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金泽荣对《诗经》《论语》等若干问题考论
王 成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内容
提要
金泽荣对孔子是否删诗，《诗经》郑诗与卫诗是否属“淫奔”之诗，孔子之政是否专制，《论语》“吾与点”句如何理解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呈现出较为鲜明的特点，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域外的审美视角。
金泽荣(1850—1927)，字于霖，号沧江，亦号云山韶濩堂主人，“韩末四大古文家”之一。1905 年流亡到中国江苏南通，在中国生活了 22 年。有《韶濩堂集》传世。金泽荣曾在张骞创办的翰墨林印书局任编辑，编辑、刊行了朝鲜著名文人朴趾源《燕岩集》、申纬《申紫霞集》、黄玹《梅泉集》、李建昌《明美堂集》等文集。金泽荣宗法秦汉、唐宋散文，他自言“于文好太史公、韩昌黎、苏东坡，下至归震川”(《自志》) ，其文“或者议政，或者论事，观点鲜明，有雄辩的气势” ，尤其是对《诗经》、孔子与《论语》等若干问题的考论，颇具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于《诗经》的编订有三种说法比较有影响，即采诗、献诗、删诗。据古代典籍记载，古有所谓“采诗之官”，专于民间采诗，献之朝廷，作为统治者了解民情的一种手段。“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六“宣王十五年”何休注语)所谓“献诗”，指统治阶级中的贵族文人有目的地作诗以献王者，意在“补察其政”。“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 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国语·周语上》)
关于删诗，司马迁称古诗原有三千余篇，经孔子删、取，定为 305 篇，此即所谓孔子“删诗”之说。《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馀篇，乃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东汉王充《论衡·正说》:“《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其重 复，正而存三百五篇。”
删诗之说影响颇大，但自唐代孔颖达已疑其说，孔颖达云:“《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本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是诗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司马迁言三千余篇，未可信也。”后世学者亦多持怀疑态度，如清代崔述《辨〈诗〉之说》曰:“孔子原无删《诗》之事。古者风尚简质，作者本不多，而又以竹写之，其传不广。是以存者少而逸者多。......故世愈近则诗愈多，世愈远则诗愈少。孔子所得，止有此数;或此外虽有，而缺略不全。则遂取是而厘正次第之，以教门人，非删之也。” (《洙泗考信录》卷三)清代方玉润《诗旨》云:“夫子反鲁在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丁巳，时年已六十有九。若云删诗，当在此时。乃何以前此言 《诗》，皆曰'三百’，不闻'三千’说耶?此盖史迁误读'正乐’为'删诗’云耳。”(《诗经原始》卷首下)
《孔子删诗辨》表达了金泽荣对孔子删诗的看法，文曰:“自朱彝尊论孔子未尝删诗，而司马迁、孔安国二氏之说挠焉。然余以为孔子未尝删诗，亦未尝不删诗。”清代朱彝尊曾讨论过孔子是否删诗的问题，朱氏言:“孔子删诗之说倡自司马子长，历代儒生莫敢异议。惟朱子谓经孔子重新整理，未见得删与不删。又谓孔子不曾删去，只是刊定而已。水心叶氏亦谓《诗》不因孔子而删，诚千古卓见也。窃以《诗》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学、大学之所讽诵，冬夏之所教， 莫之有异。故盟会聘问燕享，列国之大夫赋诗见志，不尽操其土风，使孔子以一人之见，取而删之，王朝列国之臣，其孰信而从之者。”(《曝书亭集》卷五十九《诗论一》)朱彝尊的观点是，《诗经》是当时贵族阶层的普及教育，孔子以一人之见而删诗，无法让人信服。