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制葫芦者，当其幼小时，纳人有阴文花纹之范，秋老取出，形状图文，悉如人意，宛若斤削刀刻而成，诚天然与人工之巧妙结合。尝向海外园艺家言之，彼坚信任何果实如遭套裹，与阳光空气隔绝，必停止生长而蔫萎朽烂。虽详为讲述，中国范匏已行之千百年，仍大惑不解。直至示以木范及成器，始首肯惊叹，咄咄称奇，许为中华所独有。其法初创者大胆设想，再经长期探索，多方实践，始形成特种工艺。中国人勤劳智慧，富开创及改进精神，范匏一艺，虽至微末，亦足为证。
商承祚《 长沙古物见闻记》 有《 楚匏》 一则：“二十六年，季襄得匏一，出楚墓，通高二十八公分，下器高约十公分，截用葫芦之下半，前有斜曲孔六，吹管径约二公分，亦为匏质。口与匏衔接处，以丝麻缠绕而后漆之。六孔当日必有璜管，非出土散佚则腐烂。吹管亦匏质，当纳幼葫芦于竹管中，长成取用。”（1）惜此匏出土后已化作飞尘，无从观察研究。意吹管必上下直径相等，与天生葫芦上细下粗不同，故商氏有纳管长成之说。倘其推测不误，则至迟战国时已施范于葫芦矣。
古代范匏流往日本者有原藏法隆寺、明治间奉献宫中成为御物之“唐八臣瓢”（插图二）。器形似盖罐，图像为人物三组：孔丘、荣启期问答图，苏秦、张仪向鬼谷先生求教图，四皓盘游图，共九人。据显真《 古今目录抄》 ：“人形虽有九人，其中荣启期非臣家，故云八臣。”（2）人物席地而坐，间以柳竹杂树，经营位置，近似南朝砖墓竹林七贤图及唐孙位高逸图。八臣瓢制于何时何地，何时流往日本，均不可考。据图案风格及在日收藏经过，定为唐物，自属可信。惟耐人思考者为范匏技法唐时既已娴熟，何以国内竞无实物遗存，且宋、元诸朝，亦无记载及之。岂唐代之后，斯艺沦亡，至明而又复兴耶？有待考古及史料之更多发现为作解答矣。
《五杂俎》 ，万历谢肇涮撰。其《 物部》 一条称：“余于市场戏剧中见葫芦多有方者，又有突起成字为一首诗者，盖生时板夹使然，不足异也。”（3）可见至明晚期，范制葫芦已成为民间常见工艺品。所谓板夹，实即木范，非四面夹之，又安能使之成方耶。
范制葫芦自入清廷而踵事增华，蔚为大观。宫廷艺术，本多来自民间，范匏何独不然。玄烨（康熙帝）赐其孙弘历（乾隆帝）葫芦笔筒（4）即为方形，且突起成字（插图三），与《 五杂俎》 所记吻合，似可为万历民间范匏工艺进人清廷作一旁证。
前曾浏览康熙至道光五朝御制诗文集，言及范制葫芦者仅弘历一人。初检所得，已有各体诗十首之多（附录七）。据此得知清宫艺匏始自康熙朝，种植之地在禁苑丰泽园，由内监司其事。所云“壶卢器出于康熙年间，皇祖命奉宸取架匏而规模之”, “壶卢模器始康熙，苑监相承法种之”, “园开丰泽重农圃，蔬匏尔时种于此”，皆言之凿凿，并知沈初《 西清笔记》 称“葫芦器康熙间始为之”, （附录六），所据亦弘历之诗也。丰泽园据《 清宫史续编》 在西苑太液池瀛台西北，“南向，门五楹，门外一水横带，前有稻畦数亩，圣祖仁皇帝尝于此劝课农桑。”( 5 )此西苑在今中南海内，非海淀之西苑也。
康熙艺匏已达到极高水平，唯由于弘历钟爱特深，以为形制浑朴，可胜金玉（附录七），自然扩大种植，无论质与量，均超越前代，故吴士鉴有“乾隆间所制者尤为朴雅”之论（附录八）。两朝所范，均有“赏玩”款识，无款或模糊难辨者仅占少数，故能断定其准确年代。雍正、嘉庆款者未之见。道光所制，多无款识，间有易“赏玩”为“年制”者，均为小型器物，颇疑非尽供御玩而为府邸制品。此时宫廷种植远不及乾隆之盛，但又复苏于民间。京西安肃（6），京东三河均有以范匏为业者。所制以畜虫葫芦为主。直至本世纪中叶，此艺已罕有人知而濒于失传，此三百年来兴衰之大略也。
