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元宵节，就盼端午节。其间虽然也有清明节、五一节，甚至六一儿童节，但只有端午节才是与吃有关的--小时候，我们最开心的事就是吃和玩，其他的，一概没有大兴趣--所以，我们又把端午节叫棕子节。听大人讲，吃棕子是为了纪念屈原，但总也搞不明白，本来是怕鱼吃了屈原，而把棕子投到江里给鱼吃的，怎么变成人吃棕子了？至于为什么要纪念屈原，那就更不明白了。
端午节和其他与吃有关的节不同之处，是我们可以积极参与--打棕叶--怎么叫打棕叶呢？当时不明白，后来学了汉语知识，才知"打"字是个万能词，在这里，与"摘"同义，而棕叶其实就是芦苇叶。那时人们没有商品意识，县城里买不到棕叶的，想得到棕叶只有两条路，一是邻居送，二是自己去打。好在县城很小，县城周围池塘多，而池塘里长的最多的，就是芦苇了。不过芦苇虽多，去晚了却很难打到又宽又嫩的，因为县城里打棕叶的人太多，于是常要跑到很远的乡下去打。我们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六保河以东的几处大苇塘。
打棕叶是件快乐的事。左邻右舍的男孩女孩，大家一哟喝，就提着篮子上路了。叽叽喳喳一路走过县城的大街，像郊游，像野营。大家由近及远，见了苇塘就一拥而上，像蝗虫吃庄稼一样会"吃"掉能够摘到的所有苇叶。别看荒芦苇塘很大，能摘到的好苇叶却不多，因为又大又好的苇叶都在深水处。大家围着苇塘周边转，先摘大苇叶，再摘小苇叶。摘完了，再朝更远的地方走。常常是，越走苇塘越多，苇叶越摘越大。于是扔掉一开始摘的相对小的，满载而归的是又大又肥嫩的苇叶。
棕叶打来，大人夸了几句后，就忙着将棕叶捆扎成一把一把的，放在洗衣服的大木盆里浸泡，用不了的棕叶送邻居。
我们把包棕子的糯米叫黏米。黏米平时买不到，只有端午节时，才有定量的供应。现在记不起一家人可以买到几斤黏米了，但肯定是僧多粥少，因为包棕子时，常要在黏米中加一些普通的大米。母亲说是掺和一下，不要太黏了，其实还是纯黏米的好吃。每次包棕子，母亲总会用纯黏米请手巧的邻居包上十来个小巧的棕子，做上记号，每人分两只品尝。哈，那个粘啊，那个香啊，那个软啊，在红枣和白糖的作用下，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也不会再吃到的美味。
黏米也要提前浸泡。棕叶和黏米泡透了，就要开始包棕子了。包棕子是巧活，不会包棕子的四处请人，会包棕子的四处出击。大家团团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拉着家常里短，包着棕子，洋溢着的是浓浓的邻里情。
煤炉煮棕子火候不行，临时支起地锅，吃罢晚饭就将棕子上锅，烤起旺火来煮。煮开后，再用闷火整夜慢慢煮。煮的时间越长，棕子越黏越香越好吃。但嘴馋的我们，总是流着口水围着地锅团团转，还不断地对着母亲叫着"熟了吧熟了吧，早该熟了吧"，母亲被缠得没法，只好隔个把小时，捞出一个来，大家分吃，一直吃到睡觉。
天刚亮，母亲就揭开地锅盖，立时棕子香味直刺脑门子，大家从酣睡中一跃而起，奔向院子中的地锅。这时地锅边已摆上小方桌，棕子剥好放在盘子里，桌子中央，是盛白糖的小碗，还有煮熟的鸡蛋和大蒜头--为什么棕子节要吃鸡蛋和大蒜头，一直是个谜。棕子随便吃，而鸡蛋和大蒜头，每人最多分三四个。吃饱了棕子，大家拿着鸡蛋和大蒜头，和左邻右舍的孩子们，边吃边玩去了。而母亲，则端着棕子挨家去送，当然，邻居家的大姨大婶大娘们，也是如此。
用过的棕叶是不会扔的，洗净了十片一把扎起晒干，掖在锅屋的梁头上收藏起来，等明年端午节再用。据说老棕叶味道特别，至少可以用三年呢！
我下放时的村子，两面环水，棕叶是我从未见过的好，于是摘了一大化肥袋，送回县城的家里，分给左邻右舍，大家齐夸乡下棕叶好，夸我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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