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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到“儒家”一种职业到一个学派的升华

    孔子创立的儒家 学说,是在总结、概括和继承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在社会治理方面,儒家主张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在维系社会良性运行中的基础性作用。在个体生活层面,儒家注重人的内在精神修养,提出了一套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冲击,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更是被斥之为封建糟粕,但还是绵延至今。其原因在于,儒学是植根于中华民族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顺时作自我调整,因而总能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因其内涵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儒学成为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而作为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在全球化深度演进的当下,儒学亦是引领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的重要力量。

一、儒家崛起为先秦第一学派的条件

    (一)从王官与儒说起

    儒的原始含义是指周代学校里的教师。《周礼·天官》记载:“儒以道得民”。东汉郑玄在注释这句话时说:“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就是说儒是以六艺来从事教育贵族子弟的教师。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和《诗》、《书》、《易》、《礼》、《乐》、《春秋》。前面六项是初级的教学内容,后面的六项是高级的教学内容。儒其实也就是王官,或者说史官。而儒又有“君子儒”与“小人儒”之分。前者精通六艺,而且道德高尚,能治理国家。后者指替人办丧事、相礼为生的人,即吹鼓手、司仪之类。这种儒则没有高尚的道德,只满足于饱暖而已。

    王官与儒,都是些古代的知识分子,在夏、商、西周各代,知识分子集中在史官,或者叫王官。《周礼·地官》说:“古者学在官府”。《文史通义·史释》说:三代(夏、商、周)鼎盛之时,天下的知识学问都集中在官府里,要学知识都要以官吏为老师。如果要学习法律方面的知识,就要到司徒那儿去学。因此,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学习机会的,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能有资格进入当时的学校里去读书。“学在官府”的局面,一直维持到西周末年。由于戎狄的入侵,迫使周平王东迁洛邑,在此过程中,王官流入一些诸侯国或失散于民间

    (二)孔子大办私学

    由“学在官府”到王官下到民间,在这个过程中,私人讲学的兴起,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孔子就是在私人讲学中最有贡献者。孔子倡导私人讲学之风,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为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开了先河。孔子在教学实践中提倡“有教无类”,即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等级,这就大大扩大了教育的范围。据说,孔子所教的学生有三千,其中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和《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的就有七十二人,可谓桃李满天下。他一生从事教育,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终于在教育事业上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孔子的弟子分散在各诸侯国,成为各个方面的有用人才。孔子创建儒家学派,正是依靠他的这些弟子作为骨干而形成的。正是由于孔子的大办私学才使得儒,由一种职业升华为一个学派成为可能。这也是儒家学派崛起的一个重要条件

    (三)儒家创建于鲁国的历史背景

    儒家学派为什么会诞生于鲁国呢?这还得从鲁国的特殊地位说起鲁国是周公的封地,周成王对周公的恩德十分感谢,他使鲁国在诸侯国中独占极为特殊的地位,让鲁公分享只有天子才能享有的祭祀天和祖庙的特权。因此鲁国有“天子礼乐”,而且还有附庸小国和太祝、太卜、宗人、太史等官职,也有服用的器物、典籍简册,卿、大夫、士等百官和宗庙祭祀用的彝器。这就使得鲁国文化比其他诸侯国都更繁荣。随着周平王的东迁,文化典籍大量散失,鲁国在文化上的优势就显得格外突出,从而有《左传·闵公元年》记载:“周礼尽在鲁矣”这样的感叹。正因为如此,鲁国便具备了产生儒家的良好条件。而孔子正是在这样得天独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思想文化巨人。加之鲁国朝野文化素质普遍较好,所以孔子大办私学,向他学习的人相当的多。孔子的声望也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在孔子创建儒家学派以后,鲁国就成为儒家的大本营。因此《庄子·天下》记载,“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即是说的鲁国儒者,这些人都是懂得《诗》、《书》、《礼》、《乐》等“六经”的。同时庄子还说:“鲁多儒士”。即是说的鲁国的儒者数量相当的多。又说鲁“举国而儒服”。这虽然有点夸大其辞,但也确实反映了鲁国儒家势力之大。

    (四)儒家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的影响

    从孔子创建儒家以后,它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就居于独领风骚的地位。因为老子虽然比孔子早,但是他著的《老子》一书,流传并不广,在当时的影响不大。而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角度看,最先与儒家争鸣的是墨家,而墨家的创始人墨翟则是从儒家分化出来的。当然儒墨之争的发展,加上稍后杨朱学派的兴起,杨墨两家都把矛头指向儒家。因此,孟子不得不起来反对杨墨两家。由于儒家在杨墨两家的攻击之下有不支之势,因此才有孔子的弟子子夏开始从儒家中分化出来,转向法家,而由子夏的弟子李悝创建了法家,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继孟子之后的荀子,因为长期居于战国中期齐国的稷下学宫,他吸收了诸家之长,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而他的弟子韩非和李斯则成为法家的重要人物。由此看来,先秦时期的儒家对百家争鸣的影响也是十分可观的。