清宫范匏，除供御玩，亦馈赠邻国君主，赏赐贵族王公（7），惟多数仍留宫中，故收藏之富，首推故宫博物院。四十余年前曾手写编目卡片，并在西路抚辰殿辟匏器陈列室。寓目各件未能收人本书而尚能忆及其品色者有：凤纹尊、砚盒、香盒、匏背铜镜、自鸣钟钟楼、大小笔筒、盘、碟、杯、碗等不下数十种，一、二百件。如编成图录，定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唯各件孰为康熙，孰为乾隆，今已不能详言矣。
以下列举实例自康熙始，依器形区分为盘碗、笔筒尊瓶，及其他三类。
盘碗类
小碟全体光素，只弦纹三道，乃范匏中之最朴质者，（图版六）。六瓣碗，每瓣范云纹一朵，回旋圆婉，仿碑剔犀器上所见。黑漆里描绘彩金像壮丹纹，灿烂夺目，可见匏器与髹饰之高诊度结合（插图四）。圆寿字纹黑漆里描金花卉纹碗，亦属此类（插图五）。
笔筒尊瓶类
四方笔筒（插图三），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范出“经纬天地，错综群艺”铭文，弘历受玄烨之赐者即此，乾隆二十三年有诗纪其事（附录七）。北京故宫所藏八方形笔筒与上相似，模印唐人五言流水诗，楷书极工整（插图六）。
四兽尊（图版八），每面突起异兽，形态奇古，艺术价值甚高。花卉树石纹瓶（插图七），图案简拙而色泽深紫，似为康熙早年制品。蒜头瓶（图版七）, 寿字纹瓶（图版九），造型复杂，非有精湛之技艺不能成器也。
其他类
缠莲寿字纹盒（图版一O ) ，盖与底用两匏分制，其中心部位各有花脐，可以为证。乐器四件（图版一二至图版一五），音箱皆为匏制。昔年拙作《 谈匏器》 一文（8），述及其中之提琴及二弦，因无年款，姑凭木雕龙头造型定为康熙时制。后阅近年出版太监信修明遗著，又为上述断代提供佐证。修明记胤禛（雍正帝）封太监魏珠为团城总管（附录九），事近传奇。但谓魏珠善范匏，曾制乐器多种，似属可信，且为范匏艺人留一姓名，故弥觉可贵。
列举乾隆时葫芦器，仍依上述分类。
盘碗类
番莲纹盘，“乾隆赏玩”器中之不甚精者（图版一六）。十四瓣长圆形盘（插图八），每瓣范葫芦花一朵。盘内朱漆地，金漆描绘葫芦花纹，花实累累，即俗称“子孙万代”。足内黑漆，金书“乾隆年制”。按范匏施漆，多在器里，器外任匏质外露，示其本色。今此盘足内髹黑漆，恐因圆形之匏，欲范出径约一尺，底平而完整之盘，实非易事，不如范束匏身之一匝，秋老后裁作盘边，不仅容易长成，且可范数边于一匏。唯用此法，盘底中空，必须用板片镶嵌，并施髹漆。此盘虽经把玩，因底部完好，无从审知其制作方法。姑记臆见于此，以待今后验证。卷草纹碗（图版一七）、龙纹碗（图版一八），分属撇口及兜口两式。类似之碗传世不少，如范印蝶纹（插图九）及圆环穿卷草纹者皆是（插图一O ）。
笔筒尊瓶类
圆寿字云蝠纹笔筒（插图一一），八仙纹瓶（图版二二），造型与康熙制品同，诚如弘历所云：“遵奉成规，每得佳器。”（附录七• 八）纸槌式瓶（图版二三），刻御题七律一首，亦弘历赏心之物。龙纹扁壶（图版二五），未见款识，似亦制于乾隆时期。
其他类
