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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赵允芳
本文选自
《语之可01：可惜风流总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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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流民图》使朝廷内外炸了锅，看到这幅图的人无不掉眼泪，两宫太后也哭着咒骂：“安石乱天下！”神宗的心里翻江倒海，他第一次真的坐不住了，颤抖着问王安石：“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家破人亡流落街头……”王安石却从容应对：“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旱涝灾害是常有的事，不足为虑。”
1070年，宋神宗熙宁三年。大年初一这天，帝国的副宰相王安石带着酒后的醉意和身处权力巅峰的快意，提笔写下了著名的《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家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这首诗的作者，并非诗人王安石，而是身为政治家、改革家的王安石。
《元日》，并不是对冬去春来季节更替的空洞抒发。这首诗写于熙宁变法之初，因此，“新桃换旧符”，完全可以视为王安石的改革总动员，是他为改变帝国积贫积弱而亲手描绘的一幅政治美景。
刚刚过去的这一年，因为王安石初行变法显得颇不平凡，亦不平静。为了“富国”和“强兵”之梦，他被血气方刚的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位同副相。不久，便以千钧之力颁行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这些，才只是一个开始。
之后，他还将推出一系列大法、新法——
保甲、市易、保马、方田均税法……
他又大刀阔斧地改革科举制度，提举经义局，以经义取士，一改隋唐以来确立的诗赋取士制度。他是要为国家培养能够经世致用的实用型干才，而非仅仅出产满腹诗书却两耳不闻窗外事不懂柴米油盐醋的清高才子。
一切，都变得令人目不暇接。
▲ 宋神宗像
朝野上下，为之一震，各种表情、心态、情绪复杂交织。有哗然惊愕的，有兴奋忐忑的，有抗议的，有赞同的，有哭的，有笑的，真可谓众声喧哗。这种情形倒是一改赵宋立国以来的百年沉寂和暮气，也多少激活了人们有些迟钝麻木的神经。而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这首《元日》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开来。因其节奏轻快，意气豪迈，既富有生活气息，又具有哲理意蕴，就连乡下的黄口小儿都能倒背如流。可以想见，熙宁年间的朝野内外、商铺田间，都在随着“新桃换旧符”的诗意节拍，明里暗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事实上，随着各项大法的实施，此时的举国上下，已经沸声一片。
对窗外各种嘈杂的声音，王安石却一概不闻不问。做大事的人，往往如此。他们都有着非同寻常的倔强和毅力。所有的一切，大概也都在他的意料和掌控之中。此时的他，正踌躇满志，带领着一帮人日夜规划着帝国的蓝图。冗官、冗兵、冗费的现象，在当时已成为导致国家贫弱衰败的痼疾。好比一棵被从内部掏空的大树，实则已扛不住一点外来的风雨，所以王安石毫不避讳地告诉神宗皇帝：“百年无事，亦天助也。”大宋，是靠侥幸才延续到了今天啊！而“三冗”所费巨资，已成压在民间百姓身上的三座大山。变法势在必行！他相信，随着新法的全面实施和步步深化，已安然享国百年的大宋，将重新焕发活力，并以中原巨人的身姿屹立不倒。
只可惜，“法非良法、吏非其人”。很多好的改革思路，在执行的过程中严重扭曲、变形，反倒成了地方官吏鱼肉百姓中饱私囊的工具。正如大臣范镇在给神宗的奏章中所说：“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历来是中国古代官场的传统。而权力对权力的监督，也大多只能导致二者在更深更广领域的勾结。
历史的发展、走向，从来都不是哪一个人所能左右，而往往是各方力量互相牵制、制衡的结果。
变法，很快导致变脸。
《宋史》评说王安石——
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
的确，他的脾气越来越大，性格越来越执拗，以致昔日的朋友与之在政治上越行越远，甚至彻底决裂。亲人手足，也一个个离他而去。而那些经他亲手拔擢、重用的一班变法干将，也相互倾轧，趁机夺权，背叛了王安石，也背叛了变法初衷。
王安石晚年孤独。在金陵半山园，他以《千秋岁引》，写眼前“秋景”——
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东归燕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它情担阁。可惜风流总闲却！当初漫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时，酒醒后，思量着。