二、孔子首倡“礼治”与“仁学”

     (一)孔子其人

    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其先祖孔父嘉是宋国(今河南和山东、江苏、安徽交界地区)的公室贵族。而宋国的开国者微子启原是殷人,是殷朝末代君主纣王的庶兄。其后代防叔为避祸而逃奔,定居于鲁国,防叔的孙子叔梁纥,便是孔子的父亲。他是鲁国一位有名的武士,曾为陬邑大夫,所以也叫陬梁纥。他先娶施氏,生了几个女孩,其小妻生的儿子孟皮是一个跛子;于是在晚年又娶一个年轻女子叫颜徵在的为妻,婚后曾到尼丘山祈祷求子,后来得子就起名孔丘。孔子大约3岁时,叔梁纥病故,颜徵在带着孔子迁居到鲁国国都曲阜(今山东曲阜县城)。子一生大部分时间,便是在曲阜度过的。

    孔子从小受到母亲的良好教育,而且曲阜那里有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氛,对幼小的孔子起了极大的熏陶作用。孔子童年时作儿戏,就常常摆上小碗小盘,装作祭祀用的俎豆(礼器),模仿着行礼。大约在19岁那年,他娶宋国女子亓(音齐)官氏为妻,一年后生下了他们的独子鲤。

    孔子因出身没落贵族的家庭,他的社会身份属于“士”,是贵族的下层。史书上曾记载他因社会地位低下而受人奚落的事。一次,鲁国的执政大夫季孙氏“飨(宴请)士”,孔子兴冲冲地去了。季孙氏的家臣阳虎出来挡驾,对他说“这是宴请士的,而不是宴请你的”,给他吃了一个闭门羹。

    由于家贫无靠山,年轻的孔子不得不去从事在当时被认为是鄙贱的职事。据说他当过吹鼓手,20来岁时给贵族季氏当过管理财务的“委吏”,还是管理牲畜的“乘田”,这些都属于卑微的职务。

    孔子在逆境中发奋勤学,15岁时便确立了学习的志向。他在学习中不放过一切求知的机会。他曾向郯国的国君郯子求教远古的传说。坚持不懈地异常勤奋地学习,带来了丰硕的成果。孔子博学多识的名声愈来愈大,终于同委吏、乘田这类“鄙事”告别,开始收授弟子,从而开辟了一条私人讲学的道路。孔子好学,主要不在于博闻多识,而在于研求为政和作人之道。他是主张“学而优则仕”的,他渴望能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但这样的机会迟至年过半百之后才到来。

    公元前517年,鲁国内乱,孔子不居“乱邦”,到了齐国,为高昭子家臣,欲仕齐景公。因齐大夫欲加害于他,故仓促返鲁。而鲁国政局混乱,孔子不仕,避乱从教,弟子甚多,成为著名的教育家。至鲁国内乱平息,孔子愿意从政,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始任中都宰,后升司空、大司寇,参与国政,但因参与“堕三都”以强公室,与鲁国执政者季氏矛盾十分尖锐,他只好弃官离鲁,从政时间只有5年。

    从公元前497~前484年,孔子进行了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以求仕并宣传其学说。他访问了卫、陈、蔡、曹、宋、郑等国,虽然受到礼遇,但并不被重用,他四处碰壁,自觉犹如“丧家之犬”,甚至绝粮于陈蔡之间。最后还是回到鲁国,这时已是公元前484年。

    在过了14年漂泊生活之后,终于回到了父母之邦,而孔子已是68岁的老人了。鲁哀公和执政者季康子以“国老(国之元老)”之礼相待,向他问为政之道。但孔子与当权者的政策背驰太远,自然无意参政。他把晚年的全部精力用在文化教育事业上,努力搜集和整理古代文献,作为教授弟子的课本。

    在孔子年迈体衰的时候,他的独子和两个心爱的弟子相继死去,这在感情上实在是沉重的打击。就在弟子子路遇害的次年,孔子在悲痛中病倒了,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对前来探望的子贡说:“你来得太晚了”!接着自喻为泰山和栋梁,自称为富有才智的哲人,但却将逝去。因此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却没有谁能崇信自己。师生见面7天之后,孔子悄悄地离开人世,时年73岁。这一年是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哀公致以哀悼的“诔”(音垒)词。弟子们都服“心丧”(服丧不穿孝服,只在心里哀悼了3年。子贡一直在墓旁小屋里居住了6年,才依依不舍地拜墓离去。