饕餮纹炉（图版二四），图案仿青铜器而加以变易，与同时期之贴黄器有相似处。缠枝莲纹盖罐（图版二六），盖与罐乃用两种葫芦范成。九桃匏（插图一二），径近尺，乃一完整之匏实。本身为一大桃，其上范出八小桃及枝叶，合成九桃之数。倘剖为两半，加贴子口并髹漆里，便成捧盒。故宫有此成品，唯作为案头清供，反不及完整者天然囫囵，别有情趣。桃上范痕，清晰可数。上下两面各为一圆形大片，两侧用不规则两片范出桃之外缘，底部范片作方形，共五片。特记之以供今后艺匏者参考。如意，两端施范，中间绾结，其设计之巧，范制之难，前已言及。康熙时御园能否为此，今不可知，但乾隆赏玩有此一器，足证技艺已登峰造极。弘历虽曾谓“今司囿者亦仿为之，然大不如旧时者矣”, （附录七），心口未必如一，殆不欲自我矜夸，僭越乃祖耳。鼻烟壶仅见一具（图版三六），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此一烟壶，应予注意。因据传世实物，乾隆以后不再范制大型匏器，而自道光时起，烟壶、畜虫葫芦等日见流行。有此烟壶一具，得知乾隆时期，已开始范制小型器物。
据文献记载，乾隆时民间已用葫芦畜蝈蝈。潘荣陛《 帝京岁时纪胜》 称蝈蝈“能度三冬，以雕作葫芦，银镶牙嵌，贮而怀之，……清韵自胸前突出……而悠然自得之甚。”（9）杨米人竹枝词：“忽地怀中轻作响，葫芦里面叫蝈蝈”，皆可为证（10）。唯所用葫芦当为本长而非范制，而用以怀虫之风，似亦尚未传人宫中。何以知之，请阅御制诗文：玄烨有《 络纬养至暮春》诗，起句曰“秋深厌聒耳，今得锦囊盛。”（附录一0）。弘历《 咏络纬》 诗序日“皇祖时命奉宸苑使取络纬种育于暖室……每设宴则置绣笼中，唧唧之声不绝，遂为例云。”(附录一一），可知自康熙至乾隆，宫中以丝织品作虫具，并未用葫芦。不然，以弘历爱范匏之深，岂能不言及之。故乾隆时宫中是否已范制畜虫葫芦，有待作进一步之考证。
乾隆以后，范匏之事，无文献可征，不得不求教于老年养虫家，而世代以育虫为业者（人称罐家）亦能言其大略。据称迨及道光，宫中范匏，规模已不如前，只在小花园（或谓乃慈宁宫花园之别称）范制小型葫芦器。但宫廷之外，王公府第，转多培植。鼓楼、海淀两王府在前，继有地安门内慈慧殿宗室永良私邸。永良之子绵宜，同、光间任盛京户部侍郎，于沈阳亦开园范匏。
北京养虫家及古玩业对大内及诸府第所范葫芦，统称“官模子”。其广义自然包括康、乾两朝赏玩器，其狭义则指道光时始大量出现之小型葫芦器。所谓“官”者，与民间相对而言，安肃、三河等地农家所范不与焉。
小型葫芦器包括案头陈设、鼻烟壶及畜虫葫芦。
案头陈设
用圆形小葫芦范成。或柄蒂尚在，出范后不复加工，实例如官模子六方回纹（图版二七）、四方瓦当纹葫芦（图版二九）及民间制品六方博古纹葫芦（图版三一）。或顶部已裁切开门，倘加铜胆，便是水中丞（图版二八）。或安象牙口、盖，盖上有孔（图版一三六），虽可贮养扎嘴或小绿蝈蝈，但不被视为正式蝈蝈葫芦。各件用途不一而皆可置之几案，供人把玩，故以“案头陈设”名之。
鼻烟壶
历年所见官模子鼻烟壶不下二三十具，仅就本书所收八件而言，雕范精粗，年代早晚，颇有差异。其早者为乾隆（图版三六）, 晚者乃绵宜所制（图版四一、四二）。山水纹一件为民间制品（图版四三）。
畜虫葫芦
官模子与民间所制蓄虫葫芦将分别言之。
官模子绝大多数为蝈蝈葫芦，本书所收已达半百之数，可定为道光制者亦有十五六器，予历年所见十倍于此。粗略估计，百数十年来，范制当以万计。