孔子曾多次提及“诗三百”，可见是由来已久的确定篇数，而不是删诗之后才提及的，况且季札在鲁国观乐，《诗经》编排的次序已大致确定。朱彝尊不仅从整体上观照孔子删诗说，还从具体诗句入手印证孔子未尝删诗:“《诗》云:'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惟其诗孔子未尝删，故为弟子雅言之也。《诗》曰:'衣锦尚綗，文之著也。’惟其诗孔子亦未尝 删，故子思子举而述之也。《诗》云:'谁能秉国成’，今本无'能’字，犹夫'殷鉴不远，在于夏后之世’，今本无'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传既久，偶脱去尔。昔者子夏亲受《诗》于孔子矣，其称《诗》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惟其句孔子亦未尝删，故子夏所受之诗存其辞以相质，而孔子亟许其可与言诗，初未以素绚之语有害于义而斥之也。”(《曝书亭集》卷五十九《诗论 一》)
金泽荣认为“孔子未尝删诗，亦未尝不删诗”(《孔子删诗辨》)，他从三个角度来阐释自己的理由:第一，从周初至东迁后四五百年间，“太师所采列国之诗，富至三千”，但是辞义俱美、可弦可歌、可观可兴者只有三百多篇。这三百多篇是“择之精而选之妙者”，但在孔子看来，还是有进一步挑选的可能。况且“其时颂声久寝而篇帙芜乱”，所以孔子略作删改。孔子删诗并不是从三千篇中删 减，而是从三百多篇中益致其精，司马迁却误以为是删三千篇。
第二，金泽荣指出删三百而不是删三千的理由。孔子的语录中曾多次提及 “诗三百”，说明“诗之百者，盖当时天下之成语也”，诗三百已经是约定俗成之语。如果始删于孔子，“则何圣人之将箧中割削涂抹草创深閟之简札，而公然以命于天下曰三百三百而不已也”。圣人懂得谦让之道，所以决不会如此。金泽荣从孔子圣人身份、人物性格等角度来论说孔子删诗之不可信。
第三，从政治的角度考察。被之管弦，三百篇已经足够多了，如果是三千篇皆管弦之，那么，“举天下之聪而专于乐一事而已”，其他事就无法进行了。所以金泽荣主张孔子删诗，但不是司马迁所说的删三千，而是从三百多篇“择之精而选之妙”，以便能够“列于乐官，播于四方”。
二、关于《诗经》郑诗、卫诗淫说辨析
《诗经》“十五国风”中的《郑风》引起历代学者的热烈讨论，其中影响最大、也最具争议的就是朱熹《诗集传》中的观点，《诗集传》:“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啻于七之五。”朱熹把《郑风》《卫风》中描写男女情爱的诗篇看成是“淫奔”之诗，如他评《出其东门》是“人见淫奔之女而作此诗”，评《溱洧》是“此淫奔者自叙之辞”，等等。朱熹对《郑风》的认识源于孔子，《论语·卫灵公》曰:“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孔子认为郑国的音乐是淫声，主张禁绝郑国音乐，这一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朱熹即是其中 代表。
金泽荣《郑卫淫风辨》云:“说者病朱子郑、卫诗说曰:郑、卫虽曰淫俗， 其间亦必多洁男贞女，何至如朱说之甚也。且经可以取淫，则何足名经?”金泽荣指出，对朱熹郑、卫诗淫说持批判态度的人，他们肯定郑、卫诗淫的同时也认为其中存在洁男贞女之诗作，所以批评朱熹的言论过分夸大。金泽荣认为持这样观点的人没有认识到“国风者，本天子劝惩之物”，《国风》所载关于忠臣孤子、 隐士勇夫、贞媛淫妇的诗作，所有善恶可敬可憎的诗作，都是君主“采观而刑赏劝惩”。这些诗作保留在《诗经》中是有深层寓意的，即如《春秋》褒贬之义一样，“有以益暴其善恶，有甚于刑赏之劝惩”。如果只以“淫”为诗作主旨，就没有领悟到作诗者、编选者的深意了。这些论者，“不求其端，不讯其来，惟立异之是好，此薄俗之弊”。金泽荣的观点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有益的启示，即读书要深入到文章的深层寓意，要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韦丹《朱熹“郑诗淫”辨析》 言:“朱熹在《诗集传》中将《郑风》的情诗视为'淫奔之诗’，但从内容上看， 这部分诗并无'淫奔’迹象。朱熹的主要依据是孔子的'郑声淫’，但孔子的原意不是指'郑声’的淫荡，而是指郑国音乐细而高的特点，'淫’可不是内容上的淫秽，而是就音乐形式不合传统'雅乐’的标准而言。”
