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浮动地狱”
1915年11月11日，法国国防部正式决定实施招募华工的计划，同年12月任命退役少校陶履德率领招工团赴华招募工人。随后，同样面临劳力匮乏危机的英国亦于1916年夏决定在华招工，同年10月英国陆军部招工代表波恩抵华，在威海卫成立招募机构并正式开始招工。至1918年初，英、法共计招募了约14万名华工，其中英国约10万名，法国约4万名。
各地招来的华工在威海卫集结，进入华工待发所。经过体检、办理手续和安全检查后即登船出发赴欧。华工们万万没有想到，刚一启程，困苦危险便接踵而至。初期赴欧航线为南下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与地中海(或绕道好望角)后抵达法国。德国发动无限制潜艇战后，则改为东行路线：取道太平洋，经加拿大(或巴拿马运河)，渡大西洋到达法国。整个航程长达数月，对于多为首次出海的华工来说，这无疑是一段艰难的旅程。
有人曾将专运华工的“苦力船”比喻成“海上浮动地狱”，可谓名副其实。华工们住的都是低等舱，舱内搭有上中下三层硬卧铺，人多拥挤，天气闷热，常有人晕船呕吐，空气、卫生状况极为恶劣，加上限制行动自由、饮食供应量少质劣，致使许多华工身染重病。可是，随船并没有医生与药物救治，染病华工就这样在痛苦中死去，尸体则被简单地抛向大海了事。即便是幸存者，经过几个月的折磨后，登上欧洲大陆时也早已精疲力竭、奄奄一息。
除此之外，华工们还得时时冒着被德军袭击的危险。1917年2月1日起，德国宣布实行无限制潜艇战，开始任意袭击往返于协约国、交战国和中立国港口的一切船只。2月7日，满载华工的亚多士号轮船在地中海不幸被德国击沉，遇难华工达543人，堪称华工出国以来最大的悲剧。据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遭德潜艇袭击而丧命的华工共计752人，这些曾满怀希望出国“打工”的华工，奈何却葬身异国他乡的茫茫海底。
苦累每一天，死亡一瞬间
抵欧初期，法招华工主要在内陆的普通工厂或军事工厂工作，后来去战区的军事工厂或民事工厂，中国宣布参战后则前往战区或内陆的军事工程，而英招华工从一开始就大多被直接投放到前线战场。华工中少数手艺娴熟的工匠(如铁匠、木匠、机器匠等)在欧洲继续从事原来的工作，其他大多普通工人则都被安排从事装卸搬运、砍伐树木、开采矿山、挖掘战壕、清扫战场等英、法士兵不愿干的苦活累活。
华工虽不直接参与战斗，但也得与士兵一样随着战局变化而不断转移。行军中，他们往往只能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每遇寒风凛冽、风雪纷飞、大雨滂沱的天气，华工们被吹得、冻得、淋得挤成一团，夜不能寐，白天却还得照样工作。战事吃紧时，华工们粮饷难继，有时全靠挖野菜度过艰难的时段。在饮水不济的情况下，许多华工甚至互相喝尿以保性命。
华工的工作地点多为靠近前线的危险地带，其工作之沉重也非常人所能想象。比如搬运子弹，一二百斤重的子弹箱全靠手搬肩扛，许多华工皮肉磨破，鲜血淋漓，有的华工甚至被砸断腿臂、扭伤腰肋，却因医药条件极差，只能忍痛熬受。即使是遇到雨雪天气，也必须坚持干活。例如挖掘战壕的华工，遇到下雪天气时，满脸飘着雪花;遇到天晴雪化，壕沟泥浆没胫，轮班睡觉时也只得站着睡。尽管华工对如此沉重的劳役百般厌恶，却只能“有泪往肚子里咽”。
在工厂做工看似风雨不着，没有危险，却也被华工们称为“不是人干的活”。来自山东寿光的华工孙云子、郑兰亭等人从事翻砂、轧钢等工作。翻砂铸造又累又脏。闷热的夏天，车间里土砂飞舞，烟尘弥漫，华工们满头大汗，衣服如同水浇黏在身上，浑身污垢却来不及擦拭，看去真有如地狱里的小鬼。轧钢又热又危险。车间内热浪逼人，令人窒息，大钢条出炉时赤红灼热，火星迸溅，华工们虽戴着石棉手套工作，仍一不小心就会被热钢灼伤，有人甚至还被机器轧断手指。就这样，每到下班，华工们拖着几乎迈不开的腿，一步三晃地挪回宿舍，结束一天的工作。
来自山东寿光的杨叙之，小学教员出身，为去西方开眼界、学先进技术而报名参加华工招募。到法国后被分配做战地通讯工作。这项工作时间性强，分秒必争，不管刮风下雨、白天黑夜，杨叙之他们一接命令就得马上骑自行车出发。由于心急车快，遇到砖石挡路、坑洼不平时经常摔得遍体鳞伤，甚至有的跌下山崖，车毁人亡，若不幸被敌军俘虏，则会遭到严刑拷打。