官模子何以蝈蝈葫芦独多，罐家赵子臣亦有说：“元旦至上元，大内宫殿暖阁设火盆，炽木炭，周围架格上满置蝈蝈葫芦，聒耳之声，昼夜不停，蝈与国同音，乃取‘万国来朝’之意。”询所说来源，谓父辈闻诸同、光间内侍。传说虽不可尽信，但葫芦发音，自较锦囊绣笼为优，而道光以来有大量蝈蝈葫芦传世，实物已为其作证矣。
官模子蝈蝈葫芦大小长短颇有出入，形状以尖底者为多。模印图文，题材丰富。花纹则龙凤麒麟，吉祥图案之外，山水、园林、人物、花鸟、走兽、虫鱼，无所不有，且有取材于历史故事（图版九O 、九二）,民间神话者（图版一O 八）。内容广泛，远远超过康、乾赏玩器。故可以通过葫芦，窥见当时之木刻艺术。文字则真草隶篆，四体咸备，钟鼎铭刻（图版一四），唐人诗篇（图版七一、七三），隐语诗谜（图版一五五、一五六），清文辞语（图版八五），皆用以镌范雕模。更于器上题字、闲章印文中不时流露文人趣味，墨客情怀（图版一一五至一一八），借知打稿绘样，乃出士人之手，非民间制品所能有。至于畜养扎嘴、油壶鲁、蛐蛐、金钟等官模子葫芦，传世不多，本书只收得少数实例。有“道光年制”款油壶鲁葫芦（图版一四二），花纹文字，清晰饱满，为大量无年款官模子断代，提供可资参照材料。
模制葫芦表面，每可见范痕四道或六道，乃用不同之模具范成。
四道痕者其范四瓣。制范先用梨木四条拼合，断面作④形，中心依拟定之造型挖空，阴刻花纹。此范年年可用，唯不论葫芦能否长成，每年只能用一次，故成品数量大受限制。实例如凤仪亭故事（图版九一）及双龙纹木范（图版一一九）。
六道痕者，制模先用梨木七条，拼成木棒，断面作。形。其中心一条，上大下小，顶端留柄，以便抽出。木条先胶粘牢固，车床旋削成形，雕刻阳文花纹。随即入水泡开，束以铜箍，木模便告完成，实例如风雨归舟一具（图版一二O ）。下一步在木模外敷泥，厚约二厘米，俟稍干，将木模中心一条抽出，所余六条可一一依次抽完，此时中空内有阴文花纹之泥范已具。入窑烧焙，便成瓦范，亦称砖模，用以套束葫芦幼实，秋老破范取之。用此法一木模可翻制无数瓦范，不受四瓣木范年仅一用之限制，实为范匏工艺一大突破。官模子瓦范烧成未用者，往年亦曾在冷摊觅得。十年浩劫，被当作手榴弹于谩骂声中掷碎，惜哉！
官模子偶有范痕多至八道者，实例如郑审诗蝈蝈葫芦（图版七一）。其范何若，可能有二：一为阴文木范，由八瓣斗合；一为阳文木模，用梨木九条拼成。前者可能性较大。
按事物发展规律，自应先有印出四道痕之木范，后有印出六道痕之瓦范。故有人认为四道痕为道光时制，乃真官模子。六道痕为道光以后所制，乃伪官模子。其言实不可信。因观察实物，不少官模子可定为道光制者，分明有范痕六道（图版七六、七八、八二、八三、八四）。故用木模翻瓦范道光时早已有之。而四瓣木范，亦不可能在出现瓦范后便停止使用。故只凭范痕之为四为六，不足以作为断定年代早晚之依据。只凭范痕六道，亦不足以作为断定官模子真伪之依据。至于传世实物，四道痕者自然少于六道痕者。倘物以稀为贵，则前者尚矣。
安肃模 今日徐水，清代为安肃县，所制畜虫葫芦，通称“安肃模”。
安肃模何时始有，有待考证。据传世实物，最早者色泽已红，不亚于道光官模子，故可上溯至十九世纪前叶。一九四九年以后，农村几经变革，无人再以种葫芦为副业，此艺遂绝。据此统计，安肃模前后至少有百数十年历史。
