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事故，世人皆知。马谡为何被斩？诸葛亮又为什么“挥泪”？自古以来，人们多根据，《三国演义》中的描写，认为马谡不按诸葛亮予定的计谋行事，失了街亭，残败而归，使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就失利，所以诸葛亮不得不将马谡处斩，以震军威。由于诸葛亮与马谡交情深厚，“待之如子”，不忍心杀，又不得不杀，因此，诸葛亮才“挥泪”。《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斩马谡的理由是“违亮节度，举动失宜”，所以要“戳谡以谢众”。但是，根本没有犯罪事实的具体说明，也没有被斩过程。那么，马谡被斩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诸葛亮“挥泪”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呢？
据《三国志·马良传》载：“良弟谡，字幼常，以荆州从事随先主入蜀，除绵竹、成都令，越巂太守。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先主临薨谓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忧谓不然’。诸葛亮北伐中，“以谡为参军”带入汉中，“每引见谈论，白昼达夜”。从这段记载可看出，马谡与诸葛亮的交情之深非同一般。正因为如此，建兴六年（公元228）诸葛亮首次北伐出祁山时，坚持让马谡“统大众在前”扼守街亭（今甘肃秦安县陇城镇）要隘，以拒魏军救援祁山（今甘肃礼县北祁山堡一带）。尽管当时魏延、吴懿等众将“皆言”马谡没有实践经验，只“宜令为先锋”不能作主将扼守街亭，“而亮违众”不听劝谏。结果，马谡在街亭惨败，“士卒离散”。诸葛亮被迫“退军还汉中”，将马谡“下狱物故”，调查处理街亭惨败的原因与责任。
据《三国志·王平传》和《张郃传》载：导致街亭惨败的主要原因是马谡“舍水上山”而“不下拒城”，又不听先锋王平的多次苦谏，使魏将张郃轻易地将蜀军围困在山上，并断绝了水源，蜀军“举措烦扰”不战自乱，“众皆星散”，才被魏军“大破之”。在这种情况下，唯独先锋王平“所领千余人马鸣鼓自持，魏将张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于是，王平“徐徐收合诸营”散乱逃命的蜀兵，“率将士而还”。事后，诸葛亮不但斩了马谡，还杀了“将军张休、李盛，夺将军黄袭等兵”权。加封王平为“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取代了马谡职位，并进爵为“讨寇将军，封亭侯”。
从这段记载不难看出，当是诸葛亮令马谡统领了王平、张休、李盛、黄袭等“五部”兵马守街亭。马谡“违亮节度”时除王平苦谏外，其他将军并未反对劝谏马谡。当遭魏军围困，蜀军不战自乱时，主将马谡和偏将张休、李盛、黄袭等乘蜀军“众皆星散”的混乱中，早已弃军逃跑保命，使蜀军群龙无首，才被张郃“大破之”，失了街亭要隘。最后，是王平将这些无人带领的“诸营”散兵“收合”在一起带回来的。所以，诸葛亮在调查清楚街亭惨败的原因后，“既诛马谡及将军张休、李盛”，可能黄袭犯罪较轻，或者有坦白立功表现，所以仅夺了兵权。先锋王平在街亭之战中表现的足智多谋，临危不惧，立有特殊军功，因此，诸葛亮对其特别加封奖赏。
马谡是否真的弃军逃跑呢？《三国志·向朗传》载：“建兴五年（公元227），丞相长史向朗“随亮汉中。朗素与谡善，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免官还成都”。裴松之注云：“朗坐马谡免长史”。这段史料，当是马谡在街亭弃军逃跑的有力证据。
当年，诸葛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时，作为丞相长史的向朗只能亲随诸葛亮活动，不可能与马谡一同去守街亭，史料也无向朗去街亭之说。所以马谡在街亭的弃军逃跑，向朗并未亲见，守街亭的将士谁都会证明马谡惨败逃跑的情况。《赵云传》注引《云别传》也说：“街亭退军，兵将不复相录”，足以证明马谡在街亭的逃跑事件在当时北伐军中所共知，并不存在向朗一人“知情不报”。据此推断，马谡从街亭弃军逃跑后，知道自己死罪难免，便想继续畏罪潜逃。他想到向朗是自己好朋友，又同是“襄阳宜城人”，所以，很可能在向朗的帮助下在他处藏匿避祸，亦可能就藏在向朗家。直到诸葛亮把马谡抓回来“下狱物故”时，才清楚向朗有意包庇窝藏马谡而“知情不举”，故此，诸葛亮深恨向朗，将其“免官还成都”。
