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兵法是几千年来中国古代先贤对军事实践的规律性认识和理论集成。它是经无数能工巧匠之手建造起来的一座耀眼“宝殿”，形成了丰富、完备而深刻的理论体系，体现了中国古人积累的兵法知识、经验和智慧，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传承价值。今天，认真回顾和梳理中国兵法的精髓要义，从这份极为宝贵的历史遗产中汲取精华，挖掘其中带有指导意义的规律性认识，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展现了富有哲理的战争观念
战争观是人们对战争的总体看法和根本态度。中国古代兵家对战争目的、性质、制胜规律等不乏真知灼见，形成了独特的军事哲学思维和方法论，对于今天认识和处理重大现实问题仍有借鉴意义。
辩证看待。中国兵法首先回答了如何看待战争这一问题。一方面，慎战。战争事关国家命运，不能不认真对待。《孙子兵法》第一句话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其要义就是慎战。另一方面，备战。《孙膑兵法》说“用兵无备者伤”，没有准备，就会受到伤害。军队要常备不懈，犹如佩剑，“旦暮服之”，不可须臾离开。这就是《司马法》首篇所强调的“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既反对轻战，不能无限制地进行；又反对忘战，不可麻痹大意，辩证分析了慎战与备战的关系。同时，古代兵家对战争性质已有区分，反对“无义”，支持“有义”，“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孙膑兵法》就指出“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正义的战争，兵少但战斗力强；“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非正义的战争，谁也无法使其防守坚固。
全面认识。中国古代兵家较早就认识到战争是双方全部条件的综合较量，注重全面考察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如《尉缭子》说“以武为植，以文为种”，《管子》讲“仓廪空虚，财用不足，则国毋以固守”，《孙子兵法》说“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反映了政治、经济、自然等客观条件对战争胜负的制约。同时，中国兵法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孙子兵法》说“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孙膑兵法》讲“以决胜败安危者，道也”，在对比双方条件的基础上，分析战争形势，探索战争规律。这正是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总之，中国兵法十分重视对战争指导的研究，闪烁着朴素唯物和理性思辨的思想光辉。
沉淀了丰厚有益的国防滋养
中国兵法历经数千年，立足于居安与思危相统一、富国与强兵相统一，形成了富有强大生命力的国防建设思想，凝聚着中华民族的风雨沧桑和智慧力量，具有跨越时空的当代价值。
安不忘战。有国则有防，国防的存在和国家的产生一样古老。中国兵法早就有重视国防的思想。如《吴子》说“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百战奇法》讲“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圣人之深戒也”，《虎钤经》说“防乱于未乱，备急于未急”，《将苑》更形象地指出“居安而不思危，寇至而不知惧，此谓燕巢于幕，鱼游于鼎，亡不俟夕矣”。如果居安而不思危，敌人来犯而不知担忧，这就像燕子在帐篷上筑巢，鱼儿在鼎锅里游泳，灭亡的命运就不远了，都反映出强烈的忧患意识。“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今天，在实力政治、丛林法则依然大行其道的世界上，中国古代兵家留下来的这些深刻教诲仍值得深思。
富国强兵。中国古代兵家早就认识到“犁与剑”这一古老命题，“犁”象征经济建设，“剑”象征军事发展，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地位不言而喻。如《孙膑兵法》明确提出“富国”是“强兵之急”，《管子》说“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草庐经略》讲“以屯田为长策。庶几可以息百姓之肩，军无枵腹之忧也”，都强调在重农的基础上富国，在富国的基础上强兵。这一传统历经数千年，是一以贯之的国防建设思想，也是努力追求的目标。可以说，未来战争不仅是“剑”的比拼，更是“犁剑合一”的较量，“犁”与“剑”越来越趋向“剑中有犁”“犁中有剑”，富国强兵仍是一条愈走愈宽的道路，萌发着蓬勃生机。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谋略智慧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也是谋略的较量。中国兵法延续几千年，蕴含着奥妙无穷的斗争智慧和神奇计谋，形成了带有东方特色的思维能力、博弈策略和无穷魅力。
兵贵定谋。中国古代兵家很早就认识到谋略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如《虎钤经》说“用兵之法，先谋为本”“先务其本，本壮则末亦从而茂矣。苟能知利害之本，谋以御敌，虽有百万之众，可不劳而克矣”，《神机制敌太白阴经》讲“兵不法谋，不足以成其强”，都强调谋略是养兵用兵的根本。《淮南子》也指出“力敌则智者胜愚，势侔则有数者禽无数”“胜定而后战，钤县而后动”，强调如果双方兵力一样，聪明的就会战胜愚昧的，有计谋的就会战胜无计谋的；先操胜算而后战，权衡利弊而行动。今天，要注重汲取历代谋略思想，以“谋略+”推进战争筹划指导，谋划在先、谋高一筹，牢牢掌握未来战争主动权。
