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从功用上讲，是具有一定普适性的约束机制。而所谓的普适性，是与系统结构特征和系统辐射区相对应的。因此，任何规则，也同时具有特殊性。而所谓的约束机制，本质上是为解决系统中可能的资源分配和资源流动问题，也就是说，规则是作为一种实践系统目的的载体而存在的。一旦偏离了系统目的，那么，规则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以及意义。因此，凡规则体系，必与资源体系挂钩。换句话说，要看懂资源体系，就必须以其系统的规则体系为切入口。这一方法论，从理论层面是逻辑自洽的。但是，一旦付诸实践层面，在实践方法论上，或许，就会发现，原本理论层面的逻辑自洽，很多时候，却已经进入到了一种以完美理论掩盖的通行谎言之中。而规则一旦遭遇实践逻辑的背叛，那么，其中一定是有某种意图，正在试图篡改原本规则规约的资源体系。这种被玩坏了的规则，也可以称为是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二律悖反。所谓模糊机制，即对原本的规则进行话语改造，也即再生出一套话语模式。而再生出来的这一套话语模式，并不会与原本规则的话语模式，形成可能的直接的冲突，或者是很容易就能被甄别出来其中话语的变异属性。并且，事实上，再生出来的话语模式，因为其类似解释权的实际落地，反而具备了实际的效用。解释权，即对规则具体实施过程中的话语二次建构。任何规则，在进入实践逻辑时，都必然地会经历一次话语的二次建构，即把理论话语转化为实践方法论。而这个二次建构的过程，就成为了规则最终施行群体，介入自身诉求，或者说群体偏好的最佳节点。一是模糊性，具备了解释的巨大空间。解释空间越大，越是缺乏可能的实质性的对抗。二是模糊性成为了群体偏好通行的最佳掩护，并且，一旦这种模糊性话语得到了某种普适性，或者说某种程度的不被质疑，而进入到一种更约定俗成的话语编码阶段，那么，这其实是达到了一种对规则的根本性的背叛，或者说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比如，原本是制度规则规约机制下的一种资源流动设计，但是，到达践行节点，这种原本的理性设计，却被解释为是一种“机会”。也就是说，个体根据制度规则，本来是被纳入到了“理性设计路径”之中，但是，这种“理性纳入”，却被二次话语描述为是因为什么什么，而施与给个体的“一次机会”。这种二次话语建构背后，其实是把理性制度模糊为了一种感性赠予，或者说是特别照顾。也就是说，既然是机会，那么，就可以给你，也可以不给你。这种模糊机制的本质，是要削弱理性制度的规定性，而给予感性操作更多的空间。一旦这种“一次机会”的二次话语建构，达成为一种通行话语模式，那么，个体就陷入到了极大的被动之中，而与理性制度话语的距离，将越来越遥远。所谓转移机制，本质是以更迎合群体心理的话语标签，去边缘化真正要害的话语内容。因此，转移机制，实际上是一种对大众心智的操控。或者说，这是基于对群体最大诉求的认同为心理基础，并以此建构出相应的话语体系，形成对群体诉求的最大回应，以及作为一种处事的标准姿态。因此，只要把这一套话语体系标榜出来，就能获得群体的极大的呼应。只有当这种基于诉求认同的话语建构，得到极大的呼应时，转移机制才能获得尽可能大的成功。从这个层面讲，转移机制本质上是一场话语欺骗，或者说是一种有意引导和刻意隐蔽。这种策略在现代公关危机中，也被频频使用。比如一桩丑闻，就必须用更大的丑闻来快速掩盖，或者用足以令人震惊的财富神话，来进行更大程度的吸引注意力。说到底，在现代公关危机处理策略中，转移机制，本质是迎合了大众停留于“吃瓜”的智力水平。而所谓的少数与多数原则，看起来是以牺牲少数，来保全大多数，而实际上，则是以牺牲大多数，来保证少数。因为，被成为“少数”的，大多是处于结构底部的。而这个机制的盛行，就是转移机制的功劳，把真正的牺牲掩盖在了所谓的“大多数”利益之下。如果说模糊机制，是一种解释策略，是以拥有解释权的优越性作为背书，而达成某种二次话语建构的通行，那么，转移机制则更像是一场赤裸裸的智力侮辱。因此，模糊机制，更多的是把群体偏好，隐藏在再生话语模式中，并以这种再生话语模式的通行，作为最终的偏好达成机制。而转移机制，本质上是建构另一种更加迎合大众诉求的话语景观，来消解原本话语模式中，可能的对大众的刺激，或者说是可能的自我利益目的的曝光。从这两种机制的实际操作来看，很多时候，规则，只是规则而已，只是一种可能的话语编码形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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