自然界的风花雪月，一切都美好如昨，没什么变化，变的是自己的心境。人生短短数十载，冬去春来，他本可以闲坐窗前，著书立说，在诗酒风流中，坐观云起，任花开落。但他终于没能抵挡住世俗功名利禄的诱惑，以致和自己所向往的另外一种人生境界疏离久远，枉自错过了多少个美好的秋景春色。
在词的下阕，他用了两个“无奈”，一个“可惜”。
可惜风流总闲却。
这是一个曾经改变了国家命运也扭转了历史走向的大政治家，在烈士暮年发出的一声叹息。
1
专心等待属于自己的时代
变法之前，王安石默默地积累学问，积攒人脉、声名，并渐得朝堂内外的信赖褒奖。宋人马永卿《元城语录》有载：“当时天下舆论，以金陵王安石不作执政为屈。”
在一个人治的社会中，老百姓总是习惯于将命运寄望于几个能臣、好官。
可他偏偏不出来。
《宋史》说他：“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
好官和好东西是一样的，人们越得不到就越想得到。无论仁宗朝、英宗朝，他都多次拒绝了朝廷的任命。这使他声名鹊起。关键是他拒绝的态度和方式有意思。据说，仁宗朝时，曾任命王安石同修起居注。这差事并不显赫，但能够近距离地了解皇帝的一言一行，也算得上是一种特殊的恩宠和信赖了。王安石却不屑一顾，“辞之累日”。朝廷一开始以为他是自谦，后来发现他是看不上，自然不满，竟跟这个倔牛较上了劲，看谁犟得过谁。史书对这件事记载颇为翔实——
阁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乃受。
朝廷一再遣人，将敕书送到王安石府上，人家却四处找不见他。原来，他一听到门口有动静，立即一溜烟跑到厕所躲起来，蹲在里头不吭声。可跑腿送文书的阁门小吏得向上交差啊，怎么办？左等右等不来，人家干脆将文书往王府的桌上一丢，扭头便走。王安石这下急了，匆忙从厕所跑出来，一把扯住公差，把文书硬是塞还给他。如此，推辞了竟有八九回之多。不过，这场旷日持久的较量，最后还是以王安石“屈从”告终。
王安石此事，倒也未必是学古代隐士的欲擒故纵、待价而沽。他是出于对自己价值的清醒判断。他清高自重，根本瞧不上这份整日围着皇帝记载吃喝拉撒的富贵闲差。人生苦短，他知道自己应该把精力放在哪儿。
在这期间，他写过一首诗，以松自喻，字里行间，足见其自信与自负：
廊庙乏材应见取，世无良匠勿相侵。
一棵好松长成，倘若没遇见一位良匠，还不如不去采伐它。可从皇上对他的职位安排上看，仁宗显然并非王安石心目中的“良匠”。既如此，他宁愿在家待着做学问，也不愿胡乱浪费光阴才华。
他是要等。等待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时代。
▲ 王安石像
仁宗仁慈厚道。可他已然老迈，早没了年轻人的血性。在他的统辖之下，整个国家也和一位老人一样，保守无趣，暮气沉沉。之后继位的英宗，又身体病弱，整日缠绵床榻，也非王安石所期待的英君明主。
但不做官不等于不关心国事。闲居江宁，反倒使他有了大把的时间去读史和思考，他沉下性子，在古代典籍中寻找灵感，寻求治国良方。
倒是他的朋友们，个个都有些沉不住气了。
2
王安石的朋友圈
在王安石还不为人所知时，当时已有韩（亿）、吕（夷简）二族名满天下，堪称北宋两大政治巨室——
韩家：韩亿的岳父王旦为真宗朝的宰相，本人则官至参知政事，处事很有决断，在政治上颇具影响力。韩亿第三个儿子韩绛也官至宰相。
吕家：宰相世家，世所罕有。《宋史·列传》有云：“吕氏更执国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则未之有也。”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三代人皆为贤相。其中，吕夷简主持中书省二十年，是宋开国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宰辅。有一件事颇能说明吕夷简在北宋政坛的影响和地位：有一次，他抱病卧床多日，宋仁宗竟剪下自己的一缕胡须送给吕夷简，说他打听到一个胡须疗疾的偏方，希望能助爱卿早日康复。
王安石深知人脉关系的重要性，他想办法和韩、吕两大家族的高干子弟韩绛、韩维兄弟（韩亿之子）以及吕公著（吕夷简之子）建立起了深交。酒香也怕巷子深，王安石在这方面倒是坦然。他时常跟好友谈起自己的抱负，韩、吕兄弟都很佩服王安石的才华，一有机会便向人举荐他。
先说说韩维对王安石的影响。
神宗赵顼还没继位时，为颍王。韩维在颍王府邸任记室一职。他谈论时政经常得到颍王的夸奖，可他每每摆手表示：“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这句话，像极了民国时期文人常挂在嘴上的那句——“我的朋友胡适之”……
几次三番，韩维皆是如此，王安石便给神宗留下了深刻印象。等他刚一继位，便迫不及待地要见王安石，并委派他一个知江宁府的重任。仅隔数月，又火速提拔他为翰林学士兼侍讲，陪侍左右。可以说，是韩维韩绛兄弟以及吕公著等好友将王安石直接引荐给了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为其铺垫了走向权力巅峰的基石。
但韩维、吕公著后来在变法一事上，因与王安石“议论不合”，好友反目，甚至遭到了贬黜出京的命运。尤其是韩维，当年曾经张口闭口“我的朋友王安石”，但随着王安石成为政治核心，二人终因变法分道扬镳。
在韩维担任开封知府期间，开封的老百姓对新法怨声载道，为逃避保甲法，甚至发生了有人切掉手指或砍断手腕的惨剧。韩维如实向神宗进行了反映。王安石却很不以为然，淡然表示，自己并没有听说过此事。但即便是有，也不足为怪。在他看来，那些截指断腕者，只不过是自己愚蠢，因而容易受到别人的煽动罢了。他说，小老百姓即便是对祁寒暑雨这样的小事也都会怨天尤人的，更何况变法？因此不必顾恤他们的态度。这话听得就连神宗都有些胆战心惊，反问他：难道连老百姓怨嗟的权利都要剥夺吗？百姓的意见也不能不畏惧啊！可惜，宰相太过强势，神宗就连这类辩驳都显得苍白无力。
