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流开疆文化
李学冠
相对于各种名目繁多的文化而言, 开疆文化概念的提出是较为新近的事。1991年，北京大学陈传康教授在谈到区域文化时，首次提出“开疆文化”一词。认为它是一种开发、开拓疆土的文化, 并对其内容进行了初步界定。
随后, 中山大学司徒尚纪教授在其专著《广东文化地理》中对此做了进一步诠释指出，“以开发落后地区为目的、在边疆地区传播的汉文化称之为开疆文化”，并特别强调了开疆文化的发展性和阶段性。在后来的研究中，中山大学朱竑教授等提出，广义而言，举凡在开发边疆过程中，一切能够使边疆地区从落后的、不发达的境况向先进的、较发达的阶段转变的事物和人类活动都可纳入开疆文化的范畴。它包括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的三个文化层次中的各种要素 。
司徒尚纪认为海南文化是一种开疆文化，并指出，开疆文化在海南岛的传播扩散有别于大陆文化传播中占主流的沿江河、沿平原扩散的模式，而呈现出以移民和传染方式为主，先西后东，先北后南按海拔从沿海向腹部五指山，从低到高渐次推延的文化传播特点。
专家们认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长流语族群在海南创造了辉煌的开疆文化。
长流语族群为开发海南之先驱
长流人，指分布在海口市北部和澄迈县东部一带，包括今海口的长流、西秀、永兴、石山、海秀、龙塘、龙桥、龙泉（原十字路）、遵谭及澄迈老城、马村、白莲等乡镇。临高话与长流话同一语系，讲临高话的居民，主要分布在海南岛的临高县、儋州市东北和澄迈县北端一带 。
长流人先民是继黎族之后，大约春秋战国时期第二个登岛的族群。宋代以降，闽南人为史上第三批大规模登岛的族群。
据历史研究，长流人的先民源于骆越。大约于春秋战国时期，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与广东省西南部跨海登岛。登岛后，主要居住在南渡江流域以及海南岛北部（偏西）一带土地肥沃的沿海地区。有学者认为，长流人先民大规模移居海南发生在岭南越人与秦军大战时期。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王政发动五十万大军攻伐岭南，越人与秦军大战，“(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战争十分惨烈，越人“夜攻秦人，伏尸流血数十万”。长流人先民为避战祸而大规模移居海南。
长流语族群登岛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适宜耕作的南渡江、五源河流域，在长流语族群的开垦下，孕育出了发达的农耕文明。在我国重要典籍《汉书》卷28下“地理志八”中关于海南岛有如下记载：“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苎麻，女子桑蚕织绩。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麖。兵则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这段记载指的是长流语族群的先民。
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攻占海南岛，设立儋耳、珠崖郡的时候，长流人先民早就定居在海南北部一带，而且农业、手工业的生产已达到相当水平。
长流语族群经过世代繁衍，逐渐形成相当规模的聚居族群。先是居住在南渡江流域以及海南岛的西北部一带土地肥沃的沿海地区，以后逐步向全岛沿海其他地区扩展。
汉军烈楼港豋陆
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长流地区发生了一件中国历史上汉皇朝南下开疆拓土的大事件，也是海南岛历史上具有破天荒意义的大事件——汉军烈楼开疆。
烈楼港，在今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镇海村(古名“后海”)海边，距海口市区20公里。烈楼嘴为琼州海峡南岸向北伸出的一个岬角，与北岸的徐闻三墩港相对，自古当地人叫“后海角”。后海角与徐闻港海路为海峡最近距离，直线距离18海里左右。又因岬角外形如鱼嘴状，故也称“后海嘴”。后海嘴自东向西，有谷圹礁、大珠礁、二珠礁三条礁石带生出大海，形成天然防波堤，围拢成二个宽阔的海湾，故古方志上也将其称为“石嘴”。
