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婚姻法》的前世今生

 

1950年《婚姻法》：破旧立新

    作为婚姻法专家，78岁的中国人民大学婚姻家庭法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杨大文教授见证了中国《婚姻法》的修改历程，亦见证了中国婚姻的变革。

    近日，婚姻家庭法学界泰斗杨大文教授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婚姻家庭立法的全过程，可以用“两部婚姻法，三个里程碑”来概括。两部婚姻法系指1950年《婚姻法》和1980年《婚姻法》，三个里程碑系指上述两次立法活动和2001年对《婚姻法》的修改。

    “不同阶段，立法的侧重点各有不同。1950年我国的第一部《婚姻法》完成了废除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实行新民主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历史使命，而当时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实际上也是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一个雏形。”杨大文解读。

    事实上，新中国1950年《婚姻法》，内容较为简单，规定也并非很具体，这部一共才27条的法律，宗旨为“废旧立新”，核心落在“妇女的解放”上。

    诸如，这部法律的第二条就规定，“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藉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这跟当时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

    在一些研究者的眼中，1950年的《婚姻法》颁布后，掀起了一个自由婚姻的热潮，与此同时，新中国也出现了第一次离婚潮，时间大致是自1950年至1956年。当时离婚的原因是以解决“先天不足”为多，即取消旧社会的童养媳婚姻、盲婚等，此外一些干部进城后抛弃没有感情的糟糠之妻也占相当一部分，累计约为600万对。

    1980年《婚姻法》：云开月明

    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讲述了英雄石光荣与年轻的文工团员储琴一段由组织包办的婚姻，政治部主任劝储琴嫁给石光荣时，用的是当时风行的一套说辞，“生活上你照顾他，思想上他帮助你”。

    事实上，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开始至“文革”结束前，中国的婚姻家庭关系蒙上了浓厚的组织色彩。婚姻往往由组织做主，个人情感成为被压抑的选项，这是一代中国人的记忆。

    一直到1980年，我国才有了第二部《婚姻法》。

    “1950年的婚姻法，对离婚问题没有实体性的法定理由的规定，法院对于什么情况之下应该判离婚、什么情况之下应当不判离婚，认识一直是不统一的。”杨大文说。

    1980年《婚姻法》最终增加了这个实体性的规定，其第二十五条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

    与1950年《婚姻法》相比较，1980年《婚姻法》在原则部分增加了实行计划生育和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内容，对结婚条件做了若干修改，在1950年《婚姻法》的基础上，将男、女各自的法定婚龄提高了两岁，并增加了禁止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结婚的规定。

    2001年《婚姻法》：并不保守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吗？是否还要维系？性在婚姻中地位如何？1987年，电影《谁是第三者》的上映，将上述反思引入高潮。按传统眼光，女主人公桑雨晨是“第三者”，她的插足破坏了一对20多年的夫妻华超与张恩寿的家庭关系。但桑雨晨自己却不如此认为。

    中国人的婚姻已是，“我的婚姻我做主”。而当时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比如，国人的婚恋观不断更新，婚姻家庭生活中的权利观念不断强化，婚外同居现象增多，家庭暴力时有发生等等。而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制定的1980年《婚姻法》，显然严重滞后。

    2001年《婚姻法》在内容做了许多重要的调整和补充。比如，在法律原则方面增加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的内容，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在结婚方面，确立了婚姻无效和可撤销制度。在家庭关系方面，详化了法定夫妻财产制，明确了夫妻共有财产和个人所有财产的范围，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约定财产制等。在离婚方面，列举了法院判决离婚的具体理由；规定双方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一方在家务方面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享有补偿请求权等等。

    在杨大文看来，2001年对1980年《婚姻法》的修正，是完善我国婚姻家庭法制的重大步骤，但如果从全面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高度理性审视，2001年修改《婚姻法》以后，也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立法措施，尚存诸多立法空白，婚姻家庭法制还不够完善。

    三次司法解释出台：如何保卫婚姻？

    “我们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期盼都仅仅是一处房子，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太悲哀了？”折射当下现实的《蜗居》中，这句经典台词广为流传。电视剧《双面胶》，也道尽了现代人婚姻中的龃龉。

    在2001年《婚姻法》修正之后，对其出台了三次司法解释。第一次是在2001年12月出台的司法解释(一)，这是针对2001年《婚姻法》施行后遇到一些程序性和审判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作出解释，以指导下级法院判案，比如，其对无效婚姻、家庭暴力等问题的规定。

    2003年，历经公开征求意见之后出炉的司法解释(二)正文，相比其征求意见稿，几乎每一条文都有改动，有些甚至是有重大修改。司法解释(二)也首次将关注点偏重于财产，比如对彩礼的返还、夫妻债务问题的规定。

    而今年8月12日出台的司法解释(三)中，加大了与现实相关联的财产部分，即19条有12条涉及财产问题。

    司法解释(三)出台，一石千浪。其在无效婚姻、亲子鉴定、婚前婚后购房、“小三”财产补偿、女方擅自堕胎等方面皆有出击。其中体现的保护父母出资权、夫妻个人财产细分等倾向，几乎当下社会现实的集中反映。

    针对房产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杜万华解释，从公开征求意见反馈的情况看，作为出资人的父母，担心因子女离婚而导致家庭财产流失，在实际生活中，父母出资为子女结婚购房往往倾注全部积蓄 ，一般也不会与子女签署书面协议，“如果离婚时一概将房屋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势必违背了父母为子女购房的初衷和意愿，实际上也侵害了出资购房父母的利益”，故将房屋产权登记在出资购房父母子女名下的，视为父母明确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较“合情合理”。这与学者巫昌祯等人的观点不谋而合。

    但曾参与新婚姻法意见征求过程的学者许莉则提出不同观点。许认为，其实国外的司法精神越来越重视夫妻间的“协力”，如夫妻对家庭生活(如生育孩子、抚养老人)的贡献等，“而这次的司法解释(三)，看重的是财产来源、社会劳动，忽略了家庭特殊职能 ，就连夫妻关系也要‘看出资’，不甚合理。”

    她认为，婚姻家庭的作用在当今社会还无法用其他形式替代，婚姻和谐和稳定也应受重视，“对于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婚姻，应鼓励夫妻两人共同生活的稳定，共有财产就体现了婚姻关系的特殊性，而司法解释(三)的婚姻立法精神则是侧重于独立。”在她看来，司法解释(三)推行的后果可能是，“夫妻更加注重个人的发展，而不利于社会稳定，毕竟生和育对于妇女的影响非常大。”

    

    60多年间，中国婚姻法制发生重大变迁，而与此相伴的是作为社会细胞的个人命运变革。应回归婚姻本质，司法解释给出的是底线，不要把这个底线当做优先选择或最佳选择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尽管时代变迁，法制变更，但这依然是我们对于婚姻的朴素理想。

    60多年前，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诞生，规定了一夫一妻制及婚姻自由；30多年前，首次修改后的《婚姻法》，放宽了离婚条件，并将计划生育写入法律；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规定，同居不再非法，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中国人离婚也无需审查期和介绍信。中国也成为世界上离婚最自由的国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