王安石的专断，使神宗越来越不安，他打算起用韩维做御史中丞，负责纠察百官，实际是想对王安石集团有所牵制。王安石听说后，大为不满。史载：
憾曩言，指（维）为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维辞而止。
也就是说，他深深忌恨韩维先前告的自己那一状，因此极力阻挠神宗的这次任命。他指责韩维喜欢附和流俗，任用这样的人，只会坏了皇上的大事。这场风波，后以韩维主动请辞而告终。
再说说王安石与吕公著关系的变迁。
吕公著后来选择了与司马光共进退，而与王安石坚决分道扬镳，二者形成颇有意味的参照。
史书上对吕公著其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描写，说他暑热不挥扇、寒冷不烤火。这大概最能说明一个人的处变不惊、自适坚守。
公著性情淡泊，简静自重。他与人交往，至诚至善，遇到真正的人才，一定千方百计为之延誉，力求闻达于皇上，使之得到重用。他学问精粹，曾为帝师，经常给皇帝上《论语》课。神宗夸赞他是真正名副其实的人才。欧阳修出使契丹，契丹国主问他，大宋当今谁为品学兼优之士，欧阳修首推吕公著。公著谈书论道，能一下抓住要害，司马光对他这一点极为钦佩——“每闻晦叔讲，便觉己语为烦。”每次听了吕公著的演讲，他都自愧不如，觉得自己啰里啰唆而不能得其精要。但更重要的是，吕公著能在自己仕途得意之时，却不顾惜一己的荣光，坚持与朋友共进退。
司马光曾经因为论事得罪，被皇帝罢免了御史中丞的职务。吕公著认为处置不公，他坚辞不就皇帝对自己的更高任命，以此表示对朋友的支持。但他辞职并非装装样子，而是一辞再辞，直到自己的职务终于被解除乃止。
吕公著学问好，为人却并不迂阔，尤其看人极为精准老辣。王安石提携重用吕惠卿襄助变法事宜，吕公著却上书神宗：“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又说彼吕“獐头鼠目，必是奸邪，将来反对王安石必是此人”。后来，果然被他一语中的。但他当时却因此番言论，大大开罪王安石，被贬去了颍州。
但在仁宗、英宗时代，王安石默默无闻之时，吕公著识才重器，与王安石颇为交好，而王安石也以兄长事之。王安石“博辩骋辞，人莫敢与亢，公著独以精识约言服之”。可以说，当时的王安石，只佩服吕公著一人。王安石曾对很多人表示：“晦叔为相，吾辈可以言仕矣。”屡屡辞官不做的王安石，竟然因为吕公著做了宰相，自己也终于愿意出山了。他认为自己所提的变法主张，也一定会得到吕公著的支持。但这次他错了。吕公著对于新法的反对程度，甚至超过了司马光。他数次上书，列举王安石新法过失，“以故交情不终”。
王安石的很多好友，都对他经历了寄望、失望而后抗争、绝望的过程，最后只得退避三舍，眼不见为净。正如后来朱熹所说：“是时想见其意好，后来尽背初意，所以诸贤尽不从。”甚至连条例司内被王安石提携重用的七八人，也都出于对变法“事悉乖戾”的认知，而纷纷“恳辞勇退”。
3
欧阳修与王安石，师友成陌路
王安石与欧阳修的关系也堪可玩味。
一开始，欧阳修曾多次举荐过王安石，可谓识者。《宋史》有云：“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王安石过目不忘，动笔如飞，好友曾巩把他的文章送给欧阳修看，“修为之延誉”，四处向人称赞他“德行文学，为众所推，守道安贫，刚而不屈”。又特别地夸赞他的文采：“小王天下第一，堪比李白韩愈。”
但对于这样一位真心待他的长辈和提携者，两人后来关系竟也势若冰炭。欧阳修脾气直，在地方上为官，在自己辖区公然抵制变法，拒不执行青苗法。不仅如此，他还直接给神宗上疏，请求从根上拔除害人的“青苗”。但他以一己之力，根本不可能力挽狂澜。上疏无望后，他主动提出了退休。当时欧阳修还不算太老，且又是文坛领袖，德高望重，很多人挽留欧阳修。王安石却耿耿于怀，放出狠话，给了欧阳修最重要的一击——
善附流俗，以韩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何用？
▲ 欧阳修《灼艾帖》
师友转眼成陌路。
而这话说得太狠、太绝，把欧阳修伤得不轻，致仕仅仅一年多，就郁郁去世了。
此时的王安石高居相位，独揽大权，炙手可热，连皇帝都让着他三分。他宛如秋风扫落叶般，清除着一切变法途中的障碍。得知欧阳公去世的消息，他竟忙里偷闲，高高在上而又避重就轻地写了一篇《祭欧阳文忠公文》，赞美欧阳修“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其诗词文章则“浩如江河之停蓄”“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总之，用了一大堆华丽的排比和比喻，来夸赞一代道德文章大家的风采。对欧阳修四十年的政治履历和功绩，却反而轻描淡写，只轻飘飘赞他一生虽仕途困踬，但“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自己“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
王安石此文，通篇溢美，够华丽，也够空洞。因为你就是找不到一点点他对这位昔日师友的感激、感动和感伤。而他才刚在一年多前咬牙切齿说的那句——“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人们还都音犹在耳。因此，对他的这篇悼文，怎么看都觉得不是滋味。
尤其是末尾那句：“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与欧阳文忠在《醉翁亭记》最后的那句空谷绝响——“微斯人，吾谁与归？”两者无论情怀、心胸、境界，都似有着天壤之别。
4
王安石走了，司马光来了