尽管工作环境艰苦危险，华工们却依然坚守岗位，他们修坦克大炮、建公路桥梁、挖战壕、卸军火，广受赞扬。战后，英国元帅、远征军总司令海格大将，曾在圣安德烈大学演讲时称赞道：“华工虽饮食起居远不如欧人舒适，仍能精神奋发，刻苦耐劳，工作效率胜过白人，中国人能如此勤奋，加之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势必有一日与我白人竞争于世界。”
初到欧洲，华工们对战争一无所知，只知道自己是来这里干活挣钱、养家糊口的，对于死亡、危险没有切身体会。刚到法国不久的一天，德国的一群飞机来轰炸。华工们听到天上轰隆隆的巨大声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都从帐篷、树林里跑出来仰着脸看热闹。恰在此时，敌机的一颗颗炸弹像冰雹似地落下来，华工们顿时倒下一大片。
在前线挖战壕、送弹药、抬伤员的华工，天天都得在枪林弹雨里穿梭，时刻都有生命危险。德军进攻时往往是先炮击或是飞机轰炸，炸出的弹坑达几米深，飞起的土石块有二三十米高。华工们在这种环境里扛木头、垒墙壁、修战壕，脑袋随时都别在裤腰带上，许多人倒在炮火和轰炸中。
生死两茫茫，家书抵万金
华工背井离乡、告别父母、离妻别子，寄身异域之邦、战火频仍之地，与家乡亲人的联系全赖一封封万里传情的家书，以慰浓浓乡愁。虽然家书内容不多，多为家庭或个人琐事，但字里行间却充满了对家乡亲人深沉的温情和真心的祝福。同时，当华工与家人将国内外的见闻及感受相互告知时，也在有意无意间架起了东西方文化沟通的桥梁。
据统计，1919年仅英招华工平均每月寄回国内的家书就达5万封，从国内寄出的也有1.5万封。虽然华工与家人寄出的书信数量巨大，能真正到达收件人手中的却寥寥无几。为防泄露军事机密，华工的家信内容与邮寄包裹都有严格规定，须经层层审查后再通过招工局转寄，加上当时交通不便，这些承载了华工和家人浓浓亲情和深深思念的小小家书，常常游历大半个世界也未必能到达收件人手中。2010年，在比利时伊珀尔市博物馆举办的“以铲代枪”华工与欧战特展中展出过一张邮封：该信自广东柏塘寄出，历经多层审查、转寄，盖有中国、外国共计21个邮戳，然而收信人王国璋直到去世却也没能收到这封寄给他的家信。
一战结束后留居法国的华工张长松，至死珍藏着一封家书。这信封的封口被小心翼翼地撕开一小条，里面的信纸已经发黄。这封故乡来信是张长松经常拿出来摩挲的宝贝，信上写着：
长松我儿，从你离开那天，我就日夜思念你，经常伤心流泪。每次我收到你的来信，知道你平安健康，我就很为你高兴，为娘我也只能做这么多了。
现在我时日不多，我干一点零工来挣得温饱，今年江苏大雨不断，到处洪水成灾，有的地方积水一丈，实在是很可怕。粮价飞涨，米价涨到1500元，糙谷米也涨到了1200元。穷人连碗稀饭都喝不上。我们的老家山东，也是到处受灾，很多穷人挨饿，在广东和新疆，我听说了很多难以描述的惨状。我非常期望你回家来，让我免除日夜思念之苦。我不知道你身在何处，我经常生病，自知天命将至。
如果你和一个外国女子结婚，给我寄一张你法国妻子的照片来。你应该知道，我是个苦命人，我希望你能回来，记住家在哪里……
每逢佳节倍思亲，为排解思乡之苦，华工们除了期待家书以外，每逢中国传统节日都以家乡的传统方式纪念，算是自己与家乡的感情维系。比如春节时，华工们会在自己营房前贴上春联、摆上鲜花，在营地内组成欢庆队伍，手举国旗、吹拉弹唱，自己动手搭建简易的庙宇向神灵祈福，互相拜年祝福，也会表演各种中国民俗节目，演出中国的京剧、梆子戏、杂耍、舞狮、龙灯等节目，欢度春节，以寄托对故乡的思念。
战火中的识字班
1918年，平民教育家晏阳初赴法国战场为华工服务。在为华工代写家信过程中，晏阳初发现华工虽看起来愚钝粗鲁，实则质朴热心，是贫困使他们失去了读书的机会。于是，晏阳初开始鼓励华工们跟他学习，以发扬他们的优点和潜力，克服身上的陋习。一开始，华工们缺乏信心，并不踊跃，只有几个人愿意跟他学习。收工后，晏阳初带着这几个人来到食堂，围着一张饭桌坐下，他用石笔在一块小石板上写字，从简单数字开始学起，然后是各自的姓名和日常用语。华工们一边跟着他读，一边用手指在自己的大腿上写着。华工们挺直腰板、全神贯注学习的样子，令晏阳初感动得直想掉泪。
