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摩着鲜艳的红袖标，我心里激动万分。车上多少人都戴着红卫兵袖标啊，我一直渴望着也能有这一天，可是部队是不能参加地方的文化大革命的，因此我们也就不能加入红卫兵。今天我终于戴上了，尽管她不是红卫兵的，可她也是红袖标呀。戴上她，一股神圣和庄严立即笼罩了我，我意识到了自己肩头的重任，革命战士无论何时何地都有义务保护人民群众，何况今天我还被推选为治安员，一个坏人也别想逃过我的眼睛。
火车从始发站开出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了，伴随着车厢喇叭里雄壮的《东方红》歌曲，我警惕地在过道里巡视着，对那些很像电影和小说里描绘的坏人，我往往要多看上几眼。应该说我们这个车厢里绝大数人都是革命群众，即使有个别形迹可疑的家伙，慑于群众专政的威严，还有我犀利的眼睛，暂时还没有什么越轨的行动。这当然让我高兴，同时心里也有一丝惋惜：如果能让我亲手抓住一两个坏人，我这一趟治安员也没有白当呀，起码也表现出了我的心明眼亮。
就在我惋惜了很久之后，我的运气终于来了。大约是半夜时分吧，列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两分钟，有一个人踏进了我们这节车厢。因为是刚进来的生人，我当然要盯住他。他头发乱蓬蓬的，瘦不拉几的身材裹着一件破旧的黄大衣，与这些极不相称的，是一副硕大的眼镜，几乎遮住了半边脸，因此很难判定他的年龄。
这个人跟别人很不一样，我主要不是指他的外表。当然他的外表也够奇怪的，既不像工人，也不像农民，说是臭老九吧，又没有电影小说中描写的那种斯文劲儿。我主要指的是他的神态，他没有带任何行李，上车后就坐在我斜对面的一个靠窗户的座位上，与我中间隔了一个过道。别人都已经睡觉了，他却背靠椅子，双臂抱胸，直直地坐在那里没有一丝睡意，还不时地独自偷偷乐着。我开始以为他刚上车，精神亢奋，一会儿就会打瞌睡了。谁想到后来他的行动越来越可疑了。
他先是在座位上鬼鬼祟祟地东张西望，继而还站起来向车厢的两头环顾。我赶紧闭上眼睛，装着沉睡的样子。我现在当然不必在车厢里来回巡视了，因为大家都睡着了，我的走动会弄出响声打搅别人休息的。他似乎觉得安全了，这才坐了下来。我立即睁开眼睛，远远地瞄着他，看他到底要干什么。
他把手从领口处伸进大衣里，我紧张地想，他要掏炸药包、手榴弹，还是手枪？炸药包没有那么小的，手榴弹手枪倒有可能。我要不要扑上去把他逮住？可是我离他还有一段距离，万一我一动弹，他发现了狗急跳墙怎么办，是手枪牺牲我一个倒也光荣，是手榴弹他拉响了可就会杀害一大批革命群众。
正在我焦急地思考对策的当儿，那家伙的手已经抽出来了，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忽然发现他掏出来的不是什么武器，而是一沓纸样的东西。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头上的冷汗吧嗒吧嗒地落了下来，原来如此！我不是自己吓自己吗？
可是紧接着发生的事证明我并不是虚惊一场。那家伙掏出东西后，又好像忽然记起什么似的，贼头贼脑地张望一阵，赶紧往回装。那是反标？反革命信件？这家伙看起来很像干这种事的人。
然而不是，是钱。绝对是钱，虽然我看不见，但我可以肯定。因为他并没有把那些东西装回去，而是藏在领口处数。他低着头、手指不时地戳进嘴里蘸唾沫和纸币偶尔露出的样子，都告诉我那些东西是钱。我偷偷地笑了。这是一个谨慎的人，我理解他。现在社会上很乱，打砸抢的事是家常便饭，他小心一点儿没错。
我想我还是睡吧，我实在是困得不行了。我刚迷糊了一阵，忽然“哦”地一声轻微的惊叫吵醒了我。我睁眼一看，原来是那个男人，他身体收缩成“1”字，僵硬地坐在那里，一只手还插在大衣领口里，看得出是紧紧地捂在胸口上，好像是要捂住迸出来的心。看来他是忽然受到了惊吓，而且是吓得不轻。旁边的一个女的这时把头枕在他的肩膀上，双手搂着他的腰，口里还在说梦话：“讨厌，好好地睡觉哩你动人家干什么……”