据《宋人轶事汇编》——
王荆公、司马温公、吕申公、黄门韩公维，仁宗时同在从班，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终日，他人罕得预，时目为嘉祐四友。
无论文坛还是政坛，司马光与王安石都属于北宋历史上的重量级人物。如果不是后来的变法之争，二人也很可能是一辈子的挚友。
司马光本来极是欣赏王安石。在他后来的一封《与王介甫书》中，曾有过这样一句极为热切的评价：“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立可致，生民咸被其泽。”司马光对小自己两岁的王安石可谓推崇备至。在王安石初行新法遭到众人围攻、弹劾时，司马光还极力替他开脱。御史中丞吕诲曾怀揣弹劾奏章，一口气罗列出王安石的十大罪状，指责他：“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阴贼害物……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司马光看了之后，对其激烈百思不得其解，认为此论着实冤枉了王安石。但随着新法弊端日显，尤其是眼见得青苗法导致民怨沸腾、民不聊生，他渐渐改变了主张，主动站到了变法派的对立面，也成了新法的反对者。他给王安石写信，以昔日挚友的身份，委婉批评他——
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厚，自信太过。
尽变更祖宗之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
司马光越来越发现，这场变法的本质，实则是让天下所有人都“兴利以聚”。而张口闭口谈钱，却是圣贤眼中的“鄙事”，属于“浅丈夫之谋”。
司马光见给王安石写信无果，又转而上疏皇帝，请求来个釜底抽薪，干脆罢除变法的核心机构——制置条例司，废除青苗法。他说自己所担忧的，还不是变法所导致的今日之乱象——
臣之所忧，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春算秋计，展转日滋，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十年之外，百姓无复存者矣。
想象一下王安石看到这句话时的表情！
挚友至此交恶。
身处舆论旋涡的宋神宗身心俱疲，王安石推行新政的强势和听不得别人异议的固执，都使他这个天子寝食难安。有一天，散朝后，他单独把司马光留了下来，暗地里向他诉苦：“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他对变法导致的人心背离感到忧心忡忡。司马光坦率表示：的确如此。或许感怀于君臣之间这种难得的真诚氛围，他忍不住多了一句嘴——
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惠卿以为是耳，陛下岂能独与此三人共为天下邪？
这话实在尖刻、难听！
他是要警告皇帝不能只做三个人的皇帝。弦外之音：可不要做天下独夫啊！
此番谈话后，神宗下决心重用司马光，平衡舆论，弥补过失。
▲ 司马光
但这事瞒不过王安石。他跑到皇帝面前，猛烈攻讦司马光这位昔日好友——
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
而皇帝倘若坚持重用司马光，则无异于“与异论者立赤帜也”。
一句话：一山不容二虎。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神宗无奈作罢。
这事的结果是司马光请求外放，去了洛阳，专心著述。
史书对这一时期的王安石是这么说的：
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
王安石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内心却越来越孤独。
朋友一个个离他而去。
唯一的儿子暴卒。
两个弟弟王安国、王安礼，也对变法引发的民间遽变感到忧虑，与兄长渐生嫌隙，日益疏离。
而表面贴他最紧的吕惠卿，却阳奉阴违，瞅准时机在他背后狠狠捅了一刀，踩着王安石的肉身攀登上了相位……
此时的神宗终于心力交瘁，不久便撒手人寰。新皇帝哲宗年幼，由神宗的母亲，即宣仁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她早就对新法痛恨不已，因此，立即起用司马光为相，全面恢复祖宗之法。
司马光从洛阳进京的当日，京城的老百姓倾巢出动，夹道欢迎，道路拥堵到了连司马光的车马都行走不动的地步。很多人为了一睹司马真容，把屋顶都踩塌了。真可谓盛况空前！
老百姓不断大声欢呼：
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
把他奉若天子和人民的大救星！这才刚进城呢，就生怕他再次掉头回洛阳。
王安石把司马光赶到了洛阳。洛阳15年，却真正滋养了司马光。
在那段时间，司马光精读了中国一千多年历史，成就了300万字的《资治通鉴》，展示了过硬的史家功底和政治气魄。而“鉴前世之兴衰”，是为了“考当今之得失”，他也由此被人们赋予了治史者必能治世的理想主义色彩，天下人无不视之为“真宰相”。据《宋史》记载：“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也。”
司马光字君实，民间也把他视为实实在在的君子。
宋人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也有：“司马文正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识与不识，称之曰：君实。下至闾阎匹夫匹妇，莫不能道司马。”