自古云：胜败乃兵家常事。马谡作为诸葛亮崇信的带兵主将，如果仅仅是战败或者未听王平劝谏而“违亮节度”的话，未必会被处死。既便是马谡该杀，也未必同时处死偏将张休、李盛，又夺黄袭兵权。但如果是战场脱逃，那怕是士兵也要严惩：何况是领兵主将弃军逃跑，更是罪该万死。《三国志集解》引赵一清注云“谡之受诛，亦以军败而逃身”。由此可见，马谡是以弃军逃跑而杀，并非街亭兵败而斩。
至于不听王平苦谏而“违亮节度”，则是十分次要的。因为，历来带兵者，对如何利用地形布置兵力等具体战术问题，有灵活机动的措置权，不可能机械地照搬固定模式。如果战术不当造成失利，带兵者当然要承担责任，但未必是死罪。当年，马谡“舍水上山”后，尽管给蜀军造成了“置死地而后生”的“背水—战”局面，但他假如临危不惧，不弃军逃跑，而是灵活机智地全力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去阻击魏军，纵然战败，诸葛亮也不会轻易判他死罪。若拒敌有功，不但不会责他“违亮节度”的责任，有可能还会嘉奖他善于用兵的功绩，历史上恐怕也会总结这次战例的成功之处。由此而论：“违亮节度”仅仅是战术上的错误责任，不可能是马谡必杀的理由和根据。但弃军逃跑，继而又畏罪潜逃，企图逃避罪责，才是马谡“举动失宜”的犯罪核心，也是军法所不容的准则，更是他被诸葛亮所斩的真正原因。
《襄阳记》载：马谡临死前给诸葛亮上书曰：“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希望诸葛亮不要忘记“平生之交”。诸葛亮曾为之“流涕”挥泪，斩后还亲“自临祭”马谡，待马谡“遗孤若平生”。的确，诸葛亮对马谡有深厚感情，他认为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有共同语言。特别是，诸葛亮南征时，马谡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对安定南中十分有效，所以，诸葛亮更是“深加器重”马谡，相信他深谋远虑，善于用兵。因此，首次北伐出祁山，诸葛亮就不顾众将劝谏，执意让马谡带兵去扼守街亭阻击魏军。然而，马谡虽熟读兵书，但从未带兵打过仗，根本没有实践经验，又顽固地以主将身份固执已见，不听劝谏，错置战术，使蜀军遭重围而陷绝境，失了街亭，自己弃军逃命，又畏罪潜逃，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马谡不但严重破坏了北伐曹魏的战略计划，给蜀军将士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而且也严重地伤害了诸葛亮的感情面子。所以，斩马谡时诸葛亮“流涕”挥泪，十分伤感。但细分析诸葛亮当时“挥泪”的内心世界，恐怕除了对马谡被斩的婉惜和过去交情的留恋之外，更多的应是恨、痛、悲交织的复杂心情。首先，恨的是马谡无能，破坏了他的北伐计划，损害了蜀汉大业；其次恨的是自己不能识人，至使用人不当，造成终身悔恨；三恨马谡妄谈用兵，无视军法而弃军逃跑，不但使北伐军遭受残重损失，还使他自己犯了死罪。痛心的是，当初先主临终时交待“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但为什么自己就听不进去，不以为然，铸成了街亭大错；在众将士的面前，诸葛亮更痛心自己感情用事，一意孤行，不听众将苦谏，坚持让马谡统军守街亭，造成了无法收拾的局面。作为三军主帅的诸葛亮，一向谨慎从事，深谋远虑，不料在马谡身上出此重大失误，实在可悲可叹，上愧对先主、后主，下愧对北伐将士。悔恨、痛心、愧疚、悲叹的复杂心情，使渚葛亮难以言表，所以才“流涕”挥泪。
马谡被杀了，但诸葛亮认为，街亭之失罪在马谡，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他向后主刘禅上书，主动“要求自贬三等，以督厥咎”，算是对自己的处罚，时刻提醒自己别再犯如此错误。后主根据诸葛亮的要求，下诏降其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总领北伐兵马继续伐魏。直到建兴七年(公元229)，诸葛亮第三次北伐，“遣陈式攻武都、阴平”克定二郡后，蜀后主刘禅才下诏恢复诸葛亮的丞相职位。
作者单位：陕西省三国文化研究中心 主任
陕 西 省 勉 县 博 物 馆 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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