    孔子生活在社会大动荡的时代,他一生孜孜不倦地探索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力求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孔子强调仁政、礼治,为政以德,这对于当时急功好利不断从事攻战的各诸侯国君主来说,自然是格格不入的。他终于在哀叹“吾道穷矣”的凄凉境遇中老病而逝。

    (二)孔子对儒家思想的贡献

    1.由倡导“礼制”而走向“礼治”

    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以祖述尧舜、传承三代为己任的孔子,首先要做的就是以新的时代精神,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重构社会礼制。

“礼”是什么?《说文解字》解释为“敬神求福”,反映了人与神的关系,经与神权政治相结合,发展为贵族等级制度的亲疏、尊卑、贵贱、上下的严格划分。礼包括祭礼、丧礼、外交之礼、作战之礼,婚嫁之礼等。

    孔子生活的时代,臣杀君、子杀父之类的事常有发生,他认为导致社会变革的原因在于“名”、“实”不符,要纠正“礼坏乐崩”的社会秩序,首先就要“正名”,即所谓“纠正名实的混乱”。那么,孔子正名的标准是什么呢?他曾考察三代之礼,认为三代之中的周礼是最完善的,故推崇周礼,并希望用周礼的等级名分,把当下破坏了的“名”、“实”关系匡正过来。这样才能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主从关系社会秩序:君有君的样子,臣有臣的样子,父有父的样子,子有子的样子,如此才能“名正言顺”,才能天下太平。(三纲五常之说,起于董仲舒,完成于朱熹。但是董仲舒没有将"三纲"和"五常"并提连称,首次并提连称的是东汉后期的经学家马融。这种并提连称意味着封建思想家终于把封建纲纪和处理这种纲纪的道德原则结合为一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政治伦理道德体系。而它所要求的社会规范就是忠孝两全。忠是下对上的社会规范理念,"而'恕'是维持社会平衡,体现上对下的社会规范理念"。恕通俗的意思就是理解,体谅他人,为他人着想。恕在社会互动中具有重要地位,是预知他人行为,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的社会态度。)

    孔子崇尚周代的礼制,在现实的政治生活里,必定要走向以周礼确定的社会和人伦秩序来治理社会的“礼治”。他说过如果有人要用他为政,他就要在东方复兴周道。因此孔子对诸侯、大夫、家臣僭越礼制的活动,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比如当时鲁三家(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祭祀宗庙唱《诗经·周颂》中的一篇《雍》的诗,孔子认为只有天子才能唱,大夫怎么能唱呢?又如孔子反对鲁大夫臧文仲把一种叫做祭的大乌龟放在雕梁画栋的房屋里。这是天子所用的礼,臧文仲这么做还算什么明智呢?

    但是,孔子复礼是改良后的礼,他企图用“德”和“礼”来补充“政”和“刑”的不足。他认为只用行政命令和刑罚来治理民众还不够,应该进一步“德”来加强思想用“礼”来约束规范社会秩序,这样民众就知道羞耻而服从统治了。孔子说只有统治者讲礼,民众也跟着讲礼,这样的社会才能够稳定。他把礼看成是维持统治秩序的重要规定,有了礼,就可以防止叛乱。同时,他主张“举贤才”,在不违背“亲亲”原则下选举有才能的人参与管理国家。对于礼的内容,孔子认为可依现实作适当的修改,例如,用麻布做礼帽符合周礼,但却费工,当时人用丝绸来做,比较节俭,孔子就表示赞成。

    2.“仁”学就是人道之学

    但礼毕竟是一种外在的形式,要使人们心悦诚服地尊崇礼所确定的行为规范,还得从心入手,从内在精神上贯通礼的必然意义。为此,孔子提出了“仁”的思想。那么“仁”是什么意思呢?《说文解字》解释为“从人从二”,即“人与人相与也”(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意为人与人之间要相爱,如何做到爱人呢?一方面是自己想要站得住,也要使别人站得住;自己想要满足的要求,也要使别人得到满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另一方面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所不喜欢别人对待自己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孔子的“仁”还包括“恭、宽、信、敏、惠”(待人恭敬、宽大、守信用、勤快、恩惠)。“刚毅木讷,近仁”(刚强、果断、朴实、说话慎重,这就接近仁了)。“居处恭、执事敬”(居住在家谦恭,办事认真严肃)。

    “仁”和“礼”的关系怎样呢?他认为克制自己,使之符合“礼”的要求,这就是“仁”。具体办法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凡是不符合礼所确定的不看、不听、不说、不做)。孔子认为一旦做到“仁”,天下的人就会归顺了。由此看来,“仁”的标准是“礼”,只有按礼的规定办事,才称得上“仁”。然而,能真正算得上仁的微乎其微。因为孔子眼中的“仁人”是“成人”(完美的人),必须兼备“知、廉、勇、艺”,而又“文之以礼乐”(按礼乐规定做事)才行。