苏东坡在《独乐园》里诗载其事：
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
一句话，司马君实成了众望所归。王安石则被弃如敝屣。
司马光主政后，在很短的时间内罢保甲团教、废市易法等，新法被逐一废除，变法派也遭到了清算。
后来的史家大多认为，北宋末期的新旧党争，其祸端正在于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变守之争。围绕着祖宗之法的变与不变，人心一分为二，大小官员都被卷入这场旋涡中，仕途的得意、失意，皆与之息息相关。尤其是后来新党、旧党轮番执政，一方上台必对另一方大加责罚与迫害，新、旧两党都付出了惨重代价。人心惶惶，内耗严重，加剧了北宋内政的衰败，给虎视眈眈的外敌留下可乘之机，最终导致历史上最为惨烈的靖康之耻。
但把所有的后果都归结到二人身上，显然有失公允。王安石虽在执政时期说过一些狠话，但二人之争，总体上还是属于执政理念之争，并非私人恩怨。正如司马光所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王安石也认为，他与司马光“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二人旨归，却是高度一致的，都在于“辅世养民”。北宋末期内政外交上的乱象，和二人之争有着本质的不同。
二人甚至在性情、学问、做人等方面多有相似。如王安石是出了名的犟脾气，时人戏称“拗相公”。而司马光也因其缺乏变通、固执己见，被苏东坡背地里呼为“司马牛”；二人诗词学问都很了得，一个位列唐宋八大家，一个主持编纂了中国第一部编年通史；二人也都一生洁身自好，不贪图物质享受。据《邵氏见闻录》：“荆公（王安石）、温公（司马光）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北宋士大夫蓄妓纳妾成风，生活奢靡讲究，两人却都是坚决不纳妾的少数派。北宋末年，为了集团利益不择手段互相倾轧的残酷党争，已然是另外一回事。
后人多激赏王安石晚年与苏轼两位旷世奇才在金陵的那场会晤，但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分与合，也堪称传奇，足以诠释人性曾经抵达的高度。
对于他们之间的恩怨纷争，宋人冯澥就已经说得非常好了：“王安石、司马光，皆天下之大贤。其优劣等差，自有公论。”
当时，一个反对新法的官员死后，司马光曾在为其所作的墓志铭中对变法有所指摘。有人急忙密告王安石，王安石却不仅不怒，反而将这篇墓志铭挂到了墙上，赞赏道：“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
王安石变法失败，退居金陵，郁郁而逝。当时，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已然掌权，人人都幸灾乐祸，甚至百般诬毁。司马光得知消息后，却在写给吕公著的信里表示：“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在司马光的推动下，王安石被追赠太傅，为正一品。
浮薄之风的背后，是人心的凉薄。司马君实却以其善意，保全了这位昔日好友今日政敌的尊严。此举充分展示了北宋文人惺惺相惜一心为公的磊落胸怀。
5
击倒王安石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说到北宋最著名的一幅画，很多人必定脱口而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但北宋历史上的另一幅画，其影响和意义丝毫不亚于《清明上河图》。这就是神宗朝郑侠所绘的《流民图》。
二者皆为写实笔法，不同的是，《清明上河图》描摹了市井繁荣，而后者摹画的却是百业凋敝。两幅图，书写了两个不同的汴京，两个不同的北宋。
郑侠官不大，《宋史》上却有其传述，可见其影响不小。他在绘制这幅图时，却仅只是汴京安上门的监门，也就是一个把门的小吏。这样一个小人物，如何进得了史家的法眼？其《流民图》又描画了北宋的一幅什么光景呢？
自王安石写下《元日》这一豪迈诗篇之后，一转眼，已到了熙宁七年（1074）。五年过去了，当年“新桃换旧符”的政治美景，如今却已然被《流民图》里的一幅幅可怕的面容所取代——
时久旱，流民扶揣塞道，身无完衣，被锁械，犹负瓦揭木，卖以偿官……
“时久旱”，是指天气出现了异常。
这事非同小可。皇帝自视天子，对上天的意旨自然不能不在意。而旱涝雪雹地震彗星等等，在古代皆被视为上天对下界执政偏失的警告或惩戒。在后来的徽宗朝，史书上就不断出现“大雨雹”“日有食之”“诸路蝗”“荧惑入斗”“太白昼见”“白虹贯日”“慧出西方”以及干旱、地震、火灾等的记载，每次出现异象险情，皇帝们最常见的应对措施则为“避殿损膳，诏求直言阙失”，或是“虑囚”，又或“出宫女”几十、上百人不等，以求平息天怒人怨。而一旦星变灾情消失，皇帝们往往立即罢求直言，继续吃喝玩乐，搜罗天下美女。
但神宗不同于徽宗，他有志向，有血性，“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他一生节俭，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励精图治。因此，在他刚刚听到王安石的“三不足”理论时，立即便为其“矫世变俗”的大无畏精神所深深吸引。
所谓“三不足”，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三不足”掷地有声，极富煽动性，极大地激发出了年轻皇帝的好胜与自负。可是，变法在民间引发的心理地震，伴随着自然界的地动山摇，耳畔又每日充斥着大臣们声泪俱下不顾性命的劝阻力谏，神宗不能不将这些恼人的天象与自己改变祖宗之法的变革联系在一起。
