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起，我将以案例的方式介绍一下，我是如何将教育惩罚与民主教育结合在一起的？
从最近一些朋友的留言来看，他们以自己的经验，觉得李老师说的“民主管理”不可能那么神奇，有的网友明确给我表示：“不可信！”甚至有朋友还说希望找一个摄影师暗中跟踪拍摄我班级管理的全过程！但三十多年来，从八十年代刚参加工作，到前几年我做班主任，我一直都这样的呀！当然不能绝对说没有出现过一点问题，但总体上讲，我以《班规》为载体的民主管理一直很顺利。这就奇怪了：我觉得理所当然，可有老师觉得：“我也搞过班规，怎么就不是李老师说得那么灵呢？”
问题出现在哪里呢？核心的关键在于——
我认为《班规》管理只是班级管理的冰山之一角，而有的老师则把《班规》当成了班级管理的全部。他们只看到我露出水面的“一角”，没看到我潜藏在水下的一切。
所以，我特别要说明的是，一个班的管理与教育，是一个综合性的行为系统，不只是一个“惩罚”的班规那么简单。一个小小《班规》的实施，与师生关系、平时教师对学生的精神沟通、情感教育、心理辅导、班级的温暖与正气……都紧密相连。包括我前段时间推文所写的给学生写那么多的信，我带学生天南海北地玩儿，我中午给他们读小说，我挨家挨户家访，我和后进生摸爬滚打地“混为一体”……这一切所建立的彼此信任，彼此依恋，彼此平等的人际关系，还有良好纯正的班风，就是我们班能够有效实施实施民主管理的土壤！
还有老师对我把科任老师列入《班规》惩罚有误解：“您是领导，科任老师当然会听您的，接受班规惩罚！我们不过就是一个普通老师，哪管得到科任老师？”我看到这里就笑了：在八十年代第一次搞班级民主管理时，我就是一个刚工作不久的小伙子，而我的科任老师中有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有年级主任（因为我年轻没有经验，所以学校让校长和年级主任和我搭班）。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综合的立体的“教育场”，离开了其他因素，单单拎出“惩罚”，是不起作用的，相反可能会造成师生对立、学生之间对立甚至会出现有老师所担心的学生“意外事件”。
所以，请老师们在读我的故事时，不要仅仅把注意力放在我是如何“惩罚”学生的，而要关注我是如何建立班风、与学生建立情感以及我是如何走进学生心灵的？
从今天开始， 我将每天推出一个真实的案例，连续几天把老师们带进我班的情境中，带进真实的现场，近距离看看我是如何实施班级民主管理的……
把教师的权威融入集体的权威
李镇西
《班规》正式实施不久的1987年11月29日，学生为参加学校12·9歌咏比赛在礼堂排练。
大家正兴致勃勃地练着，可担任领唱的尚媛媛（化名）同学不知何故不愿领唱了。我先是反复耐心给她做工作，同学们帮着也劝说，可她仍然不愿领唱。这可把我急死了，想到离比赛只有几天了，现在换人肯定是来不及的。最后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已，勃然大怒，猛拍钢琴，喝斥道：“你不唱就给我滚出去！”
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自己过分了：万一尚媛媛真的“滚出去”了，这歌还怎么练呢？
还好，我这一吼还真管用：尚媛媛虽然满脸不高兴，但总算唱了起来……
排练结束后，我把尚媛媛留下来谈心，她说她刚才不想唱是因为排练前与一位同学闹了别扭，情绪不好。我一方面教育她要以集体利益为重，同时，又真诚地向她道歉：“刚才我实在是太急了，冲着你发那么大的火。真对不起，请原谅李老师！”
她也真诚地说：“不，还是怪我当时使性子……”
我想，这件事也就算解决了。
