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与元白诗派
元白诗派重写实、尚通俗。赵翼：“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瓯北诗话》）二者实质都是创新。
唐代中期重写实、尚通俗的诗歌思潮与诗歌创作
一、元白诗派的重写实、尚通俗渊源：
（一）远源：《诗经》“风”诗和汉魏乐府民歌。
（二）近源：杜甫反映民生苦难的篇什：
1、继承古乐府的形式，自拟新题，缘事而发，写真实时事、亲身见闻；
2、以朴实真切的语言乃至口语入诗，力求通俗浅显。明胡震亨引焦竑：“杜公往往要到真处、尽处，所以失之。”“雅道大坏，由老杜启之也。”（《唐音癸签》）。
二、元结、顾况、戴叔伦等表现和继承。
三、贞元元和间强烈回响。张籍、王建、白居易、元稹等纷纷效仿，致力于通俗晓畅、指事明切的乐府诗的创作。
四、自觉学习民歌。如张籍《白鼍鸣》、《云童行》、《春别曲》，王建《神树词》、《古谣》、《祝鹊》，白居易《竹枝》、《杨柳枝》、《何满子》等，平实浅易，自然明快，充满乡土市井气息；乐府诗受民歌影响大。陈寅恪：“乐天之作新乐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及杜少陵诗之体制，改进当时民间之歌谣。……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
上述几条反映此期诗人已形成通俗化自觉追求，而且自觉承传杜诗写实倾向。
五、中唐较早创作乐府诗—张籍、王建，时号“张王”。
（一）张籍，字文昌，有《张司业集》。
1、性格更近白居易平易通脱。韩愈称其“古淡”（《醉赠张秘书》），白居易称其讽谏之义：“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
2、乐府诗。
（1）有古题也有新题，取材和表现对象广泛。最集中最深刻的是农民的生活和苦难，如《野老歌》不着意于讽谕而讽谕之义见是张籍乐府特色。
（2）选题不大，都是“俗人俗事”；但挖掘甚深，由一人一事一语见社会缩影。如《牧童词》“牛牛食草莫相顾，官家截尔头上角！”《征妇怨》“夫死战场子在腹”表现战争造成的苦难《促促词》反映农妇的艰辛及其对远行丈夫的思念。
（3）擅长刻划人物心理活动，如《节妇吟》（“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3、近体多追求平易而意蕴深厚的风格，如《秋思》（行人临发又开封）。宋张戒“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思深而语精”（《岁寒堂诗话》），王安石“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不少诗表面平易、本色，无雕琢痕迹，但其中融入了在布局造语上的大量心血，只是在诗成后浑化无迹。
（二）王建，字仲初，有《王司马集》。
1、王建与张籍诗风似，乐府诗：
（1）有不少描写农民日常生活，表现其喜怒哀乐，生活气息浓厚，如《田家行》。
（2）与张籍虽都以写实见长，但王诗更含蓄隐曲。如《织锦曲》“莫言山积无尽日，百尺高楼一曲歌。”主人公怨恨哀伤全在暗示之中；《簇蚕词》也类似。
（3）边塞题材诗作，如《辽东行》、《送衣曲》、《饮马长城窟》等，声调低沉。
2、反映宫女生活、以白描见长的《宫词》百首，不乏构思巧妙、清新可诵的篇章：“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
（三）影响：明高棅：“大历以还，古声愈下。独张籍、王建二家体制相似，稍复古意。或旧曲新声，或新题古意，词旨通畅，悲欢穷泰，慨然有古歌谣之遗风。”（《唐音癸签》）清翁方纲：“张、王乐府，天然清削，不取声音之大，亦不求格调之高，此真善于绍古者。较之昌谷，奇艳不及，而真切过之。”（《石洲诗话》）在继承汉魏乐府和杜诗传统，向重写实、尚通俗之路发展中贡献不可忽视，对元、白新乐府创作有直接影响。
六、元稹，字微之，有《元氏长庆集》。生性激烈，少柔多刚，参政意识和功名欲望甚强，元稹的乐府诗创作受到张籍、王建的影响
（一）“新题乐府”。
1、缘于李绅启迪。元和4年（809）和李绅20首“新题乐府”诗12首。
2、都是写实之作，如《上阳白发人》写宫女的幽禁苦，《五弦弹》写任用贤才事，《法曲》不满“胡音胡骑与胡妆”习俗等。
3、不少篇章殊少情致，概念化倾向强，且叙事繁乱，“一题涵括数意”（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古题乐府》）。
（二）元和12年（817）与刘猛、李余相和作《乐府古题》19首。
1、或“虽用古题，全无古意”，或“颇同古意，全创新词”，都是“寓意古题，刺美见事”（《乐府古题序》）的讽谕之作。《织妇词》、《田家词》具代表性。
2、每首述一意，题旨集中明确；多用三五七言相间杂句式，甚至以11字为句，参差错落，稍有风致，但语言仍嫌滞涩。
（三）代表作：元和13年（818）《连昌宫词》。
1、叙事长诗，通过连昌宫兴废变迁，探索安史之乱前后唐朝政治乱因由。
2、荒凉景象→追述昔盛今衰→探讨“太平谁致乱者谁”问题→归为“努力庙谟休用兵”题旨。
3、以叙述为主，杂以议论，表现劝戒规讽意，但不能因此说这是讽谕诗。
4、将史实与传闻糅合，辅以想象、虚构，把无关的人物、事件集中在连昌宫中描写，渲染了氛围，使诗情更生动曲折。陈寅恪：“《连昌宫词》实深受白乐天、陈鸿《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元白诗笺证稿》）《行宫》与《连昌宫词》异曲同工。