五源河从在今海口市秀英区境内流经长流地区的头潭、儒显、琼华、昌明、棠甘、联昌、式金等村，在镇海村东边形成水深面阔的入海口，然后注入琼州海峡。五源河出海口在此与三条石堤围成的海湾相汇接，形成一个宽阔深遂、內外兼俱的天然海港。
烈楼港，因与琼州海峡北岸的徐闻三墩港海路距离最短，故为古代从大陆经雷州来海南的船舶首选泊港。秦汉时，为琼州海峡琼北最有名的古港埠。
史载，秦国消灭了东方六国后，秦始皇把统一的目光放到了南边的百越之地，秦始皇“三征岭南”，秦与百越总共发生了三次战争。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秦统一岭南广大地区，并将中原几十万人迁徙其地，在南方设置桂林郡、南海郡和象郡。其时，海南岛为象郡之外徼，尚未进入国家版图。
秦汉之交，中原战乱，秦龙川令赵佗自立为南越王。汉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南越王赵兴向汉武帝请求举国“内属”, 使南越国的地位等同中原地区的诸侯王。汉武帝同意赵兴请求，但遭南越国丞相吕嘉反对。汉武帝即派遣韩千秋等率领二千汉军，前往南越，讨伐吕嘉。吕嘉于是发动叛乱，杀掉南越王及汉朝使者，又以奇兵消灭二千汉军。汉武帝震怒，颁下征伐南越国的诏书。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以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汉军分兵五路，以十万楼船之众征讨南越。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冬天，杨仆与路博德共同进击番禺（今广州），城中守军全部向路博德投降。吕嘉带领部属数百人夜循入海，乘船西去。路博德立即派人追赶，结果吕嘉等被捉。于是南越被平定。
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接着又派伏波将军挥师海南岛。唐杜佑《通典·州郡典》载：“元封初，又遣军自合浦徐闻入南海”。汉军乘楼船从徐闻南入海，渡海来琼，在长流后海角（今镇海村一带）登陆。据传，登陆之初，琼北各地的骆越人（长流语族群）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与汉军交战，汉军人少，本地土著人多，汉军军心不稳，有不少汉兵想乘来船归去，部将见此情形，下令将所有登陆楼船尽行烧毁，自绝归路，以求置之死地而后生。汉军官兵见船只被烧，后路已绝，于是,背水奋战，最终打败了骆越人。此后，长流这个地方就叫“烈楼”，为烈火烧楼船之意。
南越既平，经略海南，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在海南岛上设儋耳、珠崖二郡，统十六县，实现了汉朝的“郡县开疆、舆图一统”。烈楼为汉武海南首开之地，人称“珠崖第一埠”。做为汉军渡海登陆处的烈楼嘴，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汉武开疆拓土，海南岛正式并入中国版图的标志地。
长流语族群为西汉最早编户齐民
据《汉书·贾捐之传》载，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崖郡合十六县时，编户为二万三千余。这些民户，显然都是被编入西汉政府户籍、承担政府赋税的“编户齐民”。每户若以五口计算，则有11.5万多人。史学家认为，这些编户当是秦代以来，从大陆迁入的汉人和定居在本岛沿海平原地区的长流语族群的先民。
专家认为，长流语族群很早开始了农耕文明，秦汉以后，社会组织和家族组织已经出现。海南岛归化汉王朝，接受郡县制，长流语族群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汉朝在海南实行郡县制，将长流语族群称为“善人”，纳入“编户齐民”，表明汉王朝对长流语族群先民的身份认可。长流语族群在海南历史上顺利归附汉皇朝，成为汉皇朝在海南最早统治基础，对缔造我们多民族的伟大国家，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汉武帝元封元年在海南岛置珠崖郡，郡治就设在长流语族群聚居的都县。珠崖郡治所在瞫都县(今海南海口市遵谭镇，讲长流话)。后来，管辖全岛的都督府设在长流语族群聚居的琼山（今海口）。自汉至唐一千多年，管辖全岛的郡府就一直设在长流语族群聚居的琼山，成为海南岛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长流语族群主宰汉唐海南文化一千年
