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国家文物局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莫高精神”宣讲报告会，“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作“莫高精神”专题报告。国家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玉珠主持报告会。
国家博物馆700人的剧场座无虚席，大家认真倾听着这位81岁高龄老人的一字一句。在长达90分钟的报告里，这位老人带给了我们怎样的启发？
无私奉献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我不太愿意讲我多么有奉献精神，我是服从国家分配去的敦煌。”
樊锦诗风趣的语言引起了大家的笑声。话虽如此，但她将心路历程一点点展现出来时，我们仍能清晰看出她个人与莫高窟的命运相融合的轨迹。
1962年，樊锦诗在宿白教授的带领下来到了敦煌实习。那是她第一次见到以前在书上出现过的莫高窟，栩栩如生的壁画和彩塑让她赞叹不已，但当地恶劣的环境也给她带来极大震撼。“那是另外一个世界。”
实习期间，樊锦诗和常书鸿、段文杰等前辈一样，住土房子，睡土炕，点的是油灯，喝的是咸水。瘦弱的她很快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
常书鸿先生在敦煌
结束实习后，樊锦诗没有想过再去敦煌。但机缘巧合，第二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她偏偏被分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那一年正在开展学雷锋运动，于是她和千千万万同时代的年轻人一样，选择了响应国家号召。父亲想给学校写信“求情”，也被她拒绝了。
在此之前，樊锦诗在学校与彭金章相识相恋。但1967年结婚后，因为两人都服从了国家安排，不得不一直处于分居的状态。前者在敦煌，后者在武汉。时光荏苒，等到有机会调走的时候，樊锦诗却犹豫了，她发现自己真切地对莫高窟产生了感情：
“慢慢看懂了它们都是艺术后，我就想：我难道就这样一走了之，不给敦煌做一点什么事？”
樊锦诗与彭金章
在丈夫的理解和支持下，樊锦诗选择留了下来。改革开放以后，彭金章于1986年放弃了武大亲手创建的考古专业，也来到了敦煌，两人才结束了长达19年的分居生活。如今彭金章已去世两年，但樊锦诗回忆到这段经历时，仍然对丈夫心怀感激。
从职工到所长，樊锦诗为莫高窟服务了整整56年。她将其视为一名文物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职业操守：“这个事业是艰苦一些，但我想今后也会有一代又一代的人为它去继续贡献。”
脚踏实地
“管理者必须直面问题，不能回避问题”
1984年，兢兢业业的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她开始迅速调整自己的定位。
“从业务到管理，是对我这个书呆子巨大的考验和挑战，我是管理上的门外汉，边干边学，恰逢改革开放，视野开阔，交流学习多了，我利用各类会议、出国考察、查阅资料，向专家请教，最终能够在退休的时候留给大家几箱研究材料。”
樊锦诗抓住一切机会吸收新理念。让她印象尤深的是1986年撰写莫高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材料。她通过查阅大量资料，逐渐懂得了文物保护的新兴原则和政策。这件事培养了她的思维，此后，她碰到什么事都要先去查阅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科学技术。
“北大对我的教育滋养了我一生，‘勤奋严谨，求实创新’。我想自己可以不懂具体技术细节，但一定要懂干什么，怎么管。”
我国制定文物保护工作有16字方针：保护第一，抢救为主，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樊锦诗在总方针的基础上，针对莫高窟的特点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策略。她认为管理者不是当官，不能凭拍脑袋做决策，而是要有问题意识。既要发现问题，也要思考问题，更要解决问题。
拿莫高窟壁画举例。这些壁画历史多为千年以上，其面对的自然灾害多种多样。第一是风沙侵蚀，第二是岩体裂缝，第三是渗水。壁画的内层渗水后，壁画就会起皮翘起，出现酥碱病害。稍不留神，一大片壁画就会掉下来。
但现在，这些壁画已经从过去的抢救性保护进入了现在的科学保护，相关的病害、工艺、肌理等分析都先在实验室进行，研究以后再采取不同的科学技术手段。更重要的是，樊锦诗还提倡运用风险管理的理论做指导进行预防性保护。从大环境到微环境，从风沙到人员流动，一切都必须及时及早地进行实施监测。目前敦煌研究院设立了我国文物系统唯一的国家古代壁画和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许多相关文保机构都来此“取经”。
“管理者必须直面问题，不能回避问题。只能做好，不能做坏，否则就是失职。对不起常先生段先生他们，对不起创造莫高窟的祖先，对不起国家。”樊锦诗说出这句话时，平静而有力量。
敢为人先
“我们永远在路上”
改革开放虽然给莫高窟带来了活力，但新的问题和挑战也接踵而来。
首先是游客数的逐年增长。樊锦诗通过数据敏锐地感受到了旅游业的强势发展，早早草拟了提案完善景区建设。但即便如此，游客数量也远远超过了莫高窟的承载力。莫高窟在历史上是佛教徒参拜的场所，本不具备开放博物馆的条件和功能，又不能按照博物馆展陈的要求进行任何改造。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为了研究莫高窟的承载量。樊锦诗让人在开放洞窟里安装了传感器，对相关微环境进行常年的实时监测，如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得到了每个洞窟承载量的第一手数据。有了理论支撑，就有了底气。
2004年10月23日，樊锦诗在莫高窟第285窟向《敦煌再发现》剧组人员讲解洞窟内容
接着，在樊锦诗的大力提倡下，莫高窟有了自己的游客中心。游客可以先来这里观看4K超高清宽银幕电影，了解莫高窟的相关背景知识，这样既可以提高游客观赏艺术的效果，又可以减轻洞窟文物保护的压力。同时，新建的博物馆、陈列馆、美术馆等也起到了分流作用，游客可以搭免费班车依次参观。此外，莫高窟还建立了预约参观制度，观众数量得到了有效管理。
樊锦诗深知开放和保护之间的矛盾：“我承认之间有矛盾，但是我不回避这个矛盾。必须正视矛盾，化解矛盾，平衡矛盾，不要让矛盾越来越大。我们始终坚持负责任的文化理念，即在保护文物的前提下合理旅游开发，在满足游客需求的同时，要利用先进的科技跟管理手段，加强对文物的监测，注意它的保护状况，使文物保护跟旅游开放得到平衡发展。”
另外一件对莫高窟影响深远的事是“数字敦煌”的建设。文革结束后，樊锦诗通过对比新老照片发现莫高窟壁画正逐年褪色甚至剥落。如何让这些壁画永远保存下去呢？
80年代末，樊锦诗在北京出差时偶然了解了计算机技术。朋友的一句话让她醍醐灌顶：“图像变成数字化，在计算机里是不会变的。”于是她立马到省科委报告，提议建立敦煌数字化档案。
现在“数字化”三个字好像已司空见惯，但在80年代末，在全国计算机和互联网尚未普及的情况下，樊锦诗等人付出的艰辛是难以想象的。比如一幅四十多平方米的《五台山图》壁画，由于当时设备的落后，整幅画的采集和拼接工作花了近120万元。但是，樊锦诗坚信新兴技术的力量，相信数字化的前途是光明的。为了推动项目进行，她不得不四处筹集资金。
莫高窟61窟《五台山图》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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