丰参加了我党各种重要会议，诸多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都有他的参与。
有着江西汉子真性情的他，从发自内心认可毛主席那天开始，对于领袖的拥护就是死心塌地的，除了当年系统地揭发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我党与红军的错误，1937年末，在王明错误路线一度得势之际，斗争最关键时刻，他依旧选择力挺毛主席。

在之后的革命生涯中，凯丰大部分的时间都奋战在宣传理论战线上，他曾先后主持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江局、南方局、东北局的宣传工作。
之所以他有着如此高超的宣传水平，与当初留学苏联密不可分，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有目共睹，靠着过硬的笔杆子，他曾写下过上百篇文章来宣传国内外形势以及我党的方针政策，在我党宣传理论工作方面，他的确是功不可没的存在。
1945年中共七大之际，源于凯丰曾在遵义会议上犯下的错误，他最终与中央委员失之交臂，可这件事对于毛主席来说却是巨大的遗憾，好在凯丰对此并无怨言，一如既往地埋头苦干。
建国之后，身为东北局委员兼宣传部长的他还被任命为沈阳市委书记，要知道，当时的沈阳属于中央直辖市之一，仅凭这一点足以看出党中央对于凯丰的重用与信任。
1952年9月，回到北京工作的他被任命为宣传部副部长、马列学院院长，在党的理论工作方面，尤其是倡导全国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件事上，凯丰与宣传部几名重要领导不断引领全国掀起热潮。
只可惜天妒英才，1955年，年仅49岁的他病逝于北京。
要说多年后毛主席还会在人前提及当年凯丰对他的质疑，如今看来，这并非是主席的耿耿于怀，而是出于对凯丰这位革命老友的敬佩与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