我乐了。我知道他们不是一家人。那女的显然在做梦，梦里把他当成她丈夫了。
然而后来我乐不成了。经他们这一闹，我的睡意没有了，就偷偷地瞧着他们，想看看不是两口的他们还会闹出什么笑话来。可是看着看着，我就觉查出了不对劲。那个男的一会儿又掏出一摞钱来数，稍有动静，他马上就装起来，然后就慌里慌张地扭头观望，等没事了再掏出一摞钱来。如此反复，他一直就没停过。
他有多少钱？一沓又一沓。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小偷！除了小偷，谁能有这么多钱！
黎明时分，我和乘警押着小偷在一个小站下了车。据小偷交代，这里是他的目的地，巧得很，我也在这里下车。乘警说铁路上的规矩，火车上犯了案，一般交当地车站派出所处理。
我们一踏下车门，冷清清的站台上一位围着大红围巾的姑娘急切地朝我们走来，她显然是接站的，对我们俩把那个人夹在中间很是诧异，怯怯地叫了一声：“连生！”
那个叫连生的男人低着头不敢看她。乘警向我使了个眼色，我明白他的意思，这是一个团伙。我把那个姑娘也请进了车站派出所。
乘警移交之后，匆忙返回了火车。我也光荣地完成了任务，按说我也该回家了，但我却没有离开的意思。我想看看这事情最后的结果，因为那家伙在火车上拒不交代，硬说他不是小偷。
我先去看审讯那个女的。说实话那个女的长得还比较漂亮，作为革命战士，有这种想法很不应该，甚至有些肮脏，虽然我狠斗私字几闪念，但我还是想看那个女的。那两个人是被分头审讯的。因为他们是我押来的，所以我走进审讯室时警察也不介意。
“姓名？”
“刘彩芹。”
“家庭成份？”
“……富农……”
“政治面貌？”
“我……我正在……申请入团……”
“交代你的问题！”
“我……我……”
姑娘被吓哭了。刚才在车站上大概由于受冻，她的脸色有些苍白，现在已经是乌青了。
“只有老实交代，才是唯一出路！”
警察的喝问更加严厉。姑娘的眼泪像房檐水一样往下流，她颤抖得厉害，话根本说不清楚。
我不忍心看下去，便悄悄地溜出来，到另一间屋子里看审那个男的。
“偷了多少次？说！”
“我不是小偷呀，我是老师，红旗中学的语文教师，这是我的工作证。”
“老师又怎么样？老师都是臭老九，本来就不是好东西，当小偷正合适！”
“偷了多少钱？说！”
“二十九块五。是我的工资，我刚参加工作，第一月的工资，拿回来结婚的。”
“把赃款全交出来！”
“就这些？看你是不老实，搜！”
搜的结果仍然是二十九块五，外加一张一块八的火车票。警察根本不相信，“再搜！”
“袜子脱了！”
“裤子脱了！”
没有再搜出一分钱来。警察问我：“你在火车上看见他偷了没有？”我只能说没有，“我看见他一沓一沓地数钱。”
“一沓一沓的钱呢？说！”
“就这一沓钱。”
“一沓钱你反复数？骗谁！”
“我……我是近视眼，看……看不清数字。”
警察拿来一张纸，在上面写几个数字，远远地给他看。他离开凳子往跟前凑，警察吆喝道：“坐下！”
他乖乖地坐在了原地，努力地辨认着，然后把眼镜摘下来，用衣襟使劲地擦了擦，伸长脖子辨认了半天，最终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警察指着那几个数字念道：“二百五。”
“二百五？”
“你是一个二百五！”
几个警察相视哈哈大笑。我也苦涩地一笑。
他被放了出来。我惴惴地跟在他精瘦的身后，不知道该不该向他道个歉。这时候那个姑娘也放出来了，他急切地朝姑娘奔过去。
“彩芹！”
“啪！”
他的脸上猝不及防地挨了一个大耳光。
“小偷！”
《天津文学》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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