安肃模有光素与有文两种，均有范痕六道，四道者尚未发现。有文者因木模镂刻不精，故花纹粗糙欠清晰。予曾见蝈蝈葫芦范有胖娃娃、蝴蝶、金鱼、花鸟等图案。其佳者饶有乡土气息，风格清新，尚有可取之处。其劣者
不免平庸俚俗而不堪人目。与官模子相比，自有文野、精粗之别，价格亦不及官模子之什一。当年正因其易得未着意搜集。本书只收四件，木瓜棒式为无文者，（图版一二八）。南极老人图（图版一二一）可为其时代不晚于道光作证。笸箩纹（图版一二三）文理似细而实粗。蟠桃献寿图（图版一二二）则因其花纹尚精细，近似官模子而入选，却非安肃模之标准制品。
三河刘 京东三河县刘某所范之葫芦曰“三河刘”。其名及年代已罕有人知。承虫友黄振风先生见告，赵子臣曾说出刘名显庭，咸丰时人，亟记之以免湮没无闻。
三河刘一律光素，未见亦未闻范有花纹者。自晚清以来，身价最高，竟超出官模子倍蓗。推其故，乃因“叫虫出音”，久已有口皆碑，深入人心。葫芦胎质原有坚实与疏松之别。养虫家称前者日“瓷胎”，后者日“糠胎”。冬虫鼓翅发声，瓷胎不为所动，其音紧而直；糠胎则起共鸣，其音舒而松，故糠胎为优。三河刘多糠胎，乃其特色。胎之“糠”与“瓷”，与葫芦品种有关，而如何培植，亦至为重要。传闻刘氏种葫芦，得控制施肥法，既能令胎有一定厚度（薄胎葫芦俗称“秋薄儿”，不可取。传统乐器音箱皆不能薄，古琴尤为明显。葫芦胎不宜薄理亦相通。）又不使生长过足，以致胎质坚实。正复因此，三河刘之表皮并不光泽照人，而予人一种精光内含之感觉，养虫家称之日“草子皮”。其皮色亦不易变黄，与生老长足之本长及模子葫芦七八年已如蒸栗，数十年便红似琥珀大异，故三河刘多白皮。安肃模下架后多经水煮，揭去葫芦内壁之自色肤瓤，目的在便于防蛀。三河刘则保留肤瓤而使其贴实在内壁，借以增加其厚度，即所谓“带里儿”或“带里子”。以上均为辨认三河刘之标志，与造型鉴定同等重要。唯葫芦多畦，结实累累，又安能千百如一。亦曾见成对三河刘，皮色光泽，胎骨厚度，并不一致，以上指其标准者而言耳。
清代养虫家只知听鸣虫天然振翅音响，即所谓“本叫”。本叫葫芦不宜高，故三河刘多为矮身。入民国后，用近似火漆物质点在虫翅，改变其音高，即所谓“点药”（亦称“粘药”) ，而叫点药之虫，葫芦身宜高（有关“点药”请参阅下卷《 鸣虫之畜养》)，三河刘原无高身葫芦，只有偶然发现尚未裁切及度者，可贮点药之虫。以其稀有，自然身价十倍，珍同球璧。乐咏西之棠梨肚，余叔岩之大白皮，王星杰之砂酒壶，皆赫赫有名、脍炙人口、啧啧称羡之高身三河刘葫芦也。
三河刘亦用瓦范，但翻制时先用纸包裹木模，故葫芦上呈现纸纹而掩其范痕。人或称之日“纸模”。此称易滋误解，因以纸糊范，其强度不足以约束幼实之生长而必然破裂，且难禁长夏之露浥雨淋。天津旋家仿三河刘葫芦亦有纸纹，未闻其范为纸制也。
三河刘以油壶鲁葫芦为多，主要式样除前已述及外尚有“和尚头”（图版一四六、一四七）、“滑车”（图版一四八）等。其次为蛐蛐葫芦（图版一二），造型与油壶鲁相近。车式较为常见。
天津模 本世纪初，津沽始范制畜虫葫芦。宣家最早，继有史老启、陈摆设、大李六等，所制统称“天津模”，绝大多数光素无文。宣大所创一式略似电灯泡，遂以为名，乃从三河刘棠梨肚变出。此后史、陈之制，颈愈长而身愈高、扁肚“咘咘噔式”（11）最为常见。当时点药盛行，矮身葫芦已少有人问津矣。蝈蝈葫芦亦改变官模子尖底“鸡心瓶”形状，近似棒子而肚稍粗（图版一二九至图版一三二）总之，天津模造型颇能显示其时代及地区风格，与他处葫芦不同，置之寻丈外，一瞥已知其大略。其上如有火画或押花，毋庸见署名、辨干支已知其为近数十年之作品。一九四九年以后，旋、史等相继谢世，未闻更有以范匏为业者。