    孔子的“仁”具有政治的内容,是一种治国之道,其基本内容是“克己复礼(克制自己私欲,使之符合周礼)。”他还认为“仁”与“不仁”是能否守国的关键,所以为政要小心谨慎。办事要慎重,像接待贵宾一样,也要像在大祭一样。对待民众,统治者要爱,施行仁政。《礼记·檀弓》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孔子路过泰山旁边,看到一个妇女在墓前痛哭,便叫随行的子路上前询问缘故。那妇女说,过去她的公爹和丈夫先后被老虎吃掉,现在儿子又死于虎患。孔子问她为什么不离开这个有猛虎的地方迁到别处去呢?那妇女说,因为这里“无苛政”。孔子听了,深有感触地对同行的弟子们说:“你们知道了吧,苛政比猛虎还要厉害。”这则有名的“苛政猛于虎”的故事反映了孔子对苛政的憎恶。

    个人如何做到“仁”呢?孔子认为是从近处做起。如能有一天致力于仁,他从未见有力不足的。好胜、自夸、怨恨、贪欲都没有的人,说不上“仁”。但是,像令尹子文那样忠君,陈文子那样清高,都算不上“仁”,仁者必须先付出艰苦的劳动,才能得到收获。要保持仁也不容易,他的有名弟子如子路、冉求、公西赤等,虽各有所长,但都谈不上“仁”。在孔子心目中只有三人是“仁”人,即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讲礼让;管仲“如其仁”,认为他保全天下之民,可以算得上“仁”。孔子认为“民”(民众)可以实行“仁”。而使他们懂得孝悌之道是仁的根本。因为只要做到孝悌,民众就可以不犯上作乱了;而假设一个人能立志于“仁”,这样他就不会做坏事而当顺民了。显然,孔子主张以仁来调和阶级矛盾,同时也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使统治能长治久安。

    孔子很少谈“性”和“天道”,而谈仁的地方很多。可见他不重视天道,也不相信鬼神,更多的是重视“人道”。人道就是“仁”学。他继承了春秋“天道远,人道迩(迩,近)”的传统,进一步强调了“人道”的重要,专门论述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在儒学思想史上可以说是孔子的重大贡献。

    (三)孔子的影响及其后学

    1.孔子对后世的影响

    孔子生前,以博学多识而名著鲁国内外,而在政治上并不得意,多次碰壁,所以有“天下谁能崇信我”的叹息。春秋末,各诸侯国多改变古制并热衷于兼并战争,作为儒家的孔子,其“仁”“礼”那一套太过保守,只能被束之高阁。到孔子死后儒家内部分为若干派别,儒家后学对其创始人孔子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不同的阐发,甚至改变。他们均明显地突破了孔子学说的藩篱,后代儒家更是依照现实,对儒家作了补充与修正,还对孔子学说的原意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以适应时局。因此,如何评价孔子,要做具体的分析。

    孔子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他的政治、伦理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孔子作为古代一位大教育家和学者,在中国文化发展上有过开创性的、划时代的重大贡献;他的教育思想,大多成为教育史上的至理名言;他所保存的古代文化典籍,都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文化遗产。

    在政治上,孔子对后世的影响极其重大。秦武力统一全国,以法家思想治国,后又焚书坑儒,儒家受到重大打击。但秦统治时间不长。至汉代,统治者因秦亡教训,又考虑到长治久安和加强思想控制的需要,孔子学说大受重视。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官方钦定的正统思想,自此孔子地位一跃至先秦诸子之上。后世历代统治者竭力尊崇孔子,不断抬高其地位,除表彰孔子之道,还屡加尊谥,建庙祭祀,对其后裔赐以爵位和特权。孔子成为高高在上的圣人,他的学说和后人假托于他的一些学说成为历代统治者必用的思想工具,维护了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秩序中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2.孔子之后儒家的分立与演变