见情而谋。如何制定谋略？《鬼谷子》讲“见情而谋，则事无不济”，《六韬》说“凡谋之道，周密为宝。设之以事，玩之以利，争心必起”，要根据形势制定谋略，做到周全、保密，巧妙引诱敌人，使其内部发生争斗，就没有不成功的。《兵法百言》也讲“善计者，因敌而生，因己而生，因古而生，因书而生，因天时地利事物而生，对法而生，反勘而生”，要依据敌情、我情、经验、兵书、天时、地利等反复斟酌，制定谋略，强调“善为事极，谋附于善为谋极”，要把谋略做到极致，还说“智不备于一人，谋必参诸群士”，必须群策群力。虽然这些思想和论述属于过去，但是，其中若干饱含智慧的闪光也同样属于现在和未来。
体现了深刻高妙的作战指导
中国古代兵家在长期军事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作战思想和指挥方法，蕴含着高明的制胜之道、用兵之法，对于丰富发展军事斗争指挥艺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作战思想。中国兵法所揭示的作战指导规律，认识之深刻，艺术之高妙，至今仍令人叹服。如“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后发制人与“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的先发制人，“蓄盈待竭，避其锋势”的防御持久与“用兵上神，战贵其速”的进攻速胜；又如“致人而不致于人”的力争主动、“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的出敌不意、“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的造势任势、“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的兵不厌诈、“五指之更弹，不若卷手之一挃；万人之更进，不如百人之俱至也”的集中兵力，等等。可以说，这些名言粹语蕴含着弥足珍贵的思想财富，不断地启迪着人们去创造斗争智慧，至今仍为现代军事家们所珍视。
指挥方法。中国古代兵家对侦察、判断、决策、计划、实施等每一个作战指挥环节都有精彩论述。如“兵家之有采探，犹人身之有耳目也”的料敌察机，“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的情况判定，“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的果敢坚定，“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的周密计划，“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的灵活用兵，等等。这正是毛泽东同志强调的“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这些从战争实践中总结的宝贵经验和方法要诀，对于现代作战指挥仍有重要借鉴价值。
积累了十分宝贵的建军经验
中国兵法蕴含着选将任将、军事训练、教育管理等建军治军之法，揭示了许多朴素的规律性认识，为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提高练兵备战水平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智慧和营养。
选将带兵。将帅任用和士兵统领关系着战争胜败、国家安危，历来为兵家所重视，多有论将论兵的精辟论述。如《六韬》说“将者，国之辅”“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强调将帅的作用，明确指出选拔任命将领的标准条件；《吴子》讲“总文武者，军之将也”，文武双全，才是良将。又如《黄石公三略》指出“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故兵有全胜，敌有全囚”，将帅必须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才能战胜敌人，强调“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把纪律视为取得胜利的保证，军纪严明的军队才能有坚强的战斗力。可以说，这些统军领兵的经验、治军方略的思想，经过了战争的检验、时间的印证，今天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教戒为先。中国古代兵家历来都把军事训练作为提升战力的基本途径，看成最直接的作战准备。如《吴子》说“以治为胜”“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强调军队要靠严格治理取胜，把从严教育训练作为用兵的首要任务，提出“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必须用“礼”教育、用“义”激励，使将士懂得荣辱羞耻，砥砺官兵；《司马法》也讲“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士兵如果不事先训练，是不能进行作战的。又如《管子》指出“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怎么合适就怎么训练，怎么有利就怎么行动，强调“三令”“五教”“九章”练兵之法。总之，未来战争是残酷的、硬碰硬的，这些治军训练的经验做法，经历了岁月磨洗，穿越了历史时空，对于我们今天练兵备战仍具有重要启迪意义。（作者：郝敬东，单位：战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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