这一年多来，首先是旱。从熙宁六年（1073）初秋，一直到第二年的三月，整整十个月的时间都滴雨未下，赤地千里，绝望的种田人，个个一脸的焦渴。庄稼颗粒无收，官府强贷的青苗钱却要一分不少到期归还，农人们简直快要发疯了。有不少人已经弃田逃走，成为流民，有家不敢回。官府来收青苗钱，没有逃走的农民无以还钱，酷吏便命他们将屋子拆掉，背负拆下的砖瓦和梁木，去官府以物抵债。怕路上逃走，又给他们身披一副沉重的枷锁。贫民如此，小康之家乃至富户，也都撑不下去了。史载：“中户以下大抵乏食。”照此下去，司马光所谓“十年之外，百姓无复存者矣”将很快变成现实。
其次，这一年还发生了华州山崩。天崩地裂！多么严重的警示。看来天不祚宋，对于撼动了祖宗之法的赵宋，老天真地动怒了！老臣文彦博立即将矛头指向市易法，指责王安石新政“聚敛小臣希进妄作，侵渔贫下，玷累朝廷……”
郑侠作为监门小吏，每天站在城门旁，目睹穿着破衣烂衫的流民悲苦茫然地在城门进进出出，每天听到的都是不绝于耳的呜咽哭泣……民不聊生，令他不断反思变法的利弊。
王安石变法属于顶层设计，其初衷是为了“富国强兵”，是为了“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但初衷归初衷，一个新法到底好不好，人心自有一杆秤，民间的喜怒哀乐是最直观的一面镜子。遍布京师的流民，让性情直爽的郑侠做出了一个常识性判断：一个好的新法，至少不会害得百姓质妻鬻子，流离失所。但朝中大臣言辞激烈的谏议皇上都不听，更何况他这个门头小吏！他想来想去，决意将自己所见所闻画下来。所谓“百闻不如一见”。他相信，朴实真切的画面胜过大臣们的千言万语。
此图根本不需要构思布局。那些每天从眼前晃过、一脸悲戚哀苦的百姓都自己跑到了郑侠的笔下。他很快画好了《流民图》。为了进一步加重分量，他还附了一份《论新法进流民图疏》，请求朝廷罢除新法，并言之铿锵：
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郑侠这话，未免赌注太大！
老天爷的事，谁能算得准？都十个月没下雨了，谁知道哪片云彩里有水滴？倘若真的十日之内不下雨，他可就死定了……这其实说明，小小郑侠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有宋一朝，无论官大官小，有此胆气的不乏其人。
郑侠这一招果然奏了效。史载——
神宗反复览图，长吁数四，袖以入内。是夕寝不能寐。
一幅《流民图》使朝廷内外炸了锅，看到这幅图的人无不掉眼泪，两宫太后也哭着咒骂：“安石乱天下！”神宗的心里翻江倒海，他第一次真的坐不住了。曾公亮、富弼、欧阳修、韩琦、范纯仁、唐介、赵抃、文彦博、曾巩、司马光、“三苏”……他们个个都是人物，几年来却不约而同跳出来反对新法。对这些，神宗都不以为意，一律视之为老派和保守，“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对于一个有政治抱负的天子而言，不能一切仅从空洞的道德层面出发，因此，他对于反对的声音一向不为所动，并将反对者一个个逐出了京师，为新法的推行扫除了障碍。但现在不一样了，皇帝深居简出，他听到和看到的只是国库进出的冰冷数据，却完全看不到民心坍塌的人间。这幅图却将一个残酷的现实直接搬到了自己眼前，只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
他拿着《流民图》，颤抖着问王安石：怎么会这样？不是说好了“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家破人亡流落街头……王安石却从容应对：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旱涝灾害是常有的事，不足为虑。他又一次拿出“三不足”的气概来予以驳斥。神宗这一次却大为反感。事实胜于雄辩，他第一次意识到：大旱，绝非小事——
朕所以恐惧者，正为人事之未修尔。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
第二天，神宗便毅然下令开封府发放免行钱，三司使查察市易法，司农发放常平仓粮，三卫上报熙河用兵之事，诸路上报人民流散原因，青苗、免役法暂停追索，方田、保甲法一起罢除……爱民心切的神宗，一口气发布了八条措施。紧接着，神宗又发布了《责躬诏》，求各方直言。
人间欢声雷动。
或许是这欢呼声真的惊扰到了上苍，根本没到郑侠所说的十日，在颁布一系列修正法令的当天，天上就下起了瓢泼大雨。据《宋史》——
是日果大雨，远近沾洽。
历史不是小说，却有着小说无可追及的传奇色彩。
郑侠反对新法，并非针对王安石。相反，他一直铭记王安石对他的知遇之恩。王安石在做江宁知府期间，因为爱郑侠之才，常常加以言辞勉励，甚至派自己的一个学生到清凉寺给郑侠做伴读。后来等郑侠考中了进士，又立即对他加以提携，使其能够在地方上任职，经受基层的锤炼。郑侠在河南光州任上时，亲历了王安石暴风骤雨般的新法颁布过程，他密切关注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诸法实施之后对百姓生活的巨大改变。但他很快由欣喜转为了忧虑——变法的意图是好的，但新法一层层向基层推进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个中间环节都有投机钻营者的黑手，他们将新法的精神一次次扭曲和篡改，终使之荼毒百姓。任期满后，郑侠立即进京述职。他想赶紧把基层最真实的见闻报告给王安石。耿直的郑侠，将之视为报恩。
郑侠曾写有《和荆公何处难忘酒》一首：