就这样每晚学习一小时，四个月后，班上40人中就有35人可以自己写信了。这令晏阳初十分振奋，也让其他的华工鼓起了学习的劲头：原来读书识字并不难！于是，越来越多的华工主动前来参加学习。
随着来学习的华工越来越多，晏阳初一人已经教不过来。于是，第一期已经识字的华工学生们便充当起了老师的角色，教新来的学生识字。这样既巩固了已学的知识，又能学到一些新字。渐渐地，更多的识字班陆续成立，其他华工营也纷纷效仿，一个轰轰烈烈的识字运动在各地华工营中悄然兴起。
为了“开通华工的知识，辅助华工的道德，联络华工的感情”，由晏阳初主编的《华工周报》于1919年1月15日创刊，开设“论说”“祖国消息”“欧美近闻”“华工近况”“欧战小史”“名人传略”“世界奇闻”等栏目，并先后以《华工在法国与祖国的损益》《什么叫中华民国》《中国衰弱的原故》等为题进行征文比赛。《华工周报》一经发行就受到华工们的欢迎和拥护。华工们在读报时不仅感受到自己由一字不识到能够读报的喜悦，而且通过读报了解了天下大事，开阔眼界，增进知识。他们踊跃参加征文比赛，发表自己对国家大事的看法，谈论自己的感受和见解。
从目不识丁到识字读报，从愚昧无知到了解古今中外天下大事，华工们的进步不仅是“扫盲”的程度，他们的言谈举止、思想意识和文化素养都突飞猛进。对于晏阳初的识字班和《华工周报》，华工们怀有强烈的感恩之心，不惜倾己所有支持这一活动。曾有一位华工寄信给晏阳初，信中写道：“晏先生大人，自从您办周报以来，天下的事我都知道了。但是，您的报卖得太便宜了，只10个生丁，恐怕不久要关门。我现在捐出我三年的积蓄，365法郎。”要知道，华工们当时干一天的工资只有一个法郎，365个法郎他得干一年苦工。
山东华工闯欧洲
14万华工中，有近8万山东人。英、法等国之所以倾向于从山东招募华工，主要是因为山东人体格健壮，适合矿区劳动。英国人曾说，山东华工不仅身高是“那个年代的军人非常理想的高度”，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守纪律、听指挥，能吃苦、不怕死，吃饭不挑食、管饱就行。除此之外，山东威海和青岛的地理位置特点、在山东迅速扩展的基督教势力等也都影响了英、法在山东招募华工的决定。在战场上，山东人的确体现出了他们豪气、仗义、血性的一面，关键危险时刻往上冲，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别人，因此在战争中牺牲的华工绝大部分是山东人。
除了豪迈血性之外，山东人的积极乐观和勤奋好学也使英、法军官刮目相看。山东寿光人王学法，年轻好学、聪明伶俐、头脑灵活，管理人员看好他这一点，分配他在后方农场开机器。王学法很快就能熟练操作拖拉机，并根据拖拉机发动机的原理，很快也掌握了抽水机、脱粒机的使用和操作。
出自山东淄博一个书香家庭的华工孙干，为学习欧洲先进文化而加人华工大军。在法国工作之余，他积极考察法国的学校教育，包括女子教育。在法期间，孙干用文言文写成了《欧战华工笔记》《欧战战场见闻录》两本笔记共10万字，真实记录了华工的工作生活场景，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除母语之外，他还能用俄、日、英、法四种语言与人熟练交流。回国后，孙干参照法国乡村教学模式，自掏腰包，兴办教学。新中国成立后，已70高龄的孙干仍壮心不已，把精力放在居民扫盲和文化普及教育上。
客居他乡，创业打拼
1918年战争结束后，华工们面临着去留的抉择。法国政府宣布：“凡参加这次战争的华工，每人发给奖金，并由法国政府安全护送返国，如果愿意留在法国，政府将无条件协助辅助就学就业。”中国人怀乡恋旧之情较浓，绝大部分都选择了回国，不过也有3000余名华工选择留在欧洲，成为中国最早成规模移居欧洲的移民。
留法的人中，有的因合同尚未到期而被再分配工作，也有不少人则在里昂火车站附近自谋生路。他们摆地摊、提篮叫卖，开洗衣铺、中餐馆……渐渐使这里成为巴黎第一个华人聚居区。
江苏蒲江人张长松战后被分配去清理战场，从事填平坑壕、拆卸弹筒、排除未爆炮弹、挖掘战争遇难者遗体等工作。1920年，这些工作全部完成后，张长松再次被分配到福尔香堡市的兵工厂工作，并在工作过程中开始学习法文。他工作认真，为人热情，注重仪表，结交了很多当地朋友，并与做清洁工的法国女郎路易斯相遇相恋，结婚生子。此后他应聘进入机器城煤矿工作，一直干到退休。