    孔子死后,他的弟子 继续传播孔子的思想,因其弟子多,而使儒家有所分化,便有了各种流派。据《史记·儒林传》记载,自孔子死后,孔门弟子纷纷游说诸侯,位高的有成为诸侯的师傅或卿相的,位低的有做了士大夫的师傅或朋友的,有的则隐居起来。例如,子路居住在卫国,子张居住在陈国,澹台子羽居于楚国,子夏居住在魏国的西河,子贡始终在齐国。如像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等人,都是子夏的学生,而成为王侯的老师。这是从孔门弟子在孔子死后的分布而说的。《韩非子·显学》则直接说,自从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子张氏、子思氏、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孙氏、乐正氏。其中子张氏一派指子张的后学;颜氏一派指颜渊的后学;孟氏一派指孟轲的后学;漆雕氏一派指漆雕开的后学;仲良氏一派,据郭沫若考证是指《孟子·滕文公上》所说的陈良的一派,其活动在南方的楚国;孙氏一派指荀况的后学;乐正氏一派指孟轲的弟子乐正子的后学。这八派中没有子夏氏,其实子夏氏一派倒是很重要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详细地叙述了子夏在魏的西河讲学,教授包括魏文侯在内的许多学生。八派中的子思氏一派、孟氏一派和乐正氏一派应当是一派,即思孟学派,这一学派也很重要。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还有争论,认为它并不存在。但一般认为,思孟学派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如果否认了它,儒家中对佛教和宋明理学有过很大影响的思孟学派,就被埋没而说不清楚了,因此有必要着重说一说。还有一派,即荀子(孙氏)一派,对后世影响也很大,也要着重介绍。

    3.曾子的孝道、“内圣”“外王”与儒家之正传

    曾子是孔门弟子中最得其正传的一位,他主要发扬了儒家孝道的思想。孝道是《论语》中伦理学的核心。《论语·学而》记载:“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是说儿子孝顺父母,弟弟敬爱哥哥,这就是仁爱的根本。这句话说出了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死后,曾子确有以孔学正传自命的雄心。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曾子一系,正是继承了孔子学说核心的“孝”的伦理思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以为曾子最突出的是精通孝道,并作《孝经》。因为《孝经》所论述的关于宗法制度,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如何相处的问题,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根本问题。以血缘关系建立的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孝道是维系这种家庭关系的最根本的方法。如果各个家庭都维系得很好,整个封建社会就稳定了。 (曾子)

    《论语·里仁》引孔子对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他用“忠恕”二字概括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抓住了根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忠”;“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恕。即一方面是自己想要站得住,也要使别人站得住;自己想要满足的要求,也要使别人得到满足;另一方面要自己所不喜欢别人对待自己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忠恕与孝道是什么关系呢?《论语·为政》引孔子说:“孝慈,则忠。”可见曾子用“忠恕”来概括孔子的道,是对的。《论语·卫灵公》引孔子回答子贡问“有一句话可以一辈子都实行它,”这句话就是说的“恕”,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见孔子也是肯定曾子把他的“道”概括为“忠恕”的。

    曾子广收门徒,为鲁、费之君重用,后来曾子的儿子曾申,又得鲁繆公的尊礼,形成相当的势力。据说,《孝经》是孔子讲授,曾子记录而成。曾子是儒家的正传,此说是从孟子开始的。此后曾子在儒学的地位才大大提高。到唐代,韩愈认为孟子之后道统失传,并且以继承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为已任。之后的宋明理学家们同样认定曾子是孔门正传,如二程(程颢、程颐)认为,孔子死后传其道的只有曾子,“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朱熹也认同这一说法。由此,曾子与思孟学派在宋明就有了特殊的地位。

    关于“内圣”、“外王”的由来,也与曾子直接有关。“内圣”、“外王”,最早见于《庄子·天下》:“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庄子·天下》属《杂篇》,成书当在战国晚期,所讲的或许在儒家早已开辟“内圣”、“外王”之道以后。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是由《大学》而起的。《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庄子的内圣外王有着内在的关联。朱熹《大学章句》引子程子的话认为:“《大学》是孔子之遗书,(后又说:“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之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者、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又说:“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四书集注·大学章句》)可见《大学》与孔子和曾子关系密切,曾子为孔子正传亦由此可见,确为儒家重要经典。内圣是指圣人内心的修养,即修身。是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路子,外王是指将圣人修身之后的精神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内圣”而“外王”成为一体。即先道德而后修养,有修养之后再从政以治理国家。《大学》的思路正是如此。孔子、曾子已开辟了如《庄子·天下》所记载的“内圣”、“外王”之道。在孔门弟子中,除曾子之外,曾子的学生子思,以及思孟学派,更是明确承袭了这一思路。此可见曾子在孔门弟子中正统地位。

    4.子夏是儒学向法家演化的中介,有注重功利的倾向。

    子夏(公元前507年~?),姓卜名商,字子夏,是孔门弟子中文学类的高足。子夏比孔子小44岁,幼年时家贫穷,《论语·子张》记载他“博学而笃志”。子夏任过鲁国的“莒父宰”,即今山东高密县东南的地方长官。孔子死后他在魏的西河讲学。他对礼节仪式十分熟悉,对古代文献典籍也很重视,并善于讲解,尤其是对《诗》、《书》、和《春秋》。《后汉书·徐防传》说子夏是解释儒家经典的章句之学的首倡者。他对我国古代文献典籍的继承和传授有特殊的贡献。 (子夏)

