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万尼·薄伽丘[1](1313—1375)，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杰出代表，人文主义者。[2]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作家、诗人，以故事集《十日谈》留名后世。
出生于巴黎，家境富裕，受到良好的教育，早年长住那不勒斯，放荡声色，后半生的岁月住在佛罗伦斯。薄伽丘才华洋溢，是一位多产作家，写过传奇、叙事诗、史诗、短篇故事集等。传世的作品有《菲洛柯洛》 （1336年）、《似真似幻的爱情》（1342年－1343年）、《十日谈》（1349年－1353年）、《爱的摧残》（1340年）、《爱情十三问》（1340年）、《大鸦》（1355年）等。
薄伽丘最出色的作品是《十日谈》，叙述1348年黑死病流行时，十名青年男女在乡村Fiesole山上的别墅避难，终日游玩歌唱，每人每天讲一则故事，十天讲了一百则故事，记有王公贵族，骑士僧侣，也有贩夫走卒，市井平民，情节多姿多彩，成为《十日谈》的主要内容。在《十日谈》中，基督教传教士简直成了恶魔的代名词，贪财好色，甚至无恶不作。
《爱的摧残》又名《菲洛斯特拉托》（Filostrato），是用意大利佛罗伦斯方言写成的长篇叙事诗，“Filostrato”是指被爱情击倒的人，内容取材于意大利人圭多（Guido delle Collone）的《特洛伊故事集》（Historia Trojana），描述古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战争。
1374年，曾鼓励薄伽丘学习希腊文的良师益友彼特拉克病逝，薄伽丘失去了知音，精神上遭受到沉重的打击。1375年，薄伽丘在贫困交迫中辞世于契尔塔多。曾被他嘲讽的教会并没有放过他，甚至派人挖掘他的坟墓并砸毁墓碑来泄忿。
薄伽丘是佛罗伦萨商人凯利诺的薄伽丘和一个法国女人的私生子。关于他的诞生地，缺少确切的资料予以论断。据说他生于佛罗伦萨附近的契塔尔多，一说生于巴黎。幼年时生母去世，随父亲来到佛罗伦萨。不久，父亲再婚，他在严父和后母的冷酷中度过了童年。
后来，他被父亲送到那波利，在父亲入股的一家商社不情愿地学习经商，毫无收获。父亲又让他改学法律和宗教法规，但无论是商业还是法律，都引不起他的兴趣。他自幼喜爱文学，便开始自学诗学，阅读经典作家的作品。这段生活使他亲身体验到市民和商人的生活以及思想情感，融入到他日后写成的《十日谈》中。
在那波利生活期间，薄伽丘有机会出入安杰奥的罗伯特国王的宫廷。在这里，他被压抑的个性和才智得以充分地施展。他同许多人文主义诗人、学者、神学家、法学家广泛交游，并接触到贵族骑士的生活。这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扩大了文化艺术视野，进一步焕发了他对古典文化和文学的兴趣。他在宫廷里又认识了罗伯特的私生女玛丽娅，对她产生了爱情。这一段富于浪漫情调的经历，也在他的文学创作中留下了很深的印痕，他日后在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一些女性形象，可以见出玛丽娅的影子。
1340年冬，薄伽丘父亲的商业活动受到挫折，经济状况恶化，一蹶不振。薄伽丘无法维持原先悠闲自在的生活，便回到佛罗伦萨。在佛罗伦萨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他始终坚定地站在共和政府一边，反对封建贵族势力。他参加了行会，曾担任管理财务的职务，多次受共和政府的委托，作为特使去意大利其他城邦和教廷执行外交使命。
1350年，薄伽丘和诗人彼特拉克相识。翌年，他受委托去邀请被放逐的彼特拉克回佛罗伦萨主持学术讨论。从此，这两位卓越的人文主义者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友谊。