（日）奈良时代真人元开所著《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唐代天宝七年，鉴真和尚东渡日本途中遇飓风，船只从东海漂流到南海，期间曾到过崖州（海南琼山）。记载描述“（崖州，长流语族群聚居地）十月作田，正月收粟，养蚕八度，收稻再度”，可证长流语族群在唐代中叶已种两季稻，加上十月种粟，即一年三熟了，足以令人惊异。《隋书》上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当时岭南一带仍然“火耕而水耨（用火烧荒，在其间点播种子，杂草丛生时引水淹芟除之）”时，僻居海隅的长流语族群已经“收稻再度”，创造出发达的农耕文明了。而“养蚕八度”则证明当时长流语族群蚕丝业的高度发展。
长流语族群开启中华棉纺织业之先河。在海南岛，长流语族群最先使用棉花线织布。长流人织造的汉代广幅布（见《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唐代斑布（见《新唐书.地理志.卷43》）都是贡品。
我们从零碎文献记载中可以揣度，长流语族群的日用手工技艺（造船、纺织、木竹、五金）比较高超。唐代高州刺史房千里所著《投荒杂录》记载，琼州郡守韦公干贪黩成性，蓄藏四百奴隶开设手工作坊，“有织花缣文纱者、有伸角为器者、有熔锻金银者、有攻珍木为什具者”，他还派人到沿海各地砍伐坚韧的珍奇良木用以造船。在唐代，海南岛要从大陆招来大量劳役者是不太可能的，当时黎人不具有从事这些行业的手工技艺，所以主要从业人员应该是长流语族群。
唐代，海南发展教育自长流语族群聚居地始。明人钟芳著《钟筠溪集.琼州府学科目题名记》说“自唐以前，学校之政未立，造士之方多阙”，即唐以前海南教化未开。唐代，海南岛虽已有了相当的发展，但仍旧是唐朝最边远的州郡，从而也被封建王朝视之为极境异域，作为远谪“罪臣”的流放场所 。由于封建中央政权斗争激烈，致使素有“蛮荒之域”、“瘴疬之区”之称的海南岛成为流放贬谪官员的理想之地。
现年75岁的著名学者叶显恩，是我国明清经济史方面的专家、现代中国三大显学之一的徽学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在《海南岛上一个族群曾拥有千年辉煌 》一文中指出：长流临高语族群曾经主宰海南一千多年的文化历史，具体地说，至少自汉代以后，宋代以前的海南，长流临高语族群处于主导的地位。长流临高语族群对开发海南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长流语族群开创宋明海南岛人文郁起局面
由于郡县制推行，中原儒家官僚体制开始与海南原住民自然政治发生碰撞。开疆文化在海南开始传播扩散，海南岛渐渐走上文明。
南北朝后，在融合汉人、闽南人、洗夫人带来的族人与戍守军士、民等过程中，长流语族群厚积的文化底蕴与汉闽文化相碰撞、融和开创了海南宋明人文郁起的局面。正因如此，洗夫人崇拜最流行的区域是长流人聚居的琼北及西北部，而非与冼氏有族源关系的黎族人聚居的中南部山区。
海南岛虽属少数民族地区，但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一般被划为羁縻州（古代朝廷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所置之州）的情形不同，它不设羁縻州，而由中央政府直接委派官吏，设立州县进行管理。另一方面，各级官吏大多经由科举选拔而出。这些开科考试造就的各级官员多具有深厚的经学、文学功底和较高的文化素养，以及对国家大政、治国治民方略的敏锐观察力与独到见解 ，这些官吏熟读儒家经典，颇以道义名节自励，讲求修、齐、治、平之道。因而这些颇似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型的官吏，无疑在播扬文明、移风易俗、改进生产方式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地方政府的官吏对海南经济文化的开发不遗余力，加上他们的特殊地位，因而官员在开疆文化的扩散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实际上，历史时期的诸多朝廷命官在边远地区的执政过程中，除了本身的管理职能外，还充当着文化播扬者的角色，换言之，他们同时具有传播开疆文化的意义。