谁料到，我第二天早自习走进教室，见黑板上赫然一行大字：“李老师昨日发火，按《班规》罚扫教室一天！”我心里一惊：这些学生还真够认真也真够大胆的！转而又是一喜：学生们勇于向老师挑战的精神难能可贵，实在不应挫伤。再说，《班规》刚刚实施，教师认真对待《班规》必将提高《班规》的权威性——这实际上也是班主任真正的权威之所在！
不过，我得再“考验考验”学生们依照《班规》惩罚老师的勇气究竟有多大。于是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同他们“谈判”：“李某人当然不敢不依‘法’办事。但请问，李老师这个月发了几次火呀？”
学生们想了想说：“一次……”
“对嘛，《班规》上的规定是‘发火超过一次罚扫教室一天’，可我并未‘超过一次’呀！”然后我又得意得说，“今天是11月30日，我只要今天不对同学们发火，嘿嘿，我这个月就不会‘超标’！所以我不该受罚。”
学生们一下哑了，可能是觉得我言之有理吧，他们不再与我争辩。
可是，李崇洪同学站了起来，他左手拿着《班规》，右手指着上面的条文大声说：“李老师说得不对！您这个月发火是没超过一次，这条罚不了您；但您昨天用不文明的语言侮辱了尚媛媛——您叫她‘滚出去’，这可应该受罚啊，因为《班规》有一条规定，老师不得以任何侮辱性的语言批评同学，否则罚扫教室一次！”
他这一说，学生们便嚷了起来：“就是嘛！该罚！该罚！”
于是，我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笑着对大家说：“好，好！我认罚。看来，面对《班规》，我想赖帐也是不行！今天放学后，由我扫教室，而且保证教室清洁分数达到10分，否则重扫！”
当天下午放学时，我正在市里开会，但我仍然提前匆匆赶回学校。当我走进教室时，看见宁玮、赵琼等几个住校女生正准备打扫教室。我赶紧冲过去夺下她们手中的扫把：“你们不能扫！今天该我一个人扫！”
她们却死死地捂住扫把不放。赵琼说：“李老师，您真的要一个人扫？”
我说：“不是我要一个人扫，我也不愿意扫，但这是《班规》的规定啊！”
“哎呀，您太认真了！”宁玮说，“那这样吧，李老师，我们和您一起扫，好不好？”
“不可能！”我强行把她们“赶出”教室，把门关死，一个人在教室里干得满头大汗。
第二天一早，我又早早走进教室，做早扫除。
当时的情景真是别有趣味：教室里灯火辉煌，学生们书声琅琅；教室外，大雾弥漫，我在窗台上一丝不苟地擦拭着玻璃窗。
那天早晨第一节课下课后，学生们纷纷到《学校清洁卫生评比栏》看我班的教室卫生评分，结果当天的分数是满分10分！
这下在全班引起了强烈反响：“李老师太好了！”“我读小学到现在，从来没见过老师一个人扫教室！”“李老师真高尚！”
我却感到深深的遗憾：学生们对我的行动赞不绝口，这说明在大多数学生的头脑里，我并不是依“法”受惩，反而是“放下架子”平易近人因而令人崇敬的英雄。如果学生真是这样的认识，那么，我民主教育只能说是失败的。
在下午的班会课上，我真诚而严肃地对全班同学说：“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既然同学们违纪都应该受罚，为什么老师可以例外？这与‘高尚’丝毫不沾边！前不久报上登了江西省前副省长倪献策因触犯刑律而被捕入狱的消息，我们怎么没有说‘倪献策真高尚啊，犯了罪竟亲自做牢’呢？如果你们认为同学违纪受罚是理所当然，而老师违纪受罚就是‘高尚’，那么，你们就仍然没有树立‘面对纪律师生平等’的民主观念！”
在这个班以后的两年多中，我又因各种“犯规”而五次被罚，我很少再听到有人说我“高尚”，大家都觉得很正常、很自然。
有了集体权威，我似乎放弃了班主任的“个人权威”。我追求着一个目标，把教师个人的权威融入学生集体的权威，其意义已不仅仅是体现出教师个人的教育艺术与管理水平，而更重要的是，要使我们的教育真正充满社会主义的平等意识与民主精神，培养社会主义公民。
1987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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