薄伽丘潜心研究古典文学，成为博学的人文主义者。他翻译了荷马的作品，在搜集、翻译和注释古代典籍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晚年，他致力于《神曲》的诠释和讲解，曾主持佛罗伦萨大学《神曲》讨论。
1373年10月23日，薄伽丘抱病在佛罗伦萨大学《神曲》讨论会上作了最后一次演讲。第二年，契友彼特拉克的逝世，给他精神上很大的打击。1375年12月21日，薄伽丘在契塔尔多逝世。[2]
薄伽丘是位才华横溢，勤勉多产的作家。他既以短篇小说、传奇小说蜚声文坛，又擅长写作叙事诗、牧歌、十四行诗，在学术著述上也成就卓著。
传奇小说《菲洛柯洛》是薄伽丘的第一部作品，大约写于1336年左右。它以西班牙宫廷为背景，从中世纪传说中汲取素材，叙述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少妇和一个青年异教徒的爱情故事。他们冲破种种阻挠，有情人终成眷属。《十日谈》中有两则故事就取材于这部作品。《菲洛柯洛》是欧洲较早出现的长篇小说。
叙事长诗《菲洛斯特拉托》（约1338年）和《苔塞伊达》（1340—1341），分别从《特洛伊传奇》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中撷取题材，它们赞颂纯洁的爱情、高尚的友谊，展示人世间生活的美和友情的欢乐，在古典的题材中注入了现代的情感。这两部作品开了8行体诗的先河。
牧歌式传奇《亚美托的女神们》（又称《佛罗伦萨女神们的喜剧》，约1341），在形式上仿效但丁的《新生》，用散文连缀三韵句诗歌。薄伽丘借用神话题材，抒写亚美托在爱情的陶冶下，由一个粗野的牧羊青年转变为品格高尚的人，其间穿插了7位女神向亚美托讲述自己的爱情经历。
长诗《爱情的幻影》（1342—1343）受到但丁《神曲》的影响，用三韵句写成，具有隐喻诗的特点。薄伽丘叙述自己一次寓意性的旅行，把歌颂德行和赞美纯洁的爱情结合起来。
《菲埃索拉的女神》（1343—1354）是又一部8行体长诗，写女神和牧羊人相爱，得罪了黛安娜女神，遭到惩罚，一对恋人化作两条河流，但最后双双流入阿诺河，又汇集到一起。《菲洛美塔的哀歌》，是仅次于《十日谈》的一部重要作品。它写于薄伽丘从那波利返回佛罗伦萨之后的1343至1344年间。这部传奇小说描写被恋人抛弃的女子菲娅美塔的遭遇，细致地抒写她的爱和怨、希望和痛苦，翘首盼望恋人归来的心理，堪称欧洲最早的心理小说。[2]
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都是以爱情为主题，借鉴古希腊古罗马诗歌、神话、传奇，显示了中世纪传统和骑士文学的痕迹，但又摆脱了俗套，充满对人世生活和对幸福的追求，谴责禁欲主义。晚年，薄伽丘一心钻研古典文化，埋头著述《异教诸神谱系》（1350—1375）和《但丁传》是两部最重要的作品。前者以丰富的史料叙述神和英雄的起源，展示神话的基础，后者则是意大利研究但丁的最早学术著作之一。薄伽丘在他的理论著述中，批判教会对诗歌的诋毁，提出“诗歌即神学”的观点；他阐述诗歌应当模仿自然，反映生活，强调文学的启迪和教育的巨大作用；要求诗人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中汲取营养，并讲求虚构、想象。薄伽丘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中世纪神学的观念，但他的文艺理论为文艺复兴时期诗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
十日谈
1348年，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瘟疫。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大批大批的尸体运到城外。从３月到７月，病死的人达１０万以上，昔日美丽繁华的佛罗伦萨城，变得坟场遍地，尸骨满野，惨不忍睹。这件事给当时意大利一位伟大作家薄伽丘以深刻影响。为了记下人类这场灾难，他以这场瘟疫为背景，写下了一部当时意大利最著名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当时，《十日谈》被称为“人曲”，是和但丁的《神曲》齐名的文学作品，也被称为《神曲》的姊妹篇。