宋朝开始，海南北部近海地区南来的官员逐渐增多，谪官逐客来海南更多。他们传授儒经、广施教化，他们主要的活动区域都是长流人聚居地区。北宋至南宋初，全岛共设立了12所府州县儒学。宋代以后，长流人聚居地，即南渡江以西的琼、澄、临、儋一带，官办的府、县学、社学和书院以及私立学校纷起，人才辈出。宋代中进士者有13名，中举人者也有13名。琼山处于海南岛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宋元至明清，科举人才几占一半以上，明代出现了举进士63名，中举人594名的盛况，海南岛出现了“丘（濬）海（瑞）”文化现象。时至今日，我们还可以感受到长流人崇文重教的人文气息。从上述历史中可以看出，长流人对海南文化的巨大贡献。
这些贬谪南来的官员及其亲属、随员留居海南者，因分散杂居没有形成族群，自当融入长流人聚居地而被长流人同化。如，唐户部尚书福建人吴贤秀，为长流吴姓开琼始祖，吴贤秀的到来，开创了福建人南迁海南的先河；唐福建人林裕，来琼任琼山县知事，后詔升琼州府同知，其后裔林愿明洪武年间迁居烈楼大效村，子孙再迁到烈楼各地成村；北宋进士陈彦和从福建泉州调任琼州府三军（三品官），落藉烈楼朝庇村，为长流陈姓临琼始祖；北宋福建人杜仲儒来琼任澄迈知县，长男居烈楼都，以姓冠村，谓之“杜村”（今琼华村），为长流杜姓始祖。南宋福建人黄篪来琼任经略安抚使，卒于任上，其孙先住大效村，后落籍博抚村，为长流地区黄姓临琼始祖；南宋王逵，自福建宁化来琼任琼管安抚司，子孙迁居那秫村等地；李仁，自福建莆田南渡来琼任澄迈知县，子孙落籍烈楼扶黎村，其后裔卜居文毓、潭三等村，……。
史学家认为，海南岛的开发和进步，得益于各个时期中央政府派琼命官的勤力治理，得益于謫流来琼的贬官和文人的积极播扬，得益于大陆过琼先民和各姓开村始祖的奋力开发。海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就其本质而言, 是历史各时期中央政府着力开拓、大陆主体文化不断传播、渗透并渐次影响的结果, 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开疆文化。
影响开疆文化在海南扩散的因素主要包括建置与政策、官吏和名人、移民、商业和贸易等。开疆文化在海南的扩散结果，首先是人口的增加，其次是民族的融合，再次为文化的发展，第四是生产水平的提高，最后是海南文化的成型。
开疆文化在海南之扩散
隋朝，中央和地方政权日益强大，对边疆的开拓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大业六年(610年)，在海南设置珠崖、临振、儋耳3郡，下领10县，部分深入到内陆。较之前代，地域范围明显扩大。除汉代建置范围之外，首次扩展到岛的东南部。单就其行政区划来看，也呈现区划数量大、区划细致的特点;同时，变本岛东汉以来长期为别郡所遥领为直领。此外，隋初冼夫人率所属十多州的地方归附隋朝，又以“抚慰诸俚僚”、“和辑百越”有功，文帝赐给她临振县汤沐邑 341500户，并封赐其子冯仆为崖州总管 。所以，隋到唐初，海南岛大部分地区实际上控制于冯冼家族之下。因冼夫人在治理海南期间，极力推行民族团结和睦政策，推广引进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海南岛的开发进步。
到了唐代，唐政权空前强大，有条件比过去更重视边疆的开拓。唐贞观元年(627年)设都督府于崖州(今琼山)，迄至唐中叶改置琼州。州县设置的数量和行政区管辖范围均较过去有明显扩大。到德宗贞元五年(789 年)，海南立县数多达 22个，成为海南地方建置史上的鼎盛时期。该时期的设置区域已扩展到岛的东部，对过去王朝势力未及的地区也纳入了开拓范围，同时向岛内腹地纵深方向拓展，几近完成环岛建置伟业 。
唐朝以后，大陆闽南人开始迁入，自宋代以降，闽南人作为史上第三批大规模登岛的族群，带来了更为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力，后成为海南的主要移民。
据符永光先生所著《海南文化发展概观》一书“历代民族移民”之章节，“五代十国至宋代是我国北方向南方大举移民的第二次高峰，其时移民的方向多从中原往东南沿海诸省大流动，尤其是福建省，以至形成了人稠地狭的局面。于是，宋代闽人（包括落籍闽南的中原人）开始迁移广东、海南岛乃至东南亚各国。大批的有意识或松散式的移民，沿着粤东的潮汕平原南下，他们跨越珠江三角洲，经粤西、雷州半岛直至海南岛，这是沿着陆路来的移民。而自闽南沿海从水路乘船直达海南岛者，大多在岛北至岛东部的琼山、文昌至琼海一线登陆，形成了宋代闽南人向海南岛移民的第一次高潮，也是海南方言以闽南方言为母语基础的开始。”从这段著述中可以看出，海南历史上第三批大规模移民，源自闽南人的迁居。