（四）艳情诗。多追忆自身经历，如《春晓》、《离思五首》其四“曾经沧海难为水”。语言浅易，格调轻快，低回缱绻，一往情深。
（五）悼亡诗。抒发哀思和怀念，如《遣悲怀三首》对亡妻生前身后琐事描摹，寄寓着人生至情。如“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清蘅塘退士：“古今悼亡诗充栋，终无能出此三首范围者，勿以浅近忽之。”（《唐诗三百首》）。
（六）与白居易唱和诗。
白居易的诗歌主张及其讽谕诗
一、白居易，字乐天，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有《白氏长庆集》。
二、诗歌理论—对通俗性、写实性的强调和表现。
（一）《与元九书》：“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在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最受重视，其诗歌主张主要就早期讽谕诗创作而发。
（二）理论：
1、《策林》中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反对离开内容单纯追求“宫律高”、“文字奇”，及齐梁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
2、《新乐府序》指出作诗的标准：“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分别强调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歌谣色彩。即诗歌必须写得真实可信，浅显易懂，便于入乐歌唱。
（三）目的是补察时政：“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与元九书》：“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1、为时为事而作，首先“为君”而作。
2、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指向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休明。
（四）意义及实质。
1、上述理论以现实针对性和通俗化倾向，有可能使诗歌更近社会现实、干预政治。
2、是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写时事道路的发展。从写时事说，白与杜相同；但杜唯写所见所感，生民疾苦与一己情怀融为一体，虽时含讽谕意，却非以讽谕为出发点，而出之以情；白出之以理念，将“为君”而作视为主要目的，极度突出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将诗歌导入窄路。
3、过分重视诗的讽刺功用，使诗的形象性为讽刺性的说理、议论取代。
4、因评诗标准过狭，导致大量优秀作家、作品被排斥。
三、创作。
（一）讽谕诗170馀首，大都作于贬谪前，写实尚俗与张籍、王建等相通，在反映现实的深广度和尖锐性上进一步发展。
（二）《观刈麦》《村民苦寒》《宿紫阁山北村》等作品大体展示此类诗作的两个基本倾向：深刻反映下层民众苦难生活，揭露上层达官贵人腐化生活和欺压人民恶行。
（三）《秦中吟》组诗，共10首，“一吟悲一事”，集中暴露官场腐败、权贵们骄横奢侈及对劳苦民众的多重欺压。如《重赋》“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伤宅》揭露为富不仁《买花》“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轻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四）《新乐府》50首是一组有明确政治目的、经过严密组织构建的系统化诗作，内容广泛，以反映民生疾苦和下层情事、揭露弊政和权贵丑恶的诗最好。
1、与元稹“新题乐府”对比：
（1）一篇专咏一事，篇题即所咏之事，篇下小序即该篇主旨。如《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红线毯》“忧蚕桑之费也”；《秦吉了》“哀冤民也”；《卖炭翁》“苦宫市也”等中心突出，意旨明确，避免一题数意、端绪繁杂的弊病。
（2）形式灵活，多以三字句起首，后接七字句，富民歌咏叹情调；语言方面，力避典雅的书面语，用口头语或俗语穿插其间，如《秦吉了》。
（3）善于描绘人物，感情浓烈。如《上阳白发人》“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
2、《卖炭翁》—批判宫市宦官、为贫苦百姓鸣不平；《新丰折臂翁》、《杜陵叟》。
3、缺憾：
（1）创作目的“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新乐府序》）往往以丧失艺术性为代价，给诗篇添加议论的尾巴；有时画蛇添足，作不必要的重复。
（2）有些诗篇本无深感，只为凑数而作，枯燥乏味，如《七德舞》、《法曲歌》、《二王后》、《采诗官》等，大都堆积议论说教。
（3）过多注重诗的现实功利目的，常用理念结构诗篇，真情实感相对不足。