来自江苏的华工朱桂生在法国先后参与过“一战”“二战”，也是留法华工中最后一位辞世的。1916年，朱桂生随14万华工大军远赴法国，被分配到兰斯区战地服务，既在面粉厂干过，也干过运送粮食弹药等工作。“一战”结束后，朱桂生和另外十几个同胞在兰斯地区留了下来并很快融人了这里的生活。1921年，他与法国当地姑娘结婚，婚后育有一子二女。1939年9月，“二战”爆发后，朱桂生参加法军，成为一名无畏的战士。在部队，朱桂生主要从事后勤工作，负责马匹调度。“二战”结束后，朱桂生先后当过司机、电工、冷冻库房工人等，在兰斯码头一直工作到退休。朱桂生开朗豪爽、乐于助人，在当地结交了许多朋友，与大家关系融洽。然而再好的邻里关系也无法弥补他的思乡之情，每当看到中国人朱桂生都会特别高兴，有一次兰斯来了一辆香港的货船，他特地请香港的船员们到自己家做客并拍照留念。
朱桂生的经历赢得了他所在的拉罗舍尔市全市的尊重。晚年每到生日，市里的报纸都会作一些专题报道，市长也会亲自到他家祝贺。市长说：“老人家不仅是一位老寿星，也是融入法国社会的一个典范，更是拉罗舍尔市市民的骄傲。”2002年3月5日，朱桂生在家中辞世，享年106岁。消息传出后，拉罗舍尔市报纸、西南报分别发布消息、唁电表示哀悼。
华工墓地
华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付出了巨大牺牲。据战后不完全统计，有近2万名华工在战争中阵亡、失踪、累死或病死。目前在法国和比利时的70余处墓地里埋葬着近2000名“一战”华工，其中以法国诺耶华工墓地规模最大，有884名华工长眠于此。
近百年过去，这些墓地的管理井然有序，当地政府拨专款并有专人用心打理。诺耶华工墓地位于法国西北部亚眠地区(Amiens)，坐落于一片绿地之中，四周绿草如茵，点缀着红黄白色野花。墓园水泥大门颇具东方建筑特色，类似中国佛塔造型。大门的中间门媚上刻有篆体“千古”二字，两边阴刻对联：“我欲多植松楸生长远为东土萌”“是亦同赓袍泽勋劳宜媲国殇名”，落款：“中华民国驻英全权公使施肇基选”。墓园中间一棵高大的松树傲然挺立，恰如不朽的华工和他们奋勇顽强的精神。华工的墓碑高约80厘米，宽约30厘米，大理石质地，上部均刻有“流芳百世”“勇往直前”“鞠躬尽瘁”等中英文颂词，中间刻有逝者中文姓名、编号、籍贯、英文名字和离世日期，其中有一些没有名字和籍贯，空留一组编号，令人不禁啼嘘。每逢节日，都会有当地居民或华人自发前往，鲜花拜祭。2002年以来，每年的清明节，我驻法国和比利时的大使与当地政府官员及华侨华人都会到华工墓地对“一战”华工祭拜，以铭记历史，启示后人。华工后裔也常受邀或自发前往，瞻仰先辈。
1988年11月，值“一战”胜利70周年之际，为纪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战士，经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同意，法国政府为参加华人树立纪念铜牌并特别授予尚健在的老华工吕虎臣和曾广培荣誉骑士勋章。纪念铜牌竖立在法国巴黎里昂火车站附近，长80厘米，高50厘米，用中、法文镌刻着：“公元1916年至1918年，有14万华工曾经在法国参与盟军抗战工作，有近万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抗战胜利后，其中3000从此定居法国，并在巴黎市里昂车站附近形成了第一个华人社区。”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此铜牌树立仪式上讲道：“任何人都不会忘记这些远道而来、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与法兰西共命运的勇士，他们以自己的灵魂与肉体捍卫了法兰西的领土、理念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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