一九六O 年据悉范匏艺术在全国范围内业已绝迹，有感于此而草《 谈匏器》 一稿，投之《 文物》 杂志。当时主编恐罹玩物丧志之责而不敢采用，直至一九七九年始得在《 故宫博物院院刊》 刊出。此后不断有人函询或家访，颇有以恢复范匏为己任者。顾言易行难，未见成效。近数年始喜见北京张金通、天津王强范制畜虫葫芦获得成功，在制范材料、翻模工艺上均有所改进，并将试制大型匏器：唯艺术修养及文化水平均待提高，始能有成。我国巧夺天工之特殊工艺或不致消逝泯灭而终将获得新生，发扬光大，不禁年愈迈而望愈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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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商承祚：《 长沙古物见闻记》 卷上，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一九三九年刊本。
( 2 ）据关野贞：《 支那工艺图鉴》 第四辑，图版九十九解说引文引，口本印本。
( 3 ）谢肇淛：《 五杂姐》 卷十《 物部》一，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排印本。
( 4 ）蔡玫芬：《 葫芦笔筒》，《 故宫文物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台北印本。
( 5 ）庆桂等：《 清宫史续编》卷六十四，一九三二年排印本。
( 6 ）即今徐水县。民国时改安肃县为徐水县。
( 7 ）承李鸿庆先生见告，在苏联冬宫博物馆获见玄烨赠彼得大帝匏器。清宫档案有
关于王公大臣入官观剧后赏赐匏器之记载。
( 8 ）王世襄：《 谈匏器》 ，《 故宫博物院院刊》 一九七九年一期。并经Craig Clunas
译成英文，刊登在Chinese Translations Number Ten,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Lo-ndon, 1981。
( 9 ）潘荣陛：《 帝京岁时纪胜》 ，《 蛞蛞》 条，一九八二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 l0 ）杨米人：《 都门竹枝词》 ，一九八二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排印《清代北京竹枝词》 本。
( 11 ）啼啼噔为玻璃制儿童玩具，富察敦崇《 燕京岁时记》：“咘咘噔即鼓趟，亦名响葫芦，又名倒掖气，小者三四寸，大者径尺，其色紫者居多。小儿门衔，嘘吸成声。”啼啼噔式天津模子因形状近似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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