    关于子夏一派没有列入儒家八派的原因,郭沫若认为:“这是韩非承认法家出于子夏,也就是自己的祖宗,故把他从儒家中剔除了”。由此看来,子夏的思想在思想史上确有其重要地位,他是由儒家向法家转化的过渡性人物。

    子夏在孔门弟子中是比较注重功利的。《论语·子路》记载,子夏任莒父的地方官时,向孔子问政,孔子对他说:“不要操之过急,不要贪图小利。因为操之过急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图小利,则大事往往办不成。”从这里看出,在孔子眼里子夏是有点贪图小利,而又操之过急。也就是说,他有注重功利的倾向。《论语·雍也》还记载孔子批评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即劝告子夏要多重视内心道德的修养,不要太注重外在事功,而流于求饱暖的小人儒。这里可见孔子已经看到了子夏尚事功的倾向,并且给他提出了批评。

    《论语 子张》记载子夏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这是重视实际的,同时也可见子夏有明确的社会分工的思想。《论语·子张》还记载他主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是一种重视实用的事功思想。子夏把为政与学习的关系讲得很清楚,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这种重视事功与实际的思想,遭到子游的反对。子游认为子夏的门徒对根本(即“道”)不重视,而只注意“洒扫应对进退”这些枝节的问题。这种批评显然是不公正的。它倒是从反面说明子夏之学注重实际的优点。他是通过实际来体验对道义的认识,即子夏所说:“君子学以志其道”。他善于身体力行,主张事情要从具体的地方着手。他说:“对妻子要注重品德而不注重容貌;侍奉父母能够尽心竭力;在朝廷上侍奉君主能有献身的精神;与人交朋友,说话要讲信用。如果这样就是进行学习了”(《论语·学而》)。这种思想与法家重视功利的思想十分接近。而且他还强调“信”,主张“君子要取得民众的信任以后才能有劳于民众”。这正是后来法家“示民以信”的思想。

    子夏还有很可贵的重“势”的思想。《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子夏说:“善持势者早绝奸之萌”。这是他总结《春秋》的历史,其中有不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事实,而得出重“势”的思想,利用权势来防止这种奸诈的阴谋的发生。子夏关于“势”的理论对以后的法家有直接的影响。活动于齐宣王、齐闵王时的慎到,其贵“势”的学说,当是来源于子夏。以后韩非总结法家的理论,将势作为法家法、术、势三大理论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子夏可以说是法家理论的主要来源之一。

    子夏在魏国西河讲学,受到魏文侯的支持,因而形成了以子夏为首的西河之学。《后汉书·徐防传》李贤注说:“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这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术集团。它包括了魏文侯在内的一批有学问、有才干的人物,在魏国初期的变法改革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这与子夏的思想不能没有关系,子夏在政治上也是主张改革的。他在同魏文侯讨论礼乐时就提出过他的政治主张,他说:“圣人提出以君臣父子作为‘纪纲’,‘纪纲’已经正了,天下便得到安定,天下得到安定,然后才能正音律,和五声。”他以为音乐是“用来区别贵贱的等级,使其各自得到适宜的地位。这就是表示为后世之所以有尊卑长幼的次序”(《史记·乐书》)。在这些带有浓厚儒家色彩的言论中,表达了子夏对建立新的封建统治的政治秩序的构想。他还告诉魏文侯,在听到各种不同的音乐时要思念各种不同类别的大臣。如听到钟声就要思念武臣,听到磬声就要思念封疆之臣,听到琴瑟的声音就要思念忠义之臣,听到竽笙筲等管乐的声音,就要思念理政的大臣,听到鼓声就要思念带兵作战的将帅。(同上)这就是说,要从音乐中联系到为政的志向,使两者符合。只要君主与朝廷中各个方面的大臣协调一致了,达到互相尊敬协和的地步,就什么事情都可以办成了。子夏这种思想,是适应魏国当时社会发展需要而提出来的,对魏文侯的变法改革无疑起了推动的作用。不仅如此,他所说的建立以君臣父子为“纪纲”的观点,成了以后经过荀子、韩非和董仲舒而形成的对中国封建社会有重大影响的“三纲”之说的理论基础。

    但是子夏的思想并不彻底,他只是一个从儒家向法家过渡的人物,他没有完成这个转化。这个转化最后是由他的学生李悝等人完成的。

三、子思对中庸之道的弘扬及思孟学派

    (一)思孟学派的客观存在。

    思孟学派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是客观存在的。上面我们谈到儒家学派时已经提及《韩非子》所说的子思氏一派、孟氏一派、乐正氏一派,三者实际上就是一派,即思孟学派。现在我们简要论述这一学派来龙去脉:

    1、从师承上来考察,《荀子·解蔽》把曾子(曾参)看作子思、孟子的先驱,曾子在孔子死后广收门徒,并自以为是孔门的正传。《孟子》对曾子、子思十分推崇,显然也承认这种师承关系。孟子说他是子思的“私淑弟子”,司马迁说,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即孟子没有直接受业于子思,而是子思的再传弟子。而《孟子》明确记载乐正克是孟子的学生。因此把子思、孟子、乐正克说成是一个学派,即思孟学派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一事实得到理学家们的承认。《二程语录》和《朱子语类》都对曾子、子思、孟子等的师承关系有清楚的记载。而叶适《习学记言》卷13否认曾子是孔门正传之说,但肯定曾子、子思、孟子为一个学派。至于曾子是否孔门的正传,在历史上就有争论。但是这种争论价值不大,我们可以不必管它,而只需弄清思孟学派是客观存在,就足够了。

    2、从思想的一致来看,上面我们已经谈到孟子的思想受了子思的影响,在强调内省的认识途径,主观唯心论思想体系等等都是一致的。因此《荀子·非十二子》把子思和孟子当成一个学派来批评,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3、从对后世的影响来看,无论是子思、孟子的伦理化的五行说对汉代董仲舒的影响,还是他们的心性说对唐代佛教禅宗以及宋明理学的影响,都是密不可分的。总之,不可否认,思孟学派是客观上存在的。

    (二)子思突出了孔子的 “中庸”思想

    子思(约公元前492~前402年)姓孔名伋。他是孔鲤的儿子、孔子的孙子,曾参的学生(也有人说他是子游的学生)。子思曾在鲁穆公时受到尊宠。《孟子·告子下》记载淳于髡的话:“鲁穆公的时候,公仪休主持朝政,子柳、子思为臣。”公仪休、子思都是贤臣,鲁穆公常向子思问政,并能接受其意见,而且付诸实行。因此这段时期鲁国在政治上还算比较好。

    《中庸》是子思晚年“尝困于宋”时的著作(《史记·孔子世家》),经思孟学派在战国后期整理成书。《汉书·艺文志》有《子思》23篇,《隋书·艺文志》有《子思子》7卷,但已亡佚。清末黄以周辑有《子思子》七卷。保存在《礼记》中的《中庸》、《表记》。《坊记》当是子思的著作。1993年冬,湖北荆门郭店一楚墓出土了大量竹简,经荆门博物馆整理为《郭店楚墓竹简》,由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经李学勤、庞朴等专家考订,认为其中《淄衣》、《鲁穆公问子思》等多篇是子思的著作。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将进一步推动对子思与思孟学派的研究,也将大大推动对儒家思想史的研究。

    《中庸》集中体现了子思的思想,其中关于“中庸”的论述是对孔子“中庸”思想的重大发展。 (子思)

   孔子倡导“中庸”,按照朱熹的解释,“中”指的是既不超过也不达不到,“庸”是指平平常常。以孔子说过的“过犹不及”来解释最合理,太过与不够都是不符合中庸的。他认为君子是有原则性的,但并不盲目服从,随声附和;小人是随声附和,盲目服从,而没有原则性的。即有道德的君子对不正确的言行敢于提出批评,纠正错误的意见,以便做到恰到好处。可见,孔子的“中庸”,并不是不讲原则,更不是一味的折中调和,它与“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不可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

    在孔子那里,“中庸”主要体现了他心目中的理想道德标准。《论语·雍也》记载:“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认为中庸这种品德,是十分高尚的,很久以来民众中少有人懂得它了。《中庸》里记载了子路向孔子问“什么是强?”,孔子把强分为三种:一是“南方之强”,这种强教人宽厚待人,即使遭人无理,也不报复;二是“北方之强”,这种强要求人刚强好斗,兵戎相见,虽死无怨;三是君子之强,这种强要求“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即严守“中庸之道”,既不像“南方之强”那样柔弱,又不像“北方之强”那样过分刚强。前者是“不及”,后者是“太过”,都不符合“中庸之道”的要求。只有君子之强才符合“中庸之道”。因为它不偏不倚,在国家有道的时期,能不改变自己的节操,在国家昏乱的时期,也固守善道,绝不随波逐流。

子思对孔子“中庸”思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他将“中庸”从一种伦理道德规范推及到世界观的层面。子思认为,“中”是“天下之大本”,“和”是“天下之达道”,只要能够达到“中和”(即“中庸”)就能懂得天地化生万物的道理或法则。也就是说,“中庸”是宇宙的根本法则。那么,什么是“中和”呢?子思解释说,“中”是人的欢喜、愤怒、悲哀、快乐还没有表露出来,还只是潜伏于内心时的一种状态;“和”是人的情意与言行表露出来符合一定的要求,即达到规范化的标准(“发而皆中节”)。这也就是孔子强调的既不“过”,又不“不及”,而是恰到好处。