《十日谈》叙述1348年佛罗伦萨黑死病肆行时，10名男女青年到乡村避难，借欢宴歌舞和讲故事消遣时光，10天里每人讲一个故事，共得 100 个故事。人文主义思想像一根红线贯串这部故事集。作者把抨击的矛头直指宗教神学和教会，揭露教规是僧侣们奸诈伪善的恶因，毫不留情地揭开教会神圣的面纱，辛辣地嘲讽教廷的驻地罗马是“容纳一切罪恶的大洪炉”。爱情故事在《十日谈》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作者认为，禁欲主义是违背自然规律和人性的，人有权享受爱情和现世幸福，他在许多故事里以巨大的热情赞美青年男女冲破封建等级观念，蔑视金钱和权势，争取幸福的斗争。《十日谈》还批评封建特权，维护社会平等和男女平等。不少故事叙述了卑贱者以智慧和毅力战胜高贵者。作者还宣扬全面发展的人的理想，强调人应当既健康、俊美，又聪明、勇敢，多才多艺，全面和谐地发展。
薄伽丘以丰富的生活知识和巨大的艺术力量，刻画了数百个不同阶层、三教九流、具有鲜明个性和性格的人物形象，展示出意大利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抒发了文艺复兴初期的自由思想。他采用框形结构，把 100 个故事巧妙串连起来，使之成为一部思想上、艺术上都异常完整的作品。这些故事吸取了民间口语的特点，语言精练、流畅 ，又俏皮、生动，开创了欧洲短篇小说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十日谈》对欧洲文学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英、法、西班牙和德国不少作家的作品都模仿《十日谈》，或从它的故事中吸取创作素材。
《十日谈》在欧洲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发展了中古的短篇故事，不仅叙述事件，并进而概括现实，塑造人物，刻画心理，描绘自然。作者有意识地注意结构上的技巧，例如使用框形结构，把一百个故事镶嵌在一起；在第一日第九故事里把情节发展的转折点放在两个主题的交叉点上。他创造了一些巧妙的讽刺手法。卜伽丘是一个自觉的文体家，《十日谈》的散文以古代罗马作家为典范，结构完整，文笔精炼，善用对比，语言丰富、鲜明、生动，为意大利散文奠定了基础，正如《神曲》为意大利诗歌奠定了基础一样。《十日谈》出版后，立即被译成西欧各国文字，对十六、七世纪西欧现实主义文学发生过很大影响，为欧洲近代短篇小说开了先河。此后一直到十六世纪，意大利短篇小说风行一时，短篇小说家都继承薄伽丘的创作传统，写出当时资产阶级所喜爱的接近现实而又复杂曲折的新故事。 [2]
《十日谈》The Decameron （1971年）
在社会越来越庸常的70年代初，帕索里尼需要一部充满挑战意味的影片，令所有人的头脑为之一震。一向关注经典文本的帕索里尼选中了本国文艺复兴时期挑战封建道德礼法和宗教特权的名著：《十日谈》。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恶作剧事件，帕索里尼针对意大利早些时候泛滥的中产阶级电影类型和近年来的政治教条电影，在影片的拍摄方式、表现手段和主体理念等方面加以颠覆，制作出这部极富挑战意味的“通俗影片”。影片所展现的故事，全都质朴地几近恶俗。除了几个讽刺教权的小故事以外，更多的是一些类似街传巷议的谣言故事，这样以宏大的气势规模来拍摄这样“不规范”的影片，也是帕索里尼挑战中产阶级电影观念的一种方式。
对宗教电影极度狂热的帕索里尼，从薄伽丘名著《十日谈》中，精选了9个故事拍摄成电影：在修道院做工的青年，在修女的引诱下与其发生性关系；用鬼话哄骗神父的小混混，死后却被尊为“圣徒”；农夫要求神父惩罚自己的妻子，神父去对其妻极尽猥亵。导演再次对神职人员进行了无情的嘲弄，导致宗教人士大为光火，强烈呼吁把他再度扔进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