通过金泽荣对《卫风·氓》的评述也可见他对所谓郑、卫诗淫的看法，其《杂言一》曰:“余读《氓》诗而知诗之不可无也，淫奔之妇，平居对人，讳其踪迹，掩匿覆盖，无所不至，至有不幸而被逐，则讳之尤甚，此固人之常情也。而今乃一吟咏之间，凡系羞耻而可讳者，冲吻直出，譬如食中有蝇，吐出乃已，是岂非性情感发，油然跃然，己亦不自知其然而然者欤?诗之有功于性情，如是夫。”朱熹《诗集传》评《氓》诗:“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士君子立身一败，而万事瓦裂者，何以异此?可不戒哉!”诗歌的本质在于抒发性情，哪怕是羞耻而可讳者，也不能压抑而不发，应该吐喷而出。
有人认为孔子的政治主张是专制，“近日野人之为共和政论者曰:孔子之政专制也。是说也，荐绅先生固已掩耳而不闻矣，然世之荐绅先生少而椎愚者多”(《孔子专制辨》)。金泽荣给予了辨驳，他认为君、臣、民之间有正常的尊卑之分，“得其所者名分也，不得曰专制”，这是《春秋》之义理所在。如果君主过于尊贵，臣民过于卑下，那么“情不相通者专制也，不得曰名分”，秦以来的乱政就是明证。
今说者乃欲以春秋之大法，认为嬴秦之乱政可乎?名分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可一日废者也。一日而废，则一令何可出，一事何可成乎?故今 共和之国，虽无君臣之名，而君臣之分，未尝不存，所谓寓名分于无名分 之中者也。今说者忘此之隐，惊彼之显，而遂以共和之仇，视孔子乎?
因此金泽荣认为:“春秋之大法，即今之立宪也。尧舜之揖让，即今之共和也。”如果孔子能得尧舜之位的话，他一定能行共和之名而让天下，但孔子不得其位，不得已只能采用立宪的名分，目的是“救目前之大乱，时中之道”。不知道其中深义者，“必日攘一鸡而不足，欲一日而四五攘者”。“日攘一鸡”典出《孟子》，故事告诉人们有错误要及时改正，不要一拖再拖。金泽荣引此典故意在告诫论孔子之政为专制的人们，应及早放弃这种想法。
孔子眼中的帝尧德行深厚、广博，不仅顺应天道，建立礼仪制度和文化体系，更开启了中华文明史，功绩彪炳千秋。后人因孔子对尧的称颂而对尧不敢更措一辞。金泽荣《唐尧论》云:“孔子于历代帝王，首推尧舜，而其称尧之言曰: 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夫以夫子之万世之大圣，而其所以钦慕推抬之者，有如是矣。故自兹以往，天下之人之于尧也，不敢更措一辞，犹天地日月，但可以观瞻而不容置言议也。”语段所引孔子之语出自《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天是最高大的，帝尧效法上天，像崇山一样高高耸立着。帝尧作为一代君王是非常伟大的，民众无法用词语来称道他。帝尧所成就的功业是崇高的，他所制定的礼仪制度是灿烂辉煌的。金泽荣对此深表疑意，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发人深思:“敢问夫子之以尧比天者，指何德与何事耶?谓之亲九族、章百姓、和万邦，则伏羲、神农、黄帝诸圣人，必皆能此矣。谓之命历官、授人时，则历之道，黄帝又已始之矣，尧何以独出类拔群而与天同大哉?”孔子把尧比作天，如果是指尧和睦亲族、百姓，那么伏羲、神农、黄帝等人也能够做到;如果是指命历官授人时，黄帝之时已有掌管历数之人。并且，“尧知鲧之偾事而不能确，又尝用共工兜三苗诸小人”， 说明尧“其智犹有所限，其力犹有所难”。
在金泽荣看来，孔子称颂尧的主要原因是指尧让天下之事，因为尧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其子的缺点而不庇短，把天下让位于他人。金泽荣又分析了孔子的情况:
抑夫子生于衰周大乱之世、人欲滔天之时，有尧之才而无尧之福，不能得位以救其时，寤寐忧叹，何所不至?夫惟天下之大乱者，其原在于不能大 公无我。不能大公无我，斯不能忘富贵矣。不能忘富贵，斯不能让天下矣。 夫苟能让天下，则胸中更有何物，天下更有何事，而大乱何从以生?此夫子 所以俛仰上下于数千年之间，独犂然莫逆于尧之揖让，而至于发赞如此也。
结合孔子的处境，揣摩孔子的心境，金泽荣认为孔子盛赞尧是赞其让天下之事。只所以舍舜而举尧，是因为“揖让之事，尧创而舜师之”，这是天地开辟以来所未尝有之举，可以与天比美，所以孔子称颂帝尧而未称颂帝舜。
四、关于《论语·先进》篇“吾与点”的理解