    “时中”是《中庸》里提出的解释“中庸”的一个重要哲学概念,很能说明“中庸”的本质含义。这样解释就把孔子“中庸”的形象描绘得相当准确了。《孟子·万章下》所说孔子是“圣之时者”,当是受了子思“时中”概念的直接影响。

    2.思孟学派的主要哲学范畴“诚”与五行说

    子思在《中庸》里提出的“诚”和与此紧密相联系的五行说,是思孟学派的重要内容。

    “诚”是其哲学的最高范畴,也是道德准则。子思说,“诚”就是“天道”,而“天道”即是“天命”。他还认为,天命就是“性”,遵循“性”,就是“道”。也就是说,“诚”既是“天命”,又是“性”,又是“道”。这使得子思的思想具有了一定的神秘性。《中庸》里有“至诚如神”的命题,说“诚”达到极点就如同神一样,具有无比神秘的威力。子思甚至还认为,只要“诚”达到极点,就可以预卜凶吉:国家将要兴旺,就一定有祯祥的预兆;而国家将要灭亡,就一定有妖孽出现。可见,“诚”与早期的天和鬼神说是一脉相通的,也是达到“天人合一”的途径。

    人怎样才能达到“诚”的境界呢?子思提出了要“尽其性”,即充分发挥人的善性(“尽人之性”),再进一步充分发挥物的本性(“尽物之性”),如此便能够成就天地衍化、生育万物(“赞天地之化育”),从而达到与天地相通(“与天地参”)的境界。这一过程,就是后来孟子所说的“尽心”、“知性”、“知天”,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神秘境界。

    子思提出的“诚”,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很大的意义。殷亡以后,为了说明周为什么能够取代殷而统治天下,周公提出“敬德”来修补天命思想;春秋后期,天命思想受到冲击,摇摇欲坠,孔子提出“仁”这种道德规范,企图用来调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仁”本身虽然没有上帝的成分,但孔子思想中仍然保留了上帝的地位,并把它泛神化。“诚”这种思想是将孔子伦理思想扩大化,从而更广泛、更唯心主义化,以至于趋向宗教性的思想。这是思孟学派对儒家思想的重大发展,为儒家思想奠定了哲学基础。

    子思的“诚”与五行说有密切的关系。郑玄注《中庸》第一章“天命之谓性”时,说:“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智,土神则信。”即是说,“天命之谓性”,包含了五行的内容。这儿需要说明的是,《中庸》里的“诚”就是“信”。子思说:“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由此可见,“诚”就是“中道”,也就是“中庸之道”,也是五行的“土神则信”的土居中央。可见,“信”也就是“中道”。因此“诚”就是“信”。就《中庸》而言,用“诚”来代替“信”更容易使人理解。

    子思的著作中虽然没有“金、木、水、火、土”五行字样,但其中五行说的内容确是存在的。这也影响了孟子。《孟子》中的五行说,从表面上看难以发现,但事实上是存在的。据庞朴研究,《孟子·尽心下》所说的“仁”、“义”、“礼”、“智”、“圣”就是五行。因为从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中,提到“聪”、“圣”、“义”、“明”、“智”、“仁”、“礼”、“乐”等几种道德规范,并用“五行”和“四行”来加以概括:称“仁”、“义”、“礼”、“智”为“四行”,以“仁”、“义”、“礼”、“智”、“圣”为五行。上述八种道德规范,正是《庄子·在宥》所反对的。贾谊《新书·六术》说:“人亦有仁、义、礼、智、圣之行。”这正好是五行,再加上乐就是“六行”。根据以上材料,则《孟子·尽心下》所说:“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人’字衍)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这段话就容易理解了。这里所说的“仁”、“义”、“礼”、“智”、“圣”,与前面《老子》甲本卷前古佚书和《新书·六术》所说的“五行”是一样的。可见《孟子》中的“仁”、“义”、“礼”、“智”、“圣”,正是孟子五行说的内容。

    “圣”是什么呢?应该就是“诚”。把孟子说的“圣人(‘人’字衍)之于天道也”与另一个地方所说的“诚者天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联系起来看,“诚”就是“天道”,因为“诚”与“圣”处于相同的地位。《中庸》说:“从容中道圣人也。”与《孟子·离娄上》所说:“圣人之于天道也”,意思是相同的。可见“圣”就是“诚”,就是“中道”。它在五行中所处的地位相当于“土神则信”的中央。事实上“诚”就是“信”。

从这里可以看出思孟学派五行说的发展变化:子思首先提出“诚”的哲学概念,它是居于五行中央位置的。孟子继承子思的思想,把“诚”发展为“圣”,并使思孟学派的五行说定型为“仁”、“义”、“礼”、“智”、“圣”,以至于为西汉以后的人所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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