何处难缄口？熙宁政失中。四方三面战，十室九家空。见佞眸如水，闻忠耳似聋。君门深万里，安得此言通？
这首诗和他后来画的《流民图》一样，写实，犀利。
郑侠是个坦率的人，他陈述了新法给民间造成的危害，希望王安石和神宗不要为佞人所惑，要多听听忠言，改弦更张，回头是岸。一开始，对郑侠的建议，王安石听了一些进去，对市易法造成的税收过重现象进行了微调，但总体上还是我行我素。郑侠不屈不挠，一次次跟他辩论，王安石终于火了，不再见他。虽然心情不爽，王安石对郑侠到底还是惜才，后来曾经想安排郑侠到修经局任职。但道不同不相为谋，郑侠拒绝了王安石的美意，在安上门做起了一个监门小吏。郑侠更愿意亲眼看着他所热爱的民间，而不愿做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富贵闲人。
郑侠的官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抱负，他参政议政的热情一直很高，忧患意识很强。王安石离职后，郑侠不满吕惠卿这个阴鸷小人窃据相位，再次上疏抨击。郑侠这回还是采用了图说方式。他依据唐朝的魏征、姚崇、宋璟、李林甫、卢杞等人的传记内容，画成了两幅图，一曰《正直君子社稷之臣图》，一曰《邪曲小人容悦之臣图》。他把得势骄狂的吕惠卿，比喻成奸臣李林甫之流。吕惠卿看到图谏后勃然大怒，以“谤讪”的罪名将郑侠驱逐出京城，编管汀州。在郑侠流放途中，吕惠卿又怕放虎归山，担心他往后再给自己惹什么乱子，便又将其追回，准备一锤定音，给郑侠判个死罪，彻底肃清他的影响力。吕惠卿这回却错误地估计了他在神宗心目中的分量。神宗听说后，一口否决了他的意图，认为郑侠忠诚可嘉，其言行并非为了个人私利。郑侠的人生结局是移徙英州。
郑侠的官职，简直就像一根稗草，微不足道。但他人如其名，以一身的侠气、硬气，成了击倒变法派的最后一根稻草，成了改变历史方向的大人物。
6
“三苏”与安石
“三苏”与王安石的关系，最有意思。
苏老泉一开始就瞧不上王介甫。不仅瞧不上，还要洋洋洒洒写一篇《辨奸论》，白纸黑字地表明态度——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
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这篇小论文极为精悍劲道，虽然时隔千年，至今读来仍觉麻辣鲜香，气满意足。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曾一论再论，证明《辨奸论》非苏洵之作。但即便是托伪之作，偏偏假以老泉之名广为传播，至少说明了一点，那就是苏洵对王安石横竖看不上，在当时已是广为人知的事实。
苏辙有才，曾经被王安石纳入其权力中枢。但随侍左右，贴身观察，使苏辙对介甫得出了“强狠傲诞”的印象，而后与之分道扬镳。苏辙又在其诗歌批评的经典论文《诗病五事》中，直言不讳，以“王介甫，小丈夫也”为论点，从王安石的《兼并》一诗，敏锐找寻到了他后来变法的早期思想萌芽，并据此对这场变法的本质进行了揭批。他认为王安石变法的缘起，是“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因此，他推行“青苗法”，是夺取富裕阶层的利益。但事实上，从富人那里夺来的财富，却并没有使老百姓享受到改革的成果。不仅没享受到，就连贫民阶层本身也都成了被大力盘剥的重灾区——
民无贫富，两税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缘为奸，至倍息，公私皆病矣。
然其徒世守其学，刻下媚上，谓之“享上”。有一不“享上”，皆废不用。至于今日，民遂大病。
因此，这场变法虽有着悲悯底层的初心，最后却演变成了打左灯走右道，走的是相反的“享上”路线，即把民间无论贫富之家的口袋全部掏空，用来讨好皇帝，制造国富的假象。苏辙由此得出结论——
源其祸出于此诗。盖昔之诗病，未有若此酷者也。
苏辙本来是论诗，却将诗意大幅度荡漾开来，以彼之矛对彼之盾，推导出一首诗所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从这则诗论，可读出苏辙的政治气魄。
苏轼和苏洵、苏辙对王安石的态度又有区别。
苏轼一开始上书反对“新法”，认为“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贵”，又说：“夫兴利以聚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费以养财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他是从更为深远的生活层面、民生视角，提出了和政治家王安石迥异的变革观点。王安石被迫退休后，司马光上台，将王安石新法逐一铲除，苏轼却又看不惯了，认为有的新法还是有可用之处的，不应该一刀切，反对司马光的一味固守。苏轼也为此两头不讨好，饱尝两派冷眼。
北宋政坛，屡有变法之争，朝堂上百官辩论激烈，在史书上时常可读到某人因一时气急背痈而亡的记载。苏轼却一般不动真气，他的化解之道也更为高超，这就是：戏谑。戏谑可不仅仅是耍嘴皮子功夫，它更能见出一个人的才力、气度和涵养。苏轼极为擅长此道，他与王安石的“智斗”，很多史书有载。
如《调谑编》——
东坡闻荆公《字说》成，戏曰：“以竹鞭马为笃，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举“坡”字问荆公曰：“何义？”荆公曰：“坡者，土之皮。”东坡曰：“然则滑亦水之骨乎？”荆公默然。荆公又问曰：“鸠字从九鸟亦有证乎？”东坡曰：“《诗》云：‘鸤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爷和娘，恰是九个。”荆公欣然而听，久之，始悟其谑也。