（4）语言一意追求浅显务尽失之直露，有时简单事理也反复陈说，不够精炼含蕴。
四、讽谕诗创造了一种新诗体和新风格，并以“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寄唐生》）的勇气，对社会丑恶进行大胆的指斥和抨击，值得钦敬。
《长恨歌》、《琵琶行》与元、白唱和诗
一、贞元、元和之际，随着传奇小说发展，诗坛出现有故事性、抒情性的长篇叙事诗，如元稹《琵琶歌》、《连昌宫词》，李绅《悲善才》，刘禹锡《泰娘歌》等。
二、《长恨歌》、《琵琶行》属感伤诗一类。
三、《琵琶行》《长恨歌》是白最成功作品。
（一）艺术上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强化。与此前叙事诗相比，这两篇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在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务求尽情。
（二）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如《长恨歌》“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
（三）语言明白晓畅又精纯确当，“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赵翼《瓯北诗话》）；
（四）想象、虚构、比喻等手法的运用。
四、唱和诗。
（一）唱和之风。贞元间应进士举者“多务朋游，驰逐声名”（《旧唐书·高郢传》），形成“侈于游宴”的“长安风俗”（李肇《国史补》）代表是权德舆及其领导的文人集团。
（二）元和间出现以长篇排律和次韵酬答唱和的形式，元白是创始者。
1、元白相识之初即有酬唱，此后分别被贬，一在通州，一在江州，虽路途遥遥，仍频繁寄诗，酬唱不绝，即“通江唱和”。
2、元白此期唱和诗多长篇排律，次韵相酬。次韵诗既要严守原诗之韵，又要自抒怀抱，还要写上数百句。如白《东南行一百韵》元《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
3、寄怀酬答的短篇小诗更为真挚耐读，清新有味。如《舟中读元九诗》，元《酬乐天舟泊夜读微之诗》。
（三）元白这类以次韵酬唱为主的短篇长章流传颇广，“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元和体”除次韵相酬的长篇排律外，还包括元白流连光景、浅切言情“小碎篇章”，包括元的艳体诗。
四、交往唱和高潮在长庆至开成间。
（一）由于党争激烈、政局动荡，不少当年曾积极参与政治的文人纷纷退出政坛，集于东都洛阳。
（二）白居易是其中核心人物之一，时而与刘禹锡、裴度等酬唱，时而与远近诗友庚答酬唱，就中与刘禹锡、令狐楚、崔玄亮等唱和尤多，内容以叙写闲情雅趣、思念问候为主。此期编成的酬唱集有刘白《刘白唱和集》，白刘裴《汝洛集》，刘与令狐楚《彭阳唱和集》，与李德裕《吴蜀集》等。
白居易的闲适诗
一、闲适诗和讽喻诗：都具尚实、尚俗、务尽特点，但在内容情调上不同：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相关，多意激气烈；闲适诗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与元九书》），有淡泊平和、闲逸悠然情调。早年如《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官舍小亭闲望》“数峰太白雪，一卷陶潜诗”；晚年闲适生活与诗酒人生、拂道心境全都表现在闲适诗里：“绿蚁新醅酒”（《问刘十九》）
二、知足保和源于对政治的厌倦和佛老思想影响，以及浅俗思想。很多闲适诗热衷于铺叙身边琐事。《序洛诗》：“闲适有馀，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此期诗多“称心而出，随笔抒写”（越翼《瓯北诗话》），内容形式都既浅且俗。苏轼“元轻白俗”（《祭柳子玉文》），所谓白俗，主要表现在此。
三、记游写景的“闲适”作。如被后人评为可与韩愈《南山》“匹敌”（《唐宋诗醇》）的《游悟真寺一百三十韵》有明显的散文化倾向；《题浔阳楼》、《读谢灵运诗》、《宿简寂观》、《咏意》、《大林寺桃花》等，都能以审美的眼光和清新的笔调观照自然，抒写心愫，表现出“逸韵谐奇趣”特点。
四、白居易的闲适诗还有不少说理议论的篇章，所说之理又多为出世逃禅、知足保和之类，初读之下，尚觉清爽，数篇之后，便觉陈陈相因，了无新意，正如他自己所说：“诗成淡无味，多被众人嗤。上怪落声韵，下怪拙言词。”（《自吟拙什因有所怀》）但白居易诗也有说理说得好的，如组诗《效陶潜体十六首》便将议论与叙述、描写结合起来，以饮酒为契机，表现诗人“便得心中适，尽忘身外事。更复强一杯，陶然遗万累”的真实情态，较之一般纯发议论的说理诗，自不可一概而论。
五、影响。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影响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不如来饮酒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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