据史料统计，宋朝到达海南的大陆移民已达10万之众，成分仍然是避乱世的平民、从征戍守者、商人、农业渔民以及由于政治文化原因流落此地者。这一时期给海岛带来最大影响的，便是人们熟知的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政治家李纲、赵鼎、李光、胡铨等人。他们人数不多，影响力和能量却很大，至今成为海南一景的“五公祠”，便是海南人民爱戴并纪念他们的象征。
人所熟知的女纺织家黄道婆，也是此时因不满封建礼教，从松江府乌泥泾流落崖州（治所琼山）的。她在海南生活了40年，元初才回到故乡，并把从海南学到的精湛纺织技术传授给江浙人民，至今仍传为佳话。
元代，海南移民的主要方式是屯田。蒙古统治者当时曾在全国实行强制性移民，其方式就是屯兵屯田，海南岛同样成为这种方式的实行地区。每于军事行动之后，便“因兵屯田，且耕且战为居久之计”。当时在海南设置的屯田万户府，主要分布在岛北部，据《元史》记载，当时在海南屯兵落籍的就有1.3万人，屯户0.65万人，从此大大提高了岛北部的人口地位。这种强制性屯田式移民，从某个角度改变了海南岛人口分布与土地资源结构，使之与全岛的开发更趋匹配。
明代，海南人口在明洪武26年（393年）已达29万余，较之元代增加了44%。其突出特点是人口的东移和民族集中分布区域的发展。海南自有人类开发足迹以来，西部人户长时间处于领先地位，及至明末已完全颠倒过来，东部人口从此完全压倒西部。这种疏密的变化，一则与宋代以来航线东移有关，二则是人们对东部湿热森林地区和沿海位置的认识有了提高，把原来认为对开发居住不利的条件转化为有利，终于使岛东部后来居上，也导致人口分布发生巨变。
宋代迁入海南的闽南人，本是越族人，在宋代已经汉化。长流人汉化程度比闽南人要晚，汉化程度有所不同。后来闽南人将强势的汉文化带入海南，长流人逐步认同闽南人带来的汉文化。长流人对汉字音、意分开，音近汉语，另用临高话释意，这说明长流人既接受汉化，又有所保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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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隋书? 冼氏传》，《北史? 谯国夫人冼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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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叶显恩：《海南岛上一个族群曾拥有千年辉煌》。
[11]杨德春:《海南岛古代简史》，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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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参见王君伟:《历代海南进士简介》，《海南史志》， 1991年第2期。
[14]叶显恩 陈江： 《深度挖掘临高语族群历史文化 》。
[15]朱竑:《历史时期官吏在海南开疆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地理科学》，2002年第2期。
[16]范会俊:《海南黎族的植棉、纺织业》，《海南史志》，1992年第4期。
[17]唐胄:《正德琼台志》卷2。
[18]《黎族简史》编写组:《黎族简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页。
[19]《元史? 世祖本纪十四》卷 14载:湖北行省臣言: “海南、海北多旷土，可以屯田。”
[20]明谊；《琼州府志》卷13，经政志五，屯田。
[21]李勃：《西汉时期珠崖编户族别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二0一四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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