又如《北窗炙輠》——
荆公论扬雄投阁事，此史臣之妄耳。岂有扬子云而投阁者，又《剧秦美新》，亦后人诬子云耳。子云岂肯作此文。他日见东坡，遂论及此。东坡云：“某亦疑一事。”介甫曰：“疑何事？”东坡曰：“西汉果有扬子云（扬雄字子云）否？”闻者皆大笑。
苏轼博古通今，才气冠绝，王安石一般不是他的对手，遇到这种斗嘴皮子的事，总是败下阵来。
虽然关于二人此类意气之争的故事有很多，但他们不仅仅有政治上的交锋，也有生活中的交集。尤其是两人晚年，政治上已是落尽繁华，又都先后经历了丧子之痛，王苏之间更多地回归到了质朴的人性层面和文化属性，表现出大家之间特有的大度与从容。
最让后人追想不已的，是二人在金陵的那次历史性的会晤。
据《曲洧旧闻》——
东坡自黄徙汝，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曰：“礼岂为我辈设哉！”
王安石晚年，喜欢着一身粗布衣裳，骑驴而行。这次金陵会，史书寥寥数语，却几笔勾勒出了一个富有意境的江岸图，极富画面感。那一刻，两人已是一笑泯恩仇，放下了所有的是非恩怨。在金陵，二人携手游蒋山（也即今天的钟山）。
休憩时，王安石忍不住把自己近来的诗作拿给东坡一观。
其中就有《寄蔡氏女子》二首。
蔡氏女，即王安石的女儿之一。因嫁给了蔡卞而谓之蔡氏。
其一为：
建业东郭，望城西堠。千嶂承宇，百泉绕溜。青遥遥兮属，绿宛宛兮横逼。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兰馥兮众植，竹娟兮常茂。柳蔫绵兮含姿，松偃蹇兮献秀。鸟跂兮下上，鱼跳兮左右。顾我兮适我，有斑兮伏兽。感时物兮念汝，迟汝归兮携幼。
对于这首诗，东坡的评价极高，认为“‘若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自屈宋没世，旷千余年，无复《离骚》句法，乃今见之。”
苏轼这里的口吻，已全然没有了往日对王安石“此老野狐精也”的调侃和戏谑，而是相当正经、隆重。他对这位昔日的政坛对手，不吝美词，给予了极高的文学史意义的好评。
对于东坡的由衷赞美，荆公自然真心笑纳。他说：“非子瞻见谀，自负亦如此，然未尝为俗子道也。”并不是人家苏轼给我戴高帽啊，我自己也很自信自负，只不过我一向不喜欢向外人道罢了。他们太俗！
这番对话，其神情气息，宛在眼前。
和东坡聊天，以他的机敏和诙谐，一定极富谈吐的快感。王安石忍不住感叹——
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他情不自禁挽留苏轼：留下吧，哪里都别去了，就在金陵置办田舍，和我做邻居。
这一幕，简直像两个卿不离我我不离卿的天真孩童，一方急着要与另一方订立一生一世的约定。
只可惜，苏轼还是启程了。临走，留给王安石一首诗：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两个世纪伟人，终于在人生的尽头处，握手言和。
这实在是中国历史上最美好的文人情事之一。
站在历史的维度上看，王安石变法“讲商贾之末利”，实则极具超前性，是继管仲、桑弘羊之后少有的经济学家和改革家。
隋唐以来的诗赋取士，也为宋初所沿袭，这使文人墨客晋身的机会大增，却使那些能够通经致用、臻于治平的人才常被埋没于草野，无法走进更深更高的政治殿堂。宋初范仲淹等人的庆历新政，已经意识到这种取士制度的弊端，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社会上的浇薄浮华文风。但王安石时代，他所要面对的强敌，仍旧是传统诗赋取士制度下的产物，很多改革的反对者，每每以沿袭千年的传统经济观念来评价王安石“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谬误与荒唐，认为这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一个社会的财富，是一个不变的定量，而所谓变法，无非就是把社会财富从一个口袋“变”到另一个口袋里。这个过程中，有人有得，必会有人有失。政府财政上去了，国库充盈，就必然意味着民间财富的被掠夺。
但王安石的根本思路是去触动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试图对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国家财政来源做一次破坏和重建。他是想要通过做“增量”，来实现其“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战略构想。但在当时皇权统治的封建农业社会中，这一旷世治国理念注定不会有真正的知音，更无法得到真正的贯彻。更何况，王安石所用非人，手下的几个“得力”干将，皆有重大的道德瑕疵——如李定隐瞒母丧，不按照规制丁忧三年，照样每天出入朝廷，被道德君子纷纷斥为“非人”；吕惠卿则是个蛰伏在王安石身边的彻头彻尾的投机小人；而在后世享有盛誉的科学家、文学家沈括，虽满肚子学问，但偏偏人品不佳，表面和气，背地里阴损，喜欢向上打小报告，出卖朋友……因此，这场变法只能是惨淡收场。
· 后 记 ·
可惜风流总闲却。王安石晚年常以此句回望、沉吟自己的一生，笔者也每以此句回望赵宋的文化星空。
王安石晚年居处，是金陵的半山园。离笔者的锁金村住处仅一条富贵山隧道之隔。每每由北而南，穿过那条幽深的隧道，眼前便觉豁然一亮。或许，回望历史，也必然要经由这样一条幽远深邃的时空隧道，而后，才能从恍惚走向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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