《论语·先进》篇记录孔子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等弟子“问志”“言志”的故事。《论语·先进》开篇云: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 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先回答，如果让他治理一个中等国家，即使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只需要三年就可以治理得很好。冉有认为自己只能治理“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的一个小国，三年之后，他能取得的政绩仅限于“足民”，至于礼乐教化则不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公西华有志于礼乐教化的事，为避免以君子自居，他先谦虚了一番，后才委婉地说出自己的志向，“愿为小相”。当孔子问到曾皙时，曾皙回答道:“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对此的反应:“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孔子为何会有喟 然之叹?其“与点”之语的真意何在?反映出孔子何种理想?这一系列的问题成 为历来学者争论的话题。有的认为曾皙是主张以礼治国，他说的那段话(“莫春” 至“咏而归”)是礼治的结果，是太平盛世的图景，与孔子的“仁政”“礼治”“教 化”等政治主张相符，因此孔子“与点”。还有的认为曾皙是主张消极避世，符 合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主张，因此孔子“与点”。
金泽荣《“吾与点”解》一文开篇曰:“孔子闻曾点浴风之说，喟然而叹曰: '吾与点。’朱子释'叹’为'叹美’，释'与’为'许’。以为不许三子，而独许点之高明。是说也，余窃疑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曰:“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 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 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朱熹认为孔子有喟然之叹，体现出他对曾点“深许之”的态度。
金泽荣对朱熹的阐说表示怀疑，他对“吾与点”的解读是:
孔子之发问，在于天下国家事业之所期待者，故子路、冉有、公西华皆以所期待者对之。独点才不及三子，而但有狂狷旷远之志趣，故舍所问 而别举浴风之说以进。时则盖孔子道不行，返鲁之日也，故闻点之说，辄 感动于中，以为彼三子所期待者之未必行，亦恐如吾。而所可行者，其唯 点之狂狷旷远之志趣乎?其喟然叹者，伤叹道之不行也。若曰叹美，则叹美之声气，何至于喟然也?其曰“吾与”者，欲同归于浴风之乐也。若 曰许与，则许与冉有、公西华之意，著于答点之辞，何尝于点乎独许之乎哉?
金泽荣认为孔子所问之志关乎到国家大事，子路、冉有、公西华都以政事对 答，而曾皙才华不及三子，并且本身性格又狂狷旷达，所以以“浴风”之说做出回答。孔子此时正处在施政思想不能推行、返鲁之际，所以听到曾皙的回答深有感触。况且子路等三人的想法也可能会和自己的施政思想一样无法推行、实现，所以喟然长叹，所叹者“叹道之不行”。
历代很多论者也认为孔子当时有出世之心。如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吾与点也，言我志与点同也。所以与同者，当时道消世乱，驰竞者众，故诸弟子皆以仕进为心，唯点独识时变，故与之也。”近人钱穆《论语新解》:“盖三人皆以仕进为心，而道消世乱，所志未必能遂。曾皙乃孔门之狂士，无意用世，孔子骤闻其言，有契于其平日饮水曲肱之乐，重有感于浮海居夷之思，故不觉慨然兴叹也。然孔子固抱行道救世之志者，岂以忘世自乐，真欲与许巢伍哉?然则孔子之叹，所感深矣，诚学者所当细玩。”
金泽荣认为，如果如朱熹所释为“叹美”，就不应该用“喟然”。他认为 “与”字应释为“同”意，“欲同归于浴风之乐”;如果解释为“许”，也应该是 “许”冉有、公西华的回答。
《诗经》《论语》等经典著作对朝鲜古典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金泽荣对《诗 经》《论语》给予了极大关注，他讨论了孔子删诗、《诗经》郑诗与卫诗是否属 “淫奔”之诗、孔子之政是否专制、《论语》“吾与点”句如何理解等问题，为《诗经》《论语》研究提供了域外的审美视角。
编选自《学衡》第一辑，引用请参考原文及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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