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军队普遍开始职业化进程，如今的美、俄、英、法、德、日韩等军事强国，走的都是职业化的路子，我英勇人民解放军，也正在进行职业化改革。
但要说军队职业化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倒尚无标准答案，单从个体而言，意味着军人以此为终身职业；从总体而言，至少意味着能力专业化、队伍稳定化、保障优厚化，等等。
一致公认，现代军队职业化的源起，是十八世纪的普鲁士军队。
普鲁士军队
历史对比起来，总是很有意思，普鲁士是在1660年（顺治十年）独立时，此时满清八旗威名赫赫，刚刚入关16年，基本已完成全国统一，再过两年，就要迎来“千古一帝”康熙登基了。然而，当时光的车轮，再滚滚向前211年，到达公元1871年时，普鲁士打败丹麦、奥地利、法国，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成为了欧洲五大强国、世界列强之一时。此时的八旗，早已不复当年，随着1865年蒙古铁帽子王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吴家店被小土匪杀害，苟延残喘的八旗，彻底地、毫无救药地垮了下去，“八旗子弟”四个字的含义，也成了败家子、窝囊废的代名词。
都是起步不凡的一盘好棋，其间不过211年，为什么普鲁士军队能够在辉煌中不断前进，影响世界各国军事发展如此深远，而八旗军队却如昙花一现，成为了软弱、无能、衰退的代名词？
勾冶认为，好的制度把坏人变好，坏的制度把好人变坏。
八旗军队剧照
八旗和普鲁士军队命运迥异的关键，就在于军事制度的影响。普鲁士的军事改革制度，尤其是职业化制度，令普鲁士军队冠绝欧洲，成为普鲁士雄图霸业的坚强支撑，也为日后德意志的崛起埋下伏笔。而八旗军事制度，虽有职业化的雏形，但明显不成熟，这种不成熟，奠定了清末悲剧性的命运。
八旗，即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八旗。
八旗
是努尔哈赤在奴隶制社会基础上建立的，在入关以前，八旗是军事、政治、生产集于一体的组织，打仗时上马打仗，不打仗时下马生产，军事指挥体制就是行政管理体制。皇太极时期，又增设了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但这种兵民一体的体制，不能算职业化军队。
1844年，八旗入关以后，为了保证政权的巩固和稳定，清王朝将入关的八旗军队一分为二，一部分成为驻守北京的禁旅，拱卫京畿安全；另一部分即位各战略要地的驻防八旗。
为了确保八旗专心务战，清王朝建立了完善的福利保障制度，规定所有八旗子弟，除了当兵外，不允许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所有八旗子弟一律吃皇粮，当兵的领月薪和岁米，家属有供养银，住房由朝廷保障，家里红白喜事朝廷都有赏银，从出生到死亡都由帝国买单。
驻防八旗
这样一来，驻京的禁旅和各地驻防八旗，职业化特征已十分明显，即：军人终身以从军为职业；包办一切、十分优厚的福利待遇制度，保证了军队的稳定；至于专业化特征，八旗的传统科目是骑射，但到同治中兴时期，奕䜣、奕譞改组神机营，开始分枪营、炮营、藤牌营进行专业化训练，各地驻防八旗请洋人教练枪炮，迈出了专业化的步伐。应该说，军队职业化应该具备的要素，满清八旗基本上都具备。
但为什么说，八旗军队的职业化，是不成熟的职业化？而且是满清八旗衰退的根源呢？请看后续分解。
刚入关时，八旗军队也就是20万人左右，加上家属子女，一共也就百万左右。顺治元年，“八旗前锋、护军、领催、甲兵, 每名月给饷银二两。匠役, 每名月给饷银一两。”同时，还有岁米、马乾草料等。对于军官，级别越高待遇越好，比普通士兵好出很多，有正俸、养廉银、心红纸张银等名目。当时，都统年俸银81.6两, 副都统为67.5两。且这个标准，后面不断在提高，各项保障也更加齐全。
到乾隆年间，福州驻防将军仅仅养廉银一项，就有1600两。住房问题，各地驻防八旗都划出地方，建立满城，和汉人隔绝，比如成都著名宽窄巷子，就是当时满城的组成部分，最底层的战士，至少也都能在福州、成都、西安、广州等大城市核心地段分个两房。家里有红白事，专门有赏银，称为“红白事银”。这样周全到位的全方位保障，本意是让八旗军队专心练兵备战，不为家庭生计担心。
八旗子弟
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八旗人口必然要大幅增长，特别是不准生产经营的制度，导致了有一大批寄生阶层需要供养，而衣食无忧的保障，只能让八旗子弟养尊处优。以至于清朝中后期，国家财政收入的1/3,都要拿来供养八旗子弟。当国家财政被拖垮后，就渐渐出现了“八旗生计”问题，北京丐帮，竟然出现了王公贝勒等人物领头的“黄杆子”霸道乞丐，每逢春节、端午节假日上街乞讨。对于普通士兵，家里生活难以为继，不得不卖军粮、卖武器、卖盔甲。
八旗子弟时尚梯笼架鸟
本意是保障好八旗这个大清立国根本，结果拖垮了帝国的财政；为了让官兵专心练兵，不为生活担忧，最终却让官兵没了生计，卖武器卖盔甲。
方向决定发展，方向如果错了，那么越努力越危险。
满清以少驭众，虽然口口声声喊着“满汉一体”，但实际上以百万人口，面对人口过亿的汉人，统治者心理没有忧患绝不可能。但满八旗人数少的现实，不可能轻易改变。
为了保证政权巩固，清朝历代皇帝逐渐统一思路，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让最可靠的满清八旗，来监视绿营、控制要害、震慑地方，逐步让八旗军队退出战斗第一线，让绿营军队当主力，这在康熙引以为傲的平三藩、收台湾等战争中，都已十分明显。
绿营兵
而各地驻防八旗，人数普遍不过几千人，有的甚至更少，雍正“隐然有虎豹在山之势”的概括很准确，面临民变匪乱、治安问题，八旗是远远站在幕后，冲在前方的还是绿营。
本来，战场是最佳的练兵场，和平时期如有匪乱民变，也必然能检验提高实战水平。然而，清王朝对八旗如此的功能定位，等于变向支持八旗兵抛弃本职，当监军做特务，直接促成了八旗兵在军不务军，开始奢侈享乐，以至于到晚清的健锐营“十人上马半数落，呲牙裂嘴腿骨折”。
训练
玩废了八旗军队，当看到绿营战斗力远胜八旗时，清王朝又开始感到恐惧，就着力排挤汉军将领、让旗人掌握绿营指挥权、降低绿营待遇，规定绿营兵由兵部直接管理，将官不能直接统领，而是到了要上战场时再分拨部队，这样一来，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平时号令不一，打起仗来必然是兵败如山倒。以至于整个鸦片战争，英国军队不超过2万人，却把昔日的大清帝国打得尊严全无。
为了江山永固，而让八旗形格势禁、监视震慑，离开了战斗第一线，间接使得八旗军队怠于练兵备战，逐渐脱离本职，沉迷享受特权，最终自毁了长城。
航空安全管理领域，有一条金规玉律，就是每一起事故发生前，总会有数十次事故症候出现。这些症候就是安全预警，重视了、解决了，自然也就避免了灾难性后果出现。
万物通理，八旗军队的蜕化过程，同样出现了很多次问题症候，如果满清统治者重视了、解决了，能够学习普鲁士军队一样，真正地让八旗军队来一场系统、彻底的职业化改革，或许历史的轨迹又有所不同。
康雍乾在任内组织的战事中，早已发现八旗已非昨日八旗，备战打仗水平掉得太厉害，但大清帝国最优秀的三位帝王，都没有采取有效解决措施，更多的只是采取了说教和训斥，真正的问题，单靠教育必然无功，这样就把本来不是很难的问题，交给了子孙后代。
按说擎起改革大旗的雍正帝，火耗归公、摊丁入亩、改土归流等改革极富远见胆略，但面对祖宗定下来的旗人包养政策，却没有做根本性改革，不敢端了旗人的铁饭碗。
京西健锐营
乾隆虽说在香山脚下设立京西健锐营，把八旗子弟拉出繁华地段，专门训练云梯攻城，虽然短期内确实取得明显效果，对乾隆的“十全武功”颇有贡献，但这种改良，并非整体性改革，照样很快被包养政策腐蚀殆尽。
早在康熙十九年，广州驻防旗人就因米价太贵，影响生计，而闹到巡抚衙门，要求巡抚衙门降低米价。到了乾隆年间，粮食价格增加了四倍左右，八旗生计问题就越加明显。
如果在这个时候，改掉祖宗不允许旗人经商生产的规矩，引导旗人生产经营，一时或许困难，但经过几十年摸索，也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
但乾隆采取的方式，竟是为保住满八旗和蒙古八旗生计，而将另计档案人、八旗汉军等非满成分出旗。而本着老爹的思路，嘉庆皇帝更往前再走了一步，让八旗兵去挤占绿营的编制，把八旗中老弱无用的旗人安排到绿营吃皇粮。
八旗生计问题
这些做法，短暂的确实解决了八旗生计问题，然而却从根本上动摇了整个“八旗”“绿营”军队的战斗力，自毁长城，也为自己的子孙后代，挖下了大坑。
既然内部的改革出现不了，外力的教训自然接踵而至，而外力介入之时，其实已经风雨飘摇。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太平天国的革命，终于让统治者心有余悸，开始意识到不改不行。
于是在1861年1月11日，铁帽子王爱新觉罗·奕訢会同桂良、文祥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企图推行洋务运动自强，进而保证江山永固、福祚永继。于是，李鸿章等办起了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生产大炮、枪械、水雷、轮船等新式武器；各地陆续办起了天津水师学堂、广州鱼雷学堂、旅顺鱼雷学堂、江南陆军学堂、上海操炮学堂等一批军事学校；建立起了新式的海陆军，实力最强的北洋水师，当年《美国海军年鉴》排名全球第九。
甲午惨败
然而，这自强运动实质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未丝毫触及封建政治制度，因此统治者目光短视、党派斗争、官僚作风等封建痼疾仍然涛声依旧，自然也就注定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延续200多年的大清王朝从此日薄西山。
八旗包养制度，让旗人终身以当兵为职业、保证优厚福利待遇、队伍保持高度稳定，这些确实有现代军队职业化的影子，对早期八旗军力提升，确有促进作用。然而，不考虑实际效益的包养，让国家财政不堪负重；只为政权巩固而让军队脱离主业的导向，让八旗军队建设偏离正轨；对于发展中出现的一个个问题症候，始终不敢正视，不能彻底解决，都充分说明，这场职业化的严重不成熟。这种不成熟